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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大学学习期间，我国著名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老校长刘佛年教授曾为我们班同学所办的学术壁报题名为“学步”。现在回顾，我的学术人生正是从丽娃河畔起步，由一个怀着美好憧憬的大学生成了一位致力于外国教育研究的学者。2015年12月，我的《在世界范围内寻觅现代教育智慧》一书还被列入了“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一
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非常美丽，被公认为上海最漂亮的大学校园之一。其之所以美丽，就因为校园里有一条名字很好听的河——丽娃河。整个校园以丽娃河为界，分为河东和河西两大部分。河东的那些建筑是早年大夏大学的旧址，河西的那些建筑是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三大馆等。古希腊有个智慧女神的故事，因此，这条丽娃河也被华东师大学人看作“智慧之源”。就是在这样漂亮而又智慧的校园里，从预科到大学本科毕业，我一共待了七年时间。在我的心中，我把丽娃河视为剑桥大学的剑河。在大学学习期间，我们住在河西的学生宿舍里，几乎每天都要穿过丽娃河，到河东的文史楼教室上课。我们仿佛每天都能从中得到智慧的滋养。
由于对学校教育的兴趣，我选择了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大学的学习生活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大学的学术殿堂又提供了如此广阔的领域。通过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教学法等课程的学习，我逐渐走进了教育科学的殿堂。专业学习的兴趣、奋发努力的信念以及不断进取的精神，使我不断前行。在华东师范大学这所教育部重点院校里，有许多国内教育学术界的一些学术大师和知名教授。在那个年代，教授们都给本科生上课。那时，教育系知名教授有：刘佛年、萧承慎、朱有献、赵祥麟、沈灌群、沈百英、赵廷为、常道直、瞿葆奎、张家祥、朱有献、邵瑞珍等。在他们的潜心教学和谆谆教导下，我们既学到了专业的知识，也培养了学术的理念，更感悟了学者的人格。
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使得当时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学子们大都抱着好学的态度，上课认真听讲记笔记，下课继续刻苦钻研，并在图书馆和资料室仔细阅看各种相关参考书籍和资料。就这样年复一年，我在专业学习上汲取了营养，得到了成长。尽管当时所读的教科书不少是苏联教育学者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视野的拓宽，但在教授主讲的整个学习过程中，还是使我们学到了专业学习的方法、思考问题的方法、搜集资料的方法以及撰写文章的方法等。此外，现在看来，那些教育实践和社会实践，如小学见习听课、教育调查以及农村劳动和调查等，对我后来的大学教学工作还是有不少帮助的。
二
我与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这三所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所大学的教学工作，丰富了我的教学生涯，深化了我的学术研究，拓展了我的教育视野，实践了我的学术人生。
华东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的大学教学工作时间最长的学校。从20岁毕业留校工作起，我与华东师范大学结下了终生之缘。我曾担任过3届工农兵学员班的讲课工作;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后，我又先后承担过14届本科生的外国教育史等课程教学工作。应该说，从教学工作中，我不仅积累了许多教学经验，而且也使自己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还与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从1991年起招收硕士生，共招收9届（其中有一名圭亚那留学生）。在这些硕士生中，后来有10人在高校工作，其中5人读博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从2001年起又招收博士生，共招收4届。在培养博士生的过程中，我借鉴了西方大学培养博士生的模式，在开设相关学位课程的同时，更注重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力的训练。除外，我还教过各种类型的课程，例如，全校公共选修课程、夜大课程、函授课程、自考课程、高校助教进修课程以及在职硕士课程等。这些学生虽然程度有差别，但我对教学工作的严格要求却是一致的。
南京师范大学与我的联系开始于2001年。因为该校加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我（研究教育史）和华南师范大学的冯增俊教授（研究比较教育学）、苏州大学的周川教授（研究高等教育学）一起被南京师范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从2001年起，我共招收了5届博士生。虽然我是兼职博士生导师，但我对博士生的教学工作一点也不敢懈怠，对博士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培养这些博士生的过程中，他们很自然地有机会与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所招收的博士生一起进行学习研讨活动。应该说，这种校际交流使博士生的学识和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浙江大学与我的联系开始于2005年2月我从华东师范大学退休后。同年3月，我作为签约教授应聘到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并担任了博士生导师。在浙江大学的十年中，除讲授一些专业课程，我从2007年起招收了2届博士生。浙江大学是全国著名大学之一，在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学风的浙江大学平台上，我作为一位签约教授更感受到了责任和要求。在教育学院领导的关心以及其他教授的帮助下，我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粗略统计，我在报刊上发表了大约40篇论文，主编和合编了大约16本著作（包括教材），主编了“杜威教育丛书”（3本），合作主编了“世界一流大学史丛书”（4本）、“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10本）。
