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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西方马克思学以学院化的学者为主体，以一种标榜“中立”的立场，运用“文献学”研究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来解读马克思，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解读模式，这种模式创造了超越意识形态界限、以马克思文本为本位和一种对排除恩格斯的马克思文本(特别是未完成的文本)崇拜的神话。同时也使西方马克思学以自身的问题而“终结”。要穿越西方马克思学神话，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必须确立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独特的问题域，自觉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方法论体系，把学术研究与政治需要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文本的内在语境与当前现实文本的实践语境互文本阅读，同时，积极开展马克思学研究的国际对话。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学 中国特色马克思学 解读模式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2-0004-06
近年来，对马克思解读模式的反思逐渐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许多学者认为，对解读模式的认真审理是马克思学研究基础性的工作，只有彻底超越传统解读模式，才能确立新的解读模式，进而对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作出富有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解读。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学以学院化的学者为主体，以一种标榜“中立”的立场，运用“文献学”研究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来解读马克思，形成了独特的解读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穿越这种解读模式，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当代意义的马克思学呢?
一、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的解读：从模式到问题
马克思学(Marxology)由法国学者吕贝尔首创。他在狭义上把马克思学定义为对德国学术期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和MEGA奠基人梁赞诺夫马克思研究传统的继承，而西方学者则更多地是在广义上和中性意义上(而不是像前苏联学者在贬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近年来，中国学者倾向于把西方马克思学界定为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思想与学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编辑与考证来解读马克思，从而获得对马克思客观的学理性认识。
无论是从广义的社会思潮还是从狭义的学术流派来理解，西方马克思学都代表着一种有别于“以苏解马”之外的一种独特解读马克思的模式。张一兵教授直接把它指认为“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而王东教授则把西方马克思学归结为“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的一个重要支脉。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学作为对马克思解读的一种模式在国内学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西方马克思学作为一种解读马克思的模式，在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神话”(即他们称之为由恩格斯肇始，经由列宁、斯大林建构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自己也制造了相反的神话，即“马克思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神话，这种神话体现在解读马克思模式的出发点和前提之中。
一是超越意识形态界限的神话。西方马克思学批评前苏联的马克思研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哲学的党性原则，使马克思研究沦为服务政治的工具。有别于此，西方马克思学宣称，他们讲的马克思学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影响，能够对马克思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是完全的纯学术的研究。他们认为，马克思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应当把加在大师著作上的崇拜灵光去掉，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国家和政党的意识形态看待，应当本着客观的原则对马克思文本进行解读。虽然西方马克思学以马克思文本为依据，严肃地提出了不少至今我们仍然需要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如“两个马克思”乃至“三个马克思”的自我对立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论”，等等。但问题是，这种解读模式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吗?实质上，这种解读模式所标榜的“价值中立”原则只限于表面，它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潜在地渗透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从西方马克思学兴起、演化的过程来看，它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烙痕。西方马克思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时值两极冷战对峙时期。苏共二十大及其后发生的波匈事件，严重破坏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声誉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基础，给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理论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提供了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绝好机会：即只要能够证明苏联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是不同的，就可以证明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因而是必须被改变或被推翻的。正是在这种冷战意识形态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突然发现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政治潜能，于是西方马克思学就历史地暴露在政治聚光灯下，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其研究成果也因得到西方国家的资助而出版，并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渗透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对马克思进行发言的西方学者中，许多学者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波普尔就在意识形态上采取了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米尔斯则直接指出：“相当多的现代社会科学一直同马克思的著作反复进行未被人们注意的辩论，反思与挑战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政党。”。而吕贝尔等人的研究则揪住了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疮疤——政治需要(甚至领袖意志)代替了坚实的文本研究，力图从布尔什维克手中争夺马克思解释的话语权。由此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学在根本上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虽然他们一再声称自己的中立立场，然而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因此，西方马克思学标榜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神话。
