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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次研究采取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报道现状的调查，以每则样本新闻为研究单位，用报道时间､报道类型､主题､消息来源､报道立场､情感倾向等变量勾勒出媒体对农民工报道的框架，从而发现媒体如何向公众构建农民工这一“边缘群体”的图景，并提出如何构建和谐的大众传媒与农民工关系的途径。
关键词:农民工;大众传媒;边缘群体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1-0045-04
1．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阶层应运而生，已经成为一个数量巨大､结构复杂､不断扩张的新生群体。 然而他们始终处在“农村”､“城市”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成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边缘人”被“城市”和“农村”这两个世界分割，受着被分割的煎熬。这种分割和煎熬会导致“边缘人”产生角色冲突､心理失衡，并形成游离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严重的可能导致社会失落[1]。作为社会环境监督器的大众媒介会将多少“探照灯光”投射给边缘群体?又会以怎样的视角来报道他们呢?本文通过近年来媒体对农民工报道的分析来对这些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2．研究方法
2．1样本采集与分析单位
大众媒体对农民工议题的报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络，但电视，广播的资料收集非常困难，需要与播出同时进行，很难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因此，考虑到资料收集的可行性和搜索的方便性，这次研究选择网络作为目标媒体。
2．1．1目标媒体的选定: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民日报》电子版的《人民网》作为目标媒体。
2．1．2分析方法:本研究采取内容分析法，以每则样本新闻为研究单位，用报道时间､报道类型､主题､消息来源､报道立场､情感倾向等变量勾勒出媒体农民工报道的框架，从而发现媒体如何向公众构建“边缘群体”的图景。
2．1．3时间范围的选定:在研究中，选取2005年4月到2006年4月历时一年的时间。
2．1．4分析单位的选取:要求报道以“农民工”为主要报道议题，对于报道中仅仅提及“农民工”字样，而非以此议题为主要报道内容，则不属收集范围。符合上述要求的每条新闻，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
2．2类目建构
依据研究的目的和有关农民工议题报道的实际情况，本次研究分析类目包括两方面:议题内容和报道类型。
2．2．1议题内容:(1)政策和法规:有关农民工的政策宣传和解读，中央领导对农民工的政策宣传和解读､中央领导对农民工问题的指示､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涉及农民工问题的条例､措施等。(2)清欠工资:各地各部门清欠农民工工资的措施､行动，某阶段清欠农民工工资的成果，成效等。(3)维权与培训:各项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措施､行动，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等。(4)子女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成长等。(5)生存状况: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状况。(6)问题研究:由农民工所产生的各类问题的深入研究探讨。(7)服务信息: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关心，温馨提示以及各类服务信息。(8)其他:春运情况——一个各类消息动态。
2．2．1报道类型:消息､评论､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评述､综合新闻､人物访谈､读者来稿及其他。
3．媒体对农民工报道的现状
目标媒体人民网2005年4月到2006年4月期间有关农民工议题的报道一共1 050条作为研究的样本进行分析。
3．1报道时间分布不均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报道数量的时间分布极不平均，报道集中在8､9､10､11､12月。这主要原因是8､9月份，正值珠三角地区“民工荒”问题凸显，所以吸引了媒介的注意。而民工工资问题是每年岁末的热点，因为关系到广大民工能否顺利回家过年，11､12月报道最多也是应景的需要。
3．2报道类型以评论居首
从报道的类型来看:对研究样本1 050篇有关农民工的报道的类型进行分析，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评论(38%)､深度报道(17%)､述评(9．8%)，以消息类为主。其中，评论的数量(399)居全部报道类型之首(绝大多数评论是关于“民工荒”的)。这说明比之于客观报道，媒介更倾向于多角度地叙事､阐释事件背后的意义和批判事件的价值。
3．3消息来源主体非农民工群体
