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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理解您为何恨我们。”1967年“六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50年，一个巴勒斯坦和一个以色列家庭坐在了一起，讲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约旦河西岸的占领问题。
听起来很简单：两个家庭坐在一起聊聊他们的生活。他们是邻居，但彼此被墙壁、篱笆和检查点隔离开来。
很多巴勒斯坦人不愿意和以色列人坐在一起。他们不想以和以色列人公开谈话的方式“支持”约旦河西岸占领区的“正常化”。
尤其困难的是为这次会面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巴勒斯坦人需要以色列当局的许可，才能来到耶路撒冷，而最终同意参与谈话的这个巴勒斯坦家庭得不到这样的许可。他们来自伯利恒附近，这是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地区，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理，其边界处竖了个牌子上面写着“禁止以色列公民进入”。以色列家庭则来自以色列北部的加利拉。
我们最终的会面地点定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90号公路上，这里由以色列军队控制。下一个问题是：两个家庭都不愿意比对方走更远的路。最终他们在伯利恒和加利拉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点。一辆军用吉普车停靠在一家咖啡馆前，两个年轻的士兵手持武器下了车。巴勒斯坦人刚开始不敢下车。
这次会谈的参与者有：
1.以色列的卡哈那家庭
西蒙·卡哈那，82岁，在“六日战争”中担任军官，曾参与占领耶路撒冷的军事行动。他被以色列人奉为英雄。如今他是一名牲畜饲养员。
阿隆·卡哈那，57岁，西蒙的儿子，住在加利拉的一个集体农庄中。他经营着一家咖啡烘焙房，学习阿拉伯语。
爱娜芙·卡哈那，29岁，阿隆的女儿，大学专业是政治学。她在耶路撒冷的市政机构工作，负责耶路撒冷东部阿拉伯区的学校建设。
2.巴勒斯坦的木卡科尔家庭
索菲亚·木卡科尔，84岁，巴勒斯坦难民。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她的基督教家庭失去了其位于耶路撒冷的房子。如今她在约旦河西岸拥有很多水果种植园。
法藤·木卡科尔，61岁，索菲亚的侄女，童年生活在德国。20岁时她的家人将她带回巴勒斯坦成婚。如今她是一名导游。
卡马尔·木卡科尔，37岁，法藤的儿子，在波士顿学习国际管理学，自愿回到约旦河西岸，目前是一名导游。他出生在耶路撒冷，但无法获得进入这座城市的许可。
要找到一个会面的地方真不容易。现在我们是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家咖啡店中，老板是以色列人。你们为何愿意来参与这样一场会谈？
卡马尔·木卡科尔：只有了解对方，才能缔结和平。而这始于这样的会面。我们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次会面，我的妻子就持反对意见。我也觉得“正常化”是错误的，装作好像双方并不存在冲突是不正确的。但我还是来了，我想谈谈我们之间的冲突和未来。
来这里的路上，您感觉到危险了吗？
卡马尔·木卡科尔：我们必须穿过一个以色列检查点。那里站着一个18岁的士兵，他决定着我要在那里等待多久，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前行。我只能任其摆布。
阿隆·卡哈那：我经营着一家移动咖啡馆，常常开车去死海。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你们平时接触过来自另一边的人吗？你们有巴勒斯坦或以色列朋友吗？
爱娜芙·卡哈那：如果我说我有巴勒斯坦朋友，那一定是在说谎。在我生活的耶路撒冷，人们虽然每天都见面，但并不接受对方。
卡马尔·木卡科尔：我很幸运。作为导游，我也会认识以色列导游。我们在电话上聊过。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朋友。但至少我和他们是有接触的。在伯利恒，我们之间有一堵12米高的隔离墙。如果看不到对方，就会好像对方不存在。
阿隆·卡哈那：在我年轻时，所有边界都是开放的。我的农场上也有个巴勒斯坦人工作。
法藤·木卡科尔：如果以色列人认识巴勒斯坦人，那这个巴勒斯坦人一定是個雇工。
阿隆·卡哈那：住在我们北边的阿拉伯邻居，和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完全不同。
卡马尔·木卡科尔：那是当然，你们的阿拉伯邻居有选举权，他们有护照，是自由人。我们自“六日战争”以来一直处于军事控制之下。在这一点上，我不会原谅以色列。为何我们当时不能获得和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一样的权利？成为公民，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这根本不关乎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而是关乎自由。对我来说，叫什么名字根本不重要，谁管它是叫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还是加拿大呢？