二是创造了以马克思文本为本位的神话。西方马克思学在对马克思的解读模式上，主张“以文本为本位”，即在阐释马克思的思想时，特别强调从马克思文本的原生态出发，而不是从别人提供的解读模式特别是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出发进行研究。问题是：西方马克思学的这种解读模式可行吗?其实，这种解读模式忽略了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解释学处境”问题。所谓“解释学处境”就是“理解的前结构”。海德格尔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伽达默尔把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统称为“先入之见”或“偏见”，并认为这是任何理解的出发点或前提。∞西方马克思学也如此，作为一种流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学院化的解读模式，尽管它一再标榜自己客观的、中立的立场，但它的“理解的前结构”却充分暴露了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因为它的“总问题”已经先在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当代性：根本否定马克思有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恩格斯逝世之后、甚至是马克思逝世之后就已经终结了，后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之名(特别是马克思之名)的“盗用”；根本否认马克思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与批判，而只是19世纪基于伦理道德批 判资本主义的诸激进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种；根本否认马克思有划时代的理论创新，认为这一切不过是19世纪历史条件的反映而已。
三是创造了一种对排除恩格斯的马克思文本(特别是未完成的文本)崇拜的神话。西方马克思学过分地推崇排除了恩格斯的马克思早期文本(特别是未完成的文本)，尤其偏爱其中体现了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内容，他们认为正是在这些文本中隐藏着一个“未知的马克思”，即苏联教科书体系之外的马克思。一方面，西方马克思学推崇马克思的早期文本(特别是未完成的文本)。当1924—1932年，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大批1845年以前马克思的早期论著，如《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及其准备材料、《波恩笔记》和《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公开问世后，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立刻提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新发现的马克思”，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最高峰，而《资本论》时期以后的马克思则是“停滞”与“衰退”的马克思，即老年马克思，由此，西方马克思学制造出了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学又制造了“马克思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如吕贝尔在《反恩格斯提纲》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思想路线的原始产物，而是恩格斯在其脑袋里构想出来的东西。至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所包含的在理论上可以理解的主旨，责任并不在马克思而在于恩格斯”。他还指出：“恩格斯忽视或忽略了一整套马克思的著作(诸如博士论文的准备著作，巴黎和布鲁塞尔的手稿，写于1857—1858年的庞大的‘经济学’第一草稿[Grundfisse]，无数研究笔记，以及他对第三方的通信)。”西方马克思学这样做的最主要意图在于解除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从而解除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之间的联系，由此也在意识形态上排除了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并以此否定俄国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发展史。
作为一种解读马克思的模式，西方马克思学以自身的问题而“终结”。它和其他模式一样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在当下的马克思研究中，如果我们能够站得更高，我们应该怎么做?
二、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对马克思的解读：从问题到模式
要穿越西方马克思学神话，开创中国特色马克思学，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就是要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马克思作出富有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解读，而要正确解读马克思，又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就是如何创新解读模式，如何走向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解读马克思的模式问题，一直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问题。在国内学界，黄楠森教授、庄福龄教授等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语境下进行解读，倡导了“以史解马”的解读模式；张一兵教授首先提出了“五大解读模式”说，即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前苏联学者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鍨教授的模式；胡大平教授对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的一般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王东教授则在《马克思学新奠基》中提出，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先后出现过“以恩解马”、“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三种比较流行的解读模式，在对各种解读模式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和反思的基础上，他富有创新地提出了“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
以上种种解读模式，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阶段下对马克思的解读，都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在于解读模式的本身，即通过“以×解马”的解读模式最终能得到本真的马克思吗?这里存在三个明显的问题：
一是“以×解马”解读模式的内在结构性矛盾问题。在“以×解马”模式中，前面的“以×”是途径，即根据什么或以什么为依据，后面的“解马”是目的，即“解读马克思”。这些“以×解马”的解读模式能实现对马克思的本真性解读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以×解马”的解读模式中存在着自身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即“以×”的途径不能必然达到“解马”的目的。以“以西解马”模式为例，当用“人本主义一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对立论框架来解读马克思本人、马克思文本与恩格斯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本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间的关系时就会形成“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对立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以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论”等。可见，由于解读模式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导致我们无法真正解读马克思。
