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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尤·库岑斯基的文学评论
《外国文艺》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刊载了美国利茨(A.Walton Litz)的一篇论文《“新批评派”的衰落》，译者董衡巽同志在前言中写道：“‘新批评派’是美国现代文学批评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在这个庞杂而无形的集团中，批评家们的具体主张和术语各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大致上都是对现代派文学作解释，又为现代派文学开拓道路。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割断文学作品与历史、社会、甚至作者生平之间的联系，把艺术品当作‘自主’或‘自足’的有机体，重视象征、隐喻、反讽等表现形式，因此，常被称为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但是，它并非始终如此，最初阶段，它把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这些批评家同时又是才气横溢的诗人，他们对作品的分析虽然不免偏颇，却富于深刻、独到、敏锐的感觉能力，可是后来，条条框框多起来了，越来越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它从此走向没落。”
“新批评派”的衰落使笔者联想到另一种文学批评的研究，即所谓“文艺社会学”，因为就研究的特点而言，“文艺社会学”恰恰与“新批评派”相悖而行。
诚如以上所述，“新批评派”的突出特点之一，即是在批评方法论上持一种绝对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态度——就作品论作品，而把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作者的思想、心理原因，以及读者的反应、文学的社会效果、文学作品的群体特征等等，一概推到文学研究的门外。有人说，就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而言，再也没有比“新批评派”更为狭窄的了。
“新批评派”发源于英国，兴盛于美国。而在五十年代的西德，也曾流行过一种注重形式的文学批评，那就是以沃尔夫冈·凯塞尔(Wolfgang Kaiser)为代表的学派。这一学派主张把文学作品当作“语言的艺术”来研究，一度影响较大，但到了七十年代后期，这一学派已逐渐失势，其原因也正如“新批评派”的衰落一样，是由于自身固有的弱点所导致，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对于文学作品是不能脱离产生它的社会而孤立地进行纯形式的分析和解释。在当今的西德文学评论界，除了一般传统性的研究之外，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学与产生文学的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要用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作家的成长和作品的产生——这就是所谓“文艺社会学”。同时，还有不少研究者特别注意作品与读者的关系，研究作品如何被读者所接受；研究作品发生什么影响和作用；探讨作家或作品在历史的某个时期被人冷淡而在另一个时期又受到欢迎的原因；等等。他们把这种研究称为“接受美学”(Rezeptionssthetik)。
无论是“文艺社会学”还是“接受美学”，都属于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应该说，这类性质的研究并不始于七十年代，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了“文学的社会学研究”这种提法，而且也不仅仅限于西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些学者亦早就写过这方面的论著。他们对文学所作的社会学研究，与西方的“文艺社会学”在观点上有所不同，但方法大致雷同。为便于说明问题，这里不妨以民主德国著名学者尤尔根·库岑斯基(Jürgen Kuczynski)的文学评论为例，对文学的社会学研究作一概述。
