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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記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那么，当前中医该如何传承与发展？严世芸教授认为，“坚守、融合、发展”是破解之道，其中最关键的是“坚守”中医的特色与优势，真正做到“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临床自信”。
《检察风云》：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业界普遍认为中医药发展已迎来最佳历史时机。但是，近代由于科学和西医学的传入，使中医药学受到很大冲击。其中以探讨中医理论是否科学为最大宗，更有学者认为“中医是伪科学”。对此，您怎么看？
严世芸：科学并非只有一种表现形式，中国的科学并不等同于西方的科学，西方科学采用的方法也不是获取科学知识的唯一方法，不能把西方科学当作衡量科学的唯一标准。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传统，中医药就是中国传统科学最具代表性的门类之一。与其他中国本土科学一样，中医药学在几千年实践中形成了全球范围独树一帜、疗效确切、覆盖人类生命全周期的医学科学。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其实，西医讲究实验，中医讲究实践，在源头上是相通的。
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原创的医学科学，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认识论，成为人们治病祛疾、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重要手段。历史上，中华民族屡遭天灾、战乱和瘟疫，却能一次次转危为安，中医药功不可没。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带领科研组从1700年前的医学古籍中获得灵感，成功提取青蒿素，引发抗疟新药的研发，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数以百万人的生命，这一发现堪称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
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不是“正确”的代名词，我们要警惕科学迷信主义这种怪异而可怕的思潮。这种思潮的形成与近代中国人民饱受屈辱的苦难史有关，其根本原因是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丧失。今天国家提倡以高度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实际上是文化自信和主体自觉的回归。中医药学具有与西方近代科学的机械论、还原论相对立的整体论、方法论，其所探索研究的是复杂性、动态性、非线性的生命状态本质。中医药的这一特征，正与当今出现的科学新思潮、科学发展新趋势相吻合，相信中医药学在未来科学发展中将大有作为。当今世界，科学的现代化进程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中医药的创新与现代化也应做出深刻的思考。
《检察风云》：“中西医汇通”一直被认为是海派中医的特点，但这样是否会消磨中医的特色，导致中医的西化？您认为应如何传承与发展中医的特色与优势？
严世芸：我认为，主张“中西医汇通”会抹杀中医特色这种说法过于极端。中医自古至今就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通的知识体系，仅《黄帝内经》中就涉及13个学科。中医药理论从先秦开始与各种学科发生交叉渗透，紧跟社会发展，形成了独立的宇宙观、价值观和生命观。文明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西医汇通”是中医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现代中医的发展不仅需要与西医融合，还需要融合现代的其他学科，这本身并无不妥。
现在的问题是，在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卫生主管部门使用的管理方法和指导思想来源于现代科学体系而不是中医传统文化体系;现代中医院的建院模式并未考虑中医的特点和发展需求;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是按照西医理论建立的，势必导致中医的临床思维产生西化的现象，其临床特色也会受到很大消磨。同时，中医教育也面临着教学内容的结构改革，尤其是中医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亟须建立和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那么，当前中医该如何传承与发展？我认为，“坚守、融合、发展”是破解之道，其中最关键的是“坚守”，即在“坚守”中医特色与优势的前提下，真正做到“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临床自信”，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医与西医的“融合”与“发展”。我们要有坚定的科学自信，明了中医的独特价值，破除对西医的迷信，从认识论上厘清中国与西方、中医与西医的差异，处理好中医与西医的关系，用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更好地融合，坚持中西医互学互鉴、携手造福人类。
我认为，中医在各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临床优势。譬如：在治疗冠心病和慢性心衰方面，中医疗效显著。凭借多年来在中医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积累的临床经验，由我研发的针对冠心病、心绞痛的“以心制宜3号（严氏冠心方）”和针对慢性心衰的“以心制宜6号（严氏心衰方）”，目前已应用于临床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且正在进一步开展临床科研工作。与此同时，中医基础理论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研究和完善。从1995年始，我主持创建了中医“藏象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对传统辨证方法进行创新、发展和提升，编撰了《中医藏象辨证论治学》，获得了“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一等奖”，为中医辨证论治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的目标及中医走向国际开创了临床辨证的方法学基础。