二是解读模式本身内隐的意识形态问题。任何解读模式都需要直面学术研究与服务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解读模式本身的意识形态问题。虽然各种解读模式都一再声称自己是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来解读马克思的，但其中内隐的意识形态色彩却是不言而喻的。如在总体上，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强烈地服从于外在意识形态需要(如论证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论证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模式的合法性等)，而西方马克思学则从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出发，标榜自己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以价值中立的方式把自身的意识形态内化到学术研究方法之中。其实，西方马克思学内隐了力图解除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从而解除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由此在意识形态上否定俄国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意识形态问题。但是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意识形态终究作为一种无意识纠缠着每一种解读模式。
三是解读实践上的“理解间距”问题。任何一种解读模式都力图达到对马克思进行本真的解读，但是“即使我们完全理解了，我们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这说明，在对马克思进行解读时要受到“时间间距”和“语言间距”的制约。所谓“时间间距”，是指人们在解读马克思其人其观点时，根据当下的时代条件，如何能够本真地理解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的马克思的历史文献，即如何解决时代造成的疏异感问题；所谓“语言间距”，是指马克思的文本是用德语、法语、英语、拉丁文、希腊语等语言写成的独特的话语系统，是通过独特的文字符号系统来表述思想的。解读马克思，就是要把马克思文本用各自特殊的模式语言来表达，即如何解决解读语言与马克思文本语言的差异问题。由于在解读实践上存在着时间间距和语言间距问题，使得各种解读模式都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接近对本真的马克思的解读。
“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是王东教授在《马克思学新奠基》中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是针对此前已有的“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而言的，其意在强调这是中国人独立研究、独立创造的专门 研究马克思的一门学问。
作为解读马克思的一种模式，中国特色马克思学与历史上流行的各种解读模式一样，有其独特性的问题域。一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解的前结构”。任何解读模式都内在地包含着独特性的“理解的前结构”，这种“理解的前结构”通过向马克思的历史文本发问，并预先规定其回答问题的方式和边界，进而建构出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国特色马克思学也如此，其独特的“理解的前结构”在于：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19世纪，但其基本理论对今天的中国仍有当代价值。当前我们进行马克思研究，吸收和借鉴“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研究的一切有益成果，就是要从马克思文本中发掘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资源，来捕获时代赋予我们的问题并激活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进而建构独立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学话语系统。二是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总问题”。即彻底澄清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各种错误观点，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从而激活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在当代的意义，进而指导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三是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解读方法。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在对马克思的解读方法上，强调要实现对以往的各种解读模式，特别是对“以恩解马”、“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三种比较流行解读模式的超越，创造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解读模式，即实现马克思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直面马克思和马克思的文本与思想，对马克思进行当代条件下的解读。四是形成中国特色的逻辑自恰的观点体系。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对马克思的解读，不是简单地追随“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的思想印迹，既不是“顺着讲”，也不是“对着讲”，而是要独辟蹊径“接着讲”，即在充分吸收以往解读模式研究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在马克思解读上提出一系列逻辑自恰的观点体系。如关于马克思文本的异质性问题，我们既不同意“以苏解马”模式采取以单一“马克思主义”来取消文本的异质性，也不同意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以“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来回避这一问题；而是充分体认马克思文本的异质性问题，并且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根本上是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上的革命道路造成的，又与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一系列复杂历史情境直接相关，例如，欧洲革命、两位创始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等”。
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因其独特性的问题域，形成了解读马克思的新模式。王东教授把这种模式指认为“以马解马”模式，并提出以此为基础创造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以“以马解马”解读模式为基础，能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吗?一是“以马解马”模式中的“以马”所依据的马克思文本是经过翻译而来的。“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说明用以“解马”所依据文本已经不是原生态的马克思文本，是别人解释过的二手文本。如我国学者目前使用的马克思文本即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大多源于20世纪50—70年代的俄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本身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而作为公开的权威文献MEGA2版至今也只出版了114卷中的50多卷，全部出齐要到2020年以后，到那时再翻译成中文，才能进行系统研究。另外，今天我们也不可能像前苏联梁赞诺夫领导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那样，在国家政权的鼎力支持下到德国去复印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遗著；也不大可能像美国学者诺曼·莱文那样，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实地亲身考察马克思的原始手稿，然后作出系统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作为途径的“以马”本身受到了诸多不可抗拒的因素限制，以此来达到“解马”的目的就可想而知了。二是“以马解马”模式中的“解马”是解读马克思。解读马克思文本的目的是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但是按照现代诠释学原理，仅仅靠文本的研究未必可以解读出“本真”的马克思。如果单纯以文本为本，局限于文本的纯学术研究，以求“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来理解马克思，这很容易偏离马克思的本质(如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的解读)。