三
在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中，我接触到许多学术前辈。当我走进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后，正是他们的引领和指导，不仅激起了我对这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兴趣，而且使我积累了对这个学科领域的研究经验。在这些学术前辈中，主要有：华东师范大学的赵祥麟教授，河北大学的滕大春教授，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的王承绪教授、金锵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天一教授、吴式颖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任种印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的李明德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的李文奎教授，安徽师范大学的戴本博教授等。
赵祥麟教授是我国著名外国教育史学家。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留校工作后的教研室资深教授。从他那里，我得到了最直接的学术指导和最多的学术帮助。我受到了赵老的学术思想影响，也参加了他主持的很多研究项目，特别是他主编的《外国教育家评传》四卷本工作。赵老在学术研究上的执着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后辈的友爱关怀，都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我。记得，1985年赵祥麟教授带领我们教研室老师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的条目时，我被分配撰写“慈善学校”和“贝尔-兰开斯特制”两条条目，一共大约1600字。我对赵老说：希望能够多写一点条目。赵老回答;你把这两条条目写好就不容易了，因为词典条目的撰写需要慢慢地磨炼。这件事情虽小，但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在学术研究上，确实需要慢慢地积累，而来不得急躁。 滕大春教授也是我国著名外国教育史学家，他是我国的外国教育史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我与滕老的密切联系，开始于1986年跟随他编写《外国教育通史》。尽管距今已有30年时间，但每每想起，我都会庆幸自己能有这样一次直接跟随滕老学习的机会。他的精益求精的精神、严谨治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学风、平易近人的品格，是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永远学习的楷模。
王承绪教授是我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和外国教育史学家。在跟随赵祥麟教授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很早就结识了王老。2005年我应聘到浙江大学工作后，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他接触。在参加《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的编写工作中，我能够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王老严谨的治学态度、开拓的学术精神和平实的学术风格。
此外，我与我国著名外国教育史学家吴式颖教授在学术研究上也有过很多的联系。我曾参加她主持的很多著作或教材的编撰工作。尤其在顾明远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2012）中，我又与她一起主持“外国教育史”部分的编纂工作。吴式颖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勤奋的研究态度、犀利的学术见解，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和启迪。
四
我曾在国外三所大学进修学习。应该说，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在西方大学的进修学习是一段十分重要的时光，对我的学术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进修学习，我不仅加深了对西方大学教育的理解，而且拓宽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提升了自己的学术素养。
在大学学习时，我学的是俄语。因此，要到西方大学进修学习，首先面临着从头学习英语的困难。在当时系领导的支持和教研室领导的鼓励下，我决定从字母和国际音标学起。两年脱产英语学习结束后不久，我参加了教育部出国进修英语考试（EPT）并顺利地通过，获得了出国进修学习的资格。
1982年，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学习。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地处纽约市区，校园虽然不大，却是世界众多教育学者和学子向往的地方。它曾是美国著名教育家、西方教育大师杜威后期工作的大学，也是我国教育家陶行知、陈鹤琴等人学习的大学。通过刘佛年校长的推荐，我得以在美国教育史学会创始会长、著名教育史学家，时任师范学院院长的克雷明（Lawrence A. Cremin）教授指导下进修学习。我听了他开设的“美国教育史”“教育与公共政策”等课程。他讲课语言生动幽默，讲述旁征博引，分析清晰深刻，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的著作资料十分翔实，观点富有创新，分析严谨深刻，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在与他的学术研讨中，我获益诸多。克雷明教授还把他亲笔签名的著作赠送给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和图书馆拥有优良的设施和丰富的藏书，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那里，我萌发了很多颇有新意的想法，在那里我对将来的学术研究增强了信心。
