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王德威，三联书店，2010
2006年秋，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王德威应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了题为“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系列讲座，笔者当时作为听众之一，聆听了全部6次演讲和两次座谈。4年之后，讲座讲义经过整理，由三联书店以《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之名出版，如今研读这部著作，王德威教授的儒雅风度，以及北大中文系师生的积极参与，依旧历历在目。
在全书的导论部分，王德威教授明确指出，关于抒情的考察，不应当局限于西方浪漫主义传统对于“抒情”的定义，而应当关注其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内涵的丰富性。“抒情”与中国传统诗学紧密相关，其中不仅包括正统儒家的“诗言志”传统，还包括最早可以追述到屈原的“诗缘情”的传统，以及由此生发的“诗可以怨”的“发愤”观念。另外源于六朝，在唐宋直到明清的“诗话”中逐步成熟的“境界说”，也是中国抒情诗学的重要渊源。（《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P78-79，下文引用该书，均直接在引文后标明页码。）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抒情”话语与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复杂纠葛，在作为全书序论的《“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中，王德威教授开宗明义，指出“在革命、启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体建构——的又一面向。”（P3）至少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抒情绝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个体回应“大历史”的方式。因此在王德威教授看来，“抒情的定义可以从一个文类开始，作为我们看待诗歌，尤其是西方定义下的，以发挥个人主体性是尚的诗歌这种文体的特别指称，但是它可以推而广之，成为一种言谈论述的方式；一种审美愿景的呈现；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实践；乃至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争议性的，一种政治想象与政治对话的可能。”（P72）在接下来的五讲中，王德威教授分别从“抒情”与启蒙/启悟，“抒情”与革命，“抒情”与国族建构，“抒情”与“时间性”，以及“抒情”与抒情主体五个方面，以生动的个案和翔实的史料，对抒情话语与中国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论述举重若轻，语言亦妙趣横生。
王德威教授这部著作最有价值之处，在笔者看来是其在西方汉学的既有框架之内融入“中国关怀”，不仅表现为对中国原有诗学范畴的挖掘，同时表现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特别是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关注与把握。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王德威教授坦言，其对“抒情”话语的关注最初是来自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抒情”与“史诗”传统的论述，“在普实克看来，这两种模式（抒情与史诗——笔者注）的辩证形成一代中国人定义、实践现代性的动力，而现代中国史记录了个别主体的发现到集体主体的肯定，从‘抒情’到‘史诗’的历程。”（季进：《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教授访谈录》，载《书城》2008年第6期，P5-12。）但王德威并未拘泥于普实克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科学”框架，而是着眼于“抒情”话语在中国语境下的特异性。首先在中国传统诗学的脉络中，“抒情”从未拘泥于个人情感的简单抒发，而是一直具有其特定的政治面向，作者在书中和访谈中提到的六朝纷争混乱的400年间正是中国古代抒情美学的全盛时期的事实，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同时王德威教授还有意揭示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其“抒情”与历史的关联方式不尽相同，例如在第四章《红色抒情》中，同样是以“抒情”的方式联结革命话语，瞿秋白以“抒情”的方式质疑、反思甚至是反讽了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何其芳以“抒情”的方式被纳入歌颂革命的序列，而陈映真则以“抒情”的方式追问在“去革命化”的历史语境中革命的意义。上述处理不仅关注到了抒情美学本身的复杂面向，更关注到了现代性话语本身在中国语境中的多重面向与复杂内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汉学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削中国文本之“足”以适西方理论框架之“履”的隐患。
在作为序论的《“有情”的历史》一文结尾，王德威教授感慨道：“在一片后殖民、反帝国的批判话语之后，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我们到底要提供什么样的话语资源，引起对话？还是只能继续拾人牙慧，以西方学院所认可的资源，作为批判或参与西方话语的资本？……我们口口声声强调‘将一切历史化’，但在面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学史时），又有多少尊重和认识？”（P64）正是基于对西方汉学特别是美国汉学自身盲点的反思，王德威教授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尤其注重探索中国本土诗学与西方学术话语对话的可能性。在此前出版的《历史与怪兽》（Wang, David Der-wei.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中文节译本名为《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北：麦田出版社, 2004。）一书中，王德威教授就有意挖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文学”与“历史”的互动，挖掘“历史”与“再现历史”之间的吊诡。而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中，作者又将关注点转移到了抒情话语上，至少在西方汉学体制之内以“抒情”为切入点对原有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必要反思。