《检察风云》：传统的中医传承是以师承的方式，现代的中医传承则以学校教育为主，您认为哪种传承方式更好？作为著名的中医教育家，您怎样看待近年来开展的“海派中医流派传承”研究工程？关于海派中医的传承，您认为难度在哪里？
严世芸：学校教育和师承教育对于中医人才的培养并不冲突，两种教育方法可以互补互用。对于需求大的本科中医药人才，使用学校教育的方法更有利于规模化培养，也可吸纳师承教育的某些长处，以充实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应主动吸收师承教育的某些特点，以提高培养质量;师承教育，则可与学位教育相结合，以提升培养层次。
对此，需要我们深化中医药的教育教学改革。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任校长时，我在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中率先全面推行了学分制教育管理制度，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研究和实践了高等中医人才“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培养制度，着意提高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引入本科生导师制，把高等教育和师承教育结合起来;主动与各类综合性大学联合办学、办专业，多学科交叉融合地培养中医药创新人才;积极开展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对传统的中医基础课程进行分化、整合，形成了内涵清晰、科学合理的新的中医基础课程体系。
作为海派中医学术流派项目的参与者，我认为海派中医的传承，难就难在流派的传承。上海自19世纪开埠以来，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使中医在内、外、妇、儿、针、推、伤各个领域出现流派纷呈、和而不同的局面，成为全国中医药的中心城市，但此后由于对流派的传承与发展缺乏重视，导致某些著名流派濒临断代乃至流失。2011年以来，在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卫计委和上海中医发展办公室的领导与支持下，“海派中医流派传承工程建设”连续两轮被列入“中医药三年行动计划”，包括丁氏内科、顾氏外科、石氏伤科等15个流派纳入基地建设。此举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认可，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从而推动了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的开展。上海迎来了海派中医流派传承与发展的最佳时期，今后将大有作为！
采写：王一茗
编辑：黄灵
《检察风云》：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业界普遍认为中医药发展已迎来最佳历史时机。但是，近代由于科学和西医学的传入，使中医药学受到很大冲击。其中以探讨中医理论是否科学为最大宗，更有学者认为“中医是伪科学”。对此，您怎么看？
严世芸：科学并非只有一种表现形式，中国的科学并不等同于西方的科学，西方科学采用的方法也不是获取科学知识的唯一方法，不能把西方科学当作衡量科学的唯一标准。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传统，中医药就是中国传统科学最具代表性的门类之一。与其他中国本土科学一样，中医药学在几千年实践中形成了全球范围独树一帜、疗效确切、覆盖人类生命全周期的医学科学。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其实，西医讲究实验，中医讲究实践，在源头上是相通的。
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原创的医学科学，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认识论，成为人们治病祛疾、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重要手段。历史上，中华民族屡遭天灾、战乱和瘟疫，却能一次次转危为安，中医药功不可没。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带领科研组从1700年前的医学古籍中获得灵感，成功提取青蒿素，引发抗疟新药的研发，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数以百万人的生命，这一发现堪称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
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不是“正确”的代名词，我们要警惕科学迷信主义这种怪异而可怕的思潮。这种思潮的形成与近代中国人民饱受屈辱的苦难史有关，其根本原因是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丧失。今天国家提倡以高度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实际上是文化自信和主体自觉的回归。中医药学具有与西方近代科学的机械论、还原论相对立的整体论、方法论，其所探索研究的是复杂性、动态性、非线性的生命状态本质。中医药的这一特征，正与当今出现的科学新思潮、科学发展新趋势相吻合，相信中医药学在未来科学发展中将大有作为。当今世界，科学的现代化进程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中医药的创新与现代化也应做出深刻的思考。
《检察风云》：“中西医汇通”一直被认为是海派中医的特点，但这样是否会消磨中医的特色，导致中医的西化？您认为应如何传承与发展中医的特色与优势？
