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习惯于向后看的。不可否认，在当前这个利益驱动一切的虚假社会，我们大都患上了诚信饥渴症。因此，有人想到了明清商帮，理想化地把他们塑造成以诚信为本、以诚信兴业、以诚信发展的一代“儒商”。细想起来，这里面至少存在两个误区：首先，诚信本来就是商人（也是每个普通人）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守则，如果把它当成难得的美德极力炫耀，这个民族的集体人格就不仅显得可悲，而且可怜；其次，不能因为缺少诚信而无限拔高诚信，它是一种道德品格或者仅仅是职业素质，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主动力，也不可能成为商人能否获取财富的决定性因素。
　　除此之外，由于商帮的兴起，还有人一厢情愿地把明清两朝美化成商业繁荣、海晏河清、人民富足的盛世强国。关于明王朝，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这样揭示它的本质：“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至于野蛮的清王朝，它给中国带来的是一次文明大倒退，更不可能使社会经济产生任何创新性的发展，充其量也就是学习前朝旧例，萧规曹随而已。
　　
　　“开中制”成就山西商帮，“折色制”促兴徽州商帮
　　
　　千百年来，集权专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在它的笼罩下，根本没有光明。从本质上说，明清商帮与宋朝时那些官商勾结的人物是一样的，只不过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也更具群体性而已。
　　还原历史的真实，明清商帮的兴起实际上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具体地说，它最初的根由是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实施的“开中制”。
　　朱元璋击败蒙元建立明王朝后，仍然视北方游牧民族为最大威胁，遂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称为九边或九镇。这个东起辽东镇海滨，西至甘肃镇嘉峪关，管辖边墙全长5274公里的巨型防御体系，除发生紧急军情从内地调动援军外，平时驻军即达80多万。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九边之首大同一带。大同镇边墙323公里，驻守马步官兵13.5万多人，配马、骡、驴5万余匹。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此漫长的边防体系，如此庞大的驻军规模，给明政府带来了巨大的供给困难。据《大明会典》记载，仅大同镇就需屯粮51万余石，草16.9万余束，秋青草176万束，此外还需要大量棉花、布匹等消费品。为了运送这些物资，明政府不仅要抽调大批官军，还要征调许多民夫，总之，每年花在驻守长城上的银子就达上千万两，让中央财政不堪重负。
　　为解决边镇军事消费与供给的矛盾，明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对晋商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开中制。开中制是在历代食盐实行国家专卖的基础上，明政府为解决边饷问题而找到的一举多得之策：省钱、省时、省力。然而，它的初衷既不是富民，也不是富商，而是让商人们向各边镇的边仓纳粮，以此换取贩卖官盐的执照（盐引、引目），即所谓“纳粮中盐”。
　　一切由国家专卖的商品都是暴利产品。盐和粮食一样，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盐和粮食又不一样，它不是任何一片土地都能出产的特殊物品。因此，它就成了官方可以垄断，进而讹诈百姓，牟取暴利的专卖品。中国并不是一个缺少盐资源的国家，它的价值或者说暴利主要来自官方的垄断。
　　开中制最初实行于山西大同镇。《明太祖实录》卷五三记载，1370年（洪武三年），山西行省官员向朝廷建言：“大同粮储，自陵县（今山东德州）运至太和岭（山西朔州马邑），路远费繁，清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交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次年制定全国中盐例，实行了开中制。
　　“纳粮中盐”主要集中在九边，大同镇又是首先实行这一制度和纳粮数额最多的边镇，使山西商人近水楼台，捷足先登。随着开中制向多元化延伸，除纳粮外，还出现了纳棉、纳布、纳马、纳铁中盐等方式，山西商帮不仅靠多种经营垄断了北方的军需贸易，其势力范围亦向两淮、河东等全国所有的盐产地扩张，达到了所谓“贸迁四方”的全国性影响。
　　到了明朝中期，盐业政策由“开中制”向“折色制”转化。所谓“折色制”，即盐商不必再运送粮食等物资到指定的边境地区以领盐引，而是直接用银子来换取盐引。
　　“开中制”成就了山西商帮，“折色制”则促进了徽州商帮的兴起。说到底，引起当代中国人无限遐想、无限向往的明清两大商帮，其实都是靠官商勾结起家的盐贩子。
　　实行开中制时，要送粮食等物资到边境才能换取盐引，而徽州偏居一隅，地处大山深处，对外交通不便，又因地狭人稠，自古粮食不能自给，与晋商相比，他们显然不占“地利”。实行折色制后，徽商在内地就可以花钱买到盐引。从弘治到万历年间，徽州盐商成群结队地赶赴当时全国大型的盐场——仪征、扬州和淮安等地，徽州盐商的经营，一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商贾依附官府巧取，官府对平民豪夺