近年来，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汉学化”倾向，国内的一些前辈学者都提出了反思。在发表于2007年第2期《文艺评论》的《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著名学者温儒敏教授指出，过度“汉学化”倾向本身已经逐步成为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潜在桎梏之一，不仅有可能带来学术研究与中国语境的脱节，而且有可能带来文学审美的钝化。更严重的是有可能将原本强调独创性的人文学术研究异化为“整齐划一”的学术生产。关于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语境之间的关系，温儒敏教授认为由于“汉学家，包括许多生活在西方、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新一代华裔学者，他们的学术背景、理路与动力都离不开其所根植的土壤，其概念运用、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也大都源于西方特定的学术谱系。”因此其研究与中国语境的脱节本不奇怪，问题在于许多本土研究者将西方汉学研究范式标准化甚至经典化，从而带来的在日益严重的“削足适履”现象。其中极端的现象是一些“仿汉学”的研究，与其说是在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本，不如说是在用中国文本佐证西方理论。
在文中，温儒敏教授进一步指出，“汉学心态”的表现之一是将“现代性”的概念泛化，由此带来三方面的结果，“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做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地夸大和扩展”，结果“把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也无限扩展了，文学研究的审美意义和创作个性等核心部分被完全稀释淡化了。”其次是由于“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因此很难避免对政治隐喻的过度阐释以及对审美价值的漠视；第三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国文本佐证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做法，势必会束缚学术研究自身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甚至形成新的“学术八股”。王德威教授由于其西方汉学的背景，在其学术研究中对“现代性”话题一以贯之的关注无可厚非，但值得警惕的中国本土学者在研究中对“现代性”话语的过分依赖：或寻找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将中国现代性的时间一步步提前；或挖掘中国现代语境下“被压抑的现代性”。上述研究的价值自然是不容抹煞的，但笔者认为在西方汉学既有框架之内，有关中国现代性的研究似乎不必推而广之，否则可能会重蹈从前寻找与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覆辙。（参看杨师群：《再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04期；周广庆：《从社会基本结构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伪命题》，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10期。）
关于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中的“中国立场”问题，一些学界前辈都曾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意见。钱理群先生在近几年反复强调一个命题：“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在他看来，在20世纪的历史中，中国“血战前行”付出的代价最为惨重，然而当这段历史过去之后，却鲜有能够长期作为后人理论生发点的原创性思想。造成这种局面自然有其历史和政治原因，但知识分子与中国语境的脱节也难辞其咎。另外作为一位深谙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的学者，陈晓明先生近年来也反复强调学术研究中“中国的立场”问题，在《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评价》一文中，陈晓明明确指出：“直到今天，我们评价中国文学，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不得不反省。”（陈晓明：《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评价》，载《北京文学》2010 年第1期。另外可参看张春田：《重建时代的核心价值：中国认同》，载《青年文化评论》，2008年7月3日。）换言之，在学术研究中闭门造车固不可取，但崇洋媚外乃至削足适履的倾向恐怕更值得警惕。王德威教授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一书，至少在西方汉学的既有框架之内，对此前的汉学研究范式作出了有益的反思，那么对于中国本土人文研究的晚辈而言，不断地触摸中国的脉搏，“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或许正是笔者应当不断警示自己的吧。
作者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文理学院
（责任编辑 王倩）
