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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李聚奎1926年参加北伐军，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长期革命斗争的锤炼，使他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石油工业十分落后，不仅产量低、设备差，而且资源不明，发展方向的重点是天然油还是人造油的问题尚未解决。大力发展石油工业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1955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石油工业部并任命我父亲为部长。当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把这个任命通知我父亲时，我父亲担心自己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军人，只念过一年多私塾，而且参加革命后几十年从未离开过部队，如果去从事技术性很强的石油工业工作，怕干不好影响国家建设。徐立清告诉我父亲说：“这可是周总理亲自点的将啊！总理在军委报的三人名单中考虑再三，选定由你来担任石油部的第一任部长。周总理说：‘我们国家的石油工业薄弱，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又都急需大量的石油。要把中国的石油工业搞上去，就要选一个从部队来的同志做这件事，把部队的传统作风带过去，像指挥打仗那样去指挥石油工业。’”听了这个情况，我父亲想，既然中央作了这样的安排，那肯定是有道理的。于是，他按照自己在入党初期就定下的“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原则，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没过几天，周总理亲自找我父亲谈了话。周总理说：“聚奎呀！第一个五年计划快完了，我不向你要油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你可一定要拿出油来啊！”我父亲对周总理说：“搞石油我是外行，好多事情不懂，怕干不好！”周总理亲切地勉励我父亲：“没有关系嘛！不懂就学，边干边学，什么事情都不是天生就会的。石油部有很多专家，你把他们好好地组织起来，努力干吧，能干好的。”周总理的鼓励更增加了我父亲的信心和力量。
我父亲初到石油部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师学艺。他把部长助理徐今强请到了办公室。徐今强认为部长上任肯定是要听情况汇报，就准备讲情况。他刚一开口，我父亲就打断了他的话，说：“工作的事等一下再说。你当我的老师好不好？从石油工业的ABC教起。” 徐今强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他跟同事说，听到李部长跟他讲这句话，既为一位身经百战的老革命有这样谦逊的学习态度、科学的工作方法而感动，又为看到李部长要扎扎实实把中国石油工业指挥好的决心而振奋。徐今强回过神来，马上给我父亲制订了一个为期两个月、每天两个小时的课程表。我父亲到石油工业部的最初两个月每天两小时学习、两小时处理文电、两小时找专家谈话、两小时办理其他业务的工作日程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月后，我父亲带着学到的石油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在组建石油部机关的同时，带领干部、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奔赴大西北、大西南、大东北等地，调研第一手实践资料。
那时我父亲经常到基层现场办公，与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同吃、同住、交换意见、解决问题。勘探前沿、油田现场的同志们，都很熟悉这位办事认真、要求严格、处理问题雷厉风行的石油部部长。
我父亲不喜欢在工作中照相，所以一生留下的照片很少。他认为工作是要解决问题的，要踏实干，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在为数甚少的工作照片中，有一张他带领考察组在克拉玛依调研时在戈壁滩上午餐的情景。他们在现场调研时都是在露天吃带去的很简单的饭菜，端着碗要以极快的速度吃完，否则一阵风刮过，碗里就是一层细沙土。我父亲的秘书曾跟我母亲说，在基层住宿时他们都是分散挤住在现场工人的帐篷或板房里。我父亲总是挑比较破旧的帐篷住，因为住在这样的帐篷里面的人比较少，可以少打扰别人，同时把较好的帐篷让给了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
