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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瘟疫频仍。热病、时疫、疟疾等疫病，不时夺走人们的性命，改写历史的进程。即使是在远离瘟疫的时候，民众心理上的那份恐惧记忆依然挥之不去。这些记忆像文化基因一般很自然地进入了古代通俗小说，尤其是《水浒传》这样的名著里。在水浒故事世代累积的过程中，诸多关于瘟疫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成为了小说文本的构成要素。有的涉及小说的整体结构，例如第一回的“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也有的在情节里被捎带脚地提到，比如武松在柴进的庄上患疟疾，因一场误会结识宋江等；当然，还有一些疫病知识存在于话语层面，人物对话乃至绰号之中，这些《水浒》中的瘟疫有的是生活常识的自然流露，有的则词简意丰，背后蕴含着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抗疫文化。
晚明容与堂刻本的《水浒传》开篇讲述的就是一个瘟疫故事。话说宋仁宗嘉祐三年孟春，一场大瘟疫忽然流行，从江南直到东京汴梁和西京洛阳所在的中原地区，疫区遍布天下，军民死伤惨重。开封府尹包拯出资合药救民，也无济于事。文武群臣奏闻仁宗天子，要求礼请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祈禳瘟疫。祈禳，祈祷和禳解的省称，是有道教特色的一种法术，在小说叙述中指的是以国家名义，邀请道教真人设坛作法，祈祷神灵，消除瘟疫。小说中讲得明白，除了祈禳之外，宋仁宗还在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的建议下，做了如下几件事：“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这些措施细说起来是三件事，一是赦免罪囚，二是减免税赋，三是烧香祈祷，加上我们之前提到的官方出资办药，医治百姓。小说中提到的防疫方法大致如此。虽然小说是虚构的，据史书记载，北宋嘉祐三年并不存在这样一场京师大疫，但是面对瘟疫，古代社会在集体层面的疫情防控手段其实基本如此。换言之，小说的叙述虽然是简略而虚构的，但在一般民众的社会记忆里，面对频繁出现的疫疠之灾，人们只能等待传染性的自然减弱，直至消失。
瘟疫在《水浒传》所描绘时代的普通民众心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恐惧与焦虑么？这是古今无别的。今天的我们也一样恐惧。此外，瘟疫对于古人还有独特的隐喻义，它象征着上天的惩罚。在那个科学蒙昧的时代，人们对瘟疫的致病机理所知甚少，故而会产生一系列不科学的揣测，因而谣言四起。这也是为什么祈禳会被《水浒传》标举出来成为击退瘟疫的终极手段。禳退瘟疫，对于大宋江山的重要意义，使得贵为太尉的洪信必须亲往江西龙虎山礼请张天师，而且必须布衣麻鞋，涉险登山。洪信在龙虎山伏魔殿任性而为、误走天罡地煞的情节安排，也因前日登山过程中他所受的“委屈”而显得更具有合理性。小说在“祈禳瘟疫”和“误走妖魔”之间设置了足够的波折，蓄足了势能，让故事自然由瘟疫暴发过渡到英雄传奇。更重要的是，小说在瘟疫和“妖魔”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哄动了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的天罡地煞们，与骤然发生的瘟疫一样，是对封建统治合法性的一种质疑和挑战，而它们的发生机理也是一样的，即乱自上作。这可能是古典小说习惯性地采用灾异叙事开篇的思维基础。
瘟疫开篇最典型的范例就是最早出现的两部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无论《三国》还是《水浒》，他们都将瘟疫乃至战乱的发生归因于“数”。《水浒传》引首所谓“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这就反映了古人尚不能够在整体上对瘟疫的发生演变规律做出理性的判断，只能在一次次惨痛的大疫之后感慨“阴阳造化”的鬼斧神工。