王德威，三联书店，2010
2006年秋，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王德威应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了题为“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系列讲座，笔者当时作为听众之一，聆听了全部6次演讲和两次座谈。4年之后，讲座讲义经过整理，由三联书店以《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之名出版，如今研读这部著作，王德威教授的儒雅风度，以及北大中文系师生的积极参与，依旧历历在目。
在全书的导论部分，王德威教授明确指出，关于抒情的考察，不应当局限于西方浪漫主义传统对于“抒情”的定义，而应当关注其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内涵的丰富性。“抒情”与中国传统诗学紧密相关，其中不仅包括正统儒家的“诗言志”传统，还包括最早可以追述到屈原的“诗缘情”的传统，以及由此生发的“诗可以怨”的“发愤”观念。另外源于六朝，在唐宋直到明清的“诗话”中逐步成熟的“境界说”，也是中国抒情诗学的重要渊源。（《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P78-79，下文引用该书，均直接在引文后标明页码。）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抒情”话语与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复杂纠葛，在作为全书序论的《“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中，王德威教授开宗明义，指出“在革命、启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体建构——的又一面向。”（P3）至少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抒情绝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个体回应“大历史”的方式。因此在王德威教授看来，“抒情的定义可以从一个文类开始，作为我们看待诗歌，尤其是西方定义下的，以发挥个人主体性是尚的诗歌这种文体的特别指称，但是它可以推而广之，成为一种言谈论述的方式；一种审美愿景的呈现；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实践；乃至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争议性的，一种政治想象与政治对话的可能。”（P72）在接下来的五讲中，王德威教授分别从“抒情”与启蒙/启悟，“抒情”与革命，“抒情”与国族建构，“抒情”与“时间性”，以及“抒情”与抒情主体五个方面，以生动的个案和翔实的史料，对抒情话语与中国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论述举重若轻，语言亦妙趣横生。
王德威教授这部著作最有价值之处，在笔者看来是其在西方汉学的既有框架之内融入“中国关怀”，不仅表现为对中国原有诗学范畴的挖掘，同时表现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特别是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关注与把握。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王德威教授坦言，其对“抒情”话语的关注最初是来自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抒情”与“史诗”传统的论述，“在普实克看来，这两种模式（抒情与史诗——笔者注）的辩证形成一代中国人定义、实践现代性的动力，而现代中国史记录了个别主体的发现到集体主体的肯定，从‘抒情’到‘史诗’的历程。”（季进：《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教授访谈录》，载《书城》2008年第6期，P5-12。）但王德威并未拘泥于普实克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科学”框架，而是着眼于“抒情”话语在中国语境下的特异性。首先在中国传统诗学的脉络中，“抒情”从未拘泥于个人情感的简单抒发，而是一直具有其特定的政治面向，作者在书中和访谈中提到的六朝纷争混乱的400年间正是中国古代抒情美学的全盛时期的事实，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同时王德威教授还有意揭示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其“抒情”与历史的关联方式不尽相同，例如在第四章《红色抒情》中，同样是以“抒情”的方式联结革命话语，瞿秋白以“抒情”的方式质疑、反思甚至是反讽了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何其芳以“抒情”的方式被纳入歌颂革命的序列，而陈映真则以“抒情”的方式追问在“去革命化”的历史语境中革命的意义。上述处理不仅关注到了抒情美学本身的复杂面向，更关注到了现代性话语本身在中国语境中的多重面向与复杂内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汉学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削中国文本之“足”以适西方理论框架之“履”的隐患。
在作为序论的《“有情”的历史》一文结尾，王德威教授感慨道：“在一片后殖民、反帝国的批判话语之后，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我们到底要提供什么样的话语资源，引起对话？还是只能继续拾人牙慧，以西方学院所认可的资源，作为批判或参与西方话语的资本？……我们口口声声强调‘将一切历史化’，但在面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学史时），又有多少尊重和认识？”（P64）正是基于对西方汉学特别是美国汉学自身盲点的反思，王德威教授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尤其注重探索中国本土诗学与西方学术话语对话的可能性。在此前出版的《历史与怪兽》（Wang, David Der-wei.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中文节译本名为《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北：麦田出版社, 2004。）一书中，王德威教授就有意挖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文学”与“历史”的互动，挖掘“历史”与“再现历史”之间的吊诡。而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中，作者又将关注点转移到了抒情话语上，至少在西方汉学体制之内以“抒情”为切入点对原有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必要反思。
