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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前记
王芷涯同志，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党支部书记、上海分院秘书长。1953年7月至1970年，她在生化所工作期间结识了许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归国的留学人员。她向我们叙述了我们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如何妥善安排、合理使用留学人员，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基本情况。
1953年初，根据政务院有关指示，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抽调各党政岗位上的、具有大学专业知识的党员干部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称之为“技术干部归队”。我作为一名技术归队干部被调到中科院工作，并要求在研究所逐步建立党组织，加强所的党政领导工作。我是1945年2月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化学系的，同年2月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主要在中共静安区委工作。这次作为“技术归队干部”到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所，担任所务秘书。
1953年7月我正式到中科院生理生化所工作，首先面临的是如何适应科学院的科研环境及融入这些知识分子中间。我到该所以前已有归国留学人员王应睐、冯德培、沈昭文、曹天钦、邹承鲁等。他们研究的项目及业务情况的交流在他们看来是基本常识，然而对我这个化学系毕业的大学生来讲觉得高深莫测，很难听懂，甚至有一种恐慌心理。当时党组织要求我们在政治思想上要主动关心帮助科学技术人员，业务上要虚心向他们学习、尊重他们的职权和意见，并真诚地为他们服务。当我了解到他们当中有些是建国后在祖国的召唤下，不顾艰难险阻，毅然放弃在国外的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报效国家（如曹天钦、邹承鲁等）的时候，自己从心底里非常佩服和尊敬他们。尽管我到科学院没有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是去做党的工作，对我来说就是怎么去认识这些爱国的知识分子，怎么爱护和使用他们，帮他们创造科研条件，让他们在科学研究方面为祖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构建起生物化学研究的主体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国家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大大激发了早期归国科学技术人员对振兴祖国报效祖国的激情。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建国前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王应睐就感到，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业可以为祖国生化事业发展作贡献，并深知搞科研最重要的是学术带头人。而当时生理生化所的生化部分只有一个研究小组，仅有7人，只是在酶学方面进行一些零星的研究。要想加快科研发展，跟上世界步伐，早出科研成果，需要引进一批在国外有成就的留学生到科学院来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他们为骨干，逐步培养一支我国自己的生物化学专业队伍。1951年至1952年，王应睐已从海外“挖”来了几位优秀科研人才，如剑桥大学博士、酶学专家邹承鲁，剑桥大学博士、蛋白质专家曹天钦。
1953年，我作为“技术归队干部”到生理生化所之后，根据党团结科学家，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的政策，支持王应睐继续开展对海外留学人员的争取工作。王应睐做争取工作是有目的的，他有个原则，就是请回的人一定要在业务上是拔尖的，专业对口，能出成果的，而对在业务上只有一般水平的人是不要的。1954年，在我们和王应睐的积极争取下，请回了剑桥大学博士、维生素专家张友端。1955年2月请回了毕业于美国西部保留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工作的核酸专家王德宝回国。1956年7月又请回了在美国学习,获得德克萨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柏克莱大学从事蛋白质化学研究工作的钮经义。1957年，又将从比利时回国后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的周光宇动员到生理生化所。就这样，生理生化所逐渐拥有了一个包括酶、蛋白质、核酸、代谢等领域的研究体系。
这些归国留学人员的工作安排，是根据他们的专长分配到各个对口专业的研究小组工作，而且他们从事的研究工作，一般都是延续在国外进行的研究工作，发挥其特长。当时开展的研究项目是由他们本人提出，经所务会议讨论列入年度计划上报中科院的。如王应睐的琥珀酸脱氢酶研究，邹承鲁的酶动力学研究，曹天钦的肌肉蛋白研究，王德宝的核酸研究，张友端的维生素研究，周光宇的微生物代谢研究等。这些研究领域都是原来自己研究有基础的，他们写的科学论文也曾发表在世界各国的杂志上。
这些归国留学人员积极承担起生化所学科建设的重任，至1956年，生理生化所建起了2个研究大组和7个研究小组。一个大组是生理大组，下分电生理、脑氨代谢、消化生理、神经组织4个小组；另一个大组是生化大组，下分酶、新陈代谢、蛋白质3个小组。每个小组4至5人，后来发展到20人左右。每个组都是有一个梯队的。研究所中主要骨干和高级研究人员全是归国留学人员。到了1958年生理生化所分所后，生化所建立了蛋白、核酸、酶、代谢、放射等5个研究室和1个研究组，曹天钦是蛋白研究室主任，钮经义是副主任；邹承鲁是酶研究室主任；王德宝是核酸研究室主任；周光宇是代谢研究室副主任；张友端是放射研究室主任。他们对本部门的研究工作起着决定作用。有的负责筹建国内没有的新的实验室。
