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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术志趣和内在动力”是国家拔尖人才培养的重要导向。“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北宋思想家张载道出了志趣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随着教育的发展，在当前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内在学习动力已成为制约学生成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志趣的养成可以引导学生树立远大志向，为学生提供持久而稳定的内在学习动力。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经邦济世之才，积累了丰富的志趣养成资源。我们通过发掘和梳理古代岳麓书院志趣培养趋向和养成方法，以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为依托，构建今日岳麓书院志趣养成教育体系，探索拔尖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
一、岳麓书院的志趣引领趋向
南宋大儒张栻在担任岳麓书院主教期间，曾作《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揭示了较为成熟的书院办学宗旨。张栻说道：“侯之为是举也，岂将使子群居族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2]（P900）
在张栻的这番劝诫里，岳麓书院的学生不应该将时间精力花在群居佚谈上，士子求学并非为功名利禄与言语文词。岳麓书院兴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书院学子求道、传道的核心则在于“仁”。张栻认为，“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万物者也”[2]（P900）;仁是“圣贤所传之要”，书院学子需“从事焉，终吾身而后已”[2]（P901）。
大约同时的另一大儒朱熹在任荆湖南路安抚使期间，重申了张栻的这一办学宗旨。他在《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中提到，在官学之外设置岳麓书院，是为那些不远千里来到潭州求学而又无所依靠的有志之士提供“优游肄业之地”。广大书院学子真正应该立志与究心之处，不在于举业，而在于圣人之学，应当成为担当国家重任，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才。
张栻、朱熹兩位大儒确定的书院办学志趣在此后一直得到认可和强调，弦歌不绝。元代吴澄在《岳麓书院重修记》中强调了张栻以仁为中心的为人之学，“仁，人心也。失此则无以为人”;指出“熟于记诵，工于辞章，优于进取”并不是书院的志趣;书院学生的志趣应该是“审问于人，慎思于己，明辨而笃行之”[9]（P101）。明代正德年间，陈凤梧在《兴复书院以崇正学事案验》中认为，书院学子要“不专事于举业”，而应在儒学课程外有更高的志趣，“务要讲论性理治道，参读五经诸史，求实得于身心”[9]（P75）。
总之，张栻与朱熹为岳麓书院学子确立了卓尔不群的求学志趣，即以圣贤为目标，通过在书院的学习，不断追求自我的完善，以期成为不为个人功名利禄之私、心怀天下，于社会、国家都有所用的综合性人才。
二、岳麓书院的志趣养成方法
“真正的精英教育应该帮助优秀学生成全自己的‘志趣’，从而使其中有人脱颖而出。”[10]岳麓书院坚持培养“传道”“济民”的求学志向，注重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目标，激发持续的内在动力，培养严格治学的定力，经过千余年的传承创新，积累了丰富的志趣养成资源。
第一，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涵养学生性情，志存高远。岳麓书院“择胜地，立精舍”，为师生提供远离尘嚣的优美读书环境。罗典掌教期间，费心建设岳麓书院八景等园林景致，使“诸生沭国家雅化深仁，萃处名胜，优资廪，亲师取友而外，晨夕出入，会心不远，皆得蠲尘俗以亲雅意，略戋小而与大观，裨益良多矣”[1]（P506）。“务令学者陶泳天趣，坚定德性，而明习于时务。晨起讲经义，暇则率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11]（P93），让学生在求学过程中得以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领会“天人合一”的境界。
