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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国文学教学的关键是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而多重叙事距离是表现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分析两部文学经典作品论述多重叙事距离在表达思想、突出主题方面的作用，指出在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教师引导学生掌握多重叙事距离是必要的。
关键词： 外国文学教学 多重叙事距离 《名利场》 《永别了，武器》
在过去的十年里，有关英美文学教学的论文数量呈现井喷之势。以“中国知网”的期刊文献库为例，键入“英美文学教学”这一关键词，2002—2012年相关论文数达到551篇，而在1991年至2001年之间，相关论文数总共才20篇。
然而，许多文章都是从教材、课堂活动模式和网络技术等角度探讨文学教学，这些文章大都停留在技术操作的层面，或者停留在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层面，而对文学本身的关注不够。其实，外国文学教学的关键是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而多重叙事距离是作者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所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于多重叙事距离的分析对于学生深入理解作品是非常必要的。下面就以两部经典文学作品为例，阐释叙事距离加深作品主题思想的技巧。
一、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以《名利场》为例
在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中，萨克雷素以其淋漓尽致的社会批判而著称。《名利场》的故事取材于英国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当时英国国家强盛，工商业发达，由榨压殖民地或剥削劳工而发财的富商大贾主宰社会，英法两国争权的战争也在这时响起了炮声。中上层社会各式各等人物，都忙着争权夺位，争名求利，所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小说女主人公利蓓加出身于贫穷的画师家庭，在平克顿女子学校受尽歧视，后离校成为家庭教师。她不择手段，谄媚奉承，走小道儿，钻后门，一门心思攀附权贵。
在小说前半段，叙述者（领班——一个戏剧化了的男性叙述者、萨克雷的代言人）对于利蓓加的态度虽然有揶揄讽刺，但是总体上是认同她的独立思想的：
利蓓加打定主意要收服这个肥大的花花公子，请各位太太小姐别怪她。一般说来，娴静知礼的小姐少不得把物色丈夫这件工作交给妈妈去做，可是夏泼小姐没有慈爱的母亲替她处理这么细致烦难的事儿，她自己不动手，谁来代替呢？女孩儿们为什么要出入交际场所，还不是因为她们有崇高的志向，愿意出嫁吗？……忠厚的赛特笠太太是慈爱不过的，心里早已为她的爱米丽亚定了二十来个计划。咱们亲爱的利蓓加，无倚无靠，比她朋友更需要丈夫，自然更应该努力了。[4]（P23）
在这段叙述中，领班显然站在了利蓓加一边，与她的叙述距离非常近。读者可以把这段叙述者的话看成是对于父权社会的评判：父权制渗透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式，在各个领域无声地压迫着女性，而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尚且懵懂不知，只是一味遵从迎合。而勇敢的利蓓加是一个另类，是一群顺从羔羊中的叛逆者。她从小缺少父母管束，加之年少时就因为家境贫寒而自谋生路，所以思想独立解放，性格坚强，没有受到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玷污。在孤立无援的利蓓加独自面对黑暗强大的父权社会时，叙述者对她表示了同情与理解。
利蓓加这个人物形象赢得了不少学者的赞赏，认为这是萨克雷塑造的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人物，表现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意识觉醒，是对传统意义上女性角色消极定位的挑战。
但是如果据此把这篇小说理解为女性主义小说不免为时过早。叙述者虽然认识到了父权对于女性行为的影响，但是他并非一直如此清醒。在小说的后半段的第64章，领班显然把自己与利蓓加的叙述距离拉开了：他对她厌恶鄙视，把她比喻为“海上的女妖”，在水面上形容美丽，“跟大家见面的时候，總是十分文雅得体的”，但是如果向透明的水波底下张望，就会看到“海底的吃人的恶鬼”，“那粘糊糊、奇丑不堪的尾巴扭曲旋转，一会儿扑打着成堆的骸骨，一会儿在死尸身上盘旋。”[4]（P806-807）在故事的结尾，叙述者甚至暗示利蓓加为了谋取钱财而谋杀了自己温和的丈夫。萨克雷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越来越远离对与父权制的批判，叙述者与利蓓加之间的距离也是越来越遥远。面对作家貌似矛盾的态度，读者对于作品的阐释无法连贯，对其内涵难以把握。为什么叙述者的叙述前后矛盾，利蓓加从一个独立女性摇身一变成了恶魔了呢？
