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先生于1919年6月15日发布了《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
　　“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帝制时代的德意志是世界著名的君主专制国家，但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儿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儿新思想的人，提倡点儿新的学理，发布点儿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哪知道从旧的一方面看，看了这点儿半新的，就像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上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当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刘文典：大学不是衙门
　　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当时蒋介石刚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文典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里到处冷冷清清的，并没有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木需要向权贵献媚。”
　　潘光旦：省主席的儿子也别想走后门
　　潘光旦自1935年起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学组织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不徇私情。有一次，安徽省省主席想让他的两个儿子来清华旁听。因他的要求有违清华校规，潘光旦回信婉言拒绝，信中说：“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所以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
　　闻一多：我自清贫，绝交官僚
　　抗戰期间，闻一多虽然生活艰难，但从无怨言，也不去求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庆做官，但他从不在他们面前显露自己的贫寒。他一个年轻时代的朋友抗战前就进入官场，当时已经当到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要职，多次想拉闻一多去做官，他都断然拒绝，并与这老友断绝来往，只为不沾这“官气”。
　　乔大壮：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
　　抗战期间，白崇禧聘请著名教授、翻译家乔大壮当参议。有一次，白崇禧改动了乔大壮的文稿，乔大壮立即面见白崇禧，严厉指责：“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