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复旦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于今年一月上旬在上海举行。讨论会的主题，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再估计，二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两大课题，无不同怎样评估儒学传统相联系。而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里面，又包括着近年在孔子和儒学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知名代表。他们所作的报告，提交的论文，仍然就估计儒学传统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各抒己见。因此，在会议期间，儒学很自然地成为学者辩难的焦点，不同见解迭相发表，每种见解都引起质疑和驳议，争鸣气氛十分活跃。
　　以下报告和论文更加引人注意：杜维明的《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创新》，李泽厚的《关于儒家与新儒家》，庞朴的《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汤一介的《关于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探讨》，谭其骧的《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蔡尚思的《中国文化的特点及其演变》，朱维铮的《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陈俊民的《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理想人格》，包遵信的《十七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孙长江的《中国的改革与民族文化传统》，冯天瑜的《中国文化——一个以伦理意识为中心的系统》等。(有关论文或摘要，均收进会议文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此书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们从不同角度探讨儒家传统，结论无一相同，认识差异很大乃至全然相反。
　　分歧的见解和评估，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上：
　　
　　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儒学传统？
　　
　　在与会学者中间，大致有三种看法：
　　多数学者认为有。理由是，自孔子开创的儒家成为显学以后，尤其在西汉独尊儒学以后，它就支配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后来学说有变化，学派有分野，都只出于儒者对传统精神的理解不一致，就是说都在维护一以贯之的传统，而非否定这一传统。但持如是观的学者，对这“一贯”传统的评价，则极不一致。
　　部分学者认为名有实无。理由是，孔子死后儒家便陷于分裂；西汉开始推尊的经学，既非孔学，也非儒学；它作为统治思想的表现形式，自汉至清最重视的都是统治术，因而只有在“通经致用”名义下学随术变的传统，可说没有一贯传统倒是在儒学名义下的一个传统。
　　有的学者认为从来没有。理由是，所谓儒学自始便是邹鲁文化的一种表现，以后传播地域也限于古代中原地区，不足以代表多民族文化组合的中国文化传统，也不足以代表不同区域文化组合的汉族文化传统，即使在中原也有多种文化同时存在；历史上少数民族王朝无不贱儒，汉族各王朝实际尊奉的也主要是佛道而非儒学；因此，从文化的时代差异和空间差异来考察，只能说存在的是一种用表面尊儒以容受多种文化共存的传统。
　　
　　儒学传统的内涵
　　
　　承认儒学传统存在的学者，涉及这一问题，便异说纷纭，几无同解。
　　有说是人文主义精神的。有说是人文思想加王权主义的。有说是伦理中心主义的。有说是注重实践和道德理想主义并存的。有说是一贯重礼的。有说是以“天人合一”作为社会价值取向的。有说是尽量使外来文化因素“俯就我范”的。有说是重实用而轻理想、重经验而轻学说的。有说是以兼收并蓄的“和合”精神为特征的。有说是孔子思想的。如此等等。有趣的是还出现估计类似而评价相反的情形，例如同样认为儒家传统的内涵主要是“和合”精神，有的认定这一精神表现为不排斥异己文化，有的却认为在“和合”中表现的常是顽强的排斥性。
　　但有一点，则为与会学者所同，那就是无人否认儒学是个复杂系统，其内涵的确包容着不健康东西乃至封建毒素。即使对儒学传统持积极的肯定态度的学者，也认为它涵盖着必须扬弃的不良心态。
　　还有一点也为与会学者所同，那就是无人否认儒学是个变化着的系统。因而，即使只从否定方面论述儒学传统的学者，也认为其中某些内容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历史发展中变成了应该否定的传统。
　　不少与会学者对近年孔子和儒学研究的一种只褒不贬的倾向提出异议成批评，认为那属于非学术趣味，不应鼓励或提倡。
　　
　　儒学传统的正面和负面
　　
　　与会学者对此评估也很不一致。
　　首先关于两面的理解不一致。有的认为人文主义传统是优秀的，王权主义传统则应予以否定。有的认为这个传统中重人生重道德的一面要肯定，轻自然贱科技的一面则是谬误。有的认为大丈夫精神、农民式的坚韧性格属于儒家塑造的较健康传统，而封建意识形态则为其负面。有的认为既统一尊儒又宽容多种文化的传统可以批判继承，而用“大一统”思想窒息多元文化的发展则非否定不可。等等。
　　其次关于两面的评价不一致。有的认为从孔子开始的儒家传统，最强调的是纲常名教，因而始终都是糟粕远胜于精华，从现在看没有值得发扬的因素。有的认为儒家精神的基本方向，从孔子起便代表着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这种“圣王”思想是儒学的真精神，而它的负面则是可以消解的封建余毒，违背儒家的本来意愿。有的则认为腐朽和神奇没有绝对界限，古之精华在近代可变成糟粕，反之亦然，需要的是对两面都从变化角度进行具体评估。等等。
　　鉴于争论很大，有的学者建议，应该重视儒学传统和其它文化传统的比较，尤其需作中外文化的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以确定它在不同时期中国文化史上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也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比较在三十年代已有过，结果论战一通，谁也说服不了谁，因此关键仍在于指导思想，在指导思想上不统一，就不可能达到见解一致。但后一意见也遭到驳难。有的学者认为，在学术研究上不能预设框框，只能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学术问题上，见解一致是相对的，因为真理不可能穷尽，所以关于儒学传统正面与负面的论辩应该容许，不应急于见分晓。
　　
　　近代反儒学传统如何评估？
　　
　　与会学者看法也大不相同，主要分歧在于对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意义和效益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儒家传统，在“五四”前后，经历了暴露弱点的一段历史过程，主要是统治势力使儒学政治化，同时又受西化思想的冲击，因此人们普遍注意的，是长期存在的传统负面即封建意识形态，而忽视儒家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形成联合战线，对儒学进行猛烈的批判，有其很健康的意义。继承五四精神，就不但要否定封建遗毒，更要对塑造中国文化的泉源活水即儒家真精神有全面深入的把握，否则就不能实现创新。
　　一种意见，认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发聋震聩，意义伟大，但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是有缺点的，例如他们强调两汉以后统治阶级尊奉的都是假孔子，就没有重视孔子思想在历史上已渗透到各个领域的事实。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近代现代思想史，已经证明孔子思想长期成为妨碍中国近代化过程的阻力，继承五四精神，就要继续否定儒家传统，否定要击中这个传统的要害。
　　一种意见则认为，在近代批评或反对儒家传统，早在晚清乃至更前面已经开始，到五四时期不过是又一次集中爆发。然而五四以后争论仍在继续，例如东西文化的争论就是晚清“中体西用”争论的变相继续，“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更是晚清体用之辩的直接继续。这都证明“存在决定意识”的真理性，当近代化和现代化没有实现以前，意识形态领域内对儒学传统的论辩不可能停止。同时，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现代化，不可能同步，观念落后于社会变化，或者出现“提前量”，都是可能的，也由此得到证明。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只有撇开感情因素，对近代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相互联系进行客观的历史的研究，才能给予近代反儒学传统的争论，以合乎实际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