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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分期有多种方式,主要有“共和”、“中华民族”和“世界化”等标准。在“共和”与“中华民族”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民国成立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民国以前的“古代”为专制或民族纷争时代,民国后的近代是共和或中华民族形成的新时期;在“世界化”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明清之际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清以前的“古代”,中国处于停滞与封闭状态,近代是中国融入世界也是反抗西方侵略的时期。1930年代后,多样性的分期方式简化为单一的“世界化”标准,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公式,成为历史书写的基本样式。梳理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其意义不仅在于了解史家如何运用分期策略来建构中国民族的历史,还在于检视我们今天业已形成的历史认知和思维模式。
关键词 历史分期 古代 近代 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4-0132-10
历史分期是西方普遍历史的产物,史家通过划分历史时段来认识历史的进程,表现出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注:参阅赵轶峰:《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历史分期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进入中国历史书写后,(注:参阅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收入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3页。)一直作为“问题”存在着,关于历史分期的争论从未停息。(注:参阅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今天相当多的中国史研究,尽管具体的研究对象不同、方法不同,但多会触及到一个问题:中国近代如何展开?并以此为依据,探讨中国历史研究模式和历史书写。(注:参阅(日)子安宣邦著,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Timothy Brook,Gregory Blue等著、古伟瀛等译:《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历史分期方式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历史分期进入中国以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分期研究尚不多见。(注:较早注意到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分期的是李则纲,见其:《历史教本划分时代之检讨》,《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但该文只是表列了当时部分历史教科书的分期,未做分析。)本文尝试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来考察史家如何运用历史分期来建构中国民族的历史;通过历史分期,塑造了何种形象,又产生了何种影响,希图对当下分期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参照。
认识一个时代的思想与社会,历史教科书是个重要资源。历史教科书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重要来源,它是联结国家、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一个桥梁,其编写反映了国家政府、学者对历史资源的态度。中国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从翻译、改编外国教科书到自行著述的过程。清末民国历史教科书不同于以往史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有明确的历史分期,主要有三个、四个或五个时段的划分法,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和“现世”等词语来表示(注:本文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版本、作者以及教科书中历史分期制作了“中学历史教科书历史分期一览表”,因篇幅限制,这里略去此表,在涉及到相关教科书中,再行注出。另,本文的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是特指国民政府审定颁行或认可使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历史分期原本是相对于西方历史而言的,进入中国历史书写,又经历了日本的管道,使这些分期术语使用更加复杂,意义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注:就各个历史时期的称谓来说,略有不同。一般来说,现在意义上的“古代”包括历史分期中的“上古”、“中古”和“近古”几个时段,“近代”即为“近世”,“现代”即“现世”。参阅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书写》,第242页,郑利华:《论中国近世文学的开端问题》,《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Timothy Brook,Gregory Blue等著:《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第150页。)本文抛开某个时期具体时段划分上的差异,关注的是其时期特征及历史分期这一“事件”本身,将历史分期看成是史家表述的“文本”,以此来考察史家的历史认知。
一、“近古”与中国古代史:发展与停滞