就这样，现代生物化学研究的各生长点框架在生理生化所搭了起来，为研究工作奠定了学科和人才基础。1958年，在归国留学人员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沈昭文、张友端、王德宝、周光宇和徐京华（不是归国人员）等9名正研究员的带领下，老、中、青三结合，开始了艰苦的基础科研工作。到上世纪6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又重新组建，成立以王应睐、曹天钦为总指挥的“大兵团作战”，集中力量搞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以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天然胰岛素的折合工作，为全合成牛胰岛素铺平了道路。
创造良好科研条件，保证归国专家集中精力搞科研
科研经费是保证科研工作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归国留学人员到生化所开展研究工作，科研经费都是有保证的。当时国内科研条件与国外相比，虽然差距大，但只要力所能及，国家总是给予最大的支持。归国专家要开展什么研究工作，只要提出研究方案，科学院就会尽力支持。这些科研经费都是中科院直接拨款的，包括仪器设备的添置，图书杂志的购买，办公条件的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我记得1960年前，我们的经费好像是50万元左右。如1958年是35.1万元，1959年是59.1万元。到1960年我记得申请了167.1万元，翻了一番还多一点。当时分院专门有一块外汇经费，主要用于进口国外的先进设备。如1962年申请经费79.8万元，其中25.2万元用于国外订货。
为了了解世界最先进的科研信息，分院的图书馆订阅了大量的进口杂志和书籍。生化所的这些归国留学人员看国外图书、杂志是非常积极的，总是在第一时间内就抢先阅读，如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伍钦荣等。他们不断地阅读国外杂志上的信息和文献，了解了当时世界上研究生化的最新信息。在了解了国外的最新研究动态后，由他们提出需要引进国外的仪器设备，再由分院进出口办公室具体办理引进设备事宜。尽管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但为了搞科研，国家尽了最大的努力为这些归国留学人员提供较为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进口高档仪器设备，确保各科研项目都能顺利进行。另外还为每位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配备专门的实验室。
有了经费和设备还要配备年轻的助手，以保证研究工作的展开。生化所专门给归国留学人员配备助手。当时每个归国人员的助手至少配一个，都是由王应睐分配的。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科学院招来的研究生指定由归国留学人员当他们的导师。生化所第一批招收进来的研究生李载平（北京大学医学院考进的研究生），就指定曹天钦当他的导师。王应睐还把他自己的助手彭加木让给曹天钦当助手。配给邹承鲁的助手是伍钦荣，厦门大学毕业的，业务非常好。周光宇也招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后来都成为生化所的骨干。除了给海外归来留学人员配备研究生当助手外，还配备技术人员及见习员等。
为保证归国留学人员能够集中精力于科学业务工作，生化所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61年7月发布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明确要求保证研究人员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上。同时，针对当时的政治环境，规定政治学习只安排半天，甚至有时安排在下班以后，这样就确保了科学家的精力和工作时间用于研究工作。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还十分关心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强调，“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科学院在保证归国留学人员的必要工作条件外，在生活、住房、工资待遇上也给予了相应的保障。如曹天钦、邹承鲁回国后，科学院就分给他俩一套房子（合住一个大套），是独用公寓，日本式的，在建国西路上。后来分院又帮他俩调整为一家一套独用公寓。王德宝、张友端到科学院后也分到一套住房。工资待遇方面也比一般的研究人员定得高。
加强政治关心，树立服务意识，凝聚科研人才
为了让归国留学人员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当时在320号中科院内，单独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好像是在1954年至1955年成立的。还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由冯德培任学习委员会主任。参加的人员有：各所的所长、建国前后从海外回国的留学人员。如冯德培所长、王应睐副所长，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冼、植生所的罗宗洛、药物所的赵承嘏等。中科院华东办事处领导李亚农、王仲良都亲自参加学习会。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多，分院所属各研究所高级研究人员转为单独编组集中学习。当时这些归国留学人员也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条件和氛围。学习的主要内容：政治理论方面主要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主要学习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等。上世纪60年代，结合形势主要学习有关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如上海召开的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精神，《上海市1960年科技工作提要》《1960年至1967年的科学发展纲要》《上海市1961年至1962年科学技术纲要》《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列》（草案未定稿）即“七十二条”等；业务方面主要结合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归来的传达，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上世纪50年代强调党的干部要为科学家服务，要保证科学家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强调不要指手划脚，不要以领导的面貌出现。我记得有一次冯德培让我帮他打个电话。那时候会议很多，记得是要他去北京参加一个会，他认为是干扰他的工作。他对我说：“王芷涯，你去帮我打个电话。就说我能不去吗？”我就去帮他打了个长途电话，请了假。他高兴得不得了，并说“王芷涯是我的保护人”，因为保证了他不中断研究工作。