尤尔根·库岑斯基，一九○四年生于德国的爱尔贝弗尔特，希特勒统治时期侨居国外，回民主德国后曾任柏林洪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现专事著作。他的《资本主义下的工人状况史》迄今已出版三十八卷，并且已是第三次再版。在这洋洋数百万言的浩瀚巨著中，库岑斯基引用大量具体的历史资料，阐述了德国、美国、英国、英国殖民地和法国的工人从资本主义以来至今的状况，旨在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这部著作为库岑斯基享有权威性经济史学家的声誉奠定了基础。他的其他重要经济史著作，还有《垄断资本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辩护论》两卷、《经济史讲义》四卷，以及我国一九五五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研究》(署名库钦斯基著、陈东旭译)等。库岑斯基对德国帝国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深有研究，他将自己在一九四八——一九五○年间撰写的这方面论文辑为两卷《德意志帝国主义史研究》出版。他的全部论著约有十五种之多。对于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经济史学家和历史学家，苏联、日本以及西德(迈耶尔)的百科全书都有他的简介，但却都没有提到库岑斯基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文学论文集主要有三部：1.《关于文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2.《形象与作品——对德国文学的社会学研究》；3.《形象与概念——关于艺术和科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正如以上每部书的书名以及书中各篇论文的题目所表明，库岑斯基的文学研究都是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他把自己有关经济、历史、社会方面的丰富知识引进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中《形象与作品》尤为典型，试举例说明。
一、《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一个睿智明达的英国式德国人》是《形象与作品》中的首篇论文。库岑斯基在文中指出，利希滕贝格不仅是德国十八世纪著名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位思想进步、优秀的讽刺作家，但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本世纪对一位德国来访者所说：“我真不能理解今天的德国人对这样一位作家竟是如此忽视。”
库岑斯基论证说，虽然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在十八世纪末叶的世界舞台上，最进步、最先进的国家却是英国，是英国代表着社会进步的历史潮流，这并不在于英国有了君主立宪制度，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已发生了工业革命，它给英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因而英国的宪法、教育、哲学、伦理学都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更主要的是伴随着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工人阶级，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当时法国的市民阶级显然不同。所以，深受英国影响的利希滕贝格在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中站在英国这一边，完全是从社会进步的立场出发，这和当时德国的一些诗人(如歌德、席勒等)出于惧怕暴力而反对法国革命根本不同。同样，在文学领域内，利希滕贝格也是站在社会进步的立场上，推崇英国十八世纪的小说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而反对被德国的封建知识阶层所美化的法国古典派。
身为一个德国人的利希滕贝格，他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又怎么会和同时代的德国诗人(如歌德、席勒)如此不同呢？库岑斯基所作的研究正是要指出这方面的社会性原因——第一，利希滕贝格早年就读于戈丁根大学，这是当时德国最新的大学，他在这里所接受的有关哲学、语言、教育等各种新知识和新思想又大多来源于英国；以后他又在英国国王安排下在该大学教授实验物理学，这门学科完全是按照当时英国的模式建立，所以，利希滕贝格从求学到工作，就与英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二，利希滕贝格的两次(一七七○年和一七七五年)英国之行对他也有决定性的影响。他在旅居英国期间，一方面在英国社会的各阶层人民中间活动——他自己说过：“我在英国的生活，一会儿象是个老板，一会儿象是个手工匠的伙计。”他所目睹的社会风貌使他确信英国是站在当时历史的前列；另一方面他和英国知识界的各色人物进行了接触；又加之他的科学生涯不少地方应归功于英国国王的资助，这样，他受英国影响之深也就十分自然。第三，利希滕贝格爱恋的第一个姑娘是织布匠的女儿，不幸的是她十七、八岁就去世；利希滕贝格的第二个妻子玛格雷特·凯尔纳是一个残废士兵和粉刷匠的女儿。生活在德国十八世纪鄙俗、狭隘、封建社会里的利希滕贝格之所以能具有开明的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和出身寒微的妻子对他的影响分不开。
