【摘要】作为美国通俗文学中的佼佼者，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拥有大批的读者，其作品改编的电影也拥有很高的知名度。然而，斯蒂芬·金的作品却一直被美国文学这一严肃文学殿堂所排斥，直至2003年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终生成就奖”时，文学界仍无法接受这一通俗文学大家获奖的事实。本文主要揭示美国通俗文学的尴尬现状并分析历来对通俗文学的研究存在的误区。
　　【关键词】斯蒂芬·金；通俗文学；严肃文学；研究误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5-0158-1.5
　　
　　 斯蒂芬·金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读者最多、声誉最高、名气最大的“恐怖小说之王”。他的每部小说发行量都在100万册以上，在80年代美国最畅销的25本书中，他一人便独占7本。自80年代以来，历年的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小说类上，斯蒂芬·金的小说总是名列榜首，久居不下。然而，他的名字却始终被一个“光环”所笼罩着：“恐怖垃圾”。因此，当斯蒂芬·金于2003 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终生成就奖”后，对于“代表通俗畅销小说的斯蒂芬·金究竟该不该进入美国文学这一严肃文学殿堂”，美国文学界产生了极大的争议。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甚至写了一篇名为《可怕的错误》的文章，表示强烈反对。
　　那么，恐怖小说真的是垃圾吗？或者说是否含有恐怖元素的小说就更“廉价”呢？“恐怖”作为文学中的一个元素，是无法决定作品的文学价值的。然而，现实中出现的评判现象往往没有如此的真实客观。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如果通俗易懂，那么其中的恐怖元素就是哗众取宠的噱头；如果文笔晦涩，那么或许算得上沾了一点哥特或者后现代主义的文风，含义就另当别论；如果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恐怖元素，比如莎士比亚作品中出现的复仇、鬼魂等，似乎很自然地就与“恐怖垃圾”划清了界限。或许有人会说，恐怖小说和小说中的恐怖元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这样的疑问出现时，我们又要重新界定小说中的恐怖元素含有多少时能成为恐怖小说？到什么程度会影响作品的优劣？或者说恐怖小说中的恐怖和小说中的恐怖元素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或许真正要研究这个问题，还会有更多概念上的界定与争议接踵而来。
　　所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是幸运的，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没有百花齐放的文学流派，没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匪夷所思，当然，也没有通俗小说和严肃小说的区分。在文学的长河流经文艺复兴时期，甚至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时，文学评价所涉及的主要因素还是单一的纯粹的，即读者（或者观众）喜爱的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哪怕其中有太多不真实的巧合、偶遇，亦或是恐怖。而如今，读者喜欢的未必是好的，作者自己欣赏的也未必是好的，甚至评审出的优秀作品也可能是掩人耳目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到底应该怎样来评判？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时刻提醒自己，文学评论现在是，并且永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项工作。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莎士比亚毕竟是人不是神，他创作《哈姆雷特》时肯定不是在作品中融入了一千种或者更多种思想待后人发掘。这些新的思想或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评论家超凡的想象和分析能力，而正是新批评的文本本体论使得对哈姆雷特的各种阐释在文学史上都占有了一席之地。倘若我们坚持将作者的创作意图强加给文本，那么一千个哈姆雷特之间就会展开一场战争，争夺各自的合法的正统的地位。因此，一旦我们在研究初始就已经为文本赋予了各种象征性的、理论性的可能时，将文本与作者的分离就使得任何看似牵强的结论在文学评论家妙笔生花的阐释中变得顺其自然。然而在研究通俗文学的这条道路上，首先就会遇到这样的一群人，我们暂时可以称其为“唯金论”者。他们认为这些通俗作家的作品低人一等的首要原因就是，这些家伙是为了赚钱而写作的。没错，当评论家堂而皇之的斩断了作家与作品的联系而将自己天马行空的猜测和推断与作品相结合时，却道貌岸然的因为创作者的创作动机而否定了通俗文学同样纯洁的创作文本。在《午夜禁言》的序言中，斯蒂芬·金写道：“我依然喜欢好故事，爱听好故事，也爱讲好故事。你也许知道（或在乎），也许不知道（或不在乎），我出版这本和下面两本书，赚了大钱。如果你在乎，那你也应该知道，在‘写’这件事上，我并没有得到一文钱。正如其他自发性的事情一样，写作本身是超乎金钱之外的。钱当然是好的，不过在创作时，你最好不要太去想钱这东西。这样的想只会让整个创作过程便秘。”因此当评论界默许了对莎士比亚的千百种解读，默许了对狄更斯、巴尔扎克、劳伦斯、艾略特等等作家的涉及到各种领域的阐释时（这其中不乏曾经艰难度日靠写作养家糊口的例证），我们至少应该用公正的态度对待通俗文学的文本解读。