如果熟悉古代防疫史，也许您会发现，《水浒传》中对于具体的疫情防控，其实描写得比较粗糙。例如引首中所写“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剂局方，自出俸资合药，救治万民”，以及第八十四回写道：“即日炎天，军士多病，……遣萧让、宋清，前往东京收买药饵，就向太医院关支暑药。”这些描写都缺乏具体场景作为支撑，基本上是一笔带过。在小说中，备办药物防治疫情的效果似乎不怎么突出，包待制“义举”的治疗效果似乎不怎么突出，用小说里的话叫“那里医治得住”。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古代防疫水平的不足。
有时，疫情发生的时空比较紧急，例如行军打仗时流行瘟疫，疫情防控效果对战斗成败有决定性影响，必须克服困难，小说的叙述笔调就很自然地转向超自然的神异力量，例如百廿回本《水浒全传》第一百〇五回在描写宋江率众征剿王庆时写道：“因军士跋涉千里，中暑疲困者甚多，教安道全置办药料，医疗军士。”小说给出的解决暑疫的最好办法竟然是公孙胜用法术“先除了众人烦燥，军马凉爽，自然强健”，相当于公孙胜做法给大军开设了室外空调降温解暑，最终制止了军中疫病的流行，战胜了敌人。这种小说叙述一方面源于民众对于瘟疫与寒暑等天时节令密切相关的一种朴素认知，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古代社会，大军移动过程中人马一旦发生疫病，后果非常严重。当然，《水浒传》所反映出的古人集体层面防疫水平的缺失，并不代表个人对于疫病的应对是全然失措的。事实上，小说中的一些梁山好汉，对于疫病还是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的。
《水浒传》主人公宋江在身为郓城县小吏的时候就很注意对时疫的防控了。据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二十一回，晁盖等人智劫生辰纲后，派赤发鬼刘唐前去答谢宋江的搭救之恩。宋江与刘唐分别后，正满腹心事地月下独行，不料被做媒的王婆叫住，央告他做一桩好事：原来东京来投奔的阎婆一家三口遭难。“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时疫死了，这阎婆无钱津送，停尸在家，没做道理处。”
阎公流落他鄉，无依无靠，生活窘迫，因为感染时疫而死，尸体得不到安葬。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这不仅是不仁道的，而且也会加速时疫的传播与扩散。尤其在中秋前后，气温还比较高，尸体更容易腐烂，造成瘟疫流行。事实上，历代政府在面对瘟疫造成的大量死者时，大多采取集中掩埋或火葬的方式，防止疫病因尸体处理不当而蔓延。可能因为上述原因，小说中的宋江听到此事，毫不犹豫地出资购买棺木，安葬阎公。同时，他还赠给阎婆母女十两银子的“使用钱”，相当于丧葬费，让她们风光地发送逝者。过去，读者一般认为小说叙述者是在用慷慨出资、养生丧死的行为表现宋江的仁义性格。其实，宋江的义举又何尝不是古人防疫知识渗透进他潜意识里的体现呢？ 如果说郓城县押司宋江的防疫知识来源于间接经验，那么出身百姓的武松对于疟疾的认识，则来自于亲身遭际。宋江坐楼杀惜之后，逃到柴进庄上躲避，柴进久闻及时雨宋公明的大名，盛情款待。宋江夜深酒酣，出至东廊躲酒。步履踉跄，恰好“跐在火掀柄上”，将“火掀里炭火，都掀在那汉脸上”。恼怒了一位在廊下向火的好汉。幸亏柴进随后赶来劝解，两下相认，原来那好汉正是武松。小说由此递入主要讲述武松故事的情节单元。武松为何要孤身一人在廊下烤火？宋江也有同样的疑问，原来武松在清河县打伤了人逃到柴进庄上，后来听说那人未死，于是准备回乡寻哥哥武大，“不想染患疟疾，不能勾动身回去。却才正发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读者可能会有疑问了：武松这位“身躯凛凛，相貌堂堂”的壮汉也会患疟疾？当然，因为疟疾具有传染性，而且可以肯定这种病症的痛苦体验成为了我们的打虎英雄的终生噩梦。