1992年，我赴英国赫尔大学教育学院进修学习。赫尔大学地处英国的中部、英格兰地区的北部。我在前英国教育史学会会长、时任教育学院院长麦克莱兰（V. A. McClelland）教授的指导下，进修学习西方教育史尤其是英国教育史。期间，我既听了有关英国教育史的课程，又参加了英国教育史学会的年会。在麦克莱兰教授的推荐下，我还申请到英国文化委员会（BC）提供的项目资助。
1997年，作为国家留学基金会资助的第一批访问学者，我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进修学习。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处加拿大西部的温哥华，是一所校园十分开阔且极其美丽的高等学府，依傍着太平洋。进修学习期间，我结识了前加拿大教育史学会会长威尔逊（J. D. Wilson）教授，不仅听了他所开设的加拿大教育史课程，而且还跟随他参加了加拿大教育史学会的年会。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97年11月25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温哥华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期间专门接见了温哥华各界华人，我有幸作为访问学者代表受到了接见。
五
大学学者除了教学工作外，还必须投身于学术研究，以便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不断提升学术水平。因为学术研究既是学术活力的体现，也是学术智慧的源泉。回溯我的学术研究，它们凸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创新性，即以新的学术视野开拓研究课题;二是基础性，即以学科建设为目标开展学术研究。
在我的学术研究中，首先，“杜威教育”是我的一个重点研究课题。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学习期间，我就更多关注了杜威教育研究并搜集相关资料。后来，我编译了《杜威传》，完成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并出版了《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书。该书曾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教育图书二等奖（2003）、上海市第八届教育科学研究成果（教育理论创新类）一等奖（2005）、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等。其次，“西方教育思想史”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我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国家教委重点课题，在其他学者的参与下，主编了《西方教育思想史》（1996），成为了很多在读硕士生和博士生学习研读的著作。该书曾荣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在美国教育家布鲁巴克影响下，“教育问题史”也是我很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我先后主编了《外国中小学教育问题史》（2005）、《外国大学教育问题史》（2006），后又主编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重点教材《西方教育问题史》（2011）。我还与我的博士生合译了布鲁巴克的《教育问题史》（2012）一书。
最近几年，我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的学术研究。一是“西方一流大学史”研究。对于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来说，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通过在国外大学进修学习，我加深了对西方大学教育的理解。特别是亲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后，我萌发了深入研究这四所大学历史的想法，这就形成了后来的“世界一流大学史丛书”，即《牛津大学史》《剑桥大学史》《哈佛大学史》《耶鲁大学史》。2013年，“世界一流大学史丛书”荣获了第三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二是“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它是一个基础性学科研究课题，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201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历经五年多时间完成了该译丛，其精选了10本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共420万字。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教授指出：该译丛“能够极大促进教育学者，尤其是教育史学者教育理论素养的提高，能够给予方法的启迪”。
在从丽娃河畔起步的学术人生中，我渐渐地感悟到，学者应该努力达到以下五个要求，可以称之为“大学学术五要”：第一是学术精神。学术精神就是学术志向的问题。学者应该坚持这种学术精神，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职责，胸怀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愿景，跨越校园的界线，并为之而不懈地努力奋斗。第二是学术智慧。学术智慧就是学术创新的问题。在达到学术目标的过程中，学者应该具有学术智慧，进行创新性的探究，在求知中产生新的思想火花。第三是学术习惯。学术习惯就是学术态度的问题。学者应该在科学的学术生活中养成严格的学术习惯，例如，学习、思索、专注、勤奋、兴趣、自信等。第四是学术方法。学术方法就是学术技巧的问题。学者应该有自己明智的的学术方法，即科学的方法，以便更好地进行前沿性的学术研究，并引领学生走向学术研究领域。第五是学术道德。学术道德就是学术诚信的问题。学者应该加强自身学术道德修养，这既是学者的基本道德，更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它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一个践行的问题。