当时黑油山（维语即克拉玛依）是否有开发价值，在石油界内部有两种看法，争论很激烈，意见很难统一。我父亲深知开发黑油山的决定正确与否，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意义重大。为弄清情况，他决定要到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1955年12月，我父亲带领部里的干部、专家和苏联专家组组长等对黑油山进行了又一次论证。他们先在乌鲁木齐研讨了大量资料，听取了不同意见，然后一起看现场。那两天现场正下大雪，白天他们踏着没膝的大雪，对照图纸资料考察实际情况，晚上和二三十个工人一起挤一个帐篷。回到乌鲁木齐后经过再次讨论，意见趋向一致：这里很可能是个大油田。大家认为应该立即着手大力勘探，搞清储量。我父亲心中有数了，由此下决心组织会战，迅速拿下黑油山。就这样拉开了克拉玛依油田会战的序幕。
1956年2月26日，我父亲和当时任石油部部长助理的康世恩向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汇报石油部工作情况。毛主席听后感慨地说：“搞石油艰苦呀！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革命加拼命”这句话如果没有其他的出处，这可能就是原始出处了。毛主席的这句话说明了当时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艰辛，也是对我父亲他们这些石油人工作的评价。
1956年6月，李聚奎（后左）带领中苏专家在克拉玛依考察。图为考察组在戈壁滩午餐
我哥哥曾说：“我们的父亲就是一个工作的父亲。”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父亲经常出差在外，特别是1955年至1958年他在石油工业部当部长的时候。那段时间他消瘦得很厉害，直到一次昏倒在会议上，才不得不被送到医院，经检查患了糖尿病。那时没有什么治疗药物，医生嘱咐他一定要控制饮食，要特别注意休息，不能劳累，不然病情会发展得很快。我父亲自制力很强，一天只吃二两多粮食，除了蔬菜也没有多少副食品。但对于休息，他除了不得已住过几天医院，回家就没休息过，照样到戈壁荒原和茫茫雪原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他的秘书回忆，当时分管石油工业的计委主任李富春和经委领导薄一波召开会议，石油部基本上都是部长助理或副部长去听会。一开始大家还有点纳闷，但随后见到李聚奎从各地一份接一份发送给他们或石油工业部党组的报告后，才明白了李部长为何很少参会。一次，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见到我父亲时笑着说：“聚奎呀！你可真是个忙人，好几次找你开会，说你不是去了油田，就是到了炼油厂，真是下功夫啊！”
总理点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石油工业十分落后，不仅产量低、设备差，而且资源不明，发展方向的重点是天然油还是人造油的问题尚未解决。大力发展石油工业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1955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石油工业部并任命我父亲为部长。当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把这个任命通知我父亲时，我父亲担心自己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军人，只念过一年多私塾，而且参加革命后几十年从未离开过部队，如果去从事技术性很强的石油工业工作，怕干不好影响国家建设。徐立清告诉我父亲说：“这可是周总理亲自点的将啊！总理在军委报的三人名单中考虑再三，选定由你来担任石油部的第一任部长。周总理说：‘我们国家的石油工业薄弱，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又都急需大量的石油。要把中国的石油工业搞上去，就要选一个从部队来的同志做这件事，把部队的传统作风带过去，像指挥打仗那样去指挥石油工业。’”听了这个情况，我父亲想，既然中央作了这样的安排，那肯定是有道理的。于是，他按照自己在入党初期就定下的“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原则，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没过几天，周总理亲自找我父亲谈了话。周总理说：“聚奎呀！第一个五年计划快完了，我不向你要油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你可一定要拿出油来啊！”我父亲对周总理说：“搞石油我是外行，好多事情不懂，怕干不好！”周总理亲切地勉励我父亲：“没有关系嘛！不懂就学，边干边学，什么事情都不是天生就会的。石油部有很多专家，你把他们好好地组织起来，努力干吧，能干好的。”周总理的鼓励更增加了我父亲的信心和力量。
“拜师学艺”，石油专业知识从零学起