对于让以色列成功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东耶路撒冷的“六日战争”，您还记得什么？
西蒙·卡哈那：我是一个旅的指挥官。我们当时本应该在西奈半岛展开一次降落伞行动。但是约旦皇帝侯赛因参战后，我们被派往了耶路撒冷。我们占领了被约旦控制的城市东部。我不信教，但耶路撒冷是个历史名地，来到古城有种特别的感觉。我们穿过狮子门，我触摸到那些古老的石头，那种感觉难以形容，如同触电。
索菲亚·木卡科尔：1967年，以色列军队进入伯利恒时，要求我们离开我们的房子去约旦。那时我已经有5个孩子。1948年我们被驱逐出耶路撒冷。那时我们失去了一切。有3年多的时间，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狭小的房间中。所以1967年军队再来的时候，我就发誓再也不能成为难民。不管他们对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留在这里，除非他们杀了我们。
您曾回过您耶路撒冷的老房子吗？
索菲亚·木卡科尔：没有，回去太痛苦了。如今那里建起了一片现代化的居民区，老房子都不见了。现在那里是生活在美国或法国的富人的房产，大部分时候都空置着。
西蒙·卡哈那：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法藤·木卡科尔：我们巴勒斯坦人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我们修建了街道，却不被允许使用。我们修建了隔离墙，生活在墙后面。那个坐在挖土机里挖起我们的橄榄树，以便在我们的花园中央修隔离墙的男人，也是个巴勒斯坦人。我说，他应该感到羞耻。他回答，他有9个孩子。你们说你们需要安全感，行啊，我能理解，但能不能麻烦你们把隔离墙建在自己的土地上？ 索菲亚·木卡科尔：我们需要和平。隔离墙不起作用。
阿隆·卡哈那：在这里，我心里不太舒服，在你们所有人眼里，我都是个占领者。但实际上我也不喜欢现在这种局势。如果我们能建立和平，我宁愿让出我自己的房子。对我来说，土地并不神圣。
法藤·木卡科尔：但您支持维持现状。
阿隆·卡哈那：但我也做了改变现状的努力。我参加游行，学习阿拉伯语。我不恨任何人。
索菲亚·木卡科尔：我们从来就没恨过犹太人。曾经我们所有人都能和平相处，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
西蒙·卡哈那：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话。但是那些在学校中就已习得仇恨，并可能在长大后将之极端化的巴勒斯坦孩子呢？
卡马尔·木卡科尔：很多人都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孩子们没有将来，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失业率很高，一直都只有空口承诺。如果我生活在加沙地带，我也会成为一个极端主义者。
法藤·木卡科尔：我们已经没法听到“总有一天会有和平”“将来某一天会有和平”这样的句子了。年轻人对此很不满意。他们在网络上看到约旦河西岸以外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不想再等。他们想拥有自由，想有个自己的国家。我认为是你们的政治让我们的青少年极端化了。
西蒙·卡哈那：但是您看看埃及或约旦的失业率吧。对比起来，巴勒斯坦人还算过得不错的。
阿隆·卡哈那：不能这么比较，哪怕他们确实有面包可吃。他们不自由，您明白吗？
爱娜芙·卡哈那：我的工作是在东耶路撒冷建学校，我们都知道那里的学校不够。这已经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以色列的右倾政党能理解我们必须给教育投资，结果就会好很多。在接下来4年间，我们要在东耶路撒冷建起1100间教室。
您已经去过那里了吗？
爱娜芙·卡哈那：没有，我们不能在没有贴身保护的情况下去那里，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去一趟，坐在一辆军用车里。
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巴以冲突有多明显？您每天都会想到这件事吗？
索菲亚·木卡科尔：我总是很悲伤。每天都很悲伤。
法藤·木卡科尔：对我而言，冲突也很明显。我带领游客穿过约旦河西岸。我必须清楚地知道当地最新局势。例如当我开车去居民普遍好斗的希伯伦的时候。我们巴勒斯坦人只想着结束占领状态，因为这阻碍了我们的发展，完全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生活。
阿隆·卡哈那：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冲突并不存在。我也正因如此而感到不舒服。读到报道，我很震惊。我很羞愧不能邀请你们来我的家。我并不认为你们更低等。
法藤·木卡科尔：这样说很友好，但这并不是您国家的政策。你们国家的人并没有对我们平等相待。
西蒙·卡哈那：我甚至能理解你们为何会恨我们，虽然我们并不恨你们。