利希滕贝格对陈腐落后的德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尖锐批评充分表现在他那闪耀着哲理光辉的《格言集》之中。
二、荷尔德林是德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伟大诗人，可是正当他才华正茂之时——三十六岁，就开始神经错乱。库岑斯基在《荷尔德林——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一文中，通过旁征博引许多著名文艺评论家(贝歇尔、卢那察尔斯基、卢卡契等人)对荷尔德林的评价指出：一、荷尔德林是一位“语言抒情、和谐、有力”、最优秀的诗人，在艺术上绝不逊色于歌德、席勒；二、荷尔德林所具有的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是同时代的歌德、席勒和黑格尔不能与之相比的。库岑斯基说：“荷尔德林是一位革命者，而且是作为这样一位革命者：他明确地反对席勒和另外一些诗人逃遁到内心的王国。他在一首颂歌的片断中直言不讳地劝告这位诗人和艺术家(席勒)不要进行这样的规避。”然而，正如库岑斯基在论文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经常举行纪念歌德或席勒的活动，总是用赞美的口吻谈论席勒的“反抗性”、“人民性”，而对席勒的“妥协一面”视而不见；同时却把另一位真正具有革命精神的诗人——荷尔德林几乎遗忘了。库岑斯基认为，荷尔德林短暂的创作生涯和不幸的悲剧丝毫不应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果然，最近几年在东、西德都出现了“荷尔德林热”。这虽不能说是由于库岑斯基个人一篇研究论文的功绩，但却能看到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对正确评价一个作家作出的贡献。
三、诺瓦利斯是德国十八世纪的著名诗人。文学史家一般把他视为反动的德国浪漫派的主要代表，认为他沉湎于死与梦的神秘境界里。对此，库岑斯基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迪尔泰对诺瓦利斯的看法和实际状况——几点考虑》一文中指出：一、诺瓦利斯死时年仅二十九岁，而且文学创作不是他的主要事业，因此，作为一个诗人的诺瓦利斯并不是他一生的全部。当我们评价他的作品时，必须分析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心理状态，必须看到整个诺瓦利斯的为人；二、对诺瓦利斯的主要代表作《夜的颂歌》，一般文学史家认为全诗是对于死的歌颂，对于生的否定。库岑斯基则认为对于这部作品也要作具体分析，即这些诗歌的产生和诺瓦利斯的个人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一七九四年，二十二岁的诺瓦利斯在维登贝尔格大学通过法学毕业考之后，遵从父命到了坦史台特(Tennstedt)，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属任文书职务。坦史台特地处图林根森林和哈尔茨山之间，那里风景优美、一片幽静，远离喧嚣的世界，又加之诺瓦利斯公务清闲，因此在那安谧的环境之中，繁星密布、皎月如洗的夜空常常引起他的无限遐想，于是诗歌中自然不乏对夜之美的歌颂。其二，一七九五年，二十三岁的诺瓦利斯在坦史台特附近的格律宁根农庄遇到了索菲·冯·屈恩，一见钟情。当时索菲十三岁，不幸两年之后她就离开了人间，诺瓦利斯忧伤万分，于是在他的诗歌中又加上了对死的赞颂，而实际上无非是寄托了他对索菲的深情思念。其三，他的诗歌之所以含有神秘的色彩，也有客观的社会原因，这就是一七九○年贾法尼和伏特发现电流的动物(青蛙)实验传到了德国，引起了人们莫大的兴趣，可是又不能作出科学的关于电的解释。——当时种种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自然现象，以及不幸的爱情遭遇带来的宿命论观念和虔诚的宗教信仰，使诺瓦利斯时而陷入唯心论的神秘主义；四、然而，诺瓦利斯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一七九七——一七九八年，他在弗赖堡矿业学院学习矿山管理，自然科学的学习又使他具有唯物主义的一面。库岑斯基赞同达恩克对诺瓦利斯的分析：“神秘的虔敬主义的宗教信仰；泛神论和自然哲学的思想；自然科学的研究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思考；反封建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既希望于一个未来的‘黄金时代’，又留恋历史上过时的社会形式——这一切都在诺瓦利斯身上形成一个矛盾的整体。”米尔蒂茨也说：“总把诺瓦利斯看作梦想家和幻想家，这是不对。”库岑斯基指出，不能设想一个梦想家和幻想家能有象诺瓦利斯和席勒之间这样密切友好的关系，例如诺瓦利斯在一七九一年十月五日致赖因霍尔德的信中就对席勒倍加赞扬，而且在诺瓦利斯的书信和著作中，许多地方表现出了理性。五、诺瓦利斯不仅是一位抒情诗人，而且还当过文书，学过矿业和自然科学，在盐场和矿山担任过管理工作……因此他也同样注意社会现实，关心当时的政治。他在一七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致史雷格尔的信中说：“三个月来我脑子里想着一些事情。