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边防问题，是困扰明王朝的重要问题。北部的蒙古势力长期与明王朝对峙，然又无法彻底消灭蒙古力量，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冲突的存在，又使之无法和谐共处。如何解决明蒙问题，成为明王朝历代君主首要之事。明初明蒙关系敌对，王朝采取抵御政策。然世宗时期，俺答几次要求通贡、互市。遭致世宗拒绝，游牧经济对农耕经济的需求致使明蒙关系不断恶化，明朝边患问题不断。
　　关键词：明世宗；明蒙关系
　　一、明蒙关系回顾
　　明朝定鼎，元顺帝率众退回蒙古高原，史称“北元”。明朝无力彻底消灭蒙古族的势力，有明一代，与蒙古政权形成长期对峙局面。洪武三年（1370年），元顺帝逝于应昌（今天的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南的达尔罕苏木），顺帝之子爱猷识理答腊继位，是为北元第二位皇帝。不久明朝攻入应昌。获其元主嫡孙买的里八剌及、后妃、宫人、官士等人。“惟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遁去，文忠亲率精骑追之，至北庆州不及而还。”[1]爱猷识理达腊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击退明军。然无法推翻明朝，恢复元朝，形成长期对峙之势。
　　明太祖朱元璋在无力消灭蒙古政权的情况下，不得不改变政策即防御政策。其主要措施是内迁于民，防止蒙古对边防地区居民的侵扰与抢夺。据《明太祖实录》记载，魏国公徐达驻北平，迁北平山后之民三万五千八百户，一十九万七千二十七口。分至卫府，军籍给粮，民籍给田。另着手建立边防防御体系，设立大宁、开平、兴和、东胜几个卫所加之辽东地区诸都司和西北地区诸都司，构建了一条以点到面的北部边防线。并建立了诸王戍边的制度，将自己的子孙分封镇守。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蒙古已经分裂为兀良哈、瓦剌、鞑靼三部。成祖五征漠北，击败蒙古各部。并与瓦剌、鞑靼通贡，册封蒙古贵族封号，明蒙之间通贡。出现暂时的稳定状态。明成祖迁都北京，北部边防也由诸王戍边改为天子戍边。仁宗、宣宗时期在位期间，重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在边防问题上也停止了大规模用兵。明蒙双方虽有战争，朝贡体制未受影响。英宗即位后，朝贡人数也逐渐增加。 然这种稳定并未持续，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蒙古瓦剌部大举进犯，明英宗率军出征。明军伤亡惨重，英宗被俘。此后，明王朝边防处于防守的紧张状态。如果说明初建立防御体系是主动防御，英宗之后亦有被动防御之举。此后，明蒙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如《明实录》记载，宣宗时期：“境外屡报声息，请循大同边卫事例，添拨神铳手于灰沟村三堡防守，庶警急易于策应。”[2]边境百姓疾苦甚重。
　　总之，明王朝与蒙古各部关系，时战时停。蒙古成为明王朝的患事。随着时间推移，明蒙之间冲突不仅局限于“世仇冲突”，蒙古统治者也不再寻求中原统治权。明王朝与蒙古关系之所以处于这种对峙状态，突出表现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族受地理条件制约，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其自己的生活方式。以牛羊放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对粮食和轻工业品等严重缺乏。这种缺失导致蒙古侵扰明边防不断。一抢夺，一防守造成双方冲突不断。然最好的解决方式即互通有无。到明世宗时期，俺答多次要求通贡、互市，遭世宗拒绝，世宗时期扰边不断。
　　二、明世宗时期俺答求贡
　　俺答，明嘉靖年间崛起，与其兄长吉囊共同努力下，势力日益强大，控制蒙古右翼地区。朝贡，是指中央王朝与藩属国或外国进行货物交易，既是政治上的从属关系，也是经济上互通有无的表现。中原王朝常常通过此方式稳定其周边秩序。蒙古以游牧经济为主，牛马等放牧业发达。然粮食等生活物资匮乏。在物资匮乏之下以及在强大的精骑支持下。羽翼丰满的俺答，多次入侵明朝边境。入边抢掠所需物品及人口。嘉靖十六年（1537年），吉囊与弟俺答率精骑十万，分兵犯塞。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入侵山西。“俺答阿不孩深入数百里，杀掠极人烟断绝。”[3]不仅抢夺物资，亦杀人，其伤残之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虏首俺答近遣贼十余骑，至边索取。” 蒙古的抢夺给边防地区人们带来无尽灾难，明王朝也在入侵同时，大量调兵抵抗。对蒙古自身来说，亦是一种损失。俺答认识自身物资缺乏，杀掠不是长久之计，几经要求与明通贡。从这个角度看，俺答很有政治远见，看到问题关键所在。