可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索菲亚·木卡科尔：我们失去了权利。1948年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这种情况只会持续一个星期，然而他们欺骗了我们。根本没有解决方案。
西蒙·卡哈那：只有一个解决方案：犹太人都该沉入海底。
索菲亚·木卡科尔：不，我不会这么说。
卡马尔·木卡科尔：老一辈必须接受现实，这样我们才能建立和平。那时候很多人都认为，那些渡海而来的人必须回去。但是现在我们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我认为以色列是我们的邻国，但是我需要我的22%的土地（译注：在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人最初失去了原来土地的78%，只剩22%的土地，而现在这22%的土地也已失去大半）。
爱娜芙·卡哈那：我的外祖父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后来来到以色列。那时候问题在于在世界上争取一席之地。如今以色列变得更强大了，我们感觉安全多了。我们必须做出一些退让，损害邻居的利益并不让人高兴。
您相信会出现一个“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吗？
法藤·木卡科尔：对我来说，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没有什么区别。
阿隆·卡哈那：我很难想象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中会是什么样子。
法藤·木卡科尔：问题在于，以色列的右倾政府不想让我们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左派害怕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中。这让我们失去了所有希望。
爱娜芙·卡哈那：这要复杂得多。您不了解以色列文化，否则您就会理解，“一个国家”的方案行不通。
卡马尔·木卡科尔：我相信“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我认为最好是在20-50年的時间内建立一个联盟，一个开放式的国家。我们可能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强大经济力量。
法藤·木卡科尔：我的想法是建立3个国家。两个分别给双方的极端分子，另一个让我们共同生活。
您想过这次占领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吗？
阿隆·卡哈那：那场巨大的军事胜利来得非常意外。我们没有想那么多。我们太高兴，也太骄傲。我们为我们的力量高兴。
您觉得“六日战争”为以色列是带来了更多好处还是坏处？
阿隆·卡哈那：我认为这次占领让我们变强大了，但削弱了我们的道德力量，社会分化得越来越严重。
法藤·木卡科尔：没有人该比其他人高贵。我曾去过一个以色列定居点，看到了整片绿色，草地和鲜花，而我自己只有一座棕褐色的花园。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如何认为对方是个能友善相处的邻居？一个犹太朋友曾对我说，以色列太强大了，不会输掉任何一场战争。但是我要说，以色列在道德之战中可能已经输掉了。
爱娜芙·卡哈那：我们对此感到害怕。
法藤·木卡科尔：以色列总说自己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是的，但是这种民主的对象仅仅局限于自己人。民主价值观应该时刻被牢记于心，然而现实是，一旦穿上制服，他们就变成了占领者，他们并不关心人权。如果我将你们视为占领者，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你们知道我们怎么称呼你们吗？我们称你们为“另一个以色列”。我们相信这“另一个以色列”：以色列不只有定居者和士兵，也有像你们一样的人。
爱娜芙·卡哈那：然而我们并不是另一个以色列，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以色列。我的祖父为这个国家战斗过，我们所有人都曾入伍，我将来的儿子也会入伍。哪怕我希望现实会是另外的样子。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困难，您仍然决定留在这里。您想过移民离开吗？
索菲亚·木卡科尔：我有机会去厄瓜多尔或加利福尼亚生活，那里有我的亲戚，但我想待在自己的家乡。
法藤·木卡科尔：我的儿子生活在波士顿，每天都给我打电话。他说，美国才是神圣的国家，而不是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我说，他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卡马尔·木卡科尔：我从美国回来了。如果每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离开了这里，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学会了爱我的家乡。我有份工作，有个美丽的妻子。