我父亲初到石油部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师学艺。他把部长助理徐今强请到了办公室。徐今强认为部长上任肯定是要听情况汇报，就准备讲情况。他刚一开口，我父亲就打断了他的话，说：“工作的事等一下再说。你当我的老师好不好？从石油工业的ABC教起。” 徐今强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他跟同事说，听到李部长跟他讲这句话，既为一位身经百战的老革命有这样谦逊的学习态度、科学的工作方法而感动，又为看到李部长要扎扎实实把中国石油工业指挥好的决心而振奋。徐今强回过神来，马上给我父亲制订了一个为期两个月、每天两个小时的课程表。我父亲到石油工业部的最初两个月每天两小时学习、两小时处理文电、两小时找专家谈话、两小时办理其他业务的工作日程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月后，我父亲带着学到的石油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在组建石油部机关的同时，带领干部、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奔赴大西北、大西南、大东北等地，调研第一手实践资料。
与工人同吃住
那时我父亲经常到基层现场办公，与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同吃、同住、交换意见、解决问题。勘探前沿、油田现场的同志们，都很熟悉这位办事认真、要求严格、处理问题雷厉风行的石油部部长。
我父亲不喜欢在工作中照相，所以一生留下的照片很少。他认为工作是要解决问题的，要踏实干，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在为数甚少的工作照片中，有一张他带领考察组在克拉玛依调研时在戈壁滩上午餐的情景。他们在现场调研时都是在露天吃带去的很简单的饭菜，端着碗要以极快的速度吃完，否则一阵风刮过，碗里就是一层细沙土。我父亲的秘书曾跟我母亲说，在基层住宿时他们都是分散挤住在现场工人的帐篷或板房里。我父亲总是挑比较破旧的帐篷住，因为住在这样的帐篷里面的人比较少，可以少打扰别人，同时把较好的帐篷让给了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
反复论证，成功开展克拉玛依油田会战
当时黑油山（维语即克拉玛依）是否有开发价值，在石油界内部有两种看法，争论很激烈，意见很难统一。我父亲深知开发黑油山的决定正确与否，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意义重大。为弄清情况，他决定要到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1955年12月，我父亲带领部里的干部、专家和苏联专家组组长等对黑油山进行了又一次论证。他们先在乌鲁木齐研讨了大量资料，听取了不同意见，然后一起看现场。那两天现场正下大雪，白天他们踏着没膝的大雪，对照图纸资料考察实际情况，晚上和二三十个工人一起挤一个帐篷。回到乌鲁木齐后经过再次讨论，意见趋向一致：这里很可能是个大油田。大家认为应该立即着手大力勘探，搞清储量。我父亲心中有数了，由此下决心组织会战，迅速拿下黑油山。就这样拉开了克拉玛依油田会战的序幕。
1956年2月26日，我父亲和当时任石油部部长助理的康世恩向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汇报石油部工作情况。毛主席听后感慨地说：“搞石油艰苦呀！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革命加拼命”这句话如果没有其他的出处，这可能就是原始出处了。毛主席的这句话说明了当时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艰辛，也是对我父亲他们这些石油人工作的评价。
我哥哥曾说：“我们的父亲就是一个工作的父亲。”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父亲经常出差在外，特别是1955年至1958年他在石油工业部当部长的时候。那段时间他消瘦得很厉害，直到一次昏倒在会议上，才不得不被送到医院，经检查患了糖尿病。那时没有什么治疗药物，医生嘱咐他一定要控制饮食，要特别注意休息，不能劳累，不然病情会发展得很快。我父亲自制力很强，一天只吃二两多粮食，除了蔬菜也没有多少副食品。但对于休息，他除了不得已住过几天医院，回家就没休息过，照样到戈壁荒原和茫茫雪原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他的秘书回忆，当时分管石油工业的计委主任李富春和经委领导薄一波召开会议，石油部基本上都是部长助理或副部长去听会。一开始大家还有点纳闷，但随后见到李聚奎从各地一份接一份发送给他们或石油工业部党组的报告后，才明白了李部长为何很少参会。一次，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见到我父亲时笑着说：“聚奎呀！你可真是个忙人，好几次找你开会，说你不是去了油田，就是到了炼油厂，真是下功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