1953年我刚到科学院时，党在这些研究所的力量是很薄弱的。我们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工作，既要团结好这批老科学家们，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又要不断发展壮大党在研究所的力量。上世纪50年代初，生理生化所当时只有2名中共党员，一位名叫杜锦珠，另一位名叫陈远聪。这2名党员都在归国留学人员的身边，对我全面了解留学归国人员的情况是有帮助的。1958年7月，生理生化所划分为生理研究所和生物化学研究所，我担任生化所的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杜锦珠是组织委员、李载平是宣传委员。在思想引导中提高归国留学人员的政治觉悟，在服务中赢得他们对党的信赖和拥护，从而树立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并转到行动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56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及中共上海市委指示精神，中科院上海办事处党委制定了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规划，定出年度发展计划，排出发展名单，并将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归国留学人员曹天钦等发展入党。1958年发展所长王应睐入党。王德宝、张友端文革后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归国留学人员以他们努力的工作，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生化所来说，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是在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等归国人员共同努力和其他单位通力协作下，历时6年克服无数困难获得成功，大长了中国人民志气。同时，他们还为祖国培养出一批刻苦钻研、有一定水平的中青年专家，逐步成为祖国科研事业发展的栋梁之材。如曹天钦所带的研究生李载平，是国内最早开展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研究的科学家之一，1995年当选为工程院院士；解放初进研究所的研究生龚岳亭，在沈昭文、钮经义领导下，多年从事代谢与多肽的生化研究，是1965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研究组B链合成的负责人之一，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有1964年分配来的大学生洪国藩，长期在王德宝的领导培养下，在我国DNA研究和基因组做出了贡献，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多次获得科研成果奖。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王关兴
王芷涯同志，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党支部书记、上海分院秘书长。1953年7月至1970年，她在生化所工作期间结识了许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归国的留学人员。她向我们叙述了我们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如何妥善安排、合理使用留学人员，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基本情况。
1953年初，根据政务院有关指示，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抽调各党政岗位上的、具有大学专业知识的党员干部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称之为“技术干部归队”。我作为一名技术归队干部被调到中科院工作，并要求在研究所逐步建立党组织，加强所的党政领导工作。我是1945年2月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化学系的，同年2月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主要在中共静安区委工作。这次作为“技术归队干部”到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所，担任所务秘书。
1953年7月我正式到中科院生理生化所工作，首先面临的是如何适应科学院的科研环境及融入这些知识分子中间。我到该所以前已有归国留学人员王应睐、冯德培、沈昭文、曹天钦、邹承鲁等。他们研究的项目及业务情况的交流在他们看来是基本常识，然而对我这个化学系毕业的大学生来讲觉得高深莫测，很难听懂，甚至有一种恐慌心理。当时党组织要求我们在政治思想上要主动关心帮助科学技术人员，业务上要虚心向他们学习、尊重他们的职权和意见，并真诚地为他们服务。当我了解到他们当中有些是建国后在祖国的召唤下，不顾艰难险阻，毅然放弃在国外的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报效国家（如曹天钦、邹承鲁等）的时候，自己从心底里非常佩服和尊敬他们。尽管我到科学院没有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是去做党的工作，对我来说就是怎么去认识这些爱国的知识分子，怎么爱护和使用他们，帮他们创造科研条件，让他们在科学研究方面为祖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构建起生物化学研究的主体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国家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大大激发了早期归国科学技术人员对振兴祖国报效祖国的激情。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建国前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王应睐就感到，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业可以为祖国生化事业发展作贡献，并深知搞科研最重要的是学术带头人。而当时生理生化所的生化部分只有一个研究小组，仅有7人，只是在酶学方面进行一些零星的研究。要想加快科研发展，跟上世界步伐，早出科研成果，需要引进一批在国外有成就的留学生到科学院来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他们为骨干，逐步培养一支我国自己的生物化学专业队伍。1951年至1952年，王应睐已从海外“挖”来了几位优秀科研人才，如剑桥大学博士、酶学专家邹承鲁，剑桥大学博士、蛋白质专家曹天钦。