中国古代史从时间上看有两种情况:一是从远古到明末;一是从远古到元统一。在时段划分上主要有两种:一是包括“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时段;一是包括“上古”、“中古”两个时段,和前一种情况相比,少了“近古”时段。这个或有或无的“近古”,使中国古代史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中国历史分期中,最为一致之处是对“上古期”的分段,都是将“秦统一”之前的历史作为“上古史”(或远古史)。(注:有在上古史之前划出了一个“史前史”部分,见罗香林编著:《高中本国史》,正中书局1935年版。)上古期是中国历史的开幕时代,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或认为是中国“文化发育的时代”(注:赵玉森编纂:《新著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或认为是“由采集经济至粗有农业经济时期”。(注:孙正容编:《高中新本国史》上册,世界书局1947年,第30页。)此期是中华民族“从极浅演之群,进而至于建立一个大国的时代”,(注:吕思勉编:《新学制高中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例言”第1页。)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从秦到明末这段历史的分期,差异颇大,主要有两种划分:或以“唐末”(五代)为界,分为“中古”与“近古”两个时期;或将之单独作为一个时期“中古期”。这里先讨论存在“近古”分期的中古史与近古史的时期特征。
在中国历史分期中,有很大影响的当推桑原骘藏《东洋史要》,该书“可谓东洋史之善本”(注:《审定书目:书目提要》,载《学部官报》,1908年6月19日(第57期)。),首由东文学社于1899年印行,作为历史教科书,在中国广为流行。《东洋史要》把东洋历史——主要是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期:上古是从太古到秦统一,为“汉族充腓时代”;中古从秦到唐亡,为“汉族全盛时期”;近古从五代到明末,为“蒙古族全盛时期”;近世是从清至今,为“欧人东渐时期”。从秦到五代的中古时期,中国历史变动较快,统一与分裂交替,既有外族入侵引起的分裂,也有汉唐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尽管有北方民族南下骚扰,但对汉族影响不大,汉族开辟了空前的大版图,得到全盛时期。从五代至明的近古期是蒙古族极盛时代。近古期中,汉族气焰全灭,塞外诸族相继得势,通古斯族先兴,继而蒙古族兴起建立元朝,统一东亚,蒙古族势力更经中亚而席卷西北两部,余威远及欧洲大陆。“要之此期,洵蒙古族勃兴之世。彼族与东洋厄运,实为诸事变之主动力”。(注:桑原骘藏著,金为译:《东洋史要》卷一,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9-10页。)《东洋史要》把从秦至明代的历史分为中古与近古两个时期,分别是汉族与蒙古族强盛的时期。这两个时期间,看不到有多少的联系。
《东洋史要》四期划分法影响很大,中国史家如顾颉刚与周予同等人所编教科书,时期划分与桑原骘藏完全相同,但在表述上有很大差异。如桑原骘藏把中古时期的五胡乱华视为外族入侵引起了汉族衰微,顾颉刚则对外族入侵持肯定态度。1923年出版的顾颉刚《现代本国史》,被誉为“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注: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1929年第2期,第6页。)。从秦到唐末的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南下,五胡进入中原,使得中原文化南迁,也使后来中国文明同化了新民族,造成了隋唐统一帝国,对中国民族发展有重要意义。佛教传入给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了活力,成为后来近古期中国哲学的基础。中国文化“到汉魏有暮气,中间吸收新血液,返老还童到唐灿烂”,因此,顾颉刚称中古期为“中国民族文化的蜕变时代”。③(注: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9-20、20-21页。)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中古期的看法则综合了桑原骘藏与顾颉刚两种观点,认为“中古”是汉族强盛与中国发展的时期。如果说顾颉刚与周予同二人对中古期看法较为一致的话,那么对从五代到明末的近古期看法差异很大。顾颉刚认为近古期是承续中古期继续发展的时期,“虽遭外患,仍在发展”,这一时期为“中国民族的争存时代”。③周予同承认此期中国文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政治与社会方面,中国社会依然停滞在与中古同样的境地”。(注: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开明书店1934年,第16-17页。)近古中国中止了发展态势。
与上述桑原骘藏等人的四期分法不同,191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该书把中国历史分为五期:远古史,邃古至秦统一前;中古史,秦统一至南北朝;近古史,隋至南宋末;近世史,元至清末;现代史,中华民国。中古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汉族的拓展与外族的同化,一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与一些史家注重民族分合不同,《新制本国史教本》认为专制制度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尤为深远。为维护君主专制而实行的各项政策,是造成汉族衰微与外族入侵的重要原因,直接孕育着其后中国的衰落因素。中古期虽然有唐帝国的兴盛,但是在政治制度等设施方面并未改变其前专制性质,政治日坏,以致造成五代百余年的混乱。宋代建立后,采取重文抑武措施,以致积贫积弱,终以灭亡,“此亦远古以来之大变故也”。(注: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中册,中华书局1914年,第1页。)就中国历史发展趋势来说,近古期与中古期都是中国走向衰落的时期。
上述几种分期都存在“近古“划分,近古作为“中古”与“近世”之间的一个时段,时间上指“宋明”或“唐宋”,史家对近古以及中古的看法有所不同。顾颉刚认为中古与近古都是中国文明继续发展的时期;周予同认为中古中国继续发展,而近古则是文化演进而社会停滞的时代;钟毓龙认为,不论中古还是近古,都是中国走向衰微与停滞的时期。
在中国历史分期中,近古主要出现在193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中,1930年代以后,很少再有“近古”一期,它被纳入到“中古期”之中,这时的“中古期”就包括从秦统一到明末这段历史。这个“中古期”中,西北民族入侵,民族间的竞争与同化激烈,朝代变易频繁,从社会经济上看,中国社会则固定在农业经济上,(注:教育总署编审会编:《高中本国史》上册,教育总署编审会1939年,第9页。)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注:朱翊新、黄人济、陆并谦编:《初中本国史》第4册,世界书局1930年,第98-99页。)“秦并六国,才确立统一的国家,汉代继起,制作大备,从此直至明代,政治设施大都因袭秦汉之旧,并且闭关独立,始终保有自我一系的文化”。(注:杨东莼编:《高中本国史》,北新书局1946年,第12页。)从秦统一到明末的“中古”,政治制度没有更易,对外部世界接触不多,是个封闭和停滞的时期。
