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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雕塑家罗丹被誉为19世纪世界最伟大的雕塑家，他有一件著名的青铜雕像作品，塑造的是一个刚刚苏醒、双眼惺松、充满力量、正欲迈步的青年男子。对这件青铜雕塑，罗丹曾诗意地形容：缓慢地从深深的梦乡里苏醒，意味着人类刚从蒙昧、野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逐渐具有了清醒的意识，并即将进入文明智慧时期。
罗丹的这件作品形象地勾勒出了青铜器所走过的数千年苦旅。
青铜器家族
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家李健民认为，青铜时代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夏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初始期，商晚期是青铜时代的兴盛期，西周是青铜礼器制度的成熟期。至秦汉时期，青铜器赋予礼器的比重大大减少，已经逐渐衍化为贵族乃至百姓的生活用品。
遥想数千年前的“公元前”时代，那里有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庞大的青铜器家族。那些门类众多，形状怪异的青铜器，根据用途的不同，大体分为酒器、饮食器、水器等。盛大的祭祀场合中，祭坛上会陈列出爵、觚、尊、卣等大小错落的各种酒具，盛满酒浆，烹煮好的祭肉从大鼎中取出，盛在小鼎、簋等器具中供饮馔。
爵、角、觚、觯是饮酒器。其中爵和角为三足器，便于生火加温。觚和觯为圈足器。酒器中的很多器类，都是从这两种造型衍生发展的。斝的形体比较大，是用来给酒加温的。尊、罍、壶、方彝和兕觥主要是盛酒器；盉用来调水于酒。
饮食器的分工也极其严格。鼎是煮肉用的；鬲可以煮粥或盛粥，它的袋形腹可以扩大受火面积，较快煮熟食物；簋可以盛放黍、稷、稻等饭食；甗用作蒸食物，分上下两部分，上面用来盛放食物，下面用来煮水，中间有箅可以通蒸气。
商时祭祀多以酒器为主，周时多用食器。历史学者易中天以此形象地解读，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
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光辉的一页——青铜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重要标志，青铜器把人类拉进文明社会，同时也铸就了中国古代灿烂的青铜文明。
青铜器与礼乐文明
青铜器经过夏朝的铸炼，到商朝达到高峰，西周则更加丰富。而能够遗存下来供我们今天膜拜的，商代青铜文明最为辉煌。
欧洲、美洲和西亚诞生的青铜器，多以面具、人像、生产工具为主。商朝的青铜器却多为重型礼器，其中体量最大、造型最庄严的是方鼎，它们用庄重的造型传递着神圣感。最为典型的，要数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母戊鼎了，这件高1.33米，重832.84公斤的巨型之物，是世界上迄今出土最重的青铜器，被专家视为殷商时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代表。
这些庞然大物的背后，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字——礼。
古代中国，祭礼的形式，不但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政治”性的。《礼记·祭统》有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这是说祭为礼之大者。
用规范化的青铜器系统来表现祭祀中虚幻的“礼”字，实际上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权力分配与等级评定的一种表现。这个系统直观、实用、一目了然且易于复制。商周的青铜器在鼎中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虚幻”的思想：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平民则不许。
一部专门为祖先服务的《周礼》沿袭千年，一丝不苟地规范了青铜器的功能。
青铜器与礼乐文明，见证着器与道的融合与悖反。尽管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克己复礼”，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姬周政权，维持封建秩序，但此时人的努力、人的力量、人的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他们至少清楚，内心的平静祥和才是社会最好的稳定器。为了追求心中和世俗的稳定，一代又一代的君王们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正因如此，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才形成了自身的历史周期律：夏有“少康中兴”，商有“武丁中兴”，周有“宣王中兴”，汉有“光武中兴”，历史行至南北朝时期，最为著名的有“孝文帝中兴”，唐有“元和中兴”，宋有“建炎中兴”，明有“弘治中兴”，清有“同治中兴”，或许这就是帝王将相从那些冷冰冰的青铜器中所悟出的“天命”。
“以礼治国”是古代政治的独特之处，倘若追“礼”溯源，礼最早便是被凝固在绝无仅有的大宗青铜礼器之中。
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
活跃于夏商周三代的青铜之路，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的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却史不绝书、汗牛充栋。
可以说，最初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而到后来丝绸之路则取代了青铜之路。而诱发青铜之路的，是更为悠久的玉石之路，那应该是人类文明的婴孩时代。
这一传承与逻辑，可以从古蜀国三星堆辉煌的青铜文明中一览无余。李白的千古名作《蜀道难》反映了古代中原人对古蜀国的直观认识，由于交通的不便和地理上的距离，古蜀国文化与中原文化一直保持着神秘的距离。但诗人没有想到的是，他过世一千多年以后，在距离成都几十公里的一个地方，一大批人们闻所未闻如天外来客般的青铜神器得以重见天日。远离中原的西南一隅，竟存在有如此辉煌发达的古代青铜文明。古蜀人用青铜器表现了人和神交流的全过程。而正是古蜀国灿烂的文明，走出了一条独辟蹊径的南方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要比后来举世闻名的北方丝绸之路要古老得多，丰富得多，艰辛得多。
考古是我们认识古代最直接的证据，一次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重新丰富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版图。从三星堆等级森严的那一件件带着热血的冰冷之物，我们可以看出，青铜器早已成为物质性标注等级秩序的礼制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之外，还有不少来自印度洋的贝壳。不难看出，那时的古蜀国，文明触觉已经走得很远了。三星堆留下诸多的谜团，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都未能完全读懂。
出生于德国的历史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在上世纪80年代两次访问中国后，提出“世界体系不是500年，而是5000年”之说。早在5000年前的青铜时代，中国与西亚之间就开展了以青铜、牲畜和粮食为主要符号的文化大交流，形成了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