古人对于疟疾的认识可以说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已出现“疟”字。《黄帝内经素问》有专门的《疟论》篇讨论这一类疾病。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已明确提出“瘴疟”的概念，它更为著名的是青蒿治疟的药方。至迟在宋代，疟疾的传染性就已经被古代医家明确论述。南宋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认为：“一岁之间，长幼相若，或染时行，变成寒热，名曰疫疟。”应该说，古人观念中的“疟”是一类疾病，比今天作为疾病名称的“疟疾”范围要大些。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分析武松的疟疾。因为武松所患的疟疾典型症状是乍寒乍热。《黄帝内经素问·疟论》描绘得十分形象：“夫疟者之寒，湯火不能温也，及其热，冰水不能寒也。”文字传神，千载之下，仍令我们感受到疟疾患者那种难以忍受的痛楚。可想而知，东廊下的武松此刻身体是多么寒冷，而心情又是多么沮丧啊，难怪宋江不留神踩到火掀柄，他会那般愤怒，抓住宋江就要扭打。
我们知道，在中医的观念里，疟疾有许多类型，武松属于哪一种呢？根据《素问·疟论》的记载，疟疾有一定的季节性，所谓“夏伤于暑，秋必病疟”。这也启示我们留心传染病与节令的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之所以传染病的传播与季节有关，很重要的原因是一年中的特定时段，环境条件更有利于某些微生物的扩散和生存，也就有利于瘟疫的传播。武松的疟疾应该发生在秋季。因为《水浒传》第二十二回交代，宋江与武松相聚于柴进庄上是在秋末冬初，而在小说第二十八回里，武松对施恩亲口说过：“我去年害了三个月疟疾。”算来，武松所患正是这种“夏伤于暑”所导致的“秋疟”。这种秋疟的特点在《黄帝内经》中也明确说道：“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恶风，以夏病者多汗。”这就是所谓“其病异形者，反四时也”。武松青春正盛，一向身体强健，可能平日疏于保养，盛夏未免贪凉，加之身负重案在逃，心境未免失落灰暗，免疫力自然就下降了。这样疟疾就找上门来了。加之武松性格刚直，平时在柴进庄上得罪了许多庄客，正被嫌弃，要起身回家寻武大，不想就一病三个月，每天乍寒乍热，更加遭人嫌恶，才落得寒夜里在门廊下独自烤火的境遇。他的遭遇启示我们，即使身体健壮，也要注意加强防护，避免在不知不觉间中招传染病。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武松一切顺遂，早早回到清河县团聚，也就没有由宋江故事递入武松故事的情节设置，更不会有景阳冈打虎的精彩华章了。
武松患疟疾这个情节还有一处值得大家玩味，就是疟疾这种传染病对于病患的身体素质有何影响？我们知道，一般而言，染患瘟疫的病人身体素质会大幅度下降，体力和耐力远不及平时水平。武松自然也不能难逃脱这个规律。但由于小说后续的武松打虎等情节描写得太过脍炙人口，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刚刚患过一场疟疾！在第二十八回，施恩好意劝说武松休息充分再去打蒋门神，而武松一语道破天机：“我去年害了三个月疟疾，景阳冈上酒醉里，打翻了一只大虫，也只三拳两脚，便自打死了。何况今日！”从武松的豪言壮语中，我们可以体察到完成打虎壮举是在醉酒、患过疟疾的非正常情况下完成的，反衬出武松平日是多么神勇啊！由此我们再回想景阳冈上武松的心理描写，先是后悔执意过冈，欲待回去，后是打得“手脚都酥软了”。这一切精彩描写显得越发合理而真实。
除了集体与个人这两个层面，《水浒传》的瘟疫描写中还有一个层面值得关注，就是存在于叙述话语之中的瘟疫，特别是那些对话中的俗语、绰号和韵文所保留的瘟疫认知。有一些是古代社会特有的民俗信仰，而另一些则仍具有日常养生的借鉴意义。
我们先来看看《水浒传》人物对话里的“热病”。应该说，依据小说描写，可能从未有人真正患上热病，可“热病”却数次出现在人物之口。例如第十八回，何涛等人得到情报前来捕捉参与智劫生辰纲的白日鼠白胜。只听得白胜在床上做声，白胜妻子坚称白胜“害热病，不曾得汗”。白胜被抓后，小说给了他一个特写：“见白胜面色红白。”我们知道，热病在中医观念里包罗很广，基本上由于六淫之邪或温热疫毒之气入侵而导致的发热类疾病，都可以成为热病。大致包括但不限于现代医学的感冒、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肺炎等病症。白胜是因为真的患病，还是其妻为了掩饰而编造热病并不重要，关键是妻子在仓促之间传达的普通百姓的热病防治经验：患热病时，需要发汗，汗出病症就可以减轻，甚至好转。直到今天，我们如果感到头疼脑热，也会被叮嘱捂上被子睡一觉，出出汗就好了。对于许多自限性的流行性感冒，这种抗病经验时至今日仍然有效。