把“近古”融入到“中古”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史的表述。如果中国古代史是由“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段构成的话,那么这三个时段体现的中国古代史呈现出多变性,从整体上看,中国是向前发展的,实际上奠定了现代“新纪元”的基础。由“上古”、“中古”两个时段构成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在“上古期”得到很大发展,秦建立统一的国家,构筑了中国文化发展模式。但此后直到明末“西力东渐”之前,中国都是在秦的制度文化影响之下,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在漫长的中古时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二、中国近代史:“旧史结穴时代” 或“西力东渐时代”
清末民国教科书中,存在“近世期”划分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清朝为近世,一是以元明清为近世。(注:以清朝为近世的有两种情况:或者从清初开始,或者从明末开始(明清之际),二者相去不远,所描述的时代特征也相同,可以作为一个划分来看待。本文“清初”与“明清之际”互用。)这两种不同的近世起点,赋予中国近代史不同的意义。
以元明清三代为近世的有钟毓龙、吕思勉等人,日本史家那珂通世(注:那珂通世在《支那通史》中,分中国历史为三期:上世,从唐虞三代至六国并于秦;中世,从秦至宋金之衰;近世,自元至今。(见《支那通史》卷一,东文学社1903年,第6页。))、市村瓒次郎都采用这种分法。元明清时期,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建立元与清两大帝国,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前引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其近世史所关注的不是外族的入侵,而是中国在此期的衰微。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相遇,遭受西方侵略,而其根由,实肇始于近古时期,是近古专制问题的延续与结果。“五族沟通而合为一家之基础,实确定于此时期。然此期中,崇文尚虚之习,又仍如前代,故自明中叶以还,与西洋尚武崇实之诸文明相遇,遂不免事事失败,武力既不足以相抗,学术工艺又不足以相竞,即人民之爱国心与自治力亦无在而不相形见绌,以至国势日颓,土地日蹙,财政日绌,民生日困,瓜分之祸,悬于眉睫”。中国历史到此告一段落,面临变局:“当此时而谋救国之道,诚非从根本解决,举历代相沿之弊习,摧陷而廓清之不可。故近世者,中国旧史之结穴之时期也”。(注:钟毓龙编辑:《新制本国史教本》下册,中华书局1917年,第1页。)这里的近世,与此前作者对中古与近古的关注是一致的,注重中国专制制度的建立与加强,专制制度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而民国建立,确立共和制度,君主专制的历史才得以终结,中国历史开辟一新时期。
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民族关系上,在制度建设上也影响深远,或认为明清制度与唐宋关系不大,而与蒙元有直接关联。(注: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2页。)吕思勉即是从制度沿革方面来分期。史家吕思勉编著有多种教科书,对中国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划分,如近世一期,就有“从明至清中叶以前”与“清朝”等几种。(注: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分中国历史为五期:上古史,周以前;中古史,从秦统一至唐朝全盛时止;近古史,从唐中叶以后至元亡;近世史,明至清中叶以前;最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见《白话本国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1页。在《复兴高中本国史》中,吕思勉分中国历史为四期:上古,三代以前;中古,秦至明末;近世,清;现代,民国以来。(见吕思勉编:《复兴高中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这里以清朝为近世的分期,基本遵循民国政府课程标准中的分期。)在1924年《本国史》中,吕思勉的近世期是从元世祖灭宋到清全盛时期止。将这元明清三个朝代划归一期,是认为元代的制度开启了中国近世制度之先,如“特如行政区划与兵制——近世式的制度,是元开其先,明集其成,清又踵而用之的。”有清一代的各种设施都是承续前朝,与元代以来的制度关系甚密,现在的制度风尚等等,一些都直接沿自此期。近世期与当下的现代有很大的关联,但从中国历史发展上看,“是中国旧式历史的最后一期”。(注:吕思勉编:《新学制高中本国史》,第4页。)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如魏晋南北朝与宋元时期的外族骚扰引起的动荡,民族分合为史家分期提供了参考。中华书局资深编辑金兆梓即据此来划分时期。与吕思勉一样,金兆梓也编辑有多种教科书。(注:金兆梓编辑的教科书涉及国语、地理与历史等多科,编辑的中华书局历史教科书主要有:《本国历史》(1923年)、《新中华本国史》(1926年、1928年、1932年)、《高中本国史》(1930年、1932年、1935年、1948年)等。)在1926年《新中华本国史》中,金兆梓分中国历史为四期,近世自宋兴迄清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种族竞争时代。从五胡乱华之后至隋唐这一时期,民族竞争暂时停止,到宋初的时候又开始了民族竞争,东北新民族相继南逼,辽、金、元迭起,局面一变。明代兴起,汉族统一中国,与蒙古对峙;到其衰落时候,满族又崛起,先后与汉、蒙、回、藏各族相抗衡。⑨(注:金兆梓编:《新中华初中本国史》第2册,中华书局1929年,第1、123页。其四期划分为:上古,远古至周末止;中古,自秦至五代末;近世,自宋兴迄清亡;现代,中华民国。)近世期是中国民族剧烈竞争的时期,种族间的竞争没有停止,只到民国成立,“清政府统治下的老大帝国,乃划为一新时期,而现代史开幕矣。”⑨
上述几种分期,尽管具体时段划分不同,依据的标准不同,但都认为“近世”是中国“旧式历史”的最后一个时期。与以元明清等朝代为“近世”不同的是,一些教科书则是将清朝作为近世。同以清朝为近世,其中意涵却又不同,以1930年代为界分前后两种:一种如前述桑原骘藏、顾颉刚等人以清朝为近世。桑原骘藏把清朝的“近世期”称为“欧人东渐时代”,认为此期不仅是欧洲人来到东方,东西方开始了联系,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的时期;而是西方民族逐渐占据了东亚历史的主动地位的时期。(注:桑原骘藏:《东洋史要》,第10页。在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对西方人来到中国,或称“欧人东渐”,或称“西力东渐”,二者同义。本文在使用上不再区分。)顾颉刚认为,近三百年有清一代,西洋物质文明与学术思想大举纳入,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影响,从民间思想到政治制度,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果是把帝制攻倒,改建民国。“近世期”为“东西文明的接近时代”。(注:顾颉刚、王钟麒:《现代本国史》上册,第20-21页。)