首先是诗歌，其次是政治，然后是物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年轻的诺瓦利斯对法国大革命也象当时许多人一样采取热烈欢迎的态度。尽管不少人至迟到一七九三年又转到了反对的立场，他们对罗伯斯庇尔的暴力感到恐惧。然而诺瓦利斯还是称赞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坚定性。这是他与许多同时代人的不同之处，也可以说是表现诺瓦利斯进步一面的突出例子。总之，库岑斯基认为，对于诺瓦利斯不能由于他的消极浪漫主义的诗歌而加以全盘否定，还必须看到他的全部为人。这种观点并不始于库岑斯基。对诺瓦利斯的评价，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家亦早有争论。只不过库岑斯基从文学的社会学研究角度作了进一步论证。
库岑斯基对文学所作的社会学研究，范围相当广，德国的、外国的；十八、十九世纪的、现当代的文学，都涉及到了。这里当然不可能一一枚举。
库岑斯基通过他对文学的社会学研究，确实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有益于文学批评的正确开展。其中有些论点已被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所接受，如关于《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主题的阐释(参阅《读书》一九八一年十一期载《寄<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读者》一文)；有些看法则是综合了其他文艺评论家的论述，库岑斯基只是作了归纳和必要的强调，如对荷尔德林的推崇；有些意见有待于进一步商榷探讨，如对诺瓦利斯的评价。
从库岑斯基的文学评论中，可以看出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大致有如下这些特点：
一、在作家和作品两者之间，把研究作家放在首要的地位；详尽地研究作家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形成、变化的各种社会因素——包括作家所处的历史时代、整个社会状况、家庭与个人的社会地位、自身的经历和遭遇(如爱情的美满和失意、职业、生活环境)、所受的教育、与之交往的人(父母、师长、亲戚、朋友、直至妻子)对自己的影响，等等。
二、除了把作家当作一个作家研究之外，还注重考察作家的其他社会活动，特别强调作家对当时社会现实和重大政治事件(如革命运动)的态度，并以此作为评价一个作家的重要标准。
三、对一部作品，着重研究产生它的各种社会因素；考察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和当时社会现实的关系；特别强调作品的社会效果，即作品的思想性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从写作方法看，除了围绕上述这些研究特点进行考证、论述之外，还大量地引用作家本人的书信、日记、讲演以及作家本人作品中的内容作为论据，从而给人以事实胜于雄辩之感。例如，库岑斯基在《亨利希·曼——一九二三年的政治家》一文中就是围绕着亨利希·曼一九二三年写给当时德意志帝国首相施特雷泽曼的一封公开信进行分析，指出亨利希·曼当年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这种方法是库岑斯基著作的一大特色，也可以说是文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方法特点之一。
随着西方以“新批评派”为代表的各种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衰落，“文艺社会学”或“文学的社会学研究”目前正大有方兴未艾之势，甚至有人把文学史与社会史并列起来。然而文学的社会学研究也同样可能产生另一种偏向，即只讲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而忽略文学创作本身的特殊规律。“新批评派”那种绝对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就作品论作品，已显露出它致命的弱点；同样，“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如果一味强调文学创作的社会客观因素而忽视作家个人的主观因素，甚至以研究作家的生平来取代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分析，它也会产生严重的弊端，离正确的文学批评相去很远。当代苏联研究德国文学的学者塔玛拉·玛特洛娃在给库岑斯基的信中就这样直言不讳地说过：“在您这样一位社会学家看来，托马斯·曼、霍赫胡特、杜仑马特、西蒙娜·德博瓦尔等人，几乎是一个没有区别的整体。而对我们这些文学批评家来说，他们是相当不同的个人。我本人不认识霍赫胡特和杜仑马特。但我认识伯尔。无论是从世界观和生平来看，他都不是属于大资产阶级。在他的创作和思想中，甚至他的举止行动，确具有明显的(即便不是无产阶级的)平民特征。对评价一个艺术家来说，这类特征根本不是无关紧要的。”