消息来源位于这个传播过程的起始端，是媒介传播内容的直接来源。因此消息源和媒介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媒介叙事的内容､风格､立场。从上表可知，民工报道的主要消息源来自官方和意见领袖，而作为报道主体的农民工充当消息来源的不足20%。因而，“边缘人”的报道是按主流人群的观点态度来选择事实､剪裁事实和叙述事实的，其中充斥着政府､官员､专家的叙述和论断，农民工的声音却难以通过媒介表达。
3．4报道主题过于集中
对农民工重点报道的内容来看，在2005年4月到2006年4月期间的农民工报道中，“民工荒”和“农民工薪水”这两个主题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报道相对也较多，而有关农民工生活､农民工阶层的心理问题､农民与城市的隔阂等问题却涉及较少。
3．5报道立场负面居多
有关农民工的新闻报道中，媒介的报道立场总体倾向于负面报道。这种报道立场一方面充分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另一方面又影响着主流公众对于农民工群体的认知和态度。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一旦在一个地方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的物件指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2]。
3．6悲情主义的情感倾向
情感倾向是指在评论或报道中所流露出来的对于农民工的情感基调，主要判断依据是报道中对于农民工的描写､议论中的情感倾向以及形容词的运用。
近50%的报道具有一定的情感倾向，其中同情占了25%。在大量关于“欠薪”和“讨薪”的新闻中重复渲染了农民工的悲惨境遇。悲情主义的叙事､与城市巨大落差的展示，最容易激起都市受众强烈的同情和愤慨，而这些情感宣泄的基础是凌驾于边缘群体之上的心理优越感。
3．大众媒体对农民工报道存在的问题分析
3．1媒介对农民工报道提议设置单一
从报道数量上分析(表1)，媒体已经开始关注农民工问题，配合政府的工作重点分阶段地把农民工的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议题进行宣传报道。但在报道数量和规模上还缺少力度，在报道的整体性上还缺少有意识的策划，报道大多属于事件性或者成果性的阶段报道。比如:每年的春节前后，农民工在异乡工作辛苦工作一年，准备回家过年，这时农民工的工资清欠､春运情况､来年的培训和就业等问题成为社会突出问题，这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和报道的重点题材。同样，秋季的开学前后，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以及成长问题成为该时期的热点问题，媒体也加大了报道力度。除去岁末年关，大部分时间里，农民工是被媒体所忽略的群体，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心理困境､酸甜苦辣等还很难进入媒介的视野，与之相反，城市居民的家长里短､感情琐事却经常以“民生新闻的姿态充斥于各大媒体。
3．2农民工很难在主流人群控制的媒体中拥有话语权
从相关农民工议题的内容上分析(表3)，媒体有关农民工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工资清欠” ､“维权和培训” ､“政策与法规”等议题上，对政策制订出台的有关农民工的政策､法规及时向受众(特别是农民工)进行宣传和解读。但有关“生存状况”､“服务信息”等议题内容所占比例很小。从媒体对农民工报道线索来源的上分析 (表4)，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的新闻线索主要来自“政府部门” ､“各行政执法部门”等提供的消息，媒体记者主动深入农民工中，报道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工作环境､情感经历､解决农民工实际困难等方面的议题内容还比较少。除了以上分析的结果，在纵观整个中国媒体市场，市场化和商业化是当代媒体的不归路，媒介要争夺广告而赢利，就必须争取将主流人群作为自己的受众，必须为主流人群量身定做信息大餐，为主流人群提供表达空间。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边缘人群的话语权必定会被排挤，很少有媒体愿意倾听表达农民工的心声。
3．3媒介主流视角的新闻报道框架既是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隔膜的表现，又进一步加剧了两者之间的隔阂
无论是主体的选择，报道立场的确立，还是情感倾向的流露，媒介无不受主流视角的左右。在媒介叙事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农民工群体放置在与主流人群对立的位置上，从负面构建这一群体的图景。这样的报道框架造成了边缘人群的进一步边缘化。在农民工报道上，媒体的忽视和偏见通过媒介话语传达给公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和态度，最终将加大两者之间的鸿沟。
4．构建边缘群体与大众传媒的和谐关系
大众传媒正在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重视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即要坚持新闻准则，又要注重经济效益，必然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如何寻找报道出路，传媒与边缘群体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已经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作为大众传媒的主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存在着四种相倚关系，即假相倚 ､非对称相倚 ､反映性相倚和彼此相倚(郑兴东[3]，1999)。前两种相倚关系不予提倡，而后两种才是媒介与受众共同追求的关系状态。两者都是双向互动过程，并通过这种互动完成信息与反馈的良性循环。