明代弘治年间，长沙府同知杨茂元命画工将朱子在长沙的事迹绘为“紫阳遗迹”，并为赞于后，制成石刻，置放于岳麓书院尊经阁，希望书院学生看到时，能够“兴起其尊贤、尚德之心，而思读其书，以学其道”[9]（P83-84）。明代正德年间，陈凤梧在兴复岳麓书院时，曾将《白鹿洞书院教条》“大书，揭于壁间”，希望学子可以“朝夕探讨服膺，庶于二先儒之教，为不负矣”[9]（P75）。今日岳麓书院仍然设有内容丰富、寓意深远的楹联、碑刻和匾额等，蕴含着丰富的治学做人的道理，如讲堂两壁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山长欧阳正焕书写的“整齐严肃”，书院内仍存有“明伦堂”“崇圣祠”等建筑命名。这些无一不昭示着一种崇高的志趣，激励书院学子优入圣域。
第二，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因材施教，助推志趣养成。传统的书院教育特别强调尊重学生的个性，就其才性所近加以引导，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12]。朱熹非常重视根据学生的个性气质特点，因材施教，成就多样人才，“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者，善为辞令者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而能言其意者也。盖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以入于道”[13]（P87）。书院师长还善于主动发掘学生的志趣。清代湖南巡抚陈宏谋在制定的书院条规中，要求学生在读书时，“有嘉言善行，不拘长短偶句，各就心之所晓，意之所喜，随时录写”，然后将它们“或贴之壁间，或书于简册”。这样，学生本人能“触目会心，展玩绎”，老师也可以由此“觇其志趣”。
今日岳麓书院设立本科生导师制，让学生得以从游良师，“导师在与学生充分交流、了解学生个性特点、兴趣爱好、能力倾向的基础之上，利用不同场合、不同机会有针对性地给予学生指导”[12]。此外，岳麓书院每年还会邀请40余位海内外名师来院讲学，使得学生有亲近大师的机会，得以兴发其志向，引发其兴趣。
第三，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教授儒家经典，以理导人。通过研习儒家经典，尤其是经学典籍，使得学生“本之《六经》以发其蕴，泛观千载以极其变”，进而拓宽视野，拓展格局，德进业广，树立“传道济民”之志。王文清在主教岳麓书院时，也格外重视经学教育，希望通过经学教育使学生成为满腹经纶、知书达理、心胸开阔、志向远大的学者。今日岳麓书院每年举办新生入院第一讲，院长通过诠释《大学》《论语》等经典，引导学生超越个体局限，立天下国家之志。 第四，在课外活动方面，实施践履教育，“学贵利行”。岳麓书院在创院之初就有祭祀活动，在士人教化方面，“祭祀礼仪是重要的途径和方式，可以激发士人的道德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14]。岳麓书院为纪念儒家圣贤建立文庙，为纪念书院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设立专祠。今日岳麓书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同样重视习礼育人，每年组织“清明祭”“端午祭”和“祭孔大典”等祭祀礼仪，纪念先贤，激发学生志趣，不忘圣贤之道。
损友、闲谈可能会消磨一个人的志趣。书院师长教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拒绝损友、珍惜光阴。清代山长王文清制定的学规中谈到，“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9]（P559）。书院的《取友戒》，提醒学子“友则情意较密，其善恶所在，习染尤易”;要保持自己独立的志趣，“取友所以成德”[9]（P563-564）。清代嘉庆、道光时期的山长欧阳厚均也告诉大家“逝者悠悠，不舍旦夕”，要珍惜“寸阴分阴”[9]（P562）。
三、岳麓书院志趣养成教育的现代启示
第一，引导学生养成与时代和社会宏观目标趋同的志趣。“拔尖人才教育不是培养抽离于时代的拔尖个体，环境与人协同互动才有可能造就拔尖人才，因此拔尖人才教育必须对所处的大环境予以回应。”[15]岳麓书院注重引导学生树立“传道济民”的崇高志向，将个人价值追求与社会责任、国家战略需求和人类共同命运相关联。崇高的志趣可以激发持久稳定的求学动力。朱熹谈到：“专在人自立志。既知这道理，办得坚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进！”[13]（P3657）而明确的志向能激发百折不挠的决心，提供踏实治学的定力。张栻在《孟子说》中指出：“志者气之帅，所以帅其气者也。志在于此，则气随之矣。”从而“其志不摇，中正和平，通畅充裕，而德业日新焉。”[2]（P360）我国高校拔尖人才培养，应该避免过多地关注学生学术科研水平，而是提供更多的环境支撑，让学生主动置身于时代和社会宏观需求，结合自身个性特征，制定与之相匹配的职业生涯规划。