　　
　　自先秦到明清，大一统的专制政体越来越成熟，无论是商帮，还是商人，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都与官府有直接的关系。当代学者吴思曾经用明成祖朱棣的一道圣旨说明中国式的官民关系，这里转录如下：“那军家每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
　　官府的淫威是不加掩饰的。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形成了明清时期官商勾结，分工合作，一起对普通百姓、对整个国家进行“巧取豪夺”的行为模式：商贾依附于官府“巧取”，官府对包括商贾在内的一切平民“豪夺”。
　　随着时下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晋商的代表乔致庸，徽商的代表胡雪岩都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结合目前这种拜金主义潮流，许多人对他们发家致富的故事更是津津乐道，艳羡不已。
　　乔致庸在经营中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对官场甚至清室人脉的精明投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逃到山西。乔家大德通票号掌柜高钰立即把大德通装饰一新，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大家谁都不敢答应，乔家票号却很爽快，借给朝廷白银10万两。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乔家的生意也因此进入了辉煌期。而这个时候，国家已经满目疮痍，清王朝也日薄西山了。
　　红顶商人胡雪岩与官府那纠缠不清的关系更不用说了，他的一生成也官府，败也官府，最后含恨而终。细想起来，商人戴上了红顶子，这是值得夸耀的商业成功吗？它只表明了官商勾结的事实，并凸显了商人向官人的彻底臣服。
　　明清商人这种对垄断权力的绝对依赖，使他的经营模式染上鲜明的官家特征。他们有钱，却仅仅局限在流通领域运作，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也就没有建立起成规模的生产实体，更别说现代基础工业了。说白了，他们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买卖人。
　　
　　无法实现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
　　
　　像所有传统帮会组织一样，商帮也以信义相标榜。晋商的“义利并举”，徽商的“贾而好儒”、“程朱阙里”、“理学故乡”，都试图在传统伦理体系的坐标中，为自己的身份找到被主流认可的道德名位。而这也恰恰反映了明清商人在精神上的先天不足。他们不能开创性地建立起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理论武器，意识不到商人在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修炼不出经世济民的思想抱负和用竞争手段推动社会公平发展的雄才大略。同时，他们身边王朝末世的腐朽氛围又使他们沾染上了投机、逢迎、谄媚、奢靡等种种恶习。由于缺少超越性的文化思维，无法实现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他们不可能像西方商人那样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敢于自由竞争的开创精神，率领自己的商人群体担负起通过竞争重构社会价值体系的历史使命，而只能在向官僚政治折腰屈从并与之同流合污中、在向正统文化依附与回归中走向堕落和毁灭。
　　依靠官府起家、发展起来的山西、徽州等十大商帮，从始至终都把自己的命运和专制王朝的命运绑在了一起，随着满清王朝的倒台，随着腐朽专制政体的逐渐灭亡，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风光了数百年的商人群体也随之衰落了。
　　几百年来，这个曾经敛聚了几乎所有民间财富的商人群体得到过快乐吗？这显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至今保留着一座清代遗留下的山陕会馆，是当时山西、陕西两省商人为“祀神明而联桑梓”集资兴建的。它始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历时66年，耗银9.2万两乃成。现在，它成了明清商帮繁盛时期的历史遗迹，供游人参观。会馆内的戏楼上刻着这样一副对联：
　　宫商翕奏赏心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
　　扮演成文快意在坦途快马高帆顺风
　　这副对联似乎告诉我们，清代商人的成就观、快乐观，甚至人生追求并没有离开“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的老套。当然，作为游走四方的买卖人，他们更加现实的愿望是“坦途快马”与“高帆顺风”，那样才能快赚钱，多赚钱，平安地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