既然我们不能采用“以马解马”的模式为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我们又何必非要给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找个解读模式作为基础呢?其实，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本身就是解读马克思的模式(就像西方马克思学一样)，符合作为解读模式的一般要求(上文已经作了论述)。在这种解读模式中，解读活动的主体是中国人；解读活动的客体是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历史文本；解读的主要方法是实现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相结合；解读的目的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解决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大问题。
三、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学解读模式的多维路径
正如布迪厄所言：“必须要对有分歧的领域及解决分歧的方法有高度的一致，才可能会有真正的科学辩论，最终达到真正的科学共识，或真正的科学分歧。”在最直接的意义上，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是可以在解读马克思上达成共识、解决分歧的解读模式。
一是自觉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方法论体系，这是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基础。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我们不仅需要解释学、目录学、版本学、文本学作为铺路基石，而且还需要很多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如马克思的文本是使用多种语言写成的，是非汉语语言写成的文本，进行马克思研究，要求中国马克思学的学者要用中国的民族语言把马克思的思想表达出来，既不能“意义扩大”，也不能“意义丢失”，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外国语言学、传播学、翻译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再如，要加强对马克思的生平、事迹等的研究，就需要思想史、考古学、历史文献学、情报学、档案学等众多学科提供研究方法。因此，在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研究中，要自觉运用多学科提供的方法论，进而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二是把学术研究与政治需要结合起来，这是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关键。中国特色马克思学解读马克思，就是要彻底澄清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不实之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从而激活马克思的思想方法的当代性，进而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解决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解史告诉我们，单纯就马克思文本本身、思想发展以及理论观点进行纯学术的研究未必可以解读出“本真”的马克思，由吕贝尔开创的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的解读实践已经为我们证实了这一点；而单纯的为意识形态需要去解读马克思，使马克思研究沦为服务政治的工具，同样也不能解读出“本真的”马克思，前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解读的实践也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对马克思的解读既不能离开意识形态又不能唯意识形态，必须促进学术研究与政治需要相结合。
三是实现两种文本语境的互文本阅读，即马 克思文本的内在语境与当前现实文本的实践语境进行互文本阅读，这是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核心。马克思留下的历史文本产生于19世纪，这是一个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得马克思文本具有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独特的语义系统和独特的文本语境；而当前，在一个全球化的、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解读马克思是立足于现实的实践语境，用21世纪初的话语系统和语境去解读19世纪形成的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这是存在着“时间间距”的两种不同的文本语境。处理不好这两种文本语境的关系，就会导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历史上的教条主义就是只从马克思文本的内在语境理解马克思，把对马克思的理解凝固在某一点上，固守马克思思想的个别词句和观点，而不是从变化着的实践的角度，不是从现实文本的实践语境的角度出发去解读马克思，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而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过分强调现实文本的实践语境，借口实践语境的变化，否认马克思文本的内在语境对当前实践的指导作用，其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经验主义。为了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当前我们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就要努力实现这两种文本语境的互文本阅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与当下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之间存在着文本语境的差异，从而在解读马克思的历史文本时，不能简单地从字面或文本上去理解马克思，而应还原马克思的文本语境，并结合当下的实践语境进行互文本阅读，从而达到对马克思的客观性解读。
四是积极开展马克思学研究的国际对话，这是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开展了同包括前苏联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研究领域的对话，但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接触不够，交锋不多，基本上采取严厉批判的对立立场；改革开放后，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态度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学者依旧承袭过去意识形态化的立场和观点，继续批判西方马克思学，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不公开地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结论加以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解史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我们既要与前苏联及东欧的马克思学对话，也要同西方马克思学对话，甚至从最宽泛意义上讲同国际上一切从事马克思学研究的学者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学习和借鉴他们有效的研究思路、正确的研究成果以及先进的研究方法，也才能从他们的错误观点中汲取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学者扎实的文献学研究成果为基础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才是中国特色马克思学超越国外马克思学的新的生长点，也才能建构真正独立的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研究结论乃至话语系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经济法政系。
[责任编辑：文义]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学 中国特色马克思学 解读模式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2-0004-06
近年来，对马克思解读模式的反思逐渐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许多学者认为，对解读模式的认真审理是马克思学研究基础性的工作，只有彻底超越传统解读模式，才能确立新的解读模式，进而对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作出富有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解读。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学以学院化的学者为主体，以一种标榜“中立”的立场，运用“文献学”研究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来解读马克思，形成了独特的解读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穿越这种解读模式，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当代意义的马克思学呢?