那么如果热病不经控制会怎样呢？《水浒传》第二十八回的人物对话也提到了这一点。武松被发配到孟州牢城营，施管营为了利用武松帮自己儿子施恩夺回酒店，有意免除他的刑罚，故意说他有病，他却无视周围人的暗示，坚称自己无病，愿意受打。管营也只好说：“想是这汉子多管害热病了，不曾得汗，故出狂言。”管营的无心之言反映出古代社会人们对热病的一种认识：他们认为热病必须出汗，如果不出汗，有可能影响人的神志，导致人说胡话，类似于中医所谓谵妄的症状。《黄帝内经素问·气交变大论》曰：“民病身热烦心躁悸，阴厥上下中寒，谵妄心痛。”虽然事实上，武松并不曾患热病，更不曾谵妄，但管营半开玩笑的话就替他免去了一百杀威棒。施管营面对堂上公人，总要有个交代，因此随口讲出了一个普通民众记忆里的热病症状。这种尴尬的强为之说的话语霸权也含而不露地揭示出小小管营手中所掌握的对犯人的生杀予夺之权。 其实，不仅《水浒》人物，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情节，描摹人物形象时也会谈到瘟疫。例如第十五回，智多星吴用去石碣村寻阮氏三雄的时候，叙述者有一段韵文描摹阮小五，最后两句是“何处觅行瘟使者，只此是短命二郎”。阮小五的绰号为何是“短命二郎”，这个词又和“行瘟使者”有什么关系呢？根据前人研究，在记载早期水浒故事的《宣和遗事》和《宋江三十六赞》中，阮小五名叫阮通，绰号“立地太岁”。直到后来的定本《水浒传》中，他的绰号才与兄长阮小二互换了。“短命二郎”，意指令人短命的二郎，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阮小二在阮氏三雄中排行第二，但吴用和阮小二却用“五郎”而非“二郎”称呼他，这种说法就讲不通了；那么更靠谱的说法是这里的“二郎”指的是宋元时期民间普遍奉祀的“二郎”：隋代嘉州太守赵昱，北宋时被封为清源妙道真君。元杂剧中有两部“二郎神”剧，都是描写他的。
然而，这位清源真君与“行瘟使者”能够对仗，实在是令人惊奇。所谓“行瘟使者”，指的是道教信仰里负责人间瘟疫的主神。他掌管着瘟疫的流行区域，也就掌握着民众的生死。因此，明代高濂《遵生八笺》记载那时的民俗：“除夜有行瘟使者降于人间，以黄纸朱书‘天行已过’四字贴于门额，吉。”老百姓对于行瘟使者的敬畏和恐惧可见一斑。事实上，“行瘟使者”的信仰广泛地在民间传播，晚明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就将行瘟使者具体化为四个人：
头一位周信按东方使者，用的磬名曰“头疼磬”；第二位李奇按西方使者，用的幡名曰“发躁幡”；第三位朱天麟按南方使者，用的剑名曰“昏迷剑”；第四位杨文辉按北方使者，用的鞭名曰“散瘟鞭”。
小说通过描写艺术化地将生活经验中感染瘟疫时人们的头疼、发躁、昏迷等症状与行瘟使者的法宝关联起来，民间信仰包裹着的是百姓对不可知的瘟疫那深沉的无力感。回到《水浒传》，小说叙述者用“行瘟使者”来称呼阮小五，意在说明人们像躲避瘟神一样惧怕他，唯恐避之不及，遇到他就会短命。小说中的好汉阮小五也确实是这样一个狠角色。
最后，用《水浒传》第十回的一首《恨雪詞》作结：
广莫严风刮地，这雪儿下的正好。扯絮挦绵，裁几片大如栲栳。见林间竹屋茅茨，争些儿被他压倒。富室豪家，却言道压瘴犹嫌少。向的是兽炭红炉，穿的是绵衣絮袄。手拈梅花，唱道国家祥瑞，不念贫民些小。高卧有幽人，吟咏多诗草。
这首词是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前叙述者歌咏雪景的，乍一看与瘟疫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细读该词还是会发现，词中的雪，却隐含着两个世界的诉求。对于贫寒之家，雪带来的是严冬难捱；而对于富室豪家，雪是祥瑞，是用来弹压“瘴疠”的。所谓“瘴”，古人讲得很明确，就是瘟疫。古人所谓“瑞雪兆丰年”，所谓“国家祥瑞”，只不过是人们对于未知瘟疫恐惧之下能够想到的一种自我安慰之辞。同时，更深一层地讲，古代的上流社会由于财富地位的缘故，早已远离了饥寒交迫，所以他们希望雪下得更大，以此来扑灭瘟疫。这就说明对于可怕的瘟疫，他们一样手足无措然。在瘟疫面前，他们的金钱与权势似乎瞬间归零了，依然摆脱不掉与贫民一样地受到生命威胁。所以，无论何种阶层地位的人们，恐怕都必须勠力同心，百倍努力，才有可能战胜瘟疫这个全人类的公敌。这一点，恐怕是古今攸同的。所谓疫病改变历史进程，被改变的不仅仅是宏大叙述中的结局，也改变着每一个个体与自然相处的模式和看待世界的方法。