良好传受关系的形成，需要媒介和受众两方面的努力，同时也离不开政府方面的政策介入。下面就通过对农民工报道出路的改进来探讨一下边缘群体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4．1媒体之于边缘群体
媒体一方面是边缘群体争取平等信息获得权的有效途径，是他们与社会进行信息沟通的唯一渠道，也是他们融入现代社会，完成社会角色转变的重要枢纽。另一方面，媒介通过舆论监督为边缘群体争取自身利益，这并不仅仅指媒介在讨薪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还包括为他们争取最大范围的关注和重视，从心理上逐渐转变整个社会对于边缘群体的态度和认识。这些都表明了大众传媒正在运用自身优势扭转边缘群体的劣势，尽力让他们摆脱“边缘地位”。
当然，媒介对于农民工的负面报道有时候也让他们处于更尴尬的境地。虽然主流媒体和大部分都市类报纸都以维护边缘群体利益为报道宗旨，但是仍有一些媒体一些记者因为自我感情色彩太重，或者受固定成见影响，在报道中出现含有歧视性词语，使新闻偏离事实。怎样更好地发挥大众传媒对边缘群体的正面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效用?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4．1．1增加版面。媒介应尝试开辟农民工报道专栏，在版面上给予固定位置，一方面督促媒介加大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度，另一方面利用传媒给予农民工一种“媒体归属感”，让他们有合理的表达意愿空间。
4．1．2时间安排。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应该分时间段进行，而是一个持久的连续过程。因此不应该在春运或者讨薪的时候才把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应该把他们纳入正常新闻受众范畴，给予他们正常的关注。
4．1．3坚持新闻第一。作为媒介应该摆正自己在边缘群体中的位置，既不是布道者，也不是旁观者，更不是渔翁得利者。它应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经历者，用笔和纸真实地反映这个群体的真实面貌。大众传媒应该将新闻和媒体区分开，“新闻不能变成媒体。媒体的最高追求是收视率和利润，而新闻的最高追求是事实和真相”(李希光[4]，2002)。只有摆正位置，才能保证受众利益的实现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要维持运转，所以在选择受众群时无法避免带有某种倾向性，以维护和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是作为大众信息平台，媒介必须坚持新闻第一的原则，不能完全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否则会丧失在读者心里的公信力，必然丧失在市场中竞争地位。
4．1．4做好媒体信息服务。作为公共信息平台，媒介承担着信息传递和舆论监督的双重责任，而信息传递作为媒介的首要任务，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针对不同不受众传递不同的信息。
面对农民工这一个边缘群体，媒介不仅仅应该借助舆论力量帮助他们争取生活工作环境，还应该从根本上帮助农民工群体尽快摆脱于社会脱节的现象，使他们尽快学会自我保护､自我争取利益。如加大政府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传达，介绍相关维权知识，做好边缘人员和相关部门之间的桥梁纽带。
4．1．5杜绝媒介歧视 。媒体的偏见不仅是媒体观察世界的结果，他们的偏见也直接影响公众如何观察世界(李希光[5]，2002)。一个公正的报道要消除公众对于农民工群体漠视､歧视甚至敌对的情绪，媒介自己首先加强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建设和素质培养，摒弃自身的偏见和错误观点，避免主观臆断的发生，避免词语感情化带来的“固定成见”的形成。具体实施中媒介和传播者应该学会换位思考，不仅有利于拉进传播者与受众在“拟态环境”中的距离，使得媒介较容易得到更准确的新闻事实，还能有效地巩固媒体公信力，在传媒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这也是大众传媒发挥其舆论监督功能的基本条件。
4．2边缘群体之于媒介
边缘群体由于在经济地位上的劣势使得他们在各项社会生活中都处于盲区。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在大众传媒方面，他们更是保护的重点，服务的重点。在保证他们同一受众信息享有权上的一视同仁，甚至应该存在一些偏向，加大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借助社会舆论和政策导向为边缘群体服务。
从媒介经营角度看，边缘群体并非一味地从媒介获取收益，他们也为媒介提供了大量有用素材。边缘群体背后有广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工背后就牵着“三农”问题 ，牵着城乡差别､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人权保障等诸多问题，是媒介报道取之不尽的消息来源。边缘群体如何更好利用媒介，笔者认为:
4．2．1加大参与媒介的积极性。信息的传递——接收——反馈过程是循环的，受众是关键的环节，他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发出者(经过反馈)，应该积极投入到信息传播过程之中。而作为受众之一的边缘群体，更应该敢于把自己对于信息的需求告知媒介，得到媒介的积极反应，进而完成信息传递的良性循环。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提高，这种参与意识正在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走进镜头，争取自我利益。但这种参与方式还要改进，要采取正当手段进入媒介视野，不应用过激行为刻意引起媒体注意，反而得不偿失，造成不好的社会反映。
4．2．2合理利用传媒信息。媒介的社会作用不仅仅是娱乐和消遣，更重要的是信息的传递。边缘群体自身应该正确对待传媒提供的求知机会。利用大众传媒的优势摆脱自身的劣势。
4．3政府之于大众传媒和边缘群体
边缘群体和大众传媒之间不可或缺的环节就是政府部门，它既能够为媒介和边缘群体共同服务，也能同时限制两者的行为。在边缘群体和大众传媒良好关系形成的过程中，政府也有重要责任。
4．3．1出台完善的农民工保护政策。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制定相关的保护政策，不仅减少了农民工与社会的诸多矛盾，也使媒介在使用舆论监督功能时有章可循，避免“媒体审判”情况的出现。
4．3．2规范媒介。媒介处在经济生活中避免不了在经济利益和新闻道德方面有小的偏离。这时政府就要通过对媒介的制约，以正视听，达到规范报道的目的。
4．3．3着力解决三农问题。这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在产生根源上进行治理才能有效缓解目前农民工现象带来的弊病。比如加快发展农业，缩小城乡差距，从根源上减少农民工的产生。加大农村教育普及力度，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缩小知沟，使得边缘群体在获取信息层面上有平等权利等。
参考文献:
[1](法)阿兰•库隆．芝加哥学派[M]．对立彬译．商务印书馆，2000:47．
[2]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的流动[C]．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55．
[3]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18-219．
[4][5]李希光．一个敢说皇帝没穿衣服的美国记者，见伯纳德戈德堡著､李昕等译《偏见——CBS知情人揭露媒体如何歪曲新闻》中文版序言[M]．新华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王芳(1972- )，女，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新闻传播。
[收稿日期]2006-11-16
(责任编辑:梅文)
关键词:农民工;大众传媒;边缘群体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1-0045-04
1．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阶层应运而生，已经成为一个数量巨大､结构复杂､不断扩张的新生群体。 然而他们始终处在“农村”､“城市”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成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边缘人”被“城市”和“农村”这两个世界分割，受着被分割的煎熬。这种分割和煎熬会导致“边缘人”产生角色冲突､心理失衡，并形成游离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严重的可能导致社会失落[1]。作为社会环境监督器的大众媒介会将多少“探照灯光”投射给边缘群体?又会以怎样的视角来报道他们呢?本文通过近年来媒体对农民工报道的分析来对这些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2．研究方法
2．1样本采集与分析单位
大众媒体对农民工议题的报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络，但电视，广播的资料收集非常困难，需要与播出同时进行，很难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因此，考虑到资料收集的可行性和搜索的方便性，这次研究选择网络作为目标媒体。
2．1．1目标媒体的选定: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民日报》电子版的《人民网》作为目标媒体。
2．1．2分析方法:本研究采取内容分析法，以每则样本新闻为研究单位，用报道时间､报道类型､主题､消息来源､报道立场､情感倾向等变量勾勒出媒体农民工报道的框架，从而发现媒体如何向公众构建“边缘群体”的图景。
2．1．3时间范围的选定:在研究中，选取2005年4月到2006年4月历时一年的时间。
2．1．4分析单位的选取:要求报道以“农民工”为主要报道议题，对于报道中仅仅提及“农民工”字样，而非以此议题为主要报道内容，则不属收集范围。符合上述要求的每条新闻，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