文学批评中的流派往往是有其所长，亦有其所短。正确的文学批评则要博采各家之长而避其所短才能达到。
《外国文艺》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刊载了美国利茨(A.Walton Litz)的一篇论文《“新批评派”的衰落》，译者董衡巽同志在前言中写道：“‘新批评派’是美国现代文学批评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在这个庞杂而无形的集团中，批评家们的具体主张和术语各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大致上都是对现代派文学作解释，又为现代派文学开拓道路。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割断文学作品与历史、社会、甚至作者生平之间的联系，把艺术品当作‘自主’或‘自足’的有机体，重视象征、隐喻、反讽等表现形式，因此，常被称为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但是，它并非始终如此，最初阶段，它把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这些批评家同时又是才气横溢的诗人，他们对作品的分析虽然不免偏颇，却富于深刻、独到、敏锐的感觉能力，可是后来，条条框框多起来了，越来越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它从此走向没落。”
“新批评派”的衰落使笔者联想到另一种文学批评的研究，即所谓“文艺社会学”，因为就研究的特点而言，“文艺社会学”恰恰与“新批评派”相悖而行。
诚如以上所述，“新批评派”的突出特点之一，即是在批评方法论上持一种绝对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态度——就作品论作品，而把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作者的思想、心理原因，以及读者的反应、文学的社会效果、文学作品的群体特征等等，一概推到文学研究的门外。有人说，就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而言，再也没有比“新批评派”更为狭窄的了。
“新批评派”发源于英国，兴盛于美国。而在五十年代的西德，也曾流行过一种注重形式的文学批评，那就是以沃尔夫冈·凯塞尔(Wolfgang Kaiser)为代表的学派。这一学派主张把文学作品当作“语言的艺术”来研究，一度影响较大，但到了七十年代后期，这一学派已逐渐失势，其原因也正如“新批评派”的衰落一样，是由于自身固有的弱点所导致，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对于文学作品是不能脱离产生它的社会而孤立地进行纯形式的分析和解释。在当今的西德文学评论界，除了一般传统性的研究之外，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学与产生文学的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要用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作家的成长和作品的产生——这就是所谓“文艺社会学”。同时，还有不少研究者特别注意作品与读者的关系，研究作品如何被读者所接受；研究作品发生什么影响和作用；探讨作家或作品在历史的某个时期被人冷淡而在另一个时期又受到欢迎的原因；等等。他们把这种研究称为“接受美学”(Rezeptions
无论是“文艺社会学”还是“接受美学”，都属于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应该说，这类性质的研究并不始于七十年代，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了“文学的社会学研究”这种提法，而且也不仅仅限于西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些学者亦早就写过这方面的论著。他们对文学所作的社会学研究，与西方的“文艺社会学”在观点上有所不同，但方法大致雷同。为便于说明问题，这里不妨以民主德国著名学者尤尔根·库岑斯基(Jürgen Kuczynski)的文学评论为例，对文学的社会学研究作一概述。
尤尔根·库岑斯基，一九○四年生于德国的爱尔贝弗尔特，希特勒统治时期侨居国外，回民主德国后曾任柏林洪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现专事著作。他的《资本主义下的工人状况史》迄今已出版三十八卷，并且已是第三次再版。在这洋洋数百万言的浩瀚巨著中，库岑斯基引用大量具体的历史资料，阐述了德国、美国、英国、英国殖民地和法国的工人从资本主义以来至今的状况，旨在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这部著作为库岑斯基享有权威性经济史学家的声誉奠定了基础。他的其他重要经济史著作，还有《垄断资本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辩护论》两卷、《经济史讲义》四卷，以及我国一九五五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研究》(署名库钦斯基著、陈东旭译)等。