一、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的解读：从模式到问题
马克思学(Marxology)由法国学者吕贝尔首创。他在狭义上把马克思学定义为对德国学术期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和MEGA奠基人梁赞诺夫马克思研究传统的继承，而西方学者则更多地是在广义上和中性意义上(而不是像前苏联学者在贬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近年来，中国学者倾向于把西方马克思学界定为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思想与学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编辑与考证来解读马克思，从而获得对马克思客观的学理性认识。
无论是从广义的社会思潮还是从狭义的学术流派来理解，西方马克思学都代表着一种有别于“以苏解马”之外的一种独特解读马克思的模式。张一兵教授直接把它指认为“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而王东教授则把西方马克思学归结为“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的一个重要支脉。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学作为对马克思解读的一种模式在国内学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西方马克思学作为一种解读马克思的模式，在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神话”(即他们称之为由恩格斯肇始，经由列宁、斯大林建构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自己也制造了相反的神话，即“马克思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神话，这种神话体现在解读马克思模式的出发点和前提之中。
一是超越意识形态界限的神话。西方马克思学批评前苏联的马克思研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哲学的党性原则，使马克思研究沦为服务政治的工具。有别于此，西方马克思学宣称，他们讲的马克思学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影响，能够对马克思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是完全的纯学术的研究。他们认为，马克思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应当把加在大师著作上的崇拜灵光去掉，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国家和政党的意识形态看待，应当本着客观的原则对马克思文本进行解读。虽然西方马克思学以马克思文本为依据，严肃地提出了不少至今我们仍然需要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如“两个马克思”乃至“三个马克思”的自我对立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论”，等等。但问题是，这种解读模式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吗?实质上，这种解读模式所标榜的“价值中立”原则只限于表面，它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潜在地渗透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从西方马克思学兴起、演化的过程来看，它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烙痕。西方马克思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时值两极冷战对峙时期。苏共二十大及其后发生的波匈事件，严重破坏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声誉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基础，给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理论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提供了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绝好机会：即只要能够证明苏联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是不同的，就可以证明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因而是必须被改变或被推翻的。正是在这种冷战意识形态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突然发现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政治潜能，于是西方马克思学就历史地暴露在政治聚光灯下，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其研究成果也因得到西方国家的资助而出版，并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渗透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对马克思进行发言的西方学者中，许多学者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波普尔就在意识形态上采取了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米尔斯则直接指出：“相当多的现代社会科学一直同马克思的著作反复进行未被人们注意的辩论，反思与挑战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政党。”。而吕贝尔等人的研究则揪住了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疮疤——政治需要(甚至领袖意志)代替了坚实的文本研究，力图从布尔什维克手中争夺马克思解释的话语权。由此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学在根本上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虽然他们一再声称自己的中立立场，然而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因此，西方马克思学标榜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神话。
二是创造了以马克思文本为本位的神话。西方马克思学在对马克思的解读模式上，主张“以文本为本位”，即在阐释马克思的思想时，特别强调从马克思文本的原生态出发，而不是从别人提供的解读模式特别是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出发进行研究。问题是：西方马克思学的这种解读模式可行吗?其实，这种解读模式忽略了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解释学处境”问题。所谓“解释学处境”就是“理解的前结构”。海德格尔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伽达默尔把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统称为“先入之见”或“偏见”，并认为这是任何理解的出发点或前提。∞西方马克思学也如此，作为一种流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学院化的解读模式，尽管它一再标榜自己客观的、中立的立场，但它的“理解的前结构”却充分暴露了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因为它的“总问题”已经先在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当代性：根本否定马克思有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恩格斯逝世之后、甚至是马克思逝世之后就已经终结了，后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之名(特别是马克思之名)的“盗用”；根本否认马克思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与批判，而只是19世纪基于伦理道德批 判资本主义的诸激进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种；根本否认马克思有划时代的理论创新，认为这一切不过是19世纪历史条件的反映而已。