答案就是，萨克雷改变了叙事距离以加深作品主题，因为叙事距离服务于写作目的。萨克雷利用利蓓加揭露别人及这个社会的名利，后来通过叙事距离的改变也把利蓓加本人作为揭露名利的例证。利蓓加这个人物的作用是“探讨名利在公共领域——社会权贵和社会地位——里的作用。”[5]（P23）如果萨克雷只把利蓓加作为揭示名利的工具，那么他对父权的批判将始终如一、严厉深刻，但是对于无所不在的名利的揭示效果将被严重削弱。显然，作家的写作目的在于揭露无所不在名利而非父权制的罪恶。那就是小说末尾的一段总结话语：
唉，浮名浮利，一切虚空！我们这些人里面谁是真正快活的？谁是称心如意的？就算当时遂了心愿，过后还不是照样不满意？[4]（P874）
为了突出主题，在小说后半段，萨克雷拉开了叙述者和利蓓加之间的距离，剔除了利蓓加良心尚存的一面，而强调了她工于心计的另一面，于是她从一面女性主义的旗帜堕落成了邪恶的“女妖”。
通过分析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学生更加能够掌握作品主题思想的本质，明白《名利场》是旨在揭露及批判追逐名利现象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而并非女性主义小说，他们曾经的阐述不连贯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作者与叙事者的距离——以《永别了，武器》为例
《永别了，武器》中作者与叙事者的距离同样处于变动之中。鉴于作者海明威把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不少经历投射到了男主人公亨利身上，所以教师有必要先带领学生了解海明威一生的坎坷经历，以便阐释《永别了，武器》的内涵。海明威本人曾经是个热血军人——他在第一次大战爆发时志愿赴意大利当战地救护车司机。1918年夏在前线被炮弹炸成重伤，回国休养。他反复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开始著书立说，成为反战人士。海明威的家庭生活也是历经伤痛：他一生经历了四次婚姻；他父亲患高血压和糖尿病，因为医治无效而饮弹自尽。这些遭遇变化，更使他感觉人生变幻无常，好像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毁灭的危机。他的作品对人生、社会都表现出了迷茫和彷徨，他也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根据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写成的反战小说。同故事叙事者亨利曾是一个诚实而好幻想的美国青年，大战爆发后，作为支援意大利的美国参战国的一员，他怀着光荣和神圣的梦想投入到战争中。同海明威一样，亨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志愿到意大利担任救护车驾驶员。在小说中，海明威冷眼旁观着当年少不更事的另一个自我，与叙事者亨利在小说开始就拉开了一段距离。
那年晚夏，我们住在乡村一幢房子里，望得见隔着河流和平原的那些高山。河床里有鹅卵石和大圆石头，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河流湍急，深处一泓蔚蓝。部队打从房子边走上大路，激起尘土，洒落在树叶上，连树干上也积满了尘埃。那年树叶早落，我们看着部队在路上走着，尘土飞扬，树叶给微风吹得往下纷纷掉坠，士兵们开过之后，路上白晃晃，空空荡荡，只剩下一片落叶。[3]（P5）
开场白中大量短促的平行结构简洁有力，形成巨大的张力。没有舒缓的过渡，亨利骤然打开自己的心扉：那灵魂中即孕育了简单和粗鲁，也不乏荒凉和干燥。闭上眼睛，读者仿佛能够看见一望无际的平原、高山，纷纷飘落的杂乱树叶、军车驶过时混沌空气中的的蒙蒙尘埃。
头脑简单的亨利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他相信所有官方的宣传，对战争盲目乐观。在第一章结尾时，亨利叙述道：“冬季一开始，雨便下个不停，而霍乱也跟着雨来了。瘟疫得到了控制，结果部队里只死了七千人。”[3]（P6）这里，亨利的叙述其实是使用了官方的声明，官方的声音代替了他自己的声音。他竟然用了“只”来描述七千条生命的消逝，海明威让读者意识到亨利叙述所表达的价值观的“严重局限性”。[5]（P37）在小说开始阶段，读者已经知道亨利热爱战争，头脑糊涂，是个不可靠的叙述者。
但是亨利的思想随着战争的进程逐渐改变了。两年的参战，使这个热血青年最初的狂热降了温。在目睹了战场的血腥、好友死亡及交往了温柔善良的女友凯瑟琳后，他开始反思，怀疑官方的宣传，质疑战争的意义，在听到“神圣、光荣、牺牲”等字眼时，总觉得“局促不安”，这些字眼他们早已听过，也从“贴在层层旧公告上的新公告”上读到过，但是他“没看到什么神圣的事”。[3]（P203）他认清了战争的真相，所谓的爱国志士不过是好战者美丽的谎言而已，那些“所谓光荣的事，并没有什么光荣，而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而自己也不过是这场战争发动者的帮凶。于是，他期盼逃离战争，希望和凯瑟琳共度安稳自由、举案齐眉的生活。这时，作者与叙事者的距离也渐渐缩短，越走越近。