桑原骘藏的近世是满族兴盛的时期,此时中国之发展实是满人之扩张;顾颉刚的近世则是中国历史继续发展中的一个时段,其中西方文明有着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一种是1930年代以后教科书中以清朝作为近世在西方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上与桑原骘藏与顾颉刚等人看法不同,认为清朝的近世是中国走向衰落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时期。“假使世界还是中古时期的样子,我们现在把客帝驱除之后,就更无问题了,然而闭关的好梦已成过去了,欧风美雨相逼而来,再不容我们以鼾睡。自五口通商以后,而门户洞开,而藩属丧失,外人的势力,深入内地,甚至划为势力范围、创作瓜分之论,又继之以均势之说。中国乃处于列强侵略之下,而转翼幸其互相猜忌,维持均势,以偷旦夕之安。经济的侵略,其深刻,既为前所无;思想的变动,其剧烈,亦非前世所有,于是狂风横雨,日逼于国外,而轩然大波,遂起于国中了。”(注:吕思勉:《复兴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4页。)由于西方势力的侵入,中国打破了以往的封闭局面,面临着巨大的变化。明清之际,西学和西教士传入我国,中西交涉由此开始,中经鸦片战争,以至清末,西人更挟其乱山倒海之力侵略我国,摧毁我国的闭关主义,使我国不得不跌到世界史的舞台上去。(注:杨东莼编:《高中本国史》上册,北新书局1946年,第12页。)史家基本上都认为“近世”是中国开始接受西方影响的时期与受到西方侵略的时期,中国历史由此发生了转折,开始了与前不同的时代。(注:参阅前引罗香林:《高中本国史》;姚绍华编:《初中本国史》,中华书局1934年;罗元鲲编:《高中本国史》,开明书店1934年版;余逊编:《高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34年版等。)
主张“清朝”为近世的认为中国近世是“西力东渐时代”,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主张“元明清”为近世的认为中国近世是中国旧式历史的终结时期。这两种不同的近世史划分,体现了不同的近代特征,也呈现了不同的中国历史模式。
三、中国现代史:史家与时代
今天史家多将自己所在的时代划为“现代”(或当代),而在清末,史家对这一时期却有不同的表述。桑原骘藏将其当下的时代——清朝,划归于“近世期”,而夏曾佑却将他所处的时代划归于“近古史”中。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辑“最新教科书”系列,中学“中国历史”由夏曾佑编著,该书出版后反响较大,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注:转引自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3页。)在《中国历史》中,近古史是自宋至今,又分为“退化”与“更化”两个阶段,夏曾佑其所处的清后期属于“更化”阶段:“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
。(注: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06年,第6页。该书分中国历史为三期:上古,自草昧至周末;中古,自秦至唐;近古,自宋至今。)清后期以来,世局发生变化,中国历史有可能进入另一个时代,但“现在”依然没有走出五代以来的“近古”。
清末教科书中,把当下时期划为“今代史”有市村瓒次郎等人。市村瓒次郎曾与人合著六卷本中国通史《支那史》,后将其缩写成两卷本《支那史要》,作为教科书,1902年由广智书局译至中国,被学堂广泛采用。《支那史要》分中国历史为五期,第五期“今代史”起自道光以后,到作者所处的时代结束。中国与西方自明代时就发生了联系,但真正有影响的则是鸦片战争:“抑中国之势,自仁宗时渐衰,士气不振,上下苟且,其不能敌英人之锋,固不足怪。自取屈辱,于人何尤。自鸦片之战,知西人之伎俩,颇挫其虚傲尊大之气。他日设炮台造军舰改铳炮之机,亦由于此。故此一战争,关于中国之形势甚大矣”。(注:市村瓒次郎著,陈毅译:《支那史要》,广智书局1903年,卷6第1-3页。该书分期为:古代史,开辟到秦并吞六国;上世史,秦到隋统一;中世史,隋到宋亡;近世史,元统一到清道光年间;今代史,自道光以后。)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局势发生了变化,故把其后的历史分为一个新时期。
市村瓒次郎将清朝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定为“今代史”,以示与以前历史之不同。这种划分方式给中国历史分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以“鸦片战争”为界的分期方式成为以后中国历史分期讨论的一个焦点。而突出“今代史”,实则给了史家对自己时代的一种新认识。
在中国史家中,较早的将自己所处时代作为“现代”是横阳翼天氏的《中国历史》,其分中国历史为七期,除了一般的上古、中古、近古、近世时期之外,在“上古”之前又划出了“大古纪”,在“近世”之后又划出“前世纪”和“现世纪”两个时期。由于《中国历史》目前仅见第一册,至于后面两期“前世纪”和“现世纪”的具体划分和言说无从得知,不过从他给出的时期特征来看:“前世纪:汉族复盛与西力东渐时代”应为明朝,而“现世纪:汉族衰微及多事时代”当为清朝。(注:东新译社编纂、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册,东新译社1903年,第18页。这里的出版时间是据俞旦初的研究,参阅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5页。)《中国历史》编译自日文教科书,其“现世纪”的划分,当受日本分期的影响。稍后《中国历史讲义》也将清朝作为“现世期”(注:徐念慈著述:《中国历史讲义》,宏文馆1907年,第2页。)。横阳翼天氏等人将自己所处的清朝作为“现世纪”,是为自己时代寻求定位的一种尝试。
民国时期编写的教科书,一般都将民国时期的历史独立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代史”。中华民国开创了中国历史新时期,民间民治精神涌现,民间常藉群众运动来表达倾向,一切学术思想也处处带着世界的色彩,这是“中国文明的世界化时代”。(注:顾颉刚、王钟麒:《现代初中本国史》上册,第22页。)从次以后,中国被卷入世界浪潮之中,不能或外。(注:李云坡编:《本国史》上册,文化学社1932年,第11页。)民国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现代史是我们受了刺激后而起反应的时代,时间虽短,亦可分为两期。革命之初,徒浮慕共和的美名,一切事都不彻底,所以酿成二十年来的扰乱。自孙中山先生确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我民族奋斗、国家求治的方针。对内则铲除军阀,以求政治的清明,对外则联合被压迫民族,铲除不平等条约,以期国际关系的转变。虽然革命尚未成功,然而曙光已经发现了,所以国民政府的成立,亦当在现代史上,划一个新纪元。”(注:吕思勉:《复兴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4-15页。)现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它给付我们以对这一民族、这一国家与这一世界之严重责任。(注: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第18页。)现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是推翻专制建立民族政体的变革时代。(注:杨东莼:《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2页。)