近年来，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汉学化”倾向，国内的一些前辈学者都提出了反思。在发表于2007年第2期《文艺评论》的《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著名学者温儒敏教授指出，过度“汉学化”倾向本身已经逐步成为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潜在桎梏之一，不仅有可能带来学术研究与中国语境的脱节，而且有可能带来文学审美的钝化。更严重的是有可能将原本强调独创性的人文学术研究异化为“整齐划一”的学术生产。关于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语境之间的关系，温儒敏教授认为由于“汉学家，包括许多生活在西方、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新一代华裔学者，他们的学术背景、理路与动力都离不开其所根植的土壤，其概念运用、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也大都源于西方特定的学术谱系。”因此其研究与中国语境的脱节本不奇怪，问题在于许多本土研究者将西方汉学研究范式标准化甚至经典化，从而带来的在日益严重的“削足适履”现象。其中极端的现象是一些“仿汉学”的研究，与其说是在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本，不如说是在用中国文本佐证西方理论。
在文中，温儒敏教授进一步指出，“汉学心态”的表现之一是将“现代性”的概念泛化，由此带来三方面的结果，“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做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地夸大和扩展”，结果“把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也无限扩展了，文学研究的审美意义和创作个性等核心部分被完全稀释淡化了。”其次是由于“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因此很难避免对政治隐喻的过度阐释以及对审美价值的漠视；第三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国文本佐证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做法，势必会束缚学术研究自身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甚至形成新的“学术八股”。王德威教授由于其西方汉学的背景，在其学术研究中对“现代性”话题一以贯之的关注无可厚非，但值得警惕的中国本土学者在研究中对“现代性”话语的过分依赖：或寻找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将中国现代性的时间一步步提前；或挖掘中国现代语境下“被压抑的现代性”。上述研究的价值自然是不容抹煞的，但笔者认为在西方汉学既有框架之内，有关中国现代性的研究似乎不必推而广之，否则可能会重蹈从前寻找与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覆辙。（参看杨师群：《再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04期；周广庆：《从社会基本结构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伪命题》，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10期。）
关于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中的“中国立场”问题，一些学界前辈都曾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意见。钱理群先生在近几年反复强调一个命题：“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在他看来，在20世纪的历史中，中国“血战前行”付出的代价最为惨重，然而当这段历史过去之后，却鲜有能够长期作为后人理论生发点的原创性思想。造成这种局面自然有其历史和政治原因，但知识分子与中国语境的脱节也难辞其咎。另外作为一位深谙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的学者，陈晓明先生近年来也反复强调学术研究中“中国的立场”问题，在《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评价》一文中，陈晓明明确指出：“直到今天，我们评价中国文学，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不得不反省。”（陈晓明：《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评价》，载《北京文学》2010 年第1期。另外可参看张春田：《重建时代的核心价值：中国认同》，载《青年文化评论》，2008年7月3日。）换言之，在学术研究中闭门造车固不可取，但崇洋媚外乃至削足适履的倾向恐怕更值得警惕。王德威教授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一书，至少在西方汉学的既有框架之内，对此前的汉学研究范式作出了有益的反思，那么对于中国本土人文研究的晚辈而言，不断地触摸中国的脉搏，“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或许正是笔者应当不断警示自己的吧。
作者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文理学院
（责任编辑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