西蒙·卡哈那：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一秒钟想过要离开这里。
爱娜芙·卡哈那：这里有我所有的亲人。对我来说，以色列不仅是一个国家，它还是我身份的一部分。
听起来很简单：两个家庭坐在一起聊聊他们的生活。他们是邻居，但彼此被墙壁、篱笆和检查点隔离开来。
很多巴勒斯坦人不愿意和以色列人坐在一起。他们不想以和以色列人公开谈话的方式“支持”约旦河西岸占领区的“正常化”。
尤其困难的是为这次会面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巴勒斯坦人需要以色列当局的许可，才能来到耶路撒冷，而最终同意参与谈话的这个巴勒斯坦家庭得不到这样的许可。他们来自伯利恒附近，这是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地区，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理，其边界处竖了个牌子上面写着“禁止以色列公民进入”。以色列家庭则来自以色列北部的加利拉。
我们最终的会面地点定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90号公路上，这里由以色列军队控制。下一个问题是：两个家庭都不愿意比对方走更远的路。最终他们在伯利恒和加利拉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点。一辆军用吉普车停靠在一家咖啡馆前，两个年轻的士兵手持武器下了车。巴勒斯坦人刚开始不敢下车。
这次会谈的参与者有：
1.以色列的卡哈那家庭
西蒙·卡哈那，82岁，在“六日战争”中担任军官，曾参与占领耶路撒冷的军事行动。他被以色列人奉为英雄。如今他是一名牲畜饲养员。
阿隆·卡哈那，57岁，西蒙的儿子，住在加利拉的一个集体农庄中。他经营着一家咖啡烘焙房，学习阿拉伯语。
爱娜芙·卡哈那，29岁，阿隆的女儿，大学专业是政治学。她在耶路撒冷的市政机构工作，负责耶路撒冷东部阿拉伯区的学校建设。
2.巴勒斯坦的木卡科尔家庭
索菲亚·木卡科尔，84岁，巴勒斯坦难民。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她的基督教家庭失去了其位于耶路撒冷的房子。如今她在约旦河西岸拥有很多水果种植园。
法藤·木卡科尔，61岁，索菲亚的侄女，童年生活在德国。20岁时她的家人将她带回巴勒斯坦成婚。如今她是一名导游。
卡马尔·木卡科尔，37岁，法藤的儿子，在波士顿学习国际管理学，自愿回到约旦河西岸，目前是一名导游。他出生在耶路撒冷，但无法获得进入这座城市的许可。
要找到一个会面的地方真不容易。现在我们是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家咖啡店中，老板是以色列人。你们为何愿意来参与这样一场会谈？
卡马尔·木卡科尔：只有了解对方，才能缔结和平。而这始于这样的会面。我们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次会面，我的妻子就持反对意见。我也觉得“正常化”是错误的，装作好像双方并不存在冲突是不正确的。但我还是来了，我想谈谈我们之间的冲突和未来。
来这里的路上，您感觉到危险了吗？
卡马尔·木卡科尔：我们必须穿过一个以色列检查点。那里站着一个18岁的士兵，他决定着我要在那里等待多久，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前行。我只能任其摆布。
阿隆·卡哈那：我经营着一家移动咖啡馆，常常开车去死海。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你们平时接触过来自另一边的人吗？你们有巴勒斯坦或以色列朋友吗？
爱娜芙·卡哈那：如果我说我有巴勒斯坦朋友，那一定是在说谎。在我生活的耶路撒冷，人们虽然每天都见面，但并不接受对方。
卡马尔·木卡科尔：我很幸运。作为导游，我也会认识以色列导游。我们在电话上聊过。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朋友。但至少我和他们是有接触的。在伯利恒，我们之间有一堵12米高的隔离墙。如果看不到对方，就会好像对方不存在。
阿隆·卡哈那：在我年轻时，所有边界都是开放的。我的农场上也有个巴勒斯坦人工作。
法藤·木卡科尔：如果以色列人认识巴勒斯坦人，那这个巴勒斯坦人一定是個雇工。
阿隆·卡哈那：住在我们北边的阿拉伯邻居，和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完全不同。
卡马尔·木卡科尔：那是当然，你们的阿拉伯邻居有选举权，他们有护照，是自由人。我们自“六日战争”以来一直处于军事控制之下。在这一点上，我不会原谅以色列。为何我们当时不能获得和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一样的权利？成为公民，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这根本不关乎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而是关乎自由。对我来说，叫什么名字根本不重要，谁管它是叫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还是加拿大呢？