（作者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
祈禳与办药：集体层面的瘟疫防控
晚明容与堂刻本的《水浒传》开篇讲述的就是一个瘟疫故事。话说宋仁宗嘉祐三年孟春，一场大瘟疫忽然流行，从江南直到东京汴梁和西京洛阳所在的中原地区，疫区遍布天下，军民死伤惨重。开封府尹包拯出资合药救民，也无济于事。文武群臣奏闻仁宗天子，要求礼请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祈禳瘟疫。祈禳，祈祷和禳解的省称，是有道教特色的一种法术，在小说叙述中指的是以国家名义，邀请道教真人设坛作法，祈祷神灵，消除瘟疫。小说中讲得明白，除了祈禳之外，宋仁宗还在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的建议下，做了如下几件事：“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这些措施细说起来是三件事，一是赦免罪囚，二是减免税赋，三是烧香祈祷，加上我们之前提到的官方出资办药，医治百姓。小说中提到的防疫方法大致如此。虽然小说是虚构的，据史书记载，北宋嘉祐三年并不存在这样一场京师大疫，但是面对瘟疫，古代社会在集体层面的疫情防控手段其实基本如此。换言之，小说的叙述虽然是简略而虚构的，但在一般民众的社会记忆里，面对频繁出现的疫疠之灾，人们只能等待传染性的自然减弱，直至消失。
瘟疫在《水浒传》所描绘时代的普通民众心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恐惧与焦虑么？这是古今无别的。今天的我们也一样恐惧。此外，瘟疫对于古人还有独特的隐喻义，它象征着上天的惩罚。在那个科学蒙昧的时代，人们对瘟疫的致病机理所知甚少，故而会产生一系列不科学的揣测，因而谣言四起。这也是为什么祈禳会被《水浒传》标举出来成为击退瘟疫的终极手段。禳退瘟疫，对于大宋江山的重要意义，使得贵为太尉的洪信必须亲往江西龙虎山礼请张天师，而且必须布衣麻鞋，涉险登山。洪信在龙虎山伏魔殿任性而为、误走天罡地煞的情节安排，也因前日登山过程中他所受的“委屈”而显得更具有合理性。小说在“祈禳瘟疫”和“误走妖魔”之间设置了足够的波折，蓄足了势能，让故事自然由瘟疫暴发过渡到英雄传奇。更重要的是，小说在瘟疫和“妖魔”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哄动了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的天罡地煞们，与骤然发生的瘟疫一样，是对封建统治合法性的一种质疑和挑战，而它们的发生机理也是一样的，即乱自上作。这可能是古典小说习惯性地采用灾异叙事开篇的思维基础。
瘟疫开篇最典型的范例就是最早出现的两部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无论《三国》还是《水浒》，他们都将瘟疫乃至战乱的发生归因于“数”。《水浒传》引首所谓“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这就反映了古人尚不能够在整体上对瘟疫的发生演变规律做出理性的判断，只能在一次次惨痛的大疫之后感慨“阴阳造化”的鬼斧神工。
如果熟悉古代防疫史，也许您会发现，《水浒传》中对于具体的疫情防控，其实描写得比较粗糙。例如引首中所写“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剂局方，自出俸资合药，救治万民”，以及第八十四回写道：“即日炎天，军士多病，……遣萧让、宋清，前往东京收买药饵，就向太医院关支暑药。”这些描写都缺乏具体场景作为支撑，基本上是一笔带过。在小说中，备办药物防治疫情的效果似乎不怎么突出，包待制“义举”的治疗效果似乎不怎么突出，用小说里的话叫“那里医治得住”。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古代防疫水平的不足。