三是创造了一种对排除恩格斯的马克思文本(特别是未完成的文本)崇拜的神话。西方马克思学过分地推崇排除了恩格斯的马克思早期文本(特别是未完成的文本)，尤其偏爱其中体现了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内容，他们认为正是在这些文本中隐藏着一个“未知的马克思”，即苏联教科书体系之外的马克思。一方面，西方马克思学推崇马克思的早期文本(特别是未完成的文本)。当1924—1932年，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大批1845年以前马克思的早期论著，如《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及其准备材料、《波恩笔记》和《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公开问世后，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立刻提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新发现的马克思”，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最高峰，而《资本论》时期以后的马克思则是“停滞”与“衰退”的马克思，即老年马克思，由此，西方马克思学制造出了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学又制造了“马克思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如吕贝尔在《反恩格斯提纲》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思想路线的原始产物，而是恩格斯在其脑袋里构想出来的东西。至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所包含的在理论上可以理解的主旨，责任并不在马克思而在于恩格斯”。他还指出：“恩格斯忽视或忽略了一整套马克思的著作(诸如博士论文的准备著作，巴黎和布鲁塞尔的手稿，写于1857—1858年的庞大的‘经济学’第一草稿[Grundfisse]，无数研究笔记，以及他对第三方的通信)。”西方马克思学这样做的最主要意图在于解除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从而解除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之间的联系，由此也在意识形态上排除了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并以此否定俄国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发展史。
作为一种解读马克思的模式，西方马克思学以自身的问题而“终结”。它和其他模式一样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在当下的马克思研究中，如果我们能够站得更高，我们应该怎么做?
二、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对马克思的解读：从问题到模式
要穿越西方马克思学神话，开创中国特色马克思学，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就是要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马克思作出富有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解读，而要正确解读马克思，又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就是如何创新解读模式，如何走向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解读马克思的模式问题，一直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问题。在国内学界，黄楠森教授、庄福龄教授等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语境下进行解读，倡导了“以史解马”的解读模式；张一兵教授首先提出了“五大解读模式”说，即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前苏联学者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鍨教授的模式；胡大平教授对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的一般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王东教授则在《马克思学新奠基》中提出，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先后出现过“以恩解马”、“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三种比较流行的解读模式，在对各种解读模式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和反思的基础上，他富有创新地提出了“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
以上种种解读模式，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阶段下对马克思的解读，都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在于解读模式的本身，即通过“以×解马”的解读模式最终能得到本真的马克思吗?这里存在三个明显的问题：
一是“以×解马”解读模式的内在结构性矛盾问题。在“以×解马”模式中，前面的“以×”是途径，即根据什么或以什么为依据，后面的“解马”是目的，即“解读马克思”。这些“以×解马”的解读模式能实现对马克思的本真性解读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以×解马”的解读模式中存在着自身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即“以×”的途径不能必然达到“解马”的目的。以“以西解马”模式为例，当用“人本主义一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对立论框架来解读马克思本人、马克思文本与恩格斯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本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间的关系时就会形成“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对立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以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论”等。可见，由于解读模式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导致我们无法真正解读马克思。
二是解读模式本身内隐的意识形态问题。任何解读模式都需要直面学术研究与服务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解读模式本身的意识形态问题。虽然各种解读模式都一再声称自己是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来解读马克思的，但其中内隐的意识形态色彩却是不言而喻的。如在总体上，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强烈地服从于外在意识形态需要(如论证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论证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模式的合法性等)，而西方马克思学则从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出发，标榜自己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以价值中立的方式把自身的意识形态内化到学术研究方法之中。其实，西方马克思学内隐了力图解除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从而解除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由此在意识形态上否定俄国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意识形态问题。但是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意识形态终究作为一种无意识纠缠着每一种解读模式。