亨利后来终于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在黑暗中奋身跃进一条大河，经受了死亡的浸礼而重生。逃脱战争的他与凯瑟琳再度相会了，处于安逸平静生活环境中的他回顾了自己的过去，不仅对战争，而且对社会和世界进行了深入思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溫和的人，最勇敢的人，不偏不倚，一律看待。”[3]（P271）亨利的这句话常常被评论者引用以说明海明威悲观迷惘的人生态度。海明威自己也曾经说：“生活是个悲剧，人注定要被冥冥之中不怀好意的宇宙引向毁灭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或缓解的事实。”[1]（P69）此时，在亨利的内心独白中，作者与叙事者的距离消失了。作者与叙事者同样志愿参军，在战争过程中，身心俱损，看清了战争的本质。他们怀疑一切、厌恶一切，认为人生一片黑暗，到处充满不义和暴力，总之，万念俱灰，一切都是虚空。亨利的思想和叙述也与海明威交汇，声音合二为一。海明威为故事安排的悲剧结局印证了他的悲观思想：凯瑟琳生下的婴儿夭折了，而她自己因为难产而死。“亨利抛弃战争得到爱情，爱情又遗弃亨利”，[2]在滂沱大雨中，亨利孤独地走向远方。海明威通过调整叙事距离深刻圆满地表现了作品的双重主题——对战争的厌恶反对和对爱情的迷惘悲观。
三、结语
本文论证了多重叙事距离——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作者与叙述者的距离，及其变化在解读文本意义中的所起的作用——作者通过这种距离表达思想、突出主题、深化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引导学生注意到这种距离及其变化对于他们理解文本内涵非常重要。如果学生在阅读文本时能够对多重叙事距离及其变化了然于胸，更有可能领会文本中深邃且丰饶的意义。
参考文献：
[1]Williams，Writ：The Tragic Art of Earnest Hemingway[M].Baton Rouge：IJ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1.
[2]丁文.走出逆境 重塑自我[J].厦门大学学报，1998（4）.
[3]海明威著.林疑今译.永别了，武器[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萨克雷著.杨必译.名利场[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5]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作为修辞的叙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 外国文学教学 多重叙事距离 《名利场》 《永别了，武器》
在过去的十年里，有关英美文学教学的论文数量呈现井喷之势。以“中国知网”的期刊文献库为例，键入“英美文学教学”这一关键词，2002—2012年相关论文数达到551篇，而在1991年至2001年之间，相关论文数总共才20篇。
然而，许多文章都是从教材、课堂活动模式和网络技术等角度探讨文学教学，这些文章大都停留在技术操作的层面，或者停留在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层面，而对文学本身的关注不够。其实，外国文学教学的关键是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而多重叙事距离是作者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所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于多重叙事距离的分析对于学生深入理解作品是非常必要的。下面就以两部经典文学作品为例，阐释叙事距离加深作品主题思想的技巧。
一、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以《名利场》为例
在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中，萨克雷素以其淋漓尽致的社会批判而著称。《名利场》的故事取材于英国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当时英国国家强盛，工商业发达，由榨压殖民地或剥削劳工而发财的富商大贾主宰社会，英法两国争权的战争也在这时响起了炮声。中上层社会各式各等人物，都忙着争权夺位，争名求利，所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小说女主人公利蓓加出身于贫穷的画师家庭，在平克顿女子学校受尽歧视，后离校成为家庭教师。她不择手段，谄媚奉承，走小道儿，钻后门，一门心思攀附权贵。
在小说前半段，叙述者（领班——一个戏剧化了的男性叙述者、萨克雷的代言人）对于利蓓加的态度虽然有揶揄讽刺，但是总体上是认同她的独立思想的：