有时，疫情发生的时空比较紧急，例如行军打仗时流行瘟疫，疫情防控效果对战斗成败有决定性影响，必须克服困难，小说的叙述笔调就很自然地转向超自然的神异力量，例如百廿回本《水浒全传》第一百〇五回在描写宋江率众征剿王庆时写道：“因军士跋涉千里，中暑疲困者甚多，教安道全置办药料，医疗军士。”小说给出的解决暑疫的最好办法竟然是公孙胜用法术“先除了众人烦燥，军马凉爽，自然强健”，相当于公孙胜做法给大军开设了室外空调降温解暑，最终制止了军中疫病的流行，战胜了敌人。这种小说叙述一方面源于民众对于瘟疫与寒暑等天时节令密切相关的一种朴素认知，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古代社会，大军移动过程中人马一旦发生疫病，后果非常严重。当然，《水浒传》所反映出的古人集体层面防疫水平的缺失，并不代表个人对于疫病的应对是全然失措的。事实上，小说中的一些梁山好汉，对于疫病还是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的。
时疫与疟疾：好汉们的瘟疫应对举措
《水浒传》主人公宋江在身为郓城县小吏的时候就很注意对时疫的防控了。据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二十一回，晁盖等人智劫生辰纲后，派赤发鬼刘唐前去答谢宋江的搭救之恩。宋江与刘唐分别后，正满腹心事地月下独行，不料被做媒的王婆叫住，央告他做一桩好事：原来东京来投奔的阎婆一家三口遭难。“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时疫死了，这阎婆无钱津送，停尸在家，没做道理处。”
阎公流落他鄉，无依无靠，生活窘迫，因为感染时疫而死，尸体得不到安葬。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这不仅是不仁道的，而且也会加速时疫的传播与扩散。尤其在中秋前后，气温还比较高，尸体更容易腐烂，造成瘟疫流行。事实上，历代政府在面对瘟疫造成的大量死者时，大多采取集中掩埋或火葬的方式，防止疫病因尸体处理不当而蔓延。可能因为上述原因，小说中的宋江听到此事，毫不犹豫地出资购买棺木，安葬阎公。同时，他还赠给阎婆母女十两银子的“使用钱”，相当于丧葬费，让她们风光地发送逝者。过去，读者一般认为小说叙述者是在用慷慨出资、养生丧死的行为表现宋江的仁义性格。其实，宋江的义举又何尝不是古人防疫知识渗透进他潜意识里的体现呢？ 如果说郓城县押司宋江的防疫知识来源于间接经验，那么出身百姓的武松对于疟疾的认识，则来自于亲身遭际。宋江坐楼杀惜之后，逃到柴进庄上躲避，柴进久闻及时雨宋公明的大名，盛情款待。宋江夜深酒酣，出至东廊躲酒。步履踉跄，恰好“跐在火掀柄上”，将“火掀里炭火，都掀在那汉脸上”。恼怒了一位在廊下向火的好汉。幸亏柴进随后赶来劝解，两下相认，原来那好汉正是武松。小说由此递入主要讲述武松故事的情节单元。武松为何要孤身一人在廊下烤火？宋江也有同样的疑问，原来武松在清河县打伤了人逃到柴进庄上，后来听说那人未死，于是准备回乡寻哥哥武大，“不想染患疟疾，不能勾动身回去。却才正发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读者可能会有疑问了：武松这位“身躯凛凛，相貌堂堂”的壮汉也会患疟疾？当然，因为疟疾具有传染性，而且可以肯定这种病症的痛苦体验成为了我们的打虎英雄的终生噩梦。
古人对于疟疾的认识可以说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已出现“疟”字。《黄帝内经素问》有专门的《疟论》篇讨论这一类疾病。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已明确提出“瘴疟”的概念，它更为著名的是青蒿治疟的药方。至迟在宋代，疟疾的传染性就已经被古代医家明确论述。南宋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认为：“一岁之间，长幼相若，或染时行，变成寒热，名曰疫疟。”应该说，古人观念中的“疟”是一类疾病，比今天作为疾病名称的“疟疾”范围要大些。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分析武松的疟疾。因为武松所患的疟疾典型症状是乍寒乍热。《黄帝内经素问·疟论》描绘得十分形象：“夫疟者之寒，湯火不能温也，及其热，冰水不能寒也。”文字传神，千载之下，仍令我们感受到疟疾患者那种难以忍受的痛楚。可想而知，东廊下的武松此刻身体是多么寒冷，而心情又是多么沮丧啊，难怪宋江不留神踩到火掀柄，他会那般愤怒，抓住宋江就要扭打。