第二，注重“师生互动”的志趣养成方法。“学生学术志趣与师生人际互动因素尤其是与和学生关系切近的学界领袖的榜样作用高度相关。”[16]师生密切而有效的互动，是学生志趣养成的重要方式。岳麓书院历来重视导师的言传身教，在朝夕相处中，学生受到老师高尚的道德修养、深邃的学术思想的感召和影响，在人格养成和志趣养成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为推进拔尖人才志趣养成教育，岳麓书院积极探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在制度层面，书院明确师生互选方式、互动频率和时间，要求师生定期提交交流记录;在交流方式上，导师可以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而有趣的师门活动，如开展读书会、远足踏春、聚餐或者文体活动等，容易形成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在指导方面，导师深入了解并尊重学生个性特征和个人志向，因材施教，进行个性化指导，促进学生志趣的养成。
第三，构建良好的育人环境。岳麓书院的宁静和厚重，为学生“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岳麓书院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营造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理念和方法，对现代大学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首先，营造更为安静清雅的校园环境，并在楼宇和道路命名、校园景观设计、校史馆建设以及校园网络建设等方面，注重发掘校史和区域文化史方面的志趣养成资源。其次，重视校园周边环境建设。现代大学大多处于闹市，校内外商业气息过重，不利于学生踏实求学，需要高校和当地政府部门统筹规划，兼顾高校的育人功能和社会效用。再次，充分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设立课外教学基地，形成育人合力，拓展育人资源。此外，还可以组织各类纪念活动，纪念革命先烈和历史文化名人，通过特别的互动方式，激发学生的道德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第四，探索坚守中华文明传承的通识教育。“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17]大学通识教育致力于学生的成人教育，是志趣养成教育有效的制度化渠道。岳麓书院重视古代经典教育，在学生自学和师生切磋问难中，将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培養学生完善人格、独立思考精神和探索能力等。在当今大学通识教育实施过程中，应该继续加大传统经典教育，尤其是要重视经典文本的深度学习，以古典文化涵育志向远大、志趣高尚的时代新人。
一、岳麓书院的志趣引领趋向
南宋大儒张栻在担任岳麓书院主教期间，曾作《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揭示了较为成熟的书院办学宗旨。张栻说道：“侯之为是举也，岂将使子群居族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2]（P900）
在张栻的这番劝诫里，岳麓书院的学生不应该将时间精力花在群居佚谈上，士子求学并非为功名利禄与言语文词。岳麓书院兴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书院学子求道、传道的核心则在于“仁”。张栻认为，“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万物者也”[2]（P900）;仁是“圣贤所传之要”，书院学子需“从事焉，终吾身而后已”[2]（P901）。
大约同时的另一大儒朱熹在任荆湖南路安抚使期间，重申了张栻的这一办学宗旨。他在《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中提到，在官学之外设置岳麓书院，是为那些不远千里来到潭州求学而又无所依靠的有志之士提供“优游肄业之地”。广大书院学子真正应该立志与究心之处，不在于举业，而在于圣人之学，应当成为担当国家重任，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才。
张栻、朱熹兩位大儒确定的书院办学志趣在此后一直得到认可和强调，弦歌不绝。元代吴澄在《岳麓书院重修记》中强调了张栻以仁为中心的为人之学，“仁，人心也。失此则无以为人”;指出“熟于记诵，工于辞章，优于进取”并不是书院的志趣;书院学生的志趣应该是“审问于人，慎思于己，明辨而笃行之”[9]（P101）。明代正德年间，陈凤梧在《兴复书院以崇正学事案验》中认为，书院学子要“不专事于举业”，而应在儒学课程外有更高的志趣，“务要讲论性理治道，参读五经诸史，求实得于身心”[9]（P75）。