综上所述,作为历史分期之一的“现代史”主要是民国时历史分期中的一个时段。清末史家对自己的时代有多个归属,多看作为“近世”,或者称为“本朝史”(注:称清朝为“本朝史”的有汪荣宝编:《中国历史教科书
关键词 历史分期 古代 近代 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4-0132-10
历史分期是西方普遍历史的产物,史家通过划分历史时段来认识历史的进程,表现出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注:参阅赵轶峰:《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历史分期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进入中国历史书写后,(注:参阅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收入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3页。)一直作为“问题”存在着,关于历史分期的争论从未停息。(注:参阅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今天相当多的中国史研究,尽管具体的研究对象不同、方法不同,但多会触及到一个问题:中国近代如何展开?并以此为依据,探讨中国历史研究模式和历史书写。(注:参阅(日)子安宣邦著,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Timothy Brook,Gregory Blue等著、古伟瀛等译:《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历史分期方式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历史分期进入中国以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分期研究尚不多见。(注:较早注意到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分期的是李则纲,见其:《历史教本划分时代之检讨》,《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但该文只是表列了当时部分历史教科书的分期,未做分析。)本文尝试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来考察史家如何运用历史分期来建构中国民族的历史;通过历史分期,塑造了何种形象,又产生了何种影响,希图对当下分期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参照。
认识一个时代的思想与社会,历史教科书是个重要资源。历史教科书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重要来源,它是联结国家、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一个桥梁,其编写反映了国家政府、学者对历史资源的态度。中国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从翻译、改编外国教科书到自行著述的过程。清末民国历史教科书不同于以往史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有明确的历史分期,主要有三个、四个或五个时段的划分法,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和“现世”等词语来表示(注:本文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版本、作者以及教科书中历史分期制作了“中学历史教科书历史分期一览表”,因篇幅限制,这里略去此表,在涉及到相关教科书中,再行注出。另,本文的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是特指国民政府审定颁行或认可使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历史分期原本是相对于西方历史而言的,进入中国历史书写,又经历了日本的管道,使这些分期术语使用更加复杂,意义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注:就各个历史时期的称谓来说,略有不同。一般来说,现在意义上的“古代”包括历史分期中的“上古”、“中古”和“近古”几个时段,“近代”即为“近世”,“现代”即“现世”。参阅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书写》,第242页,郑利华:《论中国近世文学的开端问题》,《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Timothy Brook,Gregory Blue等著:《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第150页。)本文抛开某个时期具体时段划分上的差异,关注的是其时期特征及历史分期这一“事件”本身,将历史分期看成是史家表述的“文本”,以此来考察史家的历史认知。
一、“近古”与中国古代史:发展与停滞
中国古代史从时间上看有两种情况:一是从远古到明末;一是从远古到元统一。在时段划分上主要有两种:一是包括“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时段;一是包括“上古”、“中古”两个时段,和前一种情况相比,少了“近古”时段。这个或有或无的“近古”,使中国古代史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中国历史分期中,最为一致之处是对“上古期”的分段,都是将“秦统一”之前的历史作为“上古史”(或远古史)。(注:有在上古史之前划出了一个“史前史”部分,见罗香林编著:《高中本国史》,正中书局1935年版。)上古期是中国历史的开幕时代,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或认为是中国“文化发育的时代”(注:赵玉森编纂:《新著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或认为是“由采集经济至粗有农业经济时期”。(注:孙正容编:《高中新本国史》上册,世界书局1947年,第30页。)此期是中华民族“从极浅演之群,进而至于建立一个大国的时代”,(注:吕思勉编:《新学制高中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例言”第1页。)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从秦到明末这段历史的分期,差异颇大,主要有两种划分:或以“唐末”(五代)为界,分为“中古”与“近古”两个时期;或将之单独作为一个时期“中古期”。这里先讨论存在“近古”分期的中古史与近古史的时期特征。