1953年，我作为“技术归队干部”到生理生化所之后，根据党团结科学家，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的政策，支持王应睐继续开展对海外留学人员的争取工作。王应睐做争取工作是有目的的，他有个原则，就是请回的人一定要在业务上是拔尖的，专业对口，能出成果的，而对在业务上只有一般水平的人是不要的。1954年，在我们和王应睐的积极争取下，请回了剑桥大学博士、维生素专家张友端。1955年2月请回了毕业于美国西部保留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工作的核酸专家王德宝回国。1956年7月又请回了在美国学习,获得德克萨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柏克莱大学从事蛋白质化学研究工作的钮经义。1957年，又将从比利时回国后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的周光宇动员到生理生化所。就这样，生理生化所逐渐拥有了一个包括酶、蛋白质、核酸、代谢等领域的研究体系。
这些归国留学人员的工作安排，是根据他们的专长分配到各个对口专业的研究小组工作，而且他们从事的研究工作，一般都是延续在国外进行的研究工作，发挥其特长。当时开展的研究项目是由他们本人提出，经所务会议讨论列入年度计划上报中科院的。如王应睐的琥珀酸脱氢酶研究，邹承鲁的酶动力学研究，曹天钦的肌肉蛋白研究，王德宝的核酸研究，张友端的维生素研究，周光宇的微生物代谢研究等。这些研究领域都是原来自己研究有基础的，他们写的科学论文也曾发表在世界各国的杂志上。
这些归国留学人员积极承担起生化所学科建设的重任，至1956年，生理生化所建起了2个研究大组和7个研究小组。一个大组是生理大组，下分电生理、脑氨代谢、消化生理、神经组织4个小组；另一个大组是生化大组，下分酶、新陈代谢、蛋白质3个小组。每个小组4至5人，后来发展到20人左右。每个组都是有一个梯队的。研究所中主要骨干和高级研究人员全是归国留学人员。到了1958年生理生化所分所后，生化所建立了蛋白、核酸、酶、代谢、放射等5个研究室和1个研究组，曹天钦是蛋白研究室主任，钮经义是副主任；邹承鲁是酶研究室主任；王德宝是核酸研究室主任；周光宇是代谢研究室副主任；张友端是放射研究室主任。他们对本部门的研究工作起着决定作用。有的负责筹建国内没有的新的实验室。
就这样，现代生物化学研究的各生长点框架在生理生化所搭了起来，为研究工作奠定了学科和人才基础。1958年，在归国留学人员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沈昭文、张友端、王德宝、周光宇和徐京华（不是归国人员）等9名正研究员的带领下，老、中、青三结合，开始了艰苦的基础科研工作。到上世纪6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又重新组建，成立以王应睐、曹天钦为总指挥的“大兵团作战”，集中力量搞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以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天然胰岛素的折合工作，为全合成牛胰岛素铺平了道路。
创造良好科研条件，保证归国专家集中精力搞科研
科研经费是保证科研工作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归国留学人员到生化所开展研究工作，科研经费都是有保证的。当时国内科研条件与国外相比，虽然差距大，但只要力所能及，国家总是给予最大的支持。归国专家要开展什么研究工作，只要提出研究方案，科学院就会尽力支持。这些科研经费都是中科院直接拨款的，包括仪器设备的添置，图书杂志的购买，办公条件的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我记得1960年前，我们的经费好像是50万元左右。如1958年是35.1万元，1959年是59.1万元。到1960年我记得申请了167.1万元，翻了一番还多一点。当时分院专门有一块外汇经费，主要用于进口国外的先进设备。如1962年申请经费79.8万元，其中25.2万元用于国外订货。
为了了解世界最先进的科研信息，分院的图书馆订阅了大量的进口杂志和书籍。生化所的这些归国留学人员看国外图书、杂志是非常积极的，总是在第一时间内就抢先阅读，如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伍钦荣等。他们不断地阅读国外杂志上的信息和文献，了解了当时世界上研究生化的最新信息。在了解了国外的最新研究动态后，由他们提出需要引进国外的仪器设备，再由分院进出口办公室具体办理引进设备事宜。尽管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但为了搞科研，国家尽了最大的努力为这些归国留学人员提供较为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进口高档仪器设备，确保各科研项目都能顺利进行。另外还为每位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配备专门的实验室。
有了经费和设备还要配备年轻的助手，以保证研究工作的展开。生化所专门给归国留学人员配备助手。当时每个归国人员的助手至少配一个，都是由王应睐分配的。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科学院招来的研究生指定由归国留学人员当他们的导师。生化所第一批招收进来的研究生李载平（北京大学医学院考进的研究生），就指定曹天钦当他的导师。王应睐还把他自己的助手彭加木让给曹天钦当助手。配给邹承鲁的助手是伍钦荣，厦门大学毕业的，业务非常好。周光宇也招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后来都成为生化所的骨干。除了给海外归来留学人员配备研究生当助手外，还配备技术人员及见习员等。