总之，张栻与朱熹为岳麓书院学子确立了卓尔不群的求学志趣，即以圣贤为目标，通过在书院的学习，不断追求自我的完善，以期成为不为个人功名利禄之私、心怀天下，于社会、国家都有所用的综合性人才。
二、岳麓书院的志趣养成方法
“真正的精英教育应该帮助优秀学生成全自己的‘志趣’，从而使其中有人脱颖而出。”[10]岳麓书院坚持培养“传道”“济民”的求学志向，注重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目标，激发持续的内在动力，培养严格治学的定力，经过千余年的传承创新，积累了丰富的志趣养成资源。
第一，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涵养学生性情，志存高远。岳麓书院“择胜地，立精舍”，为师生提供远离尘嚣的优美读书环境。罗典掌教期间，费心建设岳麓书院八景等园林景致，使“诸生沭国家雅化深仁，萃处名胜，优资廪，亲师取友而外，晨夕出入，会心不远，皆得蠲尘俗以亲雅意，略戋小而与大观，裨益良多矣”[1]（P506）。“务令学者陶泳天趣，坚定德性，而明习于时务。晨起讲经义，暇则率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11]（P93），让学生在求学过程中得以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领会“天人合一”的境界。
明代弘治年间，长沙府同知杨茂元命画工将朱子在长沙的事迹绘为“紫阳遗迹”，并为赞于后，制成石刻，置放于岳麓书院尊经阁，希望书院学生看到时，能够“兴起其尊贤、尚德之心，而思读其书，以学其道”[9]（P83-84）。明代正德年间，陈凤梧在兴复岳麓书院时，曾将《白鹿洞书院教条》“大书，揭于壁间”，希望学子可以“朝夕探讨服膺，庶于二先儒之教，为不负矣”[9]（P75）。今日岳麓书院仍然设有内容丰富、寓意深远的楹联、碑刻和匾额等，蕴含着丰富的治学做人的道理，如讲堂两壁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山长欧阳正焕书写的“整齐严肃”，书院内仍存有“明伦堂”“崇圣祠”等建筑命名。这些无一不昭示着一种崇高的志趣，激励书院学子优入圣域。
第二，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因材施教，助推志趣养成。传统的书院教育特别强调尊重学生的个性，就其才性所近加以引导，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12]。朱熹非常重视根据学生的个性气质特点，因材施教，成就多样人才，“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者，善为辞令者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而能言其意者也。盖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以入于道”[13]（P87）。书院师长还善于主动发掘学生的志趣。清代湖南巡抚陈宏谋在制定的书院条规中，要求学生在读书时，“有嘉言善行，不拘长短偶句，各就心之所晓，意之所喜，随时录写”，然后将它们“或贴之壁间，或书于简册”。这样，学生本人能“触目会心，展玩绎”，老师也可以由此“觇其志趣”。
今日岳麓书院设立本科生导师制，让学生得以从游良师，“导师在与学生充分交流、了解学生个性特点、兴趣爱好、能力倾向的基础之上，利用不同场合、不同机会有针对性地给予学生指导”[12]。此外，岳麓书院每年还会邀请40余位海内外名师来院讲学，使得学生有亲近大师的机会，得以兴发其志向，引发其兴趣。
第三，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教授儒家经典，以理导人。通过研习儒家经典，尤其是经学典籍，使得学生“本之《六经》以发其蕴，泛观千载以极其变”，进而拓宽视野，拓展格局，德进业广，树立“传道济民”之志。王文清在主教岳麓书院时，也格外重视经学教育，希望通过经学教育使学生成为满腹经纶、知书达理、心胸开阔、志向远大的学者。今日岳麓书院每年举办新生入院第一讲，院长通过诠释《大学》《论语》等经典，引导学生超越个体局限，立天下国家之志。 第四，在课外活动方面，实施践履教育，“学贵利行”。岳麓书院在创院之初就有祭祀活动，在士人教化方面，“祭祀礼仪是重要的途径和方式，可以激发士人的道德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14]。岳麓书院为纪念儒家圣贤建立文庙，为纪念书院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设立专祠。今日岳麓书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同样重视习礼育人，每年组织“清明祭”“端午祭”和“祭孔大典”等祭祀礼仪，纪念先贤，激发学生志趣，不忘圣贤之道。