库岑斯基对德国帝国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深有研究，他将自己在一九四八——一九五○年间撰写的这方面论文辑为两卷《德意志帝国主义史研究》出版。他的全部论著约有十五种之多。对于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经济史学家和历史学家，苏联、日本以及西德(迈耶尔)的百科全书都有他的简介，但却都没有提到库岑斯基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文学论文集主要有三部：1.《关于文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2.《形象与作品——对德国文学的社会学研究》；3.《形象与概念——关于艺术和科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正如以上每部书的书名以及书中各篇论文的题目所表明，库岑斯基的文学研究都是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他把自己有关经济、历史、社会方面的丰富知识引进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中《形象与作品》尤为典型，试举例说明。
一、《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一个睿智明达的英国式德国人》是《形象与作品》中的首篇论文。库岑斯基在文中指出，利希滕贝格不仅是德国十八世纪著名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位思想进步、优秀的讽刺作家，但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本世纪对一位德国来访者所说：“我真不能理解今天的德国人对这样一位作家竟是如此忽视。”
库岑斯基论证说，虽然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在十八世纪末叶的世界舞台上，最进步、最先进的国家却是英国，是英国代表着社会进步的历史潮流，这并不在于英国有了君主立宪制度，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已发生了工业革命，它给英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因而英国的宪法、教育、哲学、伦理学都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更主要的是伴随着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工人阶级，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当时法国的市民阶级显然不同。所以，深受英国影响的利希滕贝格在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中站在英国这一边，完全是从社会进步的立场出发，这和当时德国的一些诗人(如歌德、席勒等)出于惧怕暴力而反对法国革命根本不同。同样，在文学领域内，利希滕贝格也是站在社会进步的立场上，推崇英国十八世纪的小说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而反对被德国的封建知识阶层所美化的法国古典派。
身为一个德国人的利希滕贝格，他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又怎么会和同时代的德国诗人(如歌德、席勒)如此不同呢？库岑斯基所作的研究正是要指出这方面的社会性原因——第一，利希滕贝格早年就读于戈丁根大学，这是当时德国最新的大学，他在这里所接受的有关哲学、语言、教育等各种新知识和新思想又大多来源于英国；以后他又在英国国王安排下在该大学教授实验物理学，这门学科完全是按照当时英国的模式建立，所以，利希滕贝格从求学到工作，就与英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二，利希滕贝格的两次(一七七○年和一七七五年)英国之行对他也有决定性的影响。他在旅居英国期间，一方面在英国社会的各阶层人民中间活动——他自己说过：“我在英国的生活，一会儿象是个老板，一会儿象是个手工匠的伙计。”他所目睹的社会风貌使他确信英国是站在当时历史的前列；另一方面他和英国知识界的各色人物进行了接触；又加之他的科学生涯不少地方应归功于英国国王的资助，这样，他受英国影响之深也就十分自然。第三，利希滕贝格爱恋的第一个姑娘是织布匠的女儿，不幸的是她十七、八岁就去世；利希滕贝格的第二个妻子玛格雷特·凯尔纳是一个残废士兵和粉刷匠的女儿。生活在德国十八世纪鄙俗、狭隘、封建社会里的利希滕贝格之所以能具有开明的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和出身寒微的妻子对他的影响分不开。
利希滕贝格对陈腐落后的德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尖锐批评充分表现在他那闪耀着哲理光辉的《格言集》之中。