　　嘉靖一朝，俺答多次尝试遣使求贡，武力与协商方式并存。嘉靖二十年，俺答遣使求贡，称其父在先朝常入贡，且实行互市，互惠互利。现今贡道不通，遂每年抢掠。因人畜多灾疾，神官谓之入贡。若明朝许贡，则“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允则饮血为盟誓，否即纵精骑南掠。在俺答的身上既表现了欲通贡的迫切需求，又表现了不畏明朝的军事力量。明朝方面，一方认为，虏自弘治时期不入贡，四十年来扰边。如能诚心归顺，于明朝来说“利殆不可言”。另一方则认为此乃虏之诡计，实难恭顺。嘉靖帝以“虏假词求贡、虏情叵测”[4]为由，下令选将练兵，出边追剿。允诺能擒斩俺答阿不孩者，获功将士升五、级赏银五百两。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再次遣使求贡，明廷借以“涂炭山西”之事，屠杀使臣石天爵等人。俺答求贡再次失败。自石天爵被诛后，信使遂绝。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遣使堡儿塞等三人，款大同左卫塞求贡。总兵官巡丁董宝等人鉴于石天爵之事，杀其使者，以报其功。《明世宗实录》记载：总督翁万达及巡抚詹荣、总兵周尚文说“虏自冬春来，游骑信使，款塞求贡，不下数十余次，词额恭顺。”[4]可见，俺答求贡心诚。然多次遭拒，遂出兵抢掠。
　　俺答多次抢掠，明王朝加强边防驻守，完善“防秋”制度。鉴于秋季农产品成熟，虏多来犯。从明初就开始实行“防秋”。明王朝既不允互市，又不能彻底消灭俺答势力。终嘉靖一朝，处于你犯我守的状态。互市互通有无，无疑是当时最好的解决方式。符合两地民众的利益，亦可减轻明边防压力。然嘉靖帝态度决绝，不允通贡。为何嘉靖帝如此决绝。笔者认为，俺答多次遣使求贡，亦多次带兵掠夺。曾称“允则饮血为盟誓，否即纵精骑南掠。”带有威胁性质。致使明王朝认为其“虏假词求贡、虏情叵测”。加之嘉靖皇帝民族偏见很深，曾撤除南、北两京帝王庙中的元世祖像[5]。明王朝的固执己见，不肯追符历史潮流，最终导致了庚戌之变。
　　三、庚戌之变后的暂时融洽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率军进犯大同，总兵张达师与副总兵林椿分兵击虏，展开殊死决战。张达师与林椿战死，大同战败。明廷闻之，派咸宁侯仇鸾为总兵官。九月入犯宣府不得入，遂东驻大兴州至古北口。转战“薄都城，分掠西山、黄村、沙河、大、小榆河等处。”在城外大肆抢掠，逼迫明王朝实行通贡。史称“庚戌之变”。俺答遣所虏湖渠马房内官杨增，持番书，入城求贡。严嵩认为：“此抢食贼耳，不足患”。徐阶驳斥道：“今虏在城下杀人放火，岂可言是抢食？正须议所以御之之策。” 嘉靖帝听从了徐阶意见，任蒙军抢于城外。后允诺通贡事宜，俺答撤军而去。
　　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王朝于大同五堡边外开立马市，每年开市两次次，且限制地方交易马数，每次用马价银十万两。通市之后，蒙古即停止战争。然好景不长，嘉靖帝认为北虏贪诈，加之庚戌之辱。在交易期即将到来之时，下令其交易暂缓，严备战守。此时蒙古方面以备好交易牛马。上问严嵩以策，严嵩认为“虏邀请无厌，将来莫知”建议“徵兵四集，正宜决战，以挫虏锋，不宜任其要挟祇，以示弱耳。”[6]世宗下令，终止马市。
　　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卷52， 洪武三年五月辛丑条，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2]《明宣宗实录》卷73，宣德五年十二月甲午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3]《明世宗实录》卷254，嘉靖二十年十月癸丑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4]《明世宗实录》卷251，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5]《明世宗实录》卷324，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己酉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6]《明世宗实录》卷36 ，嘉靖三十年八月壬戌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