【单中惠，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 烨
一
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非常美丽，被公认为上海最漂亮的大学校园之一。其之所以美丽，就因为校园里有一条名字很好听的河——丽娃河。整个校园以丽娃河为界，分为河东和河西两大部分。河东的那些建筑是早年大夏大学的旧址，河西的那些建筑是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三大馆等。古希腊有个智慧女神的故事，因此，这条丽娃河也被华东师大学人看作“智慧之源”。就是在这样漂亮而又智慧的校园里，从预科到大学本科毕业，我一共待了七年时间。在我的心中，我把丽娃河视为剑桥大学的剑河。在大学学习期间，我们住在河西的学生宿舍里，几乎每天都要穿过丽娃河，到河东的文史楼教室上课。我们仿佛每天都能从中得到智慧的滋养。
由于对学校教育的兴趣，我选择了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大学的学习生活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大学的学术殿堂又提供了如此广阔的领域。通过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教学法等课程的学习，我逐渐走进了教育科学的殿堂。专业学习的兴趣、奋发努力的信念以及不断进取的精神，使我不断前行。在华东师范大学这所教育部重点院校里，有许多国内教育学术界的一些学术大师和知名教授。在那个年代，教授们都给本科生上课。那时，教育系知名教授有：刘佛年、萧承慎、朱有献、赵祥麟、沈灌群、沈百英、赵廷为、常道直、瞿葆奎、张家祥、朱有献、邵瑞珍等。在他们的潜心教学和谆谆教导下，我们既学到了专业的知识，也培养了学术的理念，更感悟了学者的人格。
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使得当时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学子们大都抱着好学的态度，上课认真听讲记笔记，下课继续刻苦钻研，并在图书馆和资料室仔细阅看各种相关参考书籍和资料。就这样年复一年，我在专业学习上汲取了营养，得到了成长。尽管当时所读的教科书不少是苏联教育学者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视野的拓宽，但在教授主讲的整个学习过程中，还是使我们学到了专业学习的方法、思考问题的方法、搜集资料的方法以及撰写文章的方法等。此外，现在看来，那些教育实践和社会实践，如小学见习听课、教育调查以及农村劳动和调查等，对我后来的大学教学工作还是有不少帮助的。
二
我与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这三所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所大学的教学工作，丰富了我的教学生涯，深化了我的学术研究，拓展了我的教育视野，实践了我的学术人生。
华东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的大学教学工作时间最长的学校。从20岁毕业留校工作起，我与华东师范大学结下了终生之缘。我曾担任过3届工农兵学员班的讲课工作;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后，我又先后承担过14届本科生的外国教育史等课程教学工作。应该说，从教学工作中，我不仅积累了许多教学经验，而且也使自己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还与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从1991年起招收硕士生，共招收9届（其中有一名圭亚那留学生）。在这些硕士生中，后来有10人在高校工作，其中5人读博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从2001年起又招收博士生，共招收4届。在培养博士生的过程中，我借鉴了西方大学培养博士生的模式，在开设相关学位课程的同时，更注重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力的训练。除外，我还教过各种类型的课程，例如，全校公共选修课程、夜大课程、函授课程、自考课程、高校助教进修课程以及在职硕士课程等。这些学生虽然程度有差别，但我对教学工作的严格要求却是一致的。
南京师范大学与我的联系开始于2001年。因为该校加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我（研究教育史）和华南师范大学的冯增俊教授（研究比较教育学）、苏州大学的周川教授（研究高等教育学）一起被南京师范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从2001年起，我共招收了5届博士生。虽然我是兼职博士生导师，但我对博士生的教学工作一点也不敢懈怠，对博士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培养这些博士生的过程中，他们很自然地有机会与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所招收的博士生一起进行学习研讨活动。应该说，这种校际交流使博士生的学识和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浙江大学与我的联系开始于2005年2月我从华东师范大学退休后。同年3月，我作为签约教授应聘到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并担任了博士生导师。在浙江大学的十年中，除讲授一些专业课程，我从2007年起招收了2届博士生。浙江大学是全国著名大学之一，在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学风的浙江大学平台上，我作为一位签约教授更感受到了责任和要求。在教育学院领导的关心以及其他教授的帮助下，我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粗略统计，我在报刊上发表了大约40篇论文，主编和合编了大约16本著作（包括教材），主编了“杜威教育丛书”（3本），合作主编了“世界一流大学史丛书”（4本）、“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10本）。
三