对于让以色列成功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东耶路撒冷的“六日战争”，您还记得什么？
西蒙·卡哈那：我是一个旅的指挥官。我们当时本应该在西奈半岛展开一次降落伞行动。但是约旦皇帝侯赛因参战后，我们被派往了耶路撒冷。我们占领了被约旦控制的城市东部。我不信教，但耶路撒冷是个历史名地，来到古城有种特别的感觉。我们穿过狮子门，我触摸到那些古老的石头，那种感觉难以形容，如同触电。
索菲亚·木卡科尔：1967年，以色列军队进入伯利恒时，要求我们离开我们的房子去约旦。那时我已经有5个孩子。1948年我们被驱逐出耶路撒冷。那时我们失去了一切。有3年多的时间，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狭小的房间中。所以1967年军队再来的时候，我就发誓再也不能成为难民。不管他们对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留在这里，除非他们杀了我们。
您曾回过您耶路撒冷的老房子吗？
索菲亚·木卡科尔：没有，回去太痛苦了。如今那里建起了一片现代化的居民区，老房子都不见了。现在那里是生活在美国或法国的富人的房产，大部分时候都空置着。
西蒙·卡哈那：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法藤·木卡科尔：我们巴勒斯坦人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我们修建了街道，却不被允许使用。我们修建了隔离墙，生活在墙后面。那个坐在挖土机里挖起我们的橄榄树，以便在我们的花园中央修隔离墙的男人，也是个巴勒斯坦人。我说，他应该感到羞耻。他回答，他有9个孩子。你们说你们需要安全感，行啊，我能理解，但能不能麻烦你们把隔离墙建在自己的土地上？ 索菲亚·木卡科尔：我们需要和平。隔离墙不起作用。
阿隆·卡哈那：在这里，我心里不太舒服，在你们所有人眼里，我都是个占领者。但实际上我也不喜欢现在这种局势。如果我们能建立和平，我宁愿让出我自己的房子。对我来说，土地并不神圣。
法藤·木卡科尔：但您支持维持现状。
阿隆·卡哈那：但我也做了改变现状的努力。我参加游行，学习阿拉伯语。我不恨任何人。
索菲亚·木卡科尔：我们从来就没恨过犹太人。曾经我们所有人都能和平相处，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
西蒙·卡哈那：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话。但是那些在学校中就已习得仇恨，并可能在长大后将之极端化的巴勒斯坦孩子呢？
卡马尔·木卡科尔：很多人都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孩子们没有将来，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失业率很高，一直都只有空口承诺。如果我生活在加沙地带，我也会成为一个极端主义者。
法藤·木卡科尔：我们已经没法听到“总有一天会有和平”“将来某一天会有和平”这样的句子了。年轻人对此很不满意。他们在网络上看到约旦河西岸以外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不想再等。他们想拥有自由，想有个自己的国家。我认为是你们的政治让我们的青少年极端化了。
西蒙·卡哈那：但是您看看埃及或约旦的失业率吧。对比起来，巴勒斯坦人还算过得不错的。
阿隆·卡哈那：不能这么比较，哪怕他们确实有面包可吃。他们不自由，您明白吗？
爱娜芙·卡哈那：我的工作是在东耶路撒冷建学校，我们都知道那里的学校不够。这已经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以色列的右倾政党能理解我们必须给教育投资，结果就会好很多。在接下来4年间，我们要在东耶路撒冷建起1100间教室。
您已经去过那里了吗？
爱娜芙·卡哈那：没有，我们不能在没有贴身保护的情况下去那里，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去一趟，坐在一辆军用车里。
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巴以冲突有多明显？您每天都会想到这件事吗？
索菲亚·木卡科尔：我总是很悲伤。每天都很悲伤。
法藤·木卡科尔：对我而言，冲突也很明显。我带领游客穿过约旦河西岸。我必须清楚地知道当地最新局势。例如当我开车去居民普遍好斗的希伯伦的时候。我们巴勒斯坦人只想着结束占领状态，因为这阻碍了我们的发展，完全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生活。
阿隆·卡哈那：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冲突并不存在。我也正因如此而感到不舒服。读到报道，我很震惊。我很羞愧不能邀请你们来我的家。我并不认为你们更低等。
法藤·木卡科尔：这样说很友好，但这并不是您国家的政策。你们国家的人并没有对我们平等相待。
西蒙·卡哈那：我甚至能理解你们为何会恨我们，虽然我们并不恨你们。
可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索菲亚·木卡科尔：我们失去了权利。1948年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这种情况只会持续一个星期，然而他们欺骗了我们。根本没有解决方案。
