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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不同文化进行交流的桥梁。可译性问题是翻译界几千年来争论不休的难题。随着人类对文化和翻译知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已经不能再片面地强调翻译是可能或是不可能的，而是表现了一种更为理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关键词】英汉 翻译 可译性 不可译性
关于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讨论早已有之。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评论界的兴盛，一大批学者开始从不同的文化角度研究翻译问题。因而崛起了一个新的流派：文学翻译学派，在译界也称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随之根植与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又蓬勃而起。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说过：“可译性问题是整个翻译理论中最有原则性的问题。”翻译理论必须解决这个最原则的问题。否则，一切翻译理论都无从谈起。
可译与不可译是相对的，或者说，可译与不可译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交流的深化和译者的努力，不可译不断在向可译转化。事实上，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相对的，是可以转换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十几年前，日本某游戏公司制作了一款名为《Enemy Zero》的游戏，此处的“Zero”便是隐喻，以比喻游戏中从头伴随至尾的“看不见的敌人”，对于此题目，香港的处理办法是照搬原文，不作翻译，而台湾则是商业化的将其乱译为“绝命凄杀”，不值一提。只有大陆的某高人，先将“Enemy Zero”简化为“EO”，再以音译形，译为“异灵”，做到了形美、音美和神美的和谐统一。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可译论，因为文化是语言的载体，又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文化和思想是可以相互交流的和理解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地域文化传统、语言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差异，文化有时又不是完全可译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译的。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不可以沟通的。即便是将来真的有外星人前来同地球人接触，双方也肯定会有办法进行交流。由于语言是意义的外壳或信息的载体，它的“可译性”始终是主要的方面。人类共存于同一天地，衣食住行和七情六欲都大体相同，在宇宙、天文、地理、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社会百态、种族发展史和语言学方面都有许多共相，这样就使得人们总是能够翻译任何用语言所陈述的绝大部分意义，从而达到交流的目的。从某种意义来说，翻译艺术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正视不同语言间的“差异性”，正因为有“差异性”的存在，才需要翻译界不断地研究开发翻译理论，不断地提高翻译技术和改进翻译质量。德国语言学家和古诗翻译家威廉·洪堡说过：“依我看来，任何译者毫无疑问是在试图完成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个译者必须触到两个暗礁中的一个而遭沉船，或者是过于严格的遵循原著，结果损害了原著。两者之间的折中不但难以达到，而且简直不可能。”还有人说：“翻译者即叛逆者。”这些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其片面性和绝对化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悲观消极的负面效应。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人们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中的，语言编码体系也各不相同，这就导致了跨文化交际中信息绝对保真的困难性。因此，翻译中的“失彩”现象是很难避免的。不可否认，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中的差异特性，有些是无法翻译的，或者说是无法等效翻译的。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损耗”或“失彩”是不可避免的。如英语中的双关语、用双关语组成的谜语、汉语中带双关的歇后语、英汉语少量的回文、汉语中标点符号的文字游戏、拆字游戏等，无论怎么译，它们的意思都无法充分译出。这就是所谓的不可译性，或者说可译度很小。例如，英语中有一条谚语是：A thousand mustaches can live together， but not four breasts. 译成汉语是：千条汉子能共处，两个婆娘难相容。这样译，原文中的讥俏和幽默色彩失掉了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汉语中的许多讥俏话、歇后语等在译成英语时，有时也只能译出大意，其中的技巧也无法全部保留。例如“屎壳郎趴在铁轨上，你还愣充大铆钉啊！”“老太太抹口红，给你点颜色瞧瞧。”“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呀。”译成英语时都很难全部保留其幽默的讥讽效果。凡遇到这种情况，应把握两条原则：一是“失彩”不能丢掉译文的交际功能；二是应尽量动脑筋让“失彩”的程度缩小。对于语言差异所造成的不可译性，译者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挖掘译语中各种可行的表达方式，以求把不可译性降到最低点。
许多语言中都有少量“不可译”的东西。汉语以标点符号做游戏，基本上也是不可译的。如“下雨天留人天留我不留”，用不同的标点符号可变成不同的意思：“下雨天，留人天，留我不留？”“下雨天留人，天留我不留。”
汉语中的拆字游戏也是不好译的。如：少女谓之妙，鱼羊谓之鲜。再如贾平凹的《废都》有这么一段话译起来也很困难：“孟云房说：‘以你这几年的势头，是红得尿血的人，怎么是个困卦？你报个生辰八字吧！’庄之蝶一一报了，孟云房说：‘你是水命，这还罢了。此后若要问的是物事，物为本，本在口内是困；若要问人事，人在口内是囚。’庄之蝶脸色变了，说：‘当然是人事。’孟云房说：‘人事虽是囚字，有牢狱和管制之灾，而可贵你是水命，囚有水则为泅，即你能浮游得救。’”
同样，如回文、拆字之类的纯形式，也并非绝无翻译之法。如有句著名的英文回文，是说拿破仑战败后被关在厄尔巴岛上的感言，“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在我看到厄尔巴岛前，我所向无敌），不过有人便以拿破仑的口吻，将此句译为“不到俄岛我不倒”，这样在读音上便形成了近似的回文。
还有毛主席的名句“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重复了两个“爱”字，两个“装”字，要如何体现出这种形式美感？有名家将此译为“（They love）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以face和powder的动词和名词二重属性，再现出原句的形式美，也不损害原句的韵味，确实佳意。