　　实际上，“唯金论”者并不算多见。或者说这种态度很少直接被表达出来。当问及恐怖文学因何为垃圾时，评论界往往寻求另外一种看似缺少歧视的理由：通俗文学是用来娱乐大众的，因此难登大雅之堂。这一点是有待商榷的，文学难道不应该有娱乐大众这个作用吗？如果这样做就证明作品是低级的，那么贺拉斯提出的“寓教于乐”又从何入手呢？是否教育的本质也是低级的以至于只能用低级的文学来启发和引导？或许有人会反驳道，读者过分的大众化无疑导致了文学作品层次的大众化。而真正的文学应该是严肃的，是“用以表达对人性的认知，通过文学来启示人类，改变人类命运，其思想影响深远，令读者读后涤荡心灵，感受生活，感悟生命”的文学作品，这是动辄就用尸体、鬼魂和灵异现象所无法传递的深层含义，而以娱乐为主的大众读者在这些通俗小说中更无法体会到严肃文学带来的精神升华。如果真的这样理解，那么似乎就承认了能够借文学作品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改变世界的只是一小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因为传递这种神圣思想的文学不应该是通俗的，它的题材应该是严肃的，情节应该是合理的，语言应该是字斟句酌甚至有些晦涩的；即便题材和情节是荒诞的，也是应该能够发人深省的（即很难马上理解）暗示人类生存的荒诞与悲哀……很显然，能够理解这种层次文学作品的不可能是爱好追踪UFO或对死而复生、通灵预言这类鬼话感兴趣的大众读者。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分析下去，文学的大众性就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了，而真正的文学就变成了一小部分人把玩的奢侈品，很显然这样的理解是存在争议的。文学的娱乐性与严肃性是否可以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只需要看一看金的作品《肖申克的救赎》或者《死亡区域》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启发。
　　“只有好小说跟坏小说之分，没有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之别。”斯蒂芬·金想说的就是这个。在他看来，就算畅销小说也分千百种，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他们中间某些人的作品，有时或经常充满文学性，且全都是讲故事的好手。而这使我远离了平淡无趣的生活……丰富了我的闲暇时光。这样的创作，在我看来，始终是正直体面，甚至是高贵的。”然而，这种争论表面上仅关乎“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区分的合理性与否，究其根源却撼动了文学经典的更替与文学史的流变。例如，狄更斯如何从通俗多产的通俗文学作家一变而为今日英国文学史中浪漫主义的经典作家；或艾略特的《荒原》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如何型塑现代主义，而将小说带入到“晦涩难懂才叫文学”的窄胡同等等，事实上，还涉及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变迁，例如，写作的商业化、出版的娱乐化、文化霸权的攻防，甚至人性的本质，绝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讲得明白的——“道假众缘，复须时熟”，典范的更替，岂是说换就换的？
　　然而，不管文学的发展趋势如何，只要我们还没有如同物理学界那样采用被广泛认同的严格的定律来判定文学的价值，那么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这两个看似泾渭分明的领域在制高点上就应该是不分仲伯的，或者至少在研究初始不要人为的为它们的优劣做盲目的判断。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对文学作品来说固然重要，但是永远无法决定作品的价值。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永远牢记发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深刻内涵的伯乐不是文学或戏剧评论家，而是旧金山圣昆廷监狱的囚犯们。
　　
　　【作者简介】朱星禹：女，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