在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中，我接触到许多学术前辈。当我走进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后，正是他们的引领和指导，不仅激起了我对这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兴趣，而且使我积累了对这个学科领域的研究经验。在这些学术前辈中，主要有：华东师范大学的赵祥麟教授，河北大学的滕大春教授，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的王承绪教授、金锵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天一教授、吴式颖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任种印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的李明德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的李文奎教授，安徽师范大学的戴本博教授等。
赵祥麟教授是我国著名外国教育史学家。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留校工作后的教研室资深教授。从他那里，我得到了最直接的学术指导和最多的学术帮助。我受到了赵老的学术思想影响，也参加了他主持的很多研究项目，特别是他主编的《外国教育家评传》四卷本工作。赵老在学术研究上的执着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后辈的友爱关怀，都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我。记得，1985年赵祥麟教授带领我们教研室老师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的条目时，我被分配撰写“慈善学校”和“贝尔-兰开斯特制”两条条目，一共大约1600字。我对赵老说：希望能够多写一点条目。赵老回答;你把这两条条目写好就不容易了，因为词典条目的撰写需要慢慢地磨炼。这件事情虽小，但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在学术研究上，确实需要慢慢地积累，而来不得急躁。 滕大春教授也是我国著名外国教育史学家，他是我国的外国教育史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我与滕老的密切联系，开始于1986年跟随他编写《外国教育通史》。尽管距今已有30年时间，但每每想起，我都会庆幸自己能有这样一次直接跟随滕老学习的机会。他的精益求精的精神、严谨治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学风、平易近人的品格，是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永远学习的楷模。
王承绪教授是我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和外国教育史学家。在跟随赵祥麟教授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很早就结识了王老。2005年我应聘到浙江大学工作后，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他接触。在参加《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的编写工作中，我能够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王老严谨的治学态度、开拓的学术精神和平实的学术风格。
此外，我与我国著名外国教育史学家吴式颖教授在学术研究上也有过很多的联系。我曾参加她主持的很多著作或教材的编撰工作。尤其在顾明远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2012）中，我又与她一起主持“外国教育史”部分的编纂工作。吴式颖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勤奋的研究态度、犀利的学术见解，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和启迪。
四
我曾在国外三所大学进修学习。应该说，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在西方大学的进修学习是一段十分重要的时光，对我的学术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进修学习，我不仅加深了对西方大学教育的理解，而且拓宽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提升了自己的学术素养。
在大学学习时，我学的是俄语。因此，要到西方大学进修学习，首先面临着从头学习英语的困难。在当时系领导的支持和教研室领导的鼓励下，我决定从字母和国际音标学起。两年脱产英语学习结束后不久，我参加了教育部出国进修英语考试（EPT）并顺利地通过，获得了出国进修学习的资格。
1982年，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学习。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地处纽约市区，校园虽然不大，却是世界众多教育学者和学子向往的地方。它曾是美国著名教育家、西方教育大师杜威后期工作的大学，也是我国教育家陶行知、陈鹤琴等人学习的大学。通过刘佛年校长的推荐，我得以在美国教育史学会创始会长、著名教育史学家，时任师范学院院长的克雷明（Lawrence A. Cremin）教授指导下进修学习。我听了他开设的“美国教育史”“教育与公共政策”等课程。他讲课语言生动幽默，讲述旁征博引，分析清晰深刻，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的著作资料十分翔实，观点富有创新，分析严谨深刻，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在与他的学术研讨中，我获益诸多。克雷明教授还把他亲笔签名的著作赠送给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和图书馆拥有优良的设施和丰富的藏书，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那里，我萌发了很多颇有新意的想法，在那里我对将来的学术研究增强了信心。