为保证归国留学人员能够集中精力于科学业务工作，生化所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61年7月发布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明确要求保证研究人员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上。同时，针对当时的政治环境，规定政治学习只安排半天，甚至有时安排在下班以后，这样就确保了科学家的精力和工作时间用于研究工作。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还十分关心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强调，“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科学院在保证归国留学人员的必要工作条件外，在生活、住房、工资待遇上也给予了相应的保障。如曹天钦、邹承鲁回国后，科学院就分给他俩一套房子（合住一个大套），是独用公寓，日本式的，在建国西路上。后来分院又帮他俩调整为一家一套独用公寓。王德宝、张友端到科学院后也分到一套住房。工资待遇方面也比一般的研究人员定得高。
加强政治关心，树立服务意识，凝聚科研人才
为了让归国留学人员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当时在320号中科院内，单独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好像是在1954年至1955年成立的。还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由冯德培任学习委员会主任。参加的人员有：各所的所长、建国前后从海外回国的留学人员。如冯德培所长、王应睐副所长，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冼、植生所的罗宗洛、药物所的赵承嘏等。中科院华东办事处领导李亚农、王仲良都亲自参加学习会。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多，分院所属各研究所高级研究人员转为单独编组集中学习。当时这些归国留学人员也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条件和氛围。学习的主要内容：政治理论方面主要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主要学习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等。上世纪60年代，结合形势主要学习有关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如上海召开的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精神，《上海市1960年科技工作提要》《1960年至1967年的科学发展纲要》《上海市1961年至1962年科学技术纲要》《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列》（草案未定稿）即“七十二条”等；业务方面主要结合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归来的传达，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上世纪50年代强调党的干部要为科学家服务，要保证科学家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强调不要指手划脚，不要以领导的面貌出现。我记得有一次冯德培让我帮他打个电话。那时候会议很多，记得是要他去北京参加一个会，他认为是干扰他的工作。他对我说：“王芷涯，你去帮我打个电话。就说我能不去吗？”我就去帮他打了个长途电话，请了假。他高兴得不得了，并说“王芷涯是我的保护人”，因为保证了他不中断研究工作。
1953年我刚到科学院时，党在这些研究所的力量是很薄弱的。我们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工作，既要团结好这批老科学家们，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又要不断发展壮大党在研究所的力量。上世纪50年代初，生理生化所当时只有2名中共党员，一位名叫杜锦珠，另一位名叫陈远聪。这2名党员都在归国留学人员的身边，对我全面了解留学归国人员的情况是有帮助的。1958年7月，生理生化所划分为生理研究所和生物化学研究所，我担任生化所的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杜锦珠是组织委员、李载平是宣传委员。在思想引导中提高归国留学人员的政治觉悟，在服务中赢得他们对党的信赖和拥护，从而树立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并转到行动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56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及中共上海市委指示精神，中科院上海办事处党委制定了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规划，定出年度发展计划，排出发展名单，并将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归国留学人员曹天钦等发展入党。1958年发展所长王应睐入党。王德宝、张友端文革后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归国留学人员以他们努力的工作，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生化所来说，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是在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等归国人员共同努力和其他单位通力协作下，历时6年克服无数困难获得成功，大长了中国人民志气。同时，他们还为祖国培养出一批刻苦钻研、有一定水平的中青年专家，逐步成为祖国科研事业发展的栋梁之材。如曹天钦所带的研究生李载平，是国内最早开展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研究的科学家之一，1995年当选为工程院院士；解放初进研究所的研究生龚岳亭，在沈昭文、钮经义领导下，多年从事代谢与多肽的生化研究，是1965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研究组B链合成的负责人之一，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有1964年分配来的大学生洪国藩，长期在王德宝的领导培养下，在我国DNA研究和基因组做出了贡献，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多次获得科研成果奖。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王关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