二、荷尔德林是德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伟大诗人，可是正当他才华正茂之时——三十六岁，就开始神经错乱。库岑斯基在《荷尔德林——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一文中，通过旁征博引许多著名文艺评论家(贝歇尔、卢那察尔斯基、卢卡契等人)对荷尔德林的评价指出：一、荷尔德林是一位“语言抒情、和谐、有力”、最优秀的诗人，在艺术上绝不逊色于歌德、席勒；二、荷尔德林所具有的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是同时代的歌德、席勒和黑格尔不能与之相比的。库岑斯基说：“荷尔德林是一位革命者，而且是作为这样一位革命者：他明确地反对席勒和另外一些诗人逃遁到内心的王国。他在一首颂歌的片断中直言不讳地劝告这位诗人和艺术家(席勒)不要进行这样的规避。”然而，正如库岑斯基在论文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经常举行纪念歌德或席勒的活动，总是用赞美的口吻谈论席勒的“反抗性”、“人民性”，而对席勒的“妥协一面”视而不见；同时却把另一位真正具有革命精神的诗人——荷尔德林几乎遗忘了。库岑斯基认为，荷尔德林短暂的创作生涯和不幸的悲剧丝毫不应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果然，最近几年在东、西德都出现了“荷尔德林热”。这虽不能说是由于库岑斯基个人一篇研究论文的功绩，但却能看到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对正确评价一个作家作出的贡献。
三、诺瓦利斯是德国十八世纪的著名诗人。文学史家一般把他视为反动的德国浪漫派的主要代表，认为他沉湎于死与梦的神秘境界里。对此，库岑斯基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迪尔泰对诺瓦利斯的看法和实际状况——几点考虑》一文中指出：一、诺瓦利斯死时年仅二十九岁，而且文学创作不是他的主要事业，因此，作为一个诗人的诺瓦利斯并不是他一生的全部。当我们评价他的作品时，必须分析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心理状态，必须看到整个诺瓦利斯的为人；二、对诺瓦利斯的主要代表作《夜的颂歌》，一般文学史家认为全诗是对于死的歌颂，对于生的否定。库岑斯基则认为对于这部作品也要作具体分析，即这些诗歌的产生和诺瓦利斯的个人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一七九四年，二十二岁的诺瓦利斯在维登贝尔格大学通过法学毕业考之后，遵从父命到了坦史台特(Tennstedt)，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属任文书职务。坦史台特地处图林根森林和哈尔茨山之间，那里风景优美、一片幽静，远离喧嚣的世界，又加之诺瓦利斯公务清闲，因此在那安谧的环境之中，繁星密布、皎月如洗的夜空常常引起他的无限遐想，于是诗歌中自然不乏对夜之美的歌颂。其二，一七九五年，二十三岁的诺瓦利斯在坦史台特附近的格律宁根农庄遇到了索菲·冯·屈恩，一见钟情。当时索菲十三岁，不幸两年之后她就离开了人间，诺瓦利斯忧伤万分，于是在他的诗歌中又加上了对死的赞颂，而实际上无非是寄托了他对索菲的深情思念。其三，他的诗歌之所以含有神秘的色彩，也有客观的社会原因，这就是一七九○年贾法尼和伏特发现电流的动物(青蛙)实验传到了德国，引起了人们莫大的兴趣，可是又不能作出科学的关于电的解释。——当时种种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自然现象，以及不幸的爱情遭遇带来的宿命论观念和虔诚的宗教信仰，使诺瓦利斯时而陷入唯心论的神秘主义；四、然而，诺瓦利斯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一七九七——一七九八年，他在弗赖堡矿业学院学习矿山管理，自然科学的学习又使他具有唯物主义的一面。库岑斯基赞同达恩克对诺瓦利斯的分析：“神秘的虔敬主义的宗教信仰；泛神论和自然哲学的思想；自然科学的研究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思考；反封建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既希望于一个未来的‘黄金时代’，又留恋历史上过时的社会形式——这一切都在诺瓦利斯身上形成一个矛盾的整体。”米尔蒂茨也说：“总把诺瓦利斯看作梦想家和幻想家，这是不对。”库岑斯基指出，不能设想一个梦想家和幻想家能有象诺瓦利斯和席勒之间这样密切友好的关系，例如诺瓦利斯在一七九一年十月五日致赖因霍尔德的信中就对席勒倍加赞扬，而且在诺瓦利斯的书信和著作中，许多地方表现出了理性。五、诺瓦利斯不仅是一位抒情诗人，而且还当过文书，学过矿业和自然科学，在盐场和矿山担任过管理工作……因此他也同样注意社会现实，关心当时的政治。他在一七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致史雷格尔的信中说：“三个月来我脑子里想着一些事情。首先是诗歌，其次是政治，然后是物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年轻的诺瓦利斯对法国大革命也象当时许多人一样采取热烈欢迎的态度。尽管不少人至迟到一七九三年又转到了反对的立场，他们对罗伯斯庇尔的暴力感到恐惧。然而诺瓦利斯还是称赞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坚定性。这是他与许多同时代人的不同之处，也可以说是表现诺瓦利斯进步一面的突出例子。总之，库岑斯基认为，对于诺瓦利斯不能由于他的消极浪漫主义的诗歌而加以全盘否定，还必须看到他的全部为人。这种观点并不始于库岑斯基。对诺瓦利斯的评价，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家亦早有争论。只不过库岑斯基从文学的社会学研究角度作了进一步论证。
