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原来是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一中的一名教师，2000年考入了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2003年毕业后，为了给女儿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同妻子和7岁的女儿乐乐举家移民到了葡萄牙。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葡萄牙，因为女儿竟然几次惹上大麻烦！
　　
　　离开女儿15分钟，险些犯了虐待罪
　　
　　2003年，我们全家移民来到葡萄牙。来之前就听说葡萄牙的游泳馆是全免费的，神往己久。定居葡萄牙后的第一个周末，全家就迫不及待，借了朋友一辆旧车去了游泳馆。
　　我们在游泳馆忘情地玩了一天，最后一个离开游泳馆时，太阳已经偏西了。半路上，我觉得肚子很饿，便停车到路边的超市里买吃的。女儿乐乐己经躺在后座上睡着了，我和妻子没忍心打搅她香甜的梦，把她锁在了车里。我们发现这家超市经营很有特色，东西很便宜，而且很对我们的口味，就在里边转了十来分钟。
　　回来时，我们发现车前站着两名警察，乐乐则使劲地用小手捶打着车窗，嘶哑地喊着爸爸妈妈，满脸是泪。我赶紧打开车门，把孩子搂在怀里，同时感谢警察的照看。警察却严肃地问我们为什么把孩子独自留在车里？我和妻子作了详细解释，警察却不信，怀疑我们是拐卖儿童的，把我们弄到警察局。在警察局，我们的身份弄清了，但被告知有虐待儿童的嫌疑，他们强行把孩子带走了。
　　女儿长到7岁，我妻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女儿一天。那天晚上，女儿不在，妻子哭哭啼啼一夜没睡觉。我又气又烦，大骂警察小题大做。此后几天，我和妻子天天被叫到警察局讯问。我愤怒地说：“你们说我们虐待儿童，我们只离开她15分钟，况且是在她熟睡时离开的；而你们此刻在做着什么？让一个7岁的孩子不得与自己的父母见面，这对她难道不是更大的伤害吗？”警察严正地告诉我：“如果你认为我们的做法有不妥当的地方，你可以控告我们。但在事情弄清楚之前，为了确保孩子不受到虐待，她必须由儿童保护组织照管。”
　　儿童保护组织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极其认真，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来家里调查，做了大量的笔录，还仔细检查乐乐的房间。我们从国内带来一块儿塑料切菜板，因为还没派上用场，就临时放在了乐乐床下，却被怀疑是体罚孩子用的。那个人手里掂量着切菜板，问道：“听说你们中国人惩罚孩子时，叫孩子跪在切菜的板子上，这块板子是用于这种用途吗？”我啼笑皆非，用中文骂了一句：“你他妈放屁。”查来查去，实在查不出什么具体的虐待证据，再加上乐乐感冒发烧，儿童保护组织才同意我们把孩子接回家。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该儿童保护组织把我们这次“不良记录”输入电脑，记录在案，输入了网络。我们从此在孩子的问题上吃尽了苦头。
　　
　　搡了女儿几把，警车跟踪到家门口
　　
　　有一天，我在街上给乐乐买了一台电子游戏机，两盘游戏盘，可是乐乐非缠着我，还要再买另一盘游戏盘不可。我知道那个游戏盘里边有很多凶杀和黄色的内容，坚决不同意买。乐乐躺在马路上打滚儿，哭着叫着：“我们班的小朋友有买的，为什么我不能买？”引来了不少人围观。我又气又窘迫，抓住她的衣领把她提起来，狠狠地搡了几把，又在她的小脸蛋上轻轻拧了几下，然后把她推上公共汽车。
　　谁知这下又惹了祸。我们刚到家，屁股还没坐稳，门外就响起刺耳的警笛声。紧接着，警察咚咚地敲门。我和妻子哆哆嗦嗦地开了门，闯进来三个高大的警察，声称接到报案，我涉嫌虐待儿童。天哪，我的宝贝女儿，我还舍得虐待？就是我舍得，我妻子还不跟我玩命？可是，任我和妻子怎么解释也不行，警察来到乐乐的房间。乐乐正在全神贯注地玩游戏机，不时乐得大喊大叫，哪有受虐待的迹象？警察却不甘心白跑了腿，刨根问底地问了很多话，乐乐急着玩游戏，哪有工夫回警察的话，便说：“我爸从来不打我，你们快走吧。”警察见确实没有什么题材好挖掘，才悻悻地离开。
　　警察是走了，可是留下的阴影却笼罩在我和妻子的心头，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孩子是打不得的。乐乐却很得意，她昂着头，说：“怎么样？以后可别打我呀。”那眼神里，除了天真，还有一种无所顾忌的邪恶。我看了很不舒服，心中如同堵了一块棉花：不懂事的小孩子，如果既不怕父亲，也不怕母亲，会长成什么样呢？
　　
　　从蛛丝马迹里发掘出来的“性侵犯”
　　
　　2005年3月，和我同来葡萄牙的一个大学同学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他5岁的儿子脖子上长了个小脓包，用中药贴了一个星期，然后同学用针挑破了脓包皮，把里面的脓挤出来。谁知那孩子皮肤过敏，挤过的地方青了一大块，第二天被幼儿园的老师发现了，马上报告了儿童保护组织。同学立即被请到了警察局，非要他承认虐待孩子。倒是他儿子虽然小，却很懂事，听从了妈妈的嘱咐，不管儿童保护组织的人如何诱导，总是坚持说自己是骑童车撞的，总算化险为夷。那位同学跟我说起这事时，义愤填膺，想状告儿童保护组织。我只好劝道：“这个国家就是如此，入乡随俗吧。”