三是解读实践上的“理解间距”问题。任何一种解读模式都力图达到对马克思进行本真的解读，但是“即使我们完全理解了，我们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这说明，在对马克思进行解读时要受到“时间间距”和“语言间距”的制约。所谓“时间间距”，是指人们在解读马克思其人其观点时，根据当下的时代条件，如何能够本真地理解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的马克思的历史文献，即如何解决时代造成的疏异感问题；所谓“语言间距”，是指马克思的文本是用德语、法语、英语、拉丁文、希腊语等语言写成的独特的话语系统，是通过独特的文字符号系统来表述思想的。解读马克思，就是要把马克思文本用各自特殊的模式语言来表达，即如何解决解读语言与马克思文本语言的差异问题。由于在解读实践上存在着时间间距和语言间距问题，使得各种解读模式都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接近对本真的马克思的解读。
“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是王东教授在《马克思学新奠基》中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是针对此前已有的“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而言的，其意在强调这是中国人独立研究、独立创造的专门 研究马克思的一门学问。
作为解读马克思的一种模式，中国特色马克思学与历史上流行的各种解读模式一样，有其独特性的问题域。一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解的前结构”。任何解读模式都内在地包含着独特性的“理解的前结构”，这种“理解的前结构”通过向马克思的历史文本发问，并预先规定其回答问题的方式和边界，进而建构出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国特色马克思学也如此，其独特的“理解的前结构”在于：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19世纪，但其基本理论对今天的中国仍有当代价值。当前我们进行马克思研究，吸收和借鉴“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研究的一切有益成果，就是要从马克思文本中发掘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资源，来捕获时代赋予我们的问题并激活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进而建构独立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学话语系统。二是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总问题”。即彻底澄清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各种错误观点，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从而激活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在当代的意义，进而指导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三是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解读方法。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在对马克思的解读方法上，强调要实现对以往的各种解读模式，特别是对“以恩解马”、“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三种比较流行解读模式的超越，创造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解读模式，即实现马克思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直面马克思和马克思的文本与思想，对马克思进行当代条件下的解读。四是形成中国特色的逻辑自恰的观点体系。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对马克思的解读，不是简单地追随“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的思想印迹，既不是“顺着讲”，也不是“对着讲”，而是要独辟蹊径“接着讲”，即在充分吸收以往解读模式研究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在马克思解读上提出一系列逻辑自恰的观点体系。如关于马克思文本的异质性问题，我们既不同意“以苏解马”模式采取以单一“马克思主义”来取消文本的异质性，也不同意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以“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来回避这一问题；而是充分体认马克思文本的异质性问题，并且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根本上是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上的革命道路造成的，又与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一系列复杂历史情境直接相关，例如，欧洲革命、两位创始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等”。
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因其独特性的问题域，形成了解读马克思的新模式。王东教授把这种模式指认为“以马解马”模式，并提出以此为基础创造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以“以马解马”解读模式为基础，能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吗?一是“以马解马”模式中的“以马”所依据的马克思文本是经过翻译而来的。“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说明用以“解马”所依据文本已经不是原生态的马克思文本，是别人解释过的二手文本。如我国学者目前使用的马克思文本即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大多源于20世纪50—70年代的俄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本身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而作为公开的权威文献MEGA2版至今也只出版了114卷中的50多卷，全部出齐要到2020年以后，到那时再翻译成中文，才能进行系统研究。另外，今天我们也不可能像前苏联梁赞诺夫领导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那样，在国家政权的鼎力支持下到德国去复印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遗著；也不大可能像美国学者诺曼·莱文那样，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实地亲身考察马克思的原始手稿，然后作出系统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作为途径的“以马”本身受到了诸多不可抗拒的因素限制，以此来达到“解马”的目的就可想而知了。二是“以马解马”模式中的“解马”是解读马克思。解读马克思文本的目的是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但是按照现代诠释学原理，仅仅靠文本的研究未必可以解读出“本真”的马克思。如果单纯以文本为本，局限于文本的纯学术研究，以求“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来理解马克思，这很容易偏离马克思的本质(如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的解读)。