在中国历史分期中,有很大影响的当推桑原骘藏《东洋史要》,该书“可谓东洋史之善本”(注:《审定书目:书目提要》,载《学部官报》,1908年6月19日(第57期)。),首由东文学社于1899年印行,作为历史教科书,在中国广为流行。《东洋史要》把东洋历史——主要是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期:上古是从太古到秦统一,为“汉族充腓时代”;中古从秦到唐亡,为“汉族全盛时期”;近古从五代到明末,为“蒙古族全盛时期”;近世是从清至今,为“欧人东渐时期”。从秦到五代的中古时期,中国历史变动较快,统一与分裂交替,既有外族入侵引起的分裂,也有汉唐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尽管有北方民族南下骚扰,但对汉族影响不大,汉族开辟了空前的大版图,得到全盛时期。从五代至明的近古期是蒙古族极盛时代。近古期中,汉族气焰全灭,塞外诸族相继得势,通古斯族先兴,继而蒙古族兴起建立元朝,统一东亚,蒙古族势力更经中亚而席卷西北两部,余威远及欧洲大陆。“要之此期,洵蒙古族勃兴之世。彼族与东洋厄运,实为诸事变之主动力”。(注:桑原骘藏著,金为译:《东洋史要》卷一,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9-10页。)《东洋史要》把从秦至明代的历史分为中古与近古两个时期,分别是汉族与蒙古族强盛的时期。这两个时期间,看不到有多少的联系。
《东洋史要》四期划分法影响很大,中国史家如顾颉刚与周予同等人所编教科书,时期划分与桑原骘藏完全相同,但在表述上有很大差异。如桑原骘藏把中古时期的五胡乱华视为外族入侵引起了汉族衰微,顾颉刚则对外族入侵持肯定态度。1923年出版的顾颉刚《现代本国史》,被誉为“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注: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1929年第2期,第6页。)。从秦到唐末的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南下,五胡进入中原,使得中原文化南迁,也使后来中国文明同化了新民族,造成了隋唐统一帝国,对中国民族发展有重要意义。佛教传入给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了活力,成为后来近古期中国哲学的基础。中国文化“到汉魏有暮气,中间吸收新血液,返老还童到唐灿烂”,因此,顾颉刚称中古期为“中国民族文化的蜕变时代”。③(注: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9-20、20-21页。)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中古期的看法则综合了桑原骘藏与顾颉刚两种观点,认为“中古”是汉族强盛与中国发展的时期。如果说顾颉刚与周予同二人对中古期看法较为一致的话,那么对从五代到明末的近古期看法差异很大。顾颉刚认为近古期是承续中古期继续发展的时期,“虽遭外患,仍在发展”,这一时期为“中国民族的争存时代”。③周予同承认此期中国文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政治与社会方面,中国社会依然停滞在与中古同样的境地”。(注: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开明书店1934年,第16-17页。)近古中国中止了发展态势。
与上述桑原骘藏等人的四期分法不同,191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该书把中国历史分为五期:远古史,邃古至秦统一前;中古史,秦统一至南北朝;近古史,隋至南宋末;近世史,元至清末;现代史,中华民国。中古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汉族的拓展与外族的同化,一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与一些史家注重民族分合不同,《新制本国史教本》认为专制制度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尤为深远。为维护君主专制而实行的各项政策,是造成汉族衰微与外族入侵的重要原因,直接孕育着其后中国的衰落因素。中古期虽然有唐帝国的兴盛,但是在政治制度等设施方面并未改变其前专制性质,政治日坏,以致造成五代百余年的混乱。宋代建立后,采取重文抑武措施,以致积贫积弱,终以灭亡,“此亦远古以来之大变故也”。(注: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中册,中华书局1914年,第1页。)就中国历史发展趋势来说,近古期与中古期都是中国走向衰落的时期。
上述几种分期都存在“近古“划分,近古作为“中古”与“近世”之间的一个时段,时间上指“宋明”或“唐宋”,史家对近古以及中古的看法有所不同。顾颉刚认为中古与近古都是中国文明继续发展的时期;周予同认为中古中国继续发展,而近古则是文化演进而社会停滞的时代;钟毓龙认为,不论中古还是近古,都是中国走向衰微与停滞的时期。
在中国历史分期中,近古主要出现在193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中,1930年代以后,很少再有“近古”一期,它被纳入到“中古期”之中,这时的“中古期”就包括从秦统一到明末这段历史。这个“中古期”中,西北民族入侵,民族间的竞争与同化激烈,朝代变易频繁,从社会经济上看,中国社会则固定在农业经济上,(注:教育总署编审会编:《高中本国史》上册,教育总署编审会1939年,第9页。)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注:朱翊新、黄人济、陆并谦编:《初中本国史》第4册,世界书局1930年,第98-99页。)“秦并六国,才确立统一的国家,汉代继起,制作大备,从此直至明代,政治设施大都因袭秦汉之旧,并且闭关独立,始终保有自我一系的文化”。(注:杨东莼编:《高中本国史》,北新书局1946年,第12页。)从秦统一到明末的“中古”,政治制度没有更易,对外部世界接触不多,是个封闭和停滞的时期。
把“近古”融入到“中古”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史的表述。如果中国古代史是由“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段构成的话,那么这三个时段体现的中国古代史呈现出多变性,从整体上看,中国是向前发展的,实际上奠定了现代“新纪元”的基础。由“上古”、“中古”两个时段构成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在“上古期”得到很大发展,秦建立统一的国家,构筑了中国文化发展模式。但此后直到明末“西力东渐”之前,中国都是在秦的制度文化影响之下,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在漫长的中古时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二、中国近代史:“旧史结穴时代” 或“西力东渐时代”