　　没想到，同学的事刚过了不久，同样倒霉的事就轮到我头上来了。那天，我去学校接乐乐，却被告知，乐乐刚才被儿童保护组织接走了，并要我立即去警察局接受讯问。原来，乐乐在学校尿了裤子，老师在帮助她换裤子时发现她下身红肿，怀疑她在家里受到了性侵犯，报了警。儿童保护组织为了“确保儿童不再受伤害”，把乐乐接走，不知送到哪里“保护”起来了。我气愤极了，这是什么道理？未经家长的同意，也未弄清真相，就私下把人家的孩子弄走了，这哪里是保护人权，分明是践踏人权？
　　但我的抗议没人理睬，警察只请我就乐乐受到的性侵犯讲明原因。我大嚷道：“哪里有什么性侵犯？我是她爸爸，她才9岁，你们这样对待我，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和妻子找到儿童保护组织要人，却被告知：你们的女儿己被妥善安置。我妻子流着泪恳求见女儿一面，人家说：“你女儿现在很安全，也很快乐。”一个几岁的孩子，被陌生人弄到陌生的地方，见不到自己的父母，哪里还有快乐可言？我咬牙切齿地说：“我要起诉你们。”可是，我得到的是嘲讽和冷笑：“先生，您恐怕要先做被告才行。”
　　我天天被警察传去问话，我所在的大学里，都传说着我因性侵犯嫌疑而被警察传讯的新闻，同事和学生见了我，眼光怪怪的，弄得我有口难辩。
　　一个星期后，经医院检查鉴定，乐乐并没有受到性侵犯，确认是乐乐长时间骑儿童自行车摩擦引起的红肿。乐乐被放回家了，而儿童保护组织却连个道歉的话都没说，且不甘罢休，转而去纠缠童车制造商。
　　无论我多么气愤，但仍然不得不服气，我从中国带来的观念，在这里一钱不值，你入了乡，就必须随俗，否则就得吃大亏。从那以后，我和妻子对乐乐的管教谨小慎微，任何强制性的措施均不敢采用，生怕哪里又犯了事，被周围数不清的警惕的眼睛发现。
　　
　　自投罗网惹上官司
　　
　　可是，乐乐却不是一个肯听劝告的孩子，她好像天生就有一种玩乐放浪的本性，甚至可以说有点邪恶。2008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她和男生挤眉弄眼，我告诉她：“你太小，不要那样做。”她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你天天跟妈妈睡一个床，为什么不准许我爱男生？”
　　2008年9月，我发现她开始和一些高年级的男生鬼混，还学会了抽烟，在家里当着我和妻子的面，把烟圈吐得又圆又大。有一天，我发现她的抽屉里有一些她和他们在一起鬼混的肉麻照片。我简直气炸了肺，但又不敢打她，只好和妻子一起苦口婆心地规劝，就差给这个小祖宗跪下了。她却大骂我们干涉她的自由。
　　我再也无法忍耐，与其这样下去毁了孩子，倒不如管一管。我把她关在她的房间里不让她出去，她威胁要报警，我便把她房间的电话线掐断了。
　　我和一位白人同事谈起乐乐的事，我向他请教：难道乐乐就管不得了吗？那位同事介绍说，有一个叫做“天使之家”的儿童保护组织，协助家长教育孩子，我可以从这个组织那里获得管教乐乐的法律支持，以防止被指控虐待儿童。这位白人同事就曾在那里获得过支持。
　　当我说明来意，“天使之家”的工作人员详细地记录了我所叙说的一切，告诉我他们要先进行调查，然后才能决定自己的行动。可是，我等来的却是警察局的传讯。“天使之家”根据我们的“不良记录”以及“调查结果”指控我对乐乐施行禁闭、打骂、不给饭吃等。乐乐被“保护”起来，禁止我和妻子私自见她。
　　不久，我被以虐待罪送上了法庭。我后悔极了，自叹昏了头脑，竟然自投罗网。我忘记了前两次儿童保护组织叫我吃的苦头，忽略了西方社会在思想观念上与东方文化的深刻区别，企图与虎谋皮。在这里，虐待儿童案，法官和警察明显地愿意听信儿童保护组织的“调查报告”，而不愿信我和我的律师的解释和辩护。为了应付这场官司，我花尽了积蓄，却没能幸免，被判1个月拘禁。
　　我和妻子充满了失败感：放弃了国内优越的工作和社会地位，放弃了悠闲平静的生活，不远万里来葡萄牙苦拼，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给孩子开辟一片新天地吗？谁想事与愿违，却生生地把一个女儿毁了。就像一个老园丁，辛辛苦苦培养一棵小树，有一天发现树上爬满了虫子，正在把绿绿的嫩叶啮噬殆尽，却束手无策，那种痛苦，什么能比得上的呢？
　　听完张京的自述，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张京的尴尬和苦恼，同时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然而，我们还是要善意地提醒他：出门在外比不得家里，到了哪个国家，就得适应哪个国家的国情，入乡随俗，多从积极的一面去理解别国国情的合理性。其实，换个角度看，葡萄牙的这一国情也有积极的一面，对我国那些爱把子女视作自己私有财产的父母也有很多教益。现在出国的人越来越多，遇到类是张京这样的尴尬和苦恼者不在少数，我们希望他们能尽快摆正位置，尽可能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
　　未经作者允许，本文谢绝转载和网传。
　　 （责编张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