既然我们不能采用“以马解马”的模式为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我们又何必非要给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找个解读模式作为基础呢?其实，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本身就是解读马克思的模式(就像西方马克思学一样)，符合作为解读模式的一般要求(上文已经作了论述)。在这种解读模式中，解读活动的主体是中国人；解读活动的客体是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历史文本；解读的主要方法是实现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相结合；解读的目的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解决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大问题。
三、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学解读模式的多维路径
正如布迪厄所言：“必须要对有分歧的领域及解决分歧的方法有高度的一致，才可能会有真正的科学辩论，最终达到真正的科学共识，或真正的科学分歧。”在最直接的意义上，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是可以在解读马克思上达成共识、解决分歧的解读模式。
一是自觉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方法论体系，这是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基础。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我们不仅需要解释学、目录学、版本学、文本学作为铺路基石，而且还需要很多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如马克思的文本是使用多种语言写成的，是非汉语语言写成的文本，进行马克思研究，要求中国马克思学的学者要用中国的民族语言把马克思的思想表达出来，既不能“意义扩大”，也不能“意义丢失”，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外国语言学、传播学、翻译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再如，要加强对马克思的生平、事迹等的研究，就需要思想史、考古学、历史文献学、情报学、档案学等众多学科提供研究方法。因此，在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研究中，要自觉运用多学科提供的方法论，进而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二是把学术研究与政治需要结合起来，这是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关键。中国特色马克思学解读马克思，就是要彻底澄清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不实之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从而激活马克思的思想方法的当代性，进而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解决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解史告诉我们，单纯就马克思文本本身、思想发展以及理论观点进行纯学术的研究未必可以解读出“本真”的马克思，由吕贝尔开创的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的解读实践已经为我们证实了这一点；而单纯的为意识形态需要去解读马克思，使马克思研究沦为服务政治的工具，同样也不能解读出“本真的”马克思，前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解读的实践也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对马克思的解读既不能离开意识形态又不能唯意识形态，必须促进学术研究与政治需要相结合。
三是实现两种文本语境的互文本阅读，即马 克思文本的内在语境与当前现实文本的实践语境进行互文本阅读，这是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核心。马克思留下的历史文本产生于19世纪，这是一个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得马克思文本具有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独特的语义系统和独特的文本语境；而当前，在一个全球化的、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解读马克思是立足于现实的实践语境，用21世纪初的话语系统和语境去解读19世纪形成的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这是存在着“时间间距”的两种不同的文本语境。处理不好这两种文本语境的关系，就会导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历史上的教条主义就是只从马克思文本的内在语境理解马克思，把对马克思的理解凝固在某一点上，固守马克思思想的个别词句和观点，而不是从变化着的实践的角度，不是从现实文本的实践语境的角度出发去解读马克思，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而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过分强调现实文本的实践语境，借口实践语境的变化，否认马克思文本的内在语境对当前实践的指导作用，其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经验主义。为了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当前我们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就要努力实现这两种文本语境的互文本阅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与当下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之间存在着文本语境的差异，从而在解读马克思的历史文本时，不能简单地从字面或文本上去理解马克思，而应还原马克思的文本语境，并结合当下的实践语境进行互文本阅读，从而达到对马克思的客观性解读。
四是积极开展马克思学研究的国际对话，这是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开展了同包括前苏联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研究领域的对话，但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接触不够，交锋不多，基本上采取严厉批判的对立立场；改革开放后，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态度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学者依旧承袭过去意识形态化的立场和观点，继续批判西方马克思学，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不公开地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结论加以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解史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我们既要与前苏联及东欧的马克思学对话，也要同西方马克思学对话，甚至从最宽泛意义上讲同国际上一切从事马克思学研究的学者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学习和借鉴他们有效的研究思路、正确的研究成果以及先进的研究方法，也才能从他们的错误观点中汲取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学者扎实的文献学研究成果为基础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才是中国特色马克思学超越国外马克思学的新的生长点，也才能建构真正独立的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研究结论乃至话语系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经济法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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