清末民国教科书中,存在“近世期”划分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清朝为近世,一是以元明清为近世。(注:以清朝为近世的有两种情况:或者从清初开始,或者从明末开始(明清之际),二者相去不远,所描述的时代特征也相同,可以作为一个划分来看待。本文“清初”与“明清之际”互用。)这两种不同的近世起点,赋予中国近代史不同的意义。
以元明清三代为近世的有钟毓龙、吕思勉等人,日本史家那珂通世(注:那珂通世在《支那通史》中,分中国历史为三期:上世,从唐虞三代至六国并于秦;中世,从秦至宋金之衰;近世,自元至今。(见《支那通史》卷一,东文学社1903年,第6页。))、市村瓒次郎都采用这种分法。元明清时期,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建立元与清两大帝国,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前引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其近世史所关注的不是外族的入侵,而是中国在此期的衰微。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相遇,遭受西方侵略,而其根由,实肇始于近古时期,是近古专制问题的延续与结果。“五族沟通而合为一家之基础,实确定于此时期。然此期中,崇文尚虚之习,又仍如前代,故自明中叶以还,与西洋尚武崇实之诸文明相遇,遂不免事事失败,武力既不足以相抗,学术工艺又不足以相竞,即人民之爱国心与自治力亦无在而不相形见绌,以至国势日颓,土地日蹙,财政日绌,民生日困,瓜分之祸,悬于眉睫”。中国历史到此告一段落,面临变局:“当此时而谋救国之道,诚非从根本解决,举历代相沿之弊习,摧陷而廓清之不可。故近世者,中国旧史之结穴之时期也”。(注:钟毓龙编辑:《新制本国史教本》下册,中华书局1917年,第1页。)这里的近世,与此前作者对中古与近古的关注是一致的,注重中国专制制度的建立与加强,专制制度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而民国建立,确立共和制度,君主专制的历史才得以终结,中国历史开辟一新时期。
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民族关系上,在制度建设上也影响深远,或认为明清制度与唐宋关系不大,而与蒙元有直接关联。(注: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2页。)吕思勉即是从制度沿革方面来分期。史家吕思勉编著有多种教科书,对中国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划分,如近世一期,就有“从明至清中叶以前”与“清朝”等几种。(注: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分中国历史为五期:上古史,周以前;中古史,从秦统一至唐朝全盛时止;近古史,从唐中叶以后至元亡;近世史,明至清中叶以前;最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见《白话本国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1页。在《复兴高中本国史》中,吕思勉分中国历史为四期:上古,三代以前;中古,秦至明末;近世,清;现代,民国以来。(见吕思勉编:《复兴高中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这里以清朝为近世的分期,基本遵循民国政府课程标准中的分期。)在1924年《本国史》中,吕思勉的近世期是从元世祖灭宋到清全盛时期止。将这元明清三个朝代划归一期,是认为元代的制度开启了中国近世制度之先,如“特如行政区划与兵制——近世式的制度,是元开其先,明集其成,清又踵而用之的。”有清一代的各种设施都是承续前朝,与元代以来的制度关系甚密,现在的制度风尚等等,一些都直接沿自此期。近世期与当下的现代有很大的关联,但从中国历史发展上看,“是中国旧式历史的最后一期”。(注:吕思勉编:《新学制高中本国史》,第4页。)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如魏晋南北朝与宋元时期的外族骚扰引起的动荡,民族分合为史家分期提供了参考。中华书局资深编辑金兆梓即据此来划分时期。与吕思勉一样,金兆梓也编辑有多种教科书。(注:金兆梓编辑的教科书涉及国语、地理与历史等多科,编辑的中华书局历史教科书主要有:《本国历史》(1923年)、《新中华本国史》(1926年、1928年、1932年)、《高中本国史》(1930年、1932年、1935年、1948年)等。)在1926年《新中华本国史》中,金兆梓分中国历史为四期,近世自宋兴迄清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种族竞争时代。从五胡乱华之后至隋唐这一时期,民族竞争暂时停止,到宋初的时候又开始了民族竞争,东北新民族相继南逼,辽、金、元迭起,局面一变。明代兴起,汉族统一中国,与蒙古对峙;到其衰落时候,满族又崛起,先后与汉、蒙、回、藏各族相抗衡。⑨(注:金兆梓编:《新中华初中本国史》第2册,中华书局1929年,第1、123页。其四期划分为:上古,远古至周末止;中古,自秦至五代末;近世,自宋兴迄清亡;现代,中华民国。)近世期是中国民族剧烈竞争的时期,种族间的竞争没有停止,只到民国成立,“清政府统治下的老大帝国,乃划为一新时期,而现代史开幕矣。”⑨
上述几种分期,尽管具体时段划分不同,依据的标准不同,但都认为“近世”是中国“旧式历史”的最后一个时期。与以元明清等朝代为“近世”不同的是,一些教科书则是将清朝作为近世。同以清朝为近世,其中意涵却又不同,以1930年代为界分前后两种:一种如前述桑原骘藏、顾颉刚等人以清朝为近世。桑原骘藏把清朝的“近世期”称为“欧人东渐时代”,认为此期不仅是欧洲人来到东方,东西方开始了联系,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的时期;而是西方民族逐渐占据了东亚历史的主动地位的时期。(注:桑原骘藏:《东洋史要》,第10页。在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对西方人来到中国,或称“欧人东渐”,或称“西力东渐”,二者同义。本文在使用上不再区分。)顾颉刚认为,近三百年有清一代,西洋物质文明与学术思想大举纳入,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影响,从民间思想到政治制度,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果是把帝制攻倒,改建民国。“近世期”为“东西文明的接近时代”。(注:顾颉刚、王钟麒:《现代本国史》上册,第20-21页。)桑原骘藏的近世是满族兴盛的时期,此时中国之发展实是满人之扩张;顾颉刚的近世则是中国历史继续发展中的一个时段,其中西方文明有着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一种是1930年代以后教科书中以清朝作为近世在西方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上与桑原骘藏与顾颉刚等人看法不同,认为清朝的近世是中国走向衰落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时期。“假使世界还是中古时期的样子,我们现在把客帝驱除之后,就更无问题了,然而闭关的好梦已成过去了,欧风美雨相逼而来,再不容我们以鼾睡。自五口通商以后,而门户洞开,而藩属丧失,外人的势力,深入内地,甚至划为势力范围、创作瓜分之论,又继之以均势之说。