西蒙·卡哈那：只有一个解决方案：犹太人都该沉入海底。
索菲亚·木卡科尔：不，我不会这么说。
卡马尔·木卡科尔：老一辈必须接受现实，这样我们才能建立和平。那时候很多人都认为，那些渡海而来的人必须回去。但是现在我们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我认为以色列是我们的邻国，但是我需要我的22%的土地（译注：在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人最初失去了原来土地的78%，只剩22%的土地，而现在这22%的土地也已失去大半）。
爱娜芙·卡哈那：我的外祖父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后来来到以色列。那时候问题在于在世界上争取一席之地。如今以色列变得更强大了，我们感觉安全多了。我们必须做出一些退让，损害邻居的利益并不让人高兴。
您相信会出现一个“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吗？
法藤·木卡科尔：对我来说，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没有什么区别。
阿隆·卡哈那：我很难想象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中会是什么样子。
法藤·木卡科尔：问题在于，以色列的右倾政府不想让我们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左派害怕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中。这让我们失去了所有希望。
爱娜芙·卡哈那：这要复杂得多。您不了解以色列文化，否则您就会理解，“一个国家”的方案行不通。
卡马尔·木卡科尔：我相信“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我认为最好是在20-50年的時间内建立一个联盟，一个开放式的国家。我们可能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强大经济力量。
法藤·木卡科尔：我的想法是建立3个国家。两个分别给双方的极端分子，另一个让我们共同生活。
您想过这次占领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吗？
阿隆·卡哈那：那场巨大的军事胜利来得非常意外。我们没有想那么多。我们太高兴，也太骄傲。我们为我们的力量高兴。
您觉得“六日战争”为以色列是带来了更多好处还是坏处？
阿隆·卡哈那：我认为这次占领让我们变强大了，但削弱了我们的道德力量，社会分化得越来越严重。
法藤·木卡科尔：没有人该比其他人高贵。我曾去过一个以色列定居点，看到了整片绿色，草地和鲜花，而我自己只有一座棕褐色的花园。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如何认为对方是个能友善相处的邻居？一个犹太朋友曾对我说，以色列太强大了，不会输掉任何一场战争。但是我要说，以色列在道德之战中可能已经输掉了。
爱娜芙·卡哈那：我们对此感到害怕。
法藤·木卡科尔：以色列总说自己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是的，但是这种民主的对象仅仅局限于自己人。民主价值观应该时刻被牢记于心，然而现实是，一旦穿上制服，他们就变成了占领者，他们并不关心人权。如果我将你们视为占领者，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你们知道我们怎么称呼你们吗？我们称你们为“另一个以色列”。我们相信这“另一个以色列”：以色列不只有定居者和士兵，也有像你们一样的人。
爱娜芙·卡哈那：然而我们并不是另一个以色列，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以色列。我的祖父为这个国家战斗过，我们所有人都曾入伍，我将来的儿子也会入伍。哪怕我希望现实会是另外的样子。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困难，您仍然决定留在这里。您想过移民离开吗？
索菲亚·木卡科尔：我有机会去厄瓜多尔或加利福尼亚生活，那里有我的亲戚，但我想待在自己的家乡。
法藤·木卡科尔：我的儿子生活在波士顿，每天都给我打电话。他说，美国才是神圣的国家，而不是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我说，他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卡马尔·木卡科尔：我从美国回来了。如果每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离开了这里，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学会了爱我的家乡。我有份工作，有个美丽的妻子。
西蒙·卡哈那：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一秒钟想过要离开这里。
爱娜芙·卡哈那：这里有我所有的亲人。对我来说，以色列不仅是一个国家，它还是我身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