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全都融进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礼器之中，在时间长河中仍泛着瑰丽光芒。
罗丹的这件作品形象地勾勒出了青铜器所走过的数千年苦旅。
青铜器家族
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家李健民认为，青铜时代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夏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初始期，商晚期是青铜时代的兴盛期，西周是青铜礼器制度的成熟期。至秦汉时期，青铜器赋予礼器的比重大大减少，已经逐渐衍化为贵族乃至百姓的生活用品。
遥想数千年前的“公元前”时代，那里有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庞大的青铜器家族。那些门类众多，形状怪异的青铜器，根据用途的不同，大体分为酒器、饮食器、水器等。盛大的祭祀场合中，祭坛上会陈列出爵、觚、尊、卣等大小错落的各种酒具，盛满酒浆，烹煮好的祭肉从大鼎中取出，盛在小鼎、簋等器具中供饮馔。
爵、角、觚、觯是饮酒器。其中爵和角为三足器，便于生火加温。觚和觯为圈足器。酒器中的很多器类，都是从这两种造型衍生发展的。斝的形体比较大，是用来给酒加温的。尊、罍、壶、方彝和兕觥主要是盛酒器；盉用来调水于酒。
饮食器的分工也极其严格。鼎是煮肉用的；鬲可以煮粥或盛粥，它的袋形腹可以扩大受火面积，较快煮熟食物；簋可以盛放黍、稷、稻等饭食；甗用作蒸食物，分上下两部分，上面用来盛放食物，下面用来煮水，中间有箅可以通蒸气。
商时祭祀多以酒器为主，周时多用食器。历史学者易中天以此形象地解读，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
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光辉的一页——青铜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重要标志，青铜器把人类拉进文明社会，同时也铸就了中国古代灿烂的青铜文明。
青铜器与礼乐文明
青铜器经过夏朝的铸炼，到商朝达到高峰，西周则更加丰富。而能够遗存下来供我们今天膜拜的，商代青铜文明最为辉煌。
欧洲、美洲和西亚诞生的青铜器，多以面具、人像、生产工具为主。商朝的青铜器却多为重型礼器，其中体量最大、造型最庄严的是方鼎，它们用庄重的造型传递着神圣感。最为典型的，要数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母戊鼎了，这件高1.33米，重832.84公斤的巨型之物，是世界上迄今出土最重的青铜器，被专家视为殷商时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代表。
这些庞然大物的背后，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字——礼。
古代中国，祭礼的形式，不但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政治”性的。《礼记·祭统》有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这是说祭为礼之大者。
用规范化的青铜器系统来表现祭祀中虚幻的“礼”字，实际上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权力分配与等级评定的一种表现。这个系统直观、实用、一目了然且易于复制。商周的青铜器在鼎中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虚幻”的思想：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平民则不许。
一部专门为祖先服务的《周礼》沿袭千年，一丝不苟地规范了青铜器的功能。
青铜器与礼乐文明，见证着器与道的融合与悖反。尽管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克己复礼”，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姬周政权，维持封建秩序，但此时人的努力、人的力量、人的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他们至少清楚，内心的平静祥和才是社会最好的稳定器。为了追求心中和世俗的稳定，一代又一代的君王们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正因如此，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才形成了自身的历史周期律：夏有“少康中兴”，商有“武丁中兴”，周有“宣王中兴”，汉有“光武中兴”，历史行至南北朝时期，最为著名的有“孝文帝中兴”，唐有“元和中兴”，宋有“建炎中兴”，明有“弘治中兴”，清有“同治中兴”，或许这就是帝王将相从那些冷冰冰的青铜器中所悟出的“天命”。
“以礼治国”是古代政治的独特之处，倘若追“礼”溯源，礼最早便是被凝固在绝无仅有的大宗青铜礼器之中。
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
活跃于夏商周三代的青铜之路，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的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却史不绝书、汗牛充栋。
可以说，最初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而到后来丝绸之路则取代了青铜之路。而诱发青铜之路的，是更为悠久的玉石之路，那应该是人类文明的婴孩时代。
这一传承与逻辑，可以从古蜀国三星堆辉煌的青铜文明中一览无余。李白的千古名作《蜀道难》反映了古代中原人对古蜀国的直观认识，由于交通的不便和地理上的距离，古蜀国文化与中原文化一直保持着神秘的距离。但诗人没有想到的是，他过世一千多年以后，在距离成都几十公里的一个地方，一大批人们闻所未闻如天外来客般的青铜神器得以重见天日。远离中原的西南一隅，竟存在有如此辉煌发达的古代青铜文明。古蜀人用青铜器表现了人和神交流的全过程。而正是古蜀国灿烂的文明，走出了一条独辟蹊径的南方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要比后来举世闻名的北方丝绸之路要古老得多，丰富得多，艰辛得多。
考古是我们认识古代最直接的证据，一次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重新丰富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版图。从三星堆等级森严的那一件件带着热血的冰冷之物，我们可以看出，青铜器早已成为物质性标注等级秩序的礼制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之外，还有不少来自印度洋的贝壳。不难看出，那时的古蜀国，文明触觉已经走得很远了。三星堆留下诸多的谜团，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都未能完全读懂。
出生于德国的历史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在上世纪80年代两次访问中国后，提出“世界体系不是500年，而是5000年”之说。早在5000年前的青铜时代，中国与西亚之间就开展了以青铜、牲畜和粮食为主要符号的文化大交流，形成了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
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全都融进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礼器之中，在时间长河中仍泛着瑰丽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