中国乃处于列强侵略之下,而转翼幸其互相猜忌,维持均势,以偷旦夕之安。经济的侵略,其深刻,既为前所无;思想的变动,其剧烈,亦非前世所有,于是狂风横雨,日逼于国外,而轩然大波,遂起于国中了。”(注:吕思勉:《复兴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4页。)由于西方势力的侵入,中国打破了以往的封闭局面,面临着巨大的变化。明清之际,西学和西教士传入我国,中西交涉由此开始,中经鸦片战争,以至清末,西人更挟其乱山倒海之力侵略我国,摧毁我国的闭关主义,使我国不得不跌到世界史的舞台上去。(注:杨东莼编:《高中本国史》上册,北新书局1946年,第12页。)史家基本上都认为“近世”是中国开始接受西方影响的时期与受到西方侵略的时期,中国历史由此发生了转折,开始了与前不同的时代。(注:参阅前引罗香林:《高中本国史》;姚绍华编:《初中本国史》,中华书局1934年;罗元鲲编:《高中本国史》,开明书店1934年版;余逊编:《高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34年版等。)
主张“清朝”为近世的认为中国近世是“西力东渐时代”,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主张“元明清”为近世的认为中国近世是中国旧式历史的终结时期。这两种不同的近世史划分,体现了不同的近代特征,也呈现了不同的中国历史模式。
三、中国现代史:史家与时代
今天史家多将自己所在的时代划为“现代”(或当代),而在清末,史家对这一时期却有不同的表述。桑原骘藏将其当下的时代——清朝,划归于“近世期”,而夏曾佑却将他所处的时代划归于“近古史”中。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辑“最新教科书”系列,中学“中国历史”由夏曾佑编著,该书出版后反响较大,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注:转引自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3页。)在《中国历史》中,近古史是自宋至今,又分为“退化”与“更化”两个阶段,夏曾佑其所处的清后期属于“更化”阶段:“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
。(注: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06年,第6页。该书分中国历史为三期:上古,自草昧至周末;中古,自秦至唐;近古,自宋至今。)清后期以来,世局发生变化,中国历史有可能进入另一个时代,但“现在”依然没有走出五代以来的“近古”。
清末教科书中,把当下时期划为“今代史”有市村瓒次郎等人。市村瓒次郎曾与人合著六卷本中国通史《支那史》,后将其缩写成两卷本《支那史要》,作为教科书,1902年由广智书局译至中国,被学堂广泛采用。《支那史要》分中国历史为五期,第五期“今代史”起自道光以后,到作者所处的时代结束。中国与西方自明代时就发生了联系,但真正有影响的则是鸦片战争:“抑中国之势,自仁宗时渐衰,士气不振,上下苟且,其不能敌英人之锋,固不足怪。自取屈辱,于人何尤。自鸦片之战,知西人之伎俩,颇挫其虚傲尊大之气。他日设炮台造军舰改铳炮之机,亦由于此。故此一战争,关于中国之形势甚大矣”。(注:市村瓒次郎著,陈毅译:《支那史要》,广智书局1903年,卷6第1-3页。该书分期为:古代史,开辟到秦并吞六国;上世史,秦到隋统一;中世史,隋到宋亡;近世史,元统一到清道光年间;今代史,自道光以后。)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局势发生了变化,故把其后的历史分为一个新时期。
市村瓒次郎将清朝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定为“今代史”,以示与以前历史之不同。这种划分方式给中国历史分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以“鸦片战争”为界的分期方式成为以后中国历史分期讨论的一个焦点。而突出“今代史”,实则给了史家对自己时代的一种新认识。
在中国史家中,较早的将自己所处时代作为“现代”是横阳翼天氏的《中国历史》,其分中国历史为七期,除了一般的上古、中古、近古、近世时期之外,在“上古”之前又划出了“大古纪”,在“近世”之后又划出“前世纪”和“现世纪”两个时期。由于《中国历史》目前仅见第一册,至于后面两期“前世纪”和“现世纪”的具体划分和言说无从得知,不过从他给出的时期特征来看:“前世纪:汉族复盛与西力东渐时代”应为明朝,而“现世纪:汉族衰微及多事时代”当为清朝。(注:东新译社编纂、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册,东新译社1903年,第18页。这里的出版时间是据俞旦初的研究,参阅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5页。)《中国历史》编译自日文教科书,其“现世纪”的划分,当受日本分期的影响。稍后《中国历史讲义》也将清朝作为“现世期”(注:徐念慈著述:《中国历史讲义》,宏文馆1907年,第2页。)。横阳翼天氏等人将自己所处的清朝作为“现世纪”,是为自己时代寻求定位的一种尝试。
民国时期编写的教科书,一般都将民国时期的历史独立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代史”。中华民国开创了中国历史新时期,民间民治精神涌现,民间常藉群众运动来表达倾向,一切学术思想也处处带着世界的色彩,这是“中国文明的世界化时代”。(注:顾颉刚、王钟麒:《现代初中本国史》上册,第22页。)从次以后,中国被卷入世界浪潮之中,不能或外。(注:李云坡编:《本国史》上册,文化学社1932年,第11页。)民国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现代史是我们受了刺激后而起反应的时代,时间虽短,亦可分为两期。革命之初,徒浮慕共和的美名,一切事都不彻底,所以酿成二十年来的扰乱。自孙中山先生确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我民族奋斗、国家求治的方针。对内则铲除军阀,以求政治的清明,对外则联合被压迫民族,铲除不平等条约,以期国际关系的转变。虽然革命尚未成功,然而曙光已经发现了,所以国民政府的成立,亦当在现代史上,划一个新纪元。”(注:吕思勉:《复兴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4-15页。)现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它给付我们以对这一民族、这一国家与这一世界之严重责任。(注: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第18页。)现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是推翻专制建立民族政体的变革时代。(注:杨东莼:《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2页。)
综上所述,作为历史分期之一的“现代史”主要是民国时历史分期中的一个时段。清末史家对自己的时代有多个归属,多看作为“近世”,或者称为“本朝史”(注:称清朝为“本朝史”的有汪荣宝编:《中国历史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