损友、闲谈可能会消磨一个人的志趣。书院师长教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拒绝损友、珍惜光阴。清代山长王文清制定的学规中谈到，“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9]（P559）。书院的《取友戒》，提醒学子“友则情意较密，其善恶所在，习染尤易”;要保持自己独立的志趣，“取友所以成德”[9]（P563-564）。清代嘉庆、道光时期的山长欧阳厚均也告诉大家“逝者悠悠，不舍旦夕”，要珍惜“寸阴分阴”[9]（P562）。
三、岳麓书院志趣养成教育的现代启示
第一，引导学生养成与时代和社会宏观目标趋同的志趣。“拔尖人才教育不是培养抽离于时代的拔尖个体，环境与人协同互动才有可能造就拔尖人才，因此拔尖人才教育必须对所处的大环境予以回应。”[15]岳麓书院注重引导学生树立“传道济民”的崇高志向，将个人价值追求与社会责任、国家战略需求和人类共同命运相关联。崇高的志趣可以激发持久稳定的求学动力。朱熹谈到：“专在人自立志。既知这道理，办得坚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进！”[13]（P3657）而明确的志向能激发百折不挠的决心，提供踏实治学的定力。张栻在《孟子说》中指出：“志者气之帅，所以帅其气者也。志在于此，则气随之矣。”从而“其志不摇，中正和平，通畅充裕，而德业日新焉。”[2]（P360）我国高校拔尖人才培养，应该避免过多地关注学生学术科研水平，而是提供更多的环境支撑，让学生主动置身于时代和社会宏观需求，结合自身个性特征，制定与之相匹配的职业生涯规划。
第二，注重“师生互动”的志趣养成方法。“学生学术志趣与师生人际互动因素尤其是与和学生关系切近的学界领袖的榜样作用高度相关。”[16]师生密切而有效的互动，是学生志趣养成的重要方式。岳麓书院历来重视导师的言传身教，在朝夕相处中，学生受到老师高尚的道德修养、深邃的学术思想的感召和影响，在人格养成和志趣养成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为推进拔尖人才志趣养成教育，岳麓书院积极探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在制度层面，书院明确师生互选方式、互动频率和时间，要求师生定期提交交流记录;在交流方式上，导师可以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而有趣的师门活动，如开展读书会、远足踏春、聚餐或者文体活动等，容易形成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在指导方面，导师深入了解并尊重学生个性特征和个人志向，因材施教，进行个性化指导，促进学生志趣的养成。
第三，构建良好的育人环境。岳麓书院的宁静和厚重，为学生“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岳麓书院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营造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理念和方法，对现代大学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首先，营造更为安静清雅的校园环境，并在楼宇和道路命名、校园景观设计、校史馆建设以及校园网络建设等方面，注重发掘校史和区域文化史方面的志趣养成资源。其次，重视校园周边环境建设。现代大学大多处于闹市，校内外商业气息过重，不利于学生踏实求学，需要高校和当地政府部门统筹规划，兼顾高校的育人功能和社会效用。再次，充分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设立课外教学基地，形成育人合力，拓展育人资源。此外，还可以组织各类纪念活动，纪念革命先烈和历史文化名人，通过特别的互动方式，激发学生的道德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第四，探索坚守中华文明传承的通识教育。“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17]大学通识教育致力于学生的成人教育，是志趣养成教育有效的制度化渠道。岳麓书院重视古代经典教育，在学生自学和师生切磋问难中，将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培養学生完善人格、独立思考精神和探索能力等。在当今大学通识教育实施过程中，应该继续加大传统经典教育，尤其是要重视经典文本的深度学习，以古典文化涵育志向远大、志趣高尚的时代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