2．2类目建构
依据研究的目的和有关农民工议题报道的实际情况，本次研究分析类目包括两方面:议题内容和报道类型。
2．2．1议题内容:(1)政策和法规:有关农民工的政策宣传和解读，中央领导对农民工的政策宣传和解读､中央领导对农民工问题的指示､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涉及农民工问题的条例､措施等。(2)清欠工资:各地各部门清欠农民工工资的措施､行动，某阶段清欠农民工工资的成果，成效等。(3)维权与培训:各项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措施､行动，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等。(4)子女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成长等。(5)生存状况: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状况。(6)问题研究:由农民工所产生的各类问题的深入研究探讨。(7)服务信息: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关心，温馨提示以及各类服务信息。(8)其他:春运情况——一个各类消息动态。
2．2．1报道类型:消息､评论､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评述､综合新闻､人物访谈､读者来稿及其他。
3．媒体对农民工报道的现状
目标媒体人民网2005年4月到2006年4月期间有关农民工议题的报道一共1 050条作为研究的样本进行分析。
3．1报道时间分布不均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报道数量的时间分布极不平均，报道集中在8､9､10､11､12月。这主要原因是8､9月份，正值珠三角地区“民工荒”问题凸显，所以吸引了媒介的注意。而民工工资问题是每年岁末的热点，因为关系到广大民工能否顺利回家过年，11､12月报道最多也是应景的需要。
3．2报道类型以评论居首
从报道的类型来看:对研究样本1 050篇有关农民工的报道的类型进行分析，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评论(38%)､深度报道(17%)､述评(9．8%)，以消息类为主。其中，评论的数量(399)居全部报道类型之首(绝大多数评论是关于“民工荒”的)。这说明比之于客观报道，媒介更倾向于多角度地叙事､阐释事件背后的意义和批判事件的价值。
3．3消息来源主体非农民工群体
消息来源位于这个传播过程的起始端，是媒介传播内容的直接来源。因此消息源和媒介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媒介叙事的内容､风格､立场。从上表可知，民工报道的主要消息源来自官方和意见领袖，而作为报道主体的农民工充当消息来源的不足20%。因而，“边缘人”的报道是按主流人群的观点态度来选择事实､剪裁事实和叙述事实的，其中充斥着政府､官员､专家的叙述和论断，农民工的声音却难以通过媒介表达。
3．4报道主题过于集中
对农民工重点报道的内容来看，在2005年4月到2006年4月期间的农民工报道中，“民工荒”和“农民工薪水”这两个主题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报道相对也较多，而有关农民工生活､农民工阶层的心理问题､农民与城市的隔阂等问题却涉及较少。
3．5报道立场负面居多
有关农民工的新闻报道中，媒介的报道立场总体倾向于负面报道。这种报道立场一方面充分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另一方面又影响着主流公众对于农民工群体的认知和态度。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一旦在一个地方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的物件指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2]。
3．6悲情主义的情感倾向
情感倾向是指在评论或报道中所流露出来的对于农民工的情感基调，主要判断依据是报道中对于农民工的描写､议论中的情感倾向以及形容词的运用。
近50%的报道具有一定的情感倾向，其中同情占了25%。在大量关于“欠薪”和“讨薪”的新闻中重复渲染了农民工的悲惨境遇。悲情主义的叙事､与城市巨大落差的展示，最容易激起都市受众强烈的同情和愤慨，而这些情感宣泄的基础是凌驾于边缘群体之上的心理优越感。
3．大众媒体对农民工报道存在的问题分析
3．1媒介对农民工报道提议设置单一
从报道数量上分析(表1)，媒体已经开始关注农民工问题，配合政府的工作重点分阶段地把农民工的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议题进行宣传报道。但在报道数量和规模上还缺少力度，在报道的整体性上还缺少有意识的策划，报道大多属于事件性或者成果性的阶段报道。比如:每年的春节前后，农民工在异乡工作辛苦工作一年，准备回家过年，这时农民工的工资清欠､春运情况､来年的培训和就业等问题成为社会突出问题，这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和报道的重点题材。同样，秋季的开学前后，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以及成长问题成为该时期的热点问题，媒体也加大了报道力度。除去岁末年关，大部分时间里，农民工是被媒体所忽略的群体，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心理困境､酸甜苦辣等还很难进入媒介的视野，与之相反，城市居民的家长里短､感情琐事却经常以“民生新闻的姿态充斥于各大媒体。