利蓓加打定主意要收服这个肥大的花花公子，请各位太太小姐别怪她。一般说来，娴静知礼的小姐少不得把物色丈夫这件工作交给妈妈去做，可是夏泼小姐没有慈爱的母亲替她处理这么细致烦难的事儿，她自己不动手，谁来代替呢？女孩儿们为什么要出入交际场所，还不是因为她们有崇高的志向，愿意出嫁吗？……忠厚的赛特笠太太是慈爱不过的，心里早已为她的爱米丽亚定了二十来个计划。咱们亲爱的利蓓加，无倚无靠，比她朋友更需要丈夫，自然更应该努力了。[4]（P23）
在这段叙述中，领班显然站在了利蓓加一边，与她的叙述距离非常近。读者可以把这段叙述者的话看成是对于父权社会的评判：父权制渗透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式，在各个领域无声地压迫着女性，而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尚且懵懂不知，只是一味遵从迎合。而勇敢的利蓓加是一个另类，是一群顺从羔羊中的叛逆者。她从小缺少父母管束，加之年少时就因为家境贫寒而自谋生路，所以思想独立解放，性格坚强，没有受到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玷污。在孤立无援的利蓓加独自面对黑暗强大的父权社会时，叙述者对她表示了同情与理解。
利蓓加这个人物形象赢得了不少学者的赞赏，认为这是萨克雷塑造的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人物，表现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意识觉醒，是对传统意义上女性角色消极定位的挑战。
但是如果据此把这篇小说理解为女性主义小说不免为时过早。叙述者虽然认识到了父权对于女性行为的影响，但是他并非一直如此清醒。在小说的后半段的第64章，领班显然把自己与利蓓加的叙述距离拉开了：他对她厌恶鄙视，把她比喻为“海上的女妖”，在水面上形容美丽，“跟大家见面的时候，總是十分文雅得体的”，但是如果向透明的水波底下张望，就会看到“海底的吃人的恶鬼”，“那粘糊糊、奇丑不堪的尾巴扭曲旋转，一会儿扑打着成堆的骸骨，一会儿在死尸身上盘旋。”[4]（P806-807）在故事的结尾，叙述者甚至暗示利蓓加为了谋取钱财而谋杀了自己温和的丈夫。萨克雷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越来越远离对与父权制的批判，叙述者与利蓓加之间的距离也是越来越遥远。面对作家貌似矛盾的态度，读者对于作品的阐释无法连贯，对其内涵难以把握。为什么叙述者的叙述前后矛盾，利蓓加从一个独立女性摇身一变成了恶魔了呢？
答案就是，萨克雷改变了叙事距离以加深作品主题，因为叙事距离服务于写作目的。萨克雷利用利蓓加揭露别人及这个社会的名利，后来通过叙事距离的改变也把利蓓加本人作为揭露名利的例证。利蓓加这个人物的作用是“探讨名利在公共领域——社会权贵和社会地位——里的作用。”[5]（P23）如果萨克雷只把利蓓加作为揭示名利的工具，那么他对父权的批判将始终如一、严厉深刻，但是对于无所不在的名利的揭示效果将被严重削弱。显然，作家的写作目的在于揭露无所不在名利而非父权制的罪恶。那就是小说末尾的一段总结话语：
唉，浮名浮利，一切虚空！我们这些人里面谁是真正快活的？谁是称心如意的？就算当时遂了心愿，过后还不是照样不满意？[4]（P874）
为了突出主题，在小说后半段，萨克雷拉开了叙述者和利蓓加之间的距离，剔除了利蓓加良心尚存的一面，而强调了她工于心计的另一面，于是她从一面女性主义的旗帜堕落成了邪恶的“女妖”。
通过分析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学生更加能够掌握作品主题思想的本质，明白《名利场》是旨在揭露及批判追逐名利现象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而并非女性主义小说，他们曾经的阐述不连贯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作者与叙事者的距离——以《永别了，武器》为例
《永别了，武器》中作者与叙事者的距离同样处于变动之中。鉴于作者海明威把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不少经历投射到了男主人公亨利身上，所以教师有必要先带领学生了解海明威一生的坎坷经历，以便阐释《永别了，武器》的内涵。海明威本人曾经是个热血军人——他在第一次大战爆发时志愿赴意大利当战地救护车司机。1918年夏在前线被炮弹炸成重伤，回国休养。他反复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开始著书立说，成为反战人士。海明威的家庭生活也是历经伤痛：他一生经历了四次婚姻；他父亲患高血压和糖尿病，因为医治无效而饮弹自尽。这些遭遇变化，更使他感觉人生变幻无常，好像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毁灭的危机。他的作品对人生、社会都表现出了迷茫和彷徨，他也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根据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写成的反战小说。同故事叙事者亨利曾是一个诚实而好幻想的美国青年，大战爆发后，作为支援意大利的美国参战国的一员，他怀着光荣和神圣的梦想投入到战争中。同海明威一样，亨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志愿到意大利担任救护车驾驶员。在小说中，海明威冷眼旁观着当年少不更事的另一个自我，与叙事者亨利在小说开始就拉开了一段距离。
