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诗人的诗作常有“诗史”的评价，认为诗人创作的诗歌内容反映或者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从客观的角度看，诗歌的确有这样一种价值。不过，我相信任何“史式”的艺术都饱含着艺术家思想的回环以及灵魂的舞动。诗歌既然是诗人创造的艺术品，那么从其内容所反映的客观世界无疑只是一个“影子”，甚至是加工过的“影子”。然而，我们从作者的在场（或思想的主体性）来看呢？从这个角度看，则诗歌必然是诗人的灵魂、思想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思考和判断，尽管诗歌中回旋着的思想在很多情况下是时续性的，但是其思想灵魂却永续。因此，我认为诗人一生的“诗系”必然是其个人内心深处的一部灵魂思想史。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灵魂是全备了营养、感觉与理知机能的灵魂。唯人类具有理知灵魂，能作实践思想（考虑情实），也能作纯理思想。并且，在灵魂功能的两大方面之中，“思想（理知）”、“审辨”与“感觉（认识）”是其重要功能之一。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其理知灵魂的重要内涵之一，即是中国传统“士文化”所保留、延续下来的“志道”传统。在当今一些知识分子的身上，这种承担精神无疑仍然存在着。杨克曾经在多种场合表露：“一个诗人应该呈现你所在的时代的语境，告知存在的本相。”这就是一个“知识人”灵魂深处隐藏的“心识”——理知机能。杨克诗歌的代表作是《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和《人民》。这两首诗一写“祖国”，一写“人民”，意象宏大，立意深远，而皆从小处着笔。我个人认为，从“小处着笔”蕴藏着的深层意义有二：其一，“小处着笔”体现出一种底层关怀意识;其二，“小处着笔”反映着诗人内心深处的“灵魂观察史”。杨克曾说：“很多年生活底层的经历，奠定了我的诗追寻存在意义的基调。”这正可以作为诗人创作关注民间的最好诠释。民间的立场，其实也正是詩人“灵魂观察”的立场。
　　 对传统文化的浸思、批判（或解构），是中国当代“知识人”实现身份认知的另一种方式。诗人的灵魂史不仅体现在“集体无意识”承传下来的“志道”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也在诗人的灵魂史中舞动着。就杨克的诗来看，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就有黄河、长江、秋天、月亮、清明、涠洲岛、平凉、大东湖、黄鹤楼、苏东坡、杜甫、长相思、长恨歌、香山普门禅寺观音祖庭等，这些文化元素在中国人心目中几乎都是耳熟能详的，因此对传统文化的潜意识书写也是诗人灵魂史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不过，在对这些文化元素进行书写时，诗人处理的方式有所不同，有直接抒情的（因文化的浸染），有通过融合古今的方式对史纪进行缅怀或抒情的（因文化的浸染与思考）。其通过直接抒写来涤荡情怀的诗篇，此前的《黄鹤楼》《己丑年夏日再登黄鹤楼》《三苏园祭东坡》《新长恨歌》《谒香山普门禅寺观音祖庭》等可以作为代表。不过杨克的诗篇中，通过融合古今来宣导情感的诗篇更具有文学价值，如《晨过石壕村兼怀杜甫》《东坡书院》等，以今衬古，以古省今;而《平凉行》《大东湖》《涠洲岛》借历史中的古迹，将古今上下融于一炉。《晨过石壕村兼怀杜甫》，以个人经过石壕村时内心被激发的细微幽深之情来深切缅怀一代“诗圣”杜甫，融历史的恢弘、生命的寥落和作者的悲慨为一炉，深沉再现了那段乱世春秋中的诗人隐痛。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克这首诗的写法在同类诗歌中有一定的超越性，那就是诗歌的结尾所昭示出来的又一层“诗史”意义：“子美，你未过此村时，老翁老妇自开自落/黎民苍生同归于寂/你暮投石壕村，此时此刻/便从历史纵深处明亮起来”。尽管诗句化用了王阳明的经典心学论断，但其间的意义却是推陈出新的。诗人曾将《晨过石壕村兼怀杜甫》《平凉行》《大东湖》诸诗作为诗人“精神地图”重要的构成部分，可见这些诗篇中所容纳的精神内涵，绝非泛泛而来，而是浸入到灵魂之中的东西。
　　 不过，任何历史时空中的个人与“时代场域”的融触或扞格都必然使他烙上“时代场域”的色彩，哪怕你的灵魂仅仅是向哲学层面的深度拷问，一段时空的历史过往之后，你也会发现任谁的写作都无法达到永恒的梯阶。但是，这仍然不能让真正的“知识人”停止追寻的步伐。正如杨克所说：“一个诗人，必须‘留存’他的时代，哪怕所写的是再世俗不过的生活，发现诗性就意味着神性乍现。将生存现场转化为精神现场，这就是一个诗人的使命感！”
　　 赵目珍，青年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