3．2农民工很难在主流人群控制的媒体中拥有话语权
从相关农民工议题的内容上分析(表3)，媒体有关农民工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工资清欠” ､“维权和培训” ､“政策与法规”等议题上，对政策制订出台的有关农民工的政策､法规及时向受众(特别是农民工)进行宣传和解读。但有关“生存状况”､“服务信息”等议题内容所占比例很小。从媒体对农民工报道线索来源的上分析 (表4)，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的新闻线索主要来自“政府部门” ､“各行政执法部门”等提供的消息，媒体记者主动深入农民工中，报道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工作环境､情感经历､解决农民工实际困难等方面的议题内容还比较少。除了以上分析的结果，在纵观整个中国媒体市场，市场化和商业化是当代媒体的不归路，媒介要争夺广告而赢利，就必须争取将主流人群作为自己的受众，必须为主流人群量身定做信息大餐，为主流人群提供表达空间。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边缘人群的话语权必定会被排挤，很少有媒体愿意倾听表达农民工的心声。
3．3媒介主流视角的新闻报道框架既是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隔膜的表现，又进一步加剧了两者之间的隔阂
无论是主体的选择，报道立场的确立，还是情感倾向的流露，媒介无不受主流视角的左右。在媒介叙事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农民工群体放置在与主流人群对立的位置上，从负面构建这一群体的图景。这样的报道框架造成了边缘人群的进一步边缘化。在农民工报道上，媒体的忽视和偏见通过媒介话语传达给公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和态度，最终将加大两者之间的鸿沟。
4．构建边缘群体与大众传媒的和谐关系
大众传媒正在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重视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即要坚持新闻准则，又要注重经济效益，必然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如何寻找报道出路，传媒与边缘群体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已经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作为大众传媒的主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存在着四种相倚关系，即假相倚 ､非对称相倚 ､反映性相倚和彼此相倚(郑兴东[3]，1999)。前两种相倚关系不予提倡，而后两种才是媒介与受众共同追求的关系状态。两者都是双向互动过程，并通过这种互动完成信息与反馈的良性循环。
良好传受关系的形成，需要媒介和受众两方面的努力，同时也离不开政府方面的政策介入。下面就通过对农民工报道出路的改进来探讨一下边缘群体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4．1媒体之于边缘群体
媒体一方面是边缘群体争取平等信息获得权的有效途径，是他们与社会进行信息沟通的唯一渠道，也是他们融入现代社会，完成社会角色转变的重要枢纽。另一方面，媒介通过舆论监督为边缘群体争取自身利益，这并不仅仅指媒介在讨薪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还包括为他们争取最大范围的关注和重视，从心理上逐渐转变整个社会对于边缘群体的态度和认识。这些都表明了大众传媒正在运用自身优势扭转边缘群体的劣势，尽力让他们摆脱“边缘地位”。
当然，媒介对于农民工的负面报道有时候也让他们处于更尴尬的境地。虽然主流媒体和大部分都市类报纸都以维护边缘群体利益为报道宗旨，但是仍有一些媒体一些记者因为自我感情色彩太重，或者受固定成见影响，在报道中出现含有歧视性词语，使新闻偏离事实。怎样更好地发挥大众传媒对边缘群体的正面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效用?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4．1．1增加版面。媒介应尝试开辟农民工报道专栏，在版面上给予固定位置，一方面督促媒介加大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度，另一方面利用传媒给予农民工一种“媒体归属感”，让他们有合理的表达意愿空间。
4．1．2时间安排。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应该分时间段进行，而是一个持久的连续过程。因此不应该在春运或者讨薪的时候才把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应该把他们纳入正常新闻受众范畴，给予他们正常的关注。