我们知道，在中医的观念里，疟疾有许多类型，武松属于哪一种呢？根据《素问·疟论》的记载，疟疾有一定的季节性，所谓“夏伤于暑，秋必病疟”。这也启示我们留心传染病与节令的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之所以传染病的传播与季节有关，很重要的原因是一年中的特定时段，环境条件更有利于某些微生物的扩散和生存，也就有利于瘟疫的传播。武松的疟疾应该发生在秋季。因为《水浒传》第二十二回交代，宋江与武松相聚于柴进庄上是在秋末冬初，而在小说第二十八回里，武松对施恩亲口说过：“我去年害了三个月疟疾。”算来，武松所患正是这种“夏伤于暑”所导致的“秋疟”。这种秋疟的特点在《黄帝内经》中也明确说道：“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恶风，以夏病者多汗。”这就是所谓“其病异形者，反四时也”。武松青春正盛，一向身体强健，可能平日疏于保养，盛夏未免贪凉，加之身负重案在逃，心境未免失落灰暗，免疫力自然就下降了。这样疟疾就找上门来了。加之武松性格刚直，平时在柴进庄上得罪了许多庄客，正被嫌弃，要起身回家寻武大，不想就一病三个月，每天乍寒乍热，更加遭人嫌恶，才落得寒夜里在门廊下独自烤火的境遇。他的遭遇启示我们，即使身体健壮，也要注意加强防护，避免在不知不觉间中招传染病。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武松一切顺遂，早早回到清河县团聚，也就没有由宋江故事递入武松故事的情节设置，更不会有景阳冈打虎的精彩华章了。
武松患疟疾这个情节还有一处值得大家玩味，就是疟疾这种传染病对于病患的身体素质有何影响？我们知道，一般而言，染患瘟疫的病人身体素质会大幅度下降，体力和耐力远不及平时水平。武松自然也不能难逃脱这个规律。但由于小说后续的武松打虎等情节描写得太过脍炙人口，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刚刚患过一场疟疾！在第二十八回，施恩好意劝说武松休息充分再去打蒋门神，而武松一语道破天机：“我去年害了三个月疟疾，景阳冈上酒醉里，打翻了一只大虫，也只三拳两脚，便自打死了。何况今日！”从武松的豪言壮语中，我们可以体察到完成打虎壮举是在醉酒、患过疟疾的非正常情况下完成的，反衬出武松平日是多么神勇啊！由此我们再回想景阳冈上武松的心理描写，先是后悔执意过冈，欲待回去，后是打得“手脚都酥软了”。这一切精彩描写显得越发合理而真实。
热病与行瘟使者：话语中的瘟疫认识
除了集体与个人这两个层面，《水浒传》的瘟疫描写中还有一个层面值得关注，就是存在于叙述话语之中的瘟疫，特别是那些对话中的俗语、绰号和韵文所保留的瘟疫认知。有一些是古代社会特有的民俗信仰，而另一些则仍具有日常养生的借鉴意义。
我们先来看看《水浒传》人物对话里的“热病”。应该说，依据小说描写，可能从未有人真正患上热病，可“热病”却数次出现在人物之口。例如第十八回，何涛等人得到情报前来捕捉参与智劫生辰纲的白日鼠白胜。只听得白胜在床上做声，白胜妻子坚称白胜“害热病，不曾得汗”。白胜被抓后，小说给了他一个特写：“见白胜面色红白。”我们知道，热病在中医观念里包罗很广，基本上由于六淫之邪或温热疫毒之气入侵而导致的发热类疾病，都可以成为热病。大致包括但不限于现代医学的感冒、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肺炎等病症。白胜是因为真的患病，还是其妻为了掩饰而编造热病并不重要，关键是妻子在仓促之间传达的普通百姓的热病防治经验：患热病时，需要发汗，汗出病症就可以减轻，甚至好转。直到今天，我们如果感到头疼脑热，也会被叮嘱捂上被子睡一觉，出出汗就好了。对于许多自限性的流行性感冒，这种抗病经验时至今日仍然有效。