严世芸：我认为，主张“中西医汇通”会抹杀中医特色这种说法过于极端。中医自古至今就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通的知识体系，仅《黄帝内经》中就涉及13个学科。中医药理论从先秦开始与各种学科发生交叉渗透，紧跟社会发展，形成了独立的宇宙观、价值观和生命观。文明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西医汇通”是中医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现代中医的发展不仅需要与西医融合，还需要融合现代的其他学科，这本身并无不妥。
现在的问题是，在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卫生主管部门使用的管理方法和指导思想来源于现代科学体系而不是中医传统文化体系;现代中医院的建院模式并未考虑中医的特点和发展需求;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是按照西医理论建立的，势必导致中医的临床思维产生西化的现象，其临床特色也会受到很大消磨。同时，中医教育也面临着教学内容的结构改革，尤其是中医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亟须建立和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那么，当前中医该如何传承与发展？我认为，“坚守、融合、发展”是破解之道，其中最关键的是“坚守”，即在“坚守”中医特色与优势的前提下，真正做到“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临床自信”，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医与西医的“融合”与“发展”。我们要有坚定的科学自信，明了中医的独特价值，破除对西医的迷信，从认识论上厘清中国与西方、中医与西医的差异，处理好中医与西医的关系，用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更好地融合，坚持中西医互学互鉴、携手造福人类。
我认为，中医在各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临床优势。譬如：在治疗冠心病和慢性心衰方面，中医疗效显著。凭借多年来在中医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积累的临床经验，由我研发的针对冠心病、心绞痛的“以心制宜3号（严氏冠心方）”和针对慢性心衰的“以心制宜6号（严氏心衰方）”，目前已应用于临床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且正在进一步开展临床科研工作。与此同时，中医基础理论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研究和完善。从1995年始，我主持创建了中医“藏象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对传统辨证方法进行创新、发展和提升，编撰了《中医藏象辨证论治学》，获得了“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一等奖”，为中医辨证论治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的目标及中医走向国际开创了临床辨证的方法学基础。
《检察风云》：传统的中医传承是以师承的方式，现代的中医传承则以学校教育为主，您认为哪种传承方式更好？作为著名的中医教育家，您怎样看待近年来开展的“海派中医流派传承”研究工程？关于海派中医的传承，您认为难度在哪里？
严世芸：学校教育和师承教育对于中医人才的培养并不冲突，两种教育方法可以互补互用。对于需求大的本科中医药人才，使用学校教育的方法更有利于规模化培养，也可吸纳师承教育的某些长处，以充实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应主动吸收师承教育的某些特点，以提高培养质量;师承教育，则可与学位教育相结合，以提升培养层次。
对此，需要我们深化中医药的教育教学改革。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任校长时，我在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中率先全面推行了学分制教育管理制度，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研究和实践了高等中医人才“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培养制度，着意提高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引入本科生导师制，把高等教育和师承教育结合起来;主动与各类综合性大学联合办学、办专业，多学科交叉融合地培养中医药创新人才;积极开展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对传统的中医基础课程进行分化、整合，形成了内涵清晰、科学合理的新的中医基础课程体系。
作为海派中医学术流派项目的参与者，我认为海派中医的传承，难就难在流派的传承。上海自19世纪开埠以来，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使中医在内、外、妇、儿、针、推、伤各个领域出现流派纷呈、和而不同的局面，成为全国中医药的中心城市，但此后由于对流派的传承与发展缺乏重视，导致某些著名流派濒临断代乃至流失。2011年以来，在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卫计委和上海中医发展办公室的领导与支持下，“海派中医流派传承工程建设”连续两轮被列入“中医药三年行动计划”，包括丁氏内科、顾氏外科、石氏伤科等15个流派纳入基地建设。此举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认可，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从而推动了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的开展。上海迎来了海派中医流派传承与发展的最佳时期，今后将大有作为！
采写：王一茗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