4．1．3坚持新闻第一。作为媒介应该摆正自己在边缘群体中的位置，既不是布道者，也不是旁观者，更不是渔翁得利者。它应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经历者，用笔和纸真实地反映这个群体的真实面貌。大众传媒应该将新闻和媒体区分开，“新闻不能变成媒体。媒体的最高追求是收视率和利润，而新闻的最高追求是事实和真相”(李希光[4]，2002)。只有摆正位置，才能保证受众利益的实现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要维持运转，所以在选择受众群时无法避免带有某种倾向性，以维护和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是作为大众信息平台，媒介必须坚持新闻第一的原则，不能完全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否则会丧失在读者心里的公信力，必然丧失在市场中竞争地位。
4．1．4做好媒体信息服务。作为公共信息平台，媒介承担着信息传递和舆论监督的双重责任，而信息传递作为媒介的首要任务，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针对不同不受众传递不同的信息。
面对农民工这一个边缘群体，媒介不仅仅应该借助舆论力量帮助他们争取生活工作环境，还应该从根本上帮助农民工群体尽快摆脱于社会脱节的现象，使他们尽快学会自我保护､自我争取利益。如加大政府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传达，介绍相关维权知识，做好边缘人员和相关部门之间的桥梁纽带。
4．1．5杜绝媒介歧视 。媒体的偏见不仅是媒体观察世界的结果，他们的偏见也直接影响公众如何观察世界(李希光[5]，2002)。一个公正的报道要消除公众对于农民工群体漠视､歧视甚至敌对的情绪，媒介自己首先加强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建设和素质培养，摒弃自身的偏见和错误观点，避免主观臆断的发生，避免词语感情化带来的“固定成见”的形成。具体实施中媒介和传播者应该学会换位思考，不仅有利于拉进传播者与受众在“拟态环境”中的距离，使得媒介较容易得到更准确的新闻事实，还能有效地巩固媒体公信力，在传媒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这也是大众传媒发挥其舆论监督功能的基本条件。
4．2边缘群体之于媒介
边缘群体由于在经济地位上的劣势使得他们在各项社会生活中都处于盲区。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在大众传媒方面，他们更是保护的重点，服务的重点。在保证他们同一受众信息享有权上的一视同仁，甚至应该存在一些偏向，加大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借助社会舆论和政策导向为边缘群体服务。
从媒介经营角度看，边缘群体并非一味地从媒介获取收益，他们也为媒介提供了大量有用素材。边缘群体背后有广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工背后就牵着“三农”问题 ，牵着城乡差别､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人权保障等诸多问题，是媒介报道取之不尽的消息来源。边缘群体如何更好利用媒介，笔者认为:
4．2．1加大参与媒介的积极性。信息的传递——接收——反馈过程是循环的，受众是关键的环节，他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发出者(经过反馈)，应该积极投入到信息传播过程之中。而作为受众之一的边缘群体，更应该敢于把自己对于信息的需求告知媒介，得到媒介的积极反应，进而完成信息传递的良性循环。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提高，这种参与意识正在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走进镜头，争取自我利益。但这种参与方式还要改进，要采取正当手段进入媒介视野，不应用过激行为刻意引起媒体注意，反而得不偿失，造成不好的社会反映。
4．2．2合理利用传媒信息。媒介的社会作用不仅仅是娱乐和消遣，更重要的是信息的传递。边缘群体自身应该正确对待传媒提供的求知机会。利用大众传媒的优势摆脱自身的劣势。
4．3政府之于大众传媒和边缘群体
边缘群体和大众传媒之间不可或缺的环节就是政府部门，它既能够为媒介和边缘群体共同服务，也能同时限制两者的行为。在边缘群体和大众传媒良好关系形成的过程中，政府也有重要责任。
4．3．1出台完善的农民工保护政策。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制定相关的保护政策，不仅减少了农民工与社会的诸多矛盾，也使媒介在使用舆论监督功能时有章可循，避免“媒体审判”情况的出现。
4．3．2规范媒介。媒介处在经济生活中避免不了在经济利益和新闻道德方面有小的偏离。这时政府就要通过对媒介的制约，以正视听，达到规范报道的目的。
4．3．3着力解决三农问题。这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在产生根源上进行治理才能有效缓解目前农民工现象带来的弊病。比如加快发展农业，缩小城乡差距，从根源上减少农民工的产生。加大农村教育普及力度，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缩小知沟，使得边缘群体在获取信息层面上有平等权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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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芳(1972- )，女，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新闻传播。
[收稿日期]2006-11-16
(责任编辑: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