那么如果热病不经控制会怎样呢？《水浒传》第二十八回的人物对话也提到了这一点。武松被发配到孟州牢城营，施管营为了利用武松帮自己儿子施恩夺回酒店，有意免除他的刑罚，故意说他有病，他却无视周围人的暗示，坚称自己无病，愿意受打。管营也只好说：“想是这汉子多管害热病了，不曾得汗，故出狂言。”管营的无心之言反映出古代社会人们对热病的一种认识：他们认为热病必须出汗，如果不出汗，有可能影响人的神志，导致人说胡话，类似于中医所谓谵妄的症状。《黄帝内经素问·气交变大论》曰：“民病身热烦心躁悸，阴厥上下中寒，谵妄心痛。”虽然事实上，武松并不曾患热病，更不曾谵妄，但管营半开玩笑的话就替他免去了一百杀威棒。施管营面对堂上公人，总要有个交代，因此随口讲出了一个普通民众记忆里的热病症状。这种尴尬的强为之说的话语霸权也含而不露地揭示出小小管营手中所掌握的对犯人的生杀予夺之权。 其实，不仅《水浒》人物，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情节，描摹人物形象时也会谈到瘟疫。例如第十五回，智多星吴用去石碣村寻阮氏三雄的时候，叙述者有一段韵文描摹阮小五，最后两句是“何处觅行瘟使者，只此是短命二郎”。阮小五的绰号为何是“短命二郎”，这个词又和“行瘟使者”有什么关系呢？根据前人研究，在记载早期水浒故事的《宣和遗事》和《宋江三十六赞》中，阮小五名叫阮通，绰号“立地太岁”。直到后来的定本《水浒传》中，他的绰号才与兄长阮小二互换了。“短命二郎”，意指令人短命的二郎，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阮小二在阮氏三雄中排行第二，但吴用和阮小二却用“五郎”而非“二郎”称呼他，这种说法就讲不通了；那么更靠谱的说法是这里的“二郎”指的是宋元时期民间普遍奉祀的“二郎”：隋代嘉州太守赵昱，北宋时被封为清源妙道真君。元杂剧中有两部“二郎神”剧，都是描写他的。
然而，这位清源真君与“行瘟使者”能够对仗，实在是令人惊奇。所谓“行瘟使者”，指的是道教信仰里负责人间瘟疫的主神。他掌管着瘟疫的流行区域，也就掌握着民众的生死。因此，明代高濂《遵生八笺》记载那时的民俗：“除夜有行瘟使者降于人间，以黄纸朱书‘天行已过’四字贴于门额，吉。”老百姓对于行瘟使者的敬畏和恐惧可见一斑。事实上，“行瘟使者”的信仰广泛地在民间传播，晚明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就将行瘟使者具体化为四个人：
头一位周信按东方使者，用的磬名曰“头疼磬”；第二位李奇按西方使者，用的幡名曰“发躁幡”；第三位朱天麟按南方使者，用的剑名曰“昏迷剑”；第四位杨文辉按北方使者，用的鞭名曰“散瘟鞭”。
小说通过描写艺术化地将生活经验中感染瘟疫时人们的头疼、发躁、昏迷等症状与行瘟使者的法宝关联起来，民间信仰包裹着的是百姓对不可知的瘟疫那深沉的无力感。回到《水浒传》，小说叙述者用“行瘟使者”来称呼阮小五，意在说明人们像躲避瘟神一样惧怕他，唯恐避之不及，遇到他就会短命。小说中的好汉阮小五也确实是这样一个狠角色。
最后，用《水浒传》第十回的一首《恨雪詞》作结：
广莫严风刮地，这雪儿下的正好。扯絮挦绵，裁几片大如栲栳。见林间竹屋茅茨，争些儿被他压倒。富室豪家，却言道压瘴犹嫌少。向的是兽炭红炉，穿的是绵衣絮袄。手拈梅花，唱道国家祥瑞，不念贫民些小。高卧有幽人，吟咏多诗草。
这首词是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前叙述者歌咏雪景的，乍一看与瘟疫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细读该词还是会发现，词中的雪，却隐含着两个世界的诉求。对于贫寒之家，雪带来的是严冬难捱；而对于富室豪家，雪是祥瑞，是用来弹压“瘴疠”的。所谓“瘴”，古人讲得很明确，就是瘟疫。古人所谓“瑞雪兆丰年”，所谓“国家祥瑞”，只不过是人们对于未知瘟疫恐惧之下能够想到的一种自我安慰之辞。同时，更深一层地讲，古代的上流社会由于财富地位的缘故，早已远离了饥寒交迫，所以他们希望雪下得更大，以此来扑灭瘟疫。这就说明对于可怕的瘟疫，他们一样手足无措然。在瘟疫面前，他们的金钱与权势似乎瞬间归零了，依然摆脱不掉与贫民一样地受到生命威胁。所以，无论何种阶层地位的人们，恐怕都必须勠力同心，百倍努力，才有可能战胜瘟疫这个全人类的公敌。这一点，恐怕是古今攸同的。所谓疫病改变历史进程，被改变的不仅仅是宏大叙述中的结局，也改变着每一个个体与自然相处的模式和看待世界的方法。
（作者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