1992年，我赴英国赫尔大学教育学院进修学习。赫尔大学地处英国的中部、英格兰地区的北部。我在前英国教育史学会会长、时任教育学院院长麦克莱兰（V. A. McClelland）教授的指导下，进修学习西方教育史尤其是英国教育史。期间，我既听了有关英国教育史的课程，又参加了英国教育史学会的年会。在麦克莱兰教授的推荐下，我还申请到英国文化委员会（BC）提供的项目资助。
1997年，作为国家留学基金会资助的第一批访问学者，我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进修学习。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处加拿大西部的温哥华，是一所校园十分开阔且极其美丽的高等学府，依傍着太平洋。进修学习期间，我结识了前加拿大教育史学会会长威尔逊（J. D. Wilson）教授，不仅听了他所开设的加拿大教育史课程，而且还跟随他参加了加拿大教育史学会的年会。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97年11月25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温哥华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期间专门接见了温哥华各界华人，我有幸作为访问学者代表受到了接见。
五
大学学者除了教学工作外，还必须投身于学术研究，以便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不断提升学术水平。因为学术研究既是学术活力的体现，也是学术智慧的源泉。回溯我的学术研究，它们凸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创新性，即以新的学术视野开拓研究课题;二是基础性，即以学科建设为目标开展学术研究。
在我的学术研究中，首先，“杜威教育”是我的一个重点研究课题。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学习期间，我就更多关注了杜威教育研究并搜集相关资料。后来，我编译了《杜威传》，完成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并出版了《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书。该书曾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教育图书二等奖（2003）、上海市第八届教育科学研究成果（教育理论创新类）一等奖（2005）、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等。其次，“西方教育思想史”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我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国家教委重点课题，在其他学者的参与下，主编了《西方教育思想史》（1996），成为了很多在读硕士生和博士生学习研读的著作。该书曾荣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在美国教育家布鲁巴克影响下，“教育问题史”也是我很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我先后主编了《外国中小学教育问题史》（2005）、《外国大学教育问题史》（2006），后又主编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重点教材《西方教育问题史》（2011）。我还与我的博士生合译了布鲁巴克的《教育问题史》（2012）一书。
最近几年，我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的学术研究。一是“西方一流大学史”研究。对于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来说，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通过在国外大学进修学习，我加深了对西方大学教育的理解。特别是亲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后，我萌发了深入研究这四所大学历史的想法，这就形成了后来的“世界一流大学史丛书”，即《牛津大学史》《剑桥大学史》《哈佛大学史》《耶鲁大学史》。2013年，“世界一流大学史丛书”荣获了第三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二是“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它是一个基础性学科研究课题，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201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历经五年多时间完成了该译丛，其精选了10本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共420万字。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教授指出：该译丛“能够极大促进教育学者，尤其是教育史学者教育理论素养的提高，能够给予方法的启迪”。
在从丽娃河畔起步的学术人生中，我渐渐地感悟到，学者应该努力达到以下五个要求，可以称之为“大学学术五要”：第一是学术精神。学术精神就是学术志向的问题。学者应该坚持这种学术精神，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职责，胸怀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愿景，跨越校园的界线，并为之而不懈地努力奋斗。第二是学术智慧。学术智慧就是学术创新的问题。在达到学术目标的过程中，学者应该具有学术智慧，进行创新性的探究，在求知中产生新的思想火花。第三是学术习惯。学术习惯就是学术态度的问题。学者应该在科学的学术生活中养成严格的学术习惯，例如，学习、思索、专注、勤奋、兴趣、自信等。第四是学术方法。学术方法就是学术技巧的问题。学者应该有自己明智的的学术方法，即科学的方法，以便更好地进行前沿性的学术研究，并引领学生走向学术研究领域。第五是学术道德。学术道德就是学术诚信的问题。学者应该加强自身学术道德修养，这既是学者的基本道德，更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它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一个践行的问题。
【单中惠，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