库岑斯基对文学所作的社会学研究，范围相当广，德国的、外国的；十八、十九世纪的、现当代的文学，都涉及到了。这里当然不可能一一枚举。
库岑斯基通过他对文学的社会学研究，确实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有益于文学批评的正确开展。其中有些论点已被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所接受，如关于《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主题的阐释(参阅《读书》一九八一年十一期载《寄<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读者》一文)；有些看法则是综合了其他文艺评论家的论述，库岑斯基只是作了归纳和必要的强调，如对荷尔德林的推崇；有些意见有待于进一步商榷探讨，如对诺瓦利斯的评价。
从库岑斯基的文学评论中，可以看出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大致有如下这些特点：
一、在作家和作品两者之间，把研究作家放在首要的地位；详尽地研究作家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形成、变化的各种社会因素——包括作家所处的历史时代、整个社会状况、家庭与个人的社会地位、自身的经历和遭遇(如爱情的美满和失意、职业、生活环境)、所受的教育、与之交往的人(父母、师长、亲戚、朋友、直至妻子)对自己的影响，等等。
二、除了把作家当作一个作家研究之外，还注重考察作家的其他社会活动，特别强调作家对当时社会现实和重大政治事件(如革命运动)的态度，并以此作为评价一个作家的重要标准。
三、对一部作品，着重研究产生它的各种社会因素；考察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和当时社会现实的关系；特别强调作品的社会效果，即作品的思想性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从写作方法看，除了围绕上述这些研究特点进行考证、论述之外，还大量地引用作家本人的书信、日记、讲演以及作家本人作品中的内容作为论据，从而给人以事实胜于雄辩之感。例如，库岑斯基在《亨利希·曼——一九二三年的政治家》一文中就是围绕着亨利希·曼一九二三年写给当时德意志帝国首相施特雷泽曼的一封公开信进行分析，指出亨利希·曼当年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这种方法是库岑斯基著作的一大特色，也可以说是文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方法特点之一。
随着西方以“新批评派”为代表的各种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衰落，“文艺社会学”或“文学的社会学研究”目前正大有方兴未艾之势，甚至有人把文学史与社会史并列起来。然而文学的社会学研究也同样可能产生另一种偏向，即只讲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而忽略文学创作本身的特殊规律。“新批评派”那种绝对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就作品论作品，已显露出它致命的弱点；同样，“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如果一味强调文学创作的社会客观因素而忽视作家个人的主观因素，甚至以研究作家的生平来取代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分析，它也会产生严重的弊端，离正确的文学批评相去很远。当代苏联研究德国文学的学者塔玛拉·玛特洛娃在给库岑斯基的信中就这样直言不讳地说过：“在您这样一位社会学家看来，托马斯·曼、霍赫胡特、杜仑马特、西蒙娜·德博瓦尔等人，几乎是一个没有区别的整体。而对我们这些文学批评家来说，他们是相当不同的个人。我本人不认识霍赫胡特和杜仑马特。但我认识伯尔。无论是从世界观和生平来看，他都不是属于大资产阶级。在他的创作和思想中，甚至他的举止行动，确具有明显的(即便不是无产阶级的)平民特征。对评价一个艺术家来说，这类特征根本不是无关紧要的。”
文学批评中的流派往往是有其所长，亦有其所短。正确的文学批评则要博采各家之长而避其所短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