总的来说，任何一种语言的语篇都是可以译为另一种语言的，其所含信息也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以再现的。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们可以不断总结、整理出一些确实可行的办法，为翻译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英汉 翻译 可译性 不可译性
关于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讨论早已有之。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评论界的兴盛，一大批学者开始从不同的文化角度研究翻译问题。因而崛起了一个新的流派：文学翻译学派，在译界也称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随之根植与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又蓬勃而起。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说过：“可译性问题是整个翻译理论中最有原则性的问题。”翻译理论必须解决这个最原则的问题。否则，一切翻译理论都无从谈起。
可译与不可译是相对的，或者说，可译与不可译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交流的深化和译者的努力，不可译不断在向可译转化。事实上，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相对的，是可以转换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十几年前，日本某游戏公司制作了一款名为《Enemy Zero》的游戏，此处的“Zero”便是隐喻，以比喻游戏中从头伴随至尾的“看不见的敌人”，对于此题目，香港的处理办法是照搬原文，不作翻译，而台湾则是商业化的将其乱译为“绝命凄杀”，不值一提。只有大陆的某高人，先将“Enemy Zero”简化为“EO”，再以音译形，译为“异灵”，做到了形美、音美和神美的和谐统一。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可译论，因为文化是语言的载体，又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文化和思想是可以相互交流的和理解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地域文化传统、语言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差异，文化有时又不是完全可译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译的。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不可以沟通的。即便是将来真的有外星人前来同地球人接触，双方也肯定会有办法进行交流。由于语言是意义的外壳或信息的载体，它的“可译性”始终是主要的方面。人类共存于同一天地，衣食住行和七情六欲都大体相同，在宇宙、天文、地理、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社会百态、种族发展史和语言学方面都有许多共相，这样就使得人们总是能够翻译任何用语言所陈述的绝大部分意义，从而达到交流的目的。从某种意义来说，翻译艺术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正视不同语言间的“差异性”，正因为有“差异性”的存在，才需要翻译界不断地研究开发翻译理论，不断地提高翻译技术和改进翻译质量。德国语言学家和古诗翻译家威廉·洪堡说过：“依我看来，任何译者毫无疑问是在试图完成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个译者必须触到两个暗礁中的一个而遭沉船，或者是过于严格的遵循原著，结果损害了原著。两者之间的折中不但难以达到，而且简直不可能。”还有人说：“翻译者即叛逆者。”这些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其片面性和绝对化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悲观消极的负面效应。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人们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中的，语言编码体系也各不相同，这就导致了跨文化交际中信息绝对保真的困难性。因此，翻译中的“失彩”现象是很难避免的。不可否认，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中的差异特性，有些是无法翻译的，或者说是无法等效翻译的。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损耗”或“失彩”是不可避免的。如英语中的双关语、用双关语组成的谜语、汉语中带双关的歇后语、英汉语少量的回文、汉语中标点符号的文字游戏、拆字游戏等，无论怎么译，它们的意思都无法充分译出。这就是所谓的不可译性，或者说可译度很小。例如，英语中有一条谚语是：A thousand mustaches can live together， but not four breasts. 译成汉语是：千条汉子能共处，两个婆娘难相容。这样译，原文中的讥俏和幽默色彩失掉了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汉语中的许多讥俏话、歇后语等在译成英语时，有时也只能译出大意，其中的技巧也无法全部保留。例如“屎壳郎趴在铁轨上，你还愣充大铆钉啊！”“老太太抹口红，给你点颜色瞧瞧。”“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呀。”译成英语时都很难全部保留其幽默的讥讽效果。凡遇到这种情况，应把握两条原则：一是“失彩”不能丢掉译文的交际功能；二是应尽量动脑筋让“失彩”的程度缩小。对于语言差异所造成的不可译性，译者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挖掘译语中各种可行的表达方式，以求把不可译性降到最低点。
许多语言中都有少量“不可译”的东西。汉语以标点符号做游戏，基本上也是不可译的。如“下雨天留人天留我不留”，用不同的标点符号可变成不同的意思：“下雨天，留人天，留我不留？”“下雨天留人，天留我不留。”
汉语中的拆字游戏也是不好译的。如：少女谓之妙，鱼羊谓之鲜。再如贾平凹的《废都》有这么一段话译起来也很困难：“孟云房说：‘以你这几年的势头，是红得尿血的人，怎么是个困卦？你报个生辰八字吧！’庄之蝶一一报了，孟云房说：‘你是水命，这还罢了。此后若要问的是物事，物为本，本在口内是困；若要问人事，人在口内是囚。’庄之蝶脸色变了，说：‘当然是人事。’孟云房说：‘人事虽是囚字，有牢狱和管制之灾，而可贵你是水命，囚有水则为泅，即你能浮游得救。’”
同样，如回文、拆字之类的纯形式，也并非绝无翻译之法。如有句著名的英文回文，是说拿破仑战败后被关在厄尔巴岛上的感言，“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在我看到厄尔巴岛前，我所向无敌），不过有人便以拿破仑的口吻，将此句译为“不到俄岛我不倒”，这样在读音上便形成了近似的回文。
还有毛主席的名句“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重复了两个“爱”字，两个“装”字，要如何体现出这种形式美感？有名家将此译为“（They love）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以face和powder的动词和名词二重属性，再现出原句的形式美，也不损害原句的韵味，确实佳意。
总的来说，任何一种语言的语篇都是可以译为另一种语言的，其所含信息也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以再现的。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们可以不断总结、整理出一些确实可行的办法，为翻译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