那年晚夏，我们住在乡村一幢房子里，望得见隔着河流和平原的那些高山。河床里有鹅卵石和大圆石头，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河流湍急，深处一泓蔚蓝。部队打从房子边走上大路，激起尘土，洒落在树叶上，连树干上也积满了尘埃。那年树叶早落，我们看着部队在路上走着，尘土飞扬，树叶给微风吹得往下纷纷掉坠，士兵们开过之后，路上白晃晃，空空荡荡，只剩下一片落叶。[3]（P5）
开场白中大量短促的平行结构简洁有力，形成巨大的张力。没有舒缓的过渡，亨利骤然打开自己的心扉：那灵魂中即孕育了简单和粗鲁，也不乏荒凉和干燥。闭上眼睛，读者仿佛能够看见一望无际的平原、高山，纷纷飘落的杂乱树叶、军车驶过时混沌空气中的的蒙蒙尘埃。
头脑简单的亨利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他相信所有官方的宣传，对战争盲目乐观。在第一章结尾时，亨利叙述道：“冬季一开始，雨便下个不停，而霍乱也跟着雨来了。瘟疫得到了控制，结果部队里只死了七千人。”[3]（P6）这里，亨利的叙述其实是使用了官方的声明，官方的声音代替了他自己的声音。他竟然用了“只”来描述七千条生命的消逝，海明威让读者意识到亨利叙述所表达的价值观的“严重局限性”。[5]（P37）在小说开始阶段，读者已经知道亨利热爱战争，头脑糊涂，是个不可靠的叙述者。
但是亨利的思想随着战争的进程逐渐改变了。两年的参战，使这个热血青年最初的狂热降了温。在目睹了战场的血腥、好友死亡及交往了温柔善良的女友凯瑟琳后，他开始反思，怀疑官方的宣传，质疑战争的意义，在听到“神圣、光荣、牺牲”等字眼时，总觉得“局促不安”，这些字眼他们早已听过，也从“贴在层层旧公告上的新公告”上读到过，但是他“没看到什么神圣的事”。[3]（P203）他认清了战争的真相，所谓的爱国志士不过是好战者美丽的谎言而已，那些“所谓光荣的事，并没有什么光荣，而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而自己也不过是这场战争发动者的帮凶。于是，他期盼逃离战争，希望和凯瑟琳共度安稳自由、举案齐眉的生活。这时，作者与叙事者的距离也渐渐缩短，越走越近。
亨利后来终于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在黑暗中奋身跃进一条大河，经受了死亡的浸礼而重生。逃脱战争的他与凯瑟琳再度相会了，处于安逸平静生活环境中的他回顾了自己的过去，不仅对战争，而且对社会和世界进行了深入思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溫和的人，最勇敢的人，不偏不倚，一律看待。”[3]（P271）亨利的这句话常常被评论者引用以说明海明威悲观迷惘的人生态度。海明威自己也曾经说：“生活是个悲剧，人注定要被冥冥之中不怀好意的宇宙引向毁灭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或缓解的事实。”[1]（P69）此时，在亨利的内心独白中，作者与叙事者的距离消失了。作者与叙事者同样志愿参军，在战争过程中，身心俱损，看清了战争的本质。他们怀疑一切、厌恶一切，认为人生一片黑暗，到处充满不义和暴力，总之，万念俱灰，一切都是虚空。亨利的思想和叙述也与海明威交汇，声音合二为一。海明威为故事安排的悲剧结局印证了他的悲观思想：凯瑟琳生下的婴儿夭折了，而她自己因为难产而死。“亨利抛弃战争得到爱情，爱情又遗弃亨利”，[2]在滂沱大雨中，亨利孤独地走向远方。海明威通过调整叙事距离深刻圆满地表现了作品的双重主题——对战争的厌恶反对和对爱情的迷惘悲观。
三、结语
本文论证了多重叙事距离——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作者与叙述者的距离，及其变化在解读文本意义中的所起的作用——作者通过这种距离表达思想、突出主题、深化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引导学生注意到这种距离及其变化对于他们理解文本内涵非常重要。如果学生在阅读文本时能够对多重叙事距离及其变化了然于胸，更有可能领会文本中深邃且丰饶的意义。
参考文献：
[1]Williams，Writ：The Tragic Art of Earnest Hemingway[M].Baton Rouge：IJ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1.
[2]丁文.走出逆境 重塑自我[J].厦门大学学报，1998（4）.
[3]海明威著.林疑今译.永别了，武器[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萨克雷著.杨必译.名利场[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5]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作为修辞的叙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