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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字注音脱胎于譬况法、读若法和直音法。梵、汉语言的接触，促成了反切注音法的产生，并得到了广泛应用。明清时期，随着传教士的到来和中西语言的接触，使得汉字的注音方法不断得到改进。它经历了从利玛窦、金尼阁、马礼逊到威妥玛、邮政式拼音，从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到国语罗马字、耶鲁拼音的发展历程。汉字注音的历史见证了汉语的发展传播史，汉字注音的方法也基本上是朝着科学、完善的方向发展的。
关键词：汉字注音;语言接触;汉语史
与印欧语系的字母文字不同，记录汉语的汉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具有超方言性的汉字字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可以说，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得以延续和继承，汉字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的。由于汉语史上记音工具的局限，传统社会的识字教育大多是有赖于老师的口耳传授。回顾汉字注音的历史，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对其进行系统梳理，知史以明鉴，察古以知今，既有助于了解汉字注音的前世今生，从中发现语言接触对汉字注音的推動作用，也便于在当前国际中文教育的语境下，助推汉字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一、梵汉语言接触与反切的产生
在传统语文学中，汉字的注音方式发端于譬况法，即用描写性的语言来说明某一个汉字的发音状况。学者们在为典籍作注疏时，也经常使用读若法、直音法等给汉字注音。上述方法均为本土学者从汉语内部对汉字注音的思考。从反切法开始，汉字的注音才与异域语言产生了接触。
东汉初期，佛教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人们接触到梵文字母后，逐渐领悟到汉字读音可以分为声、韵两部分。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云：“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以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1]（P174）《诗经》《楚辞》等诗歌韵文中虽有双声、叠韵的广泛运用，但人们对于声韵的认识一直停留在习焉不察的整体音节感知阶段，未能有意识地去分解、拼合声母、韵母。后来，因为翻译佛经的需要，人们开始关注梵汉对音中汉语音节的切分问题。可以说，梵汉语言的接触，内因、外因的结合，引发了汉魏时期文人对汉语音节拆分、拼合的深入探讨，并最终促成了反切注音方法的产生。
从东汉末年到1918年注音字母公布，反切法在缺少语言接触、相对封闭的汉语传统中，一直被国人用作汉字注音的主要方法。反切用字记录也成为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语料。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历代反切用字不尽统一，再加上语音的发展变化，反切注音是存在一定弊端的。反切通行的前提是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汉字，假若使用了生僻字，这一注音方法对识字者便失去了意义。
二、明清时期语言接触下的汉字注音
明清时期，一批西洋传教士来华传教，中西语言的接触日益频繁。1552年，西班牙人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1506—1552）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位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开启了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序幕[2]。之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逐渐增多。出于传教的需要，他们势必要主动去学习汉语，但是当时传教士学习汉语十分困难，主要是依靠个人的努力去实现。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有些传教士采用了拉丁化的拼音来注汉字的读音，并对这种注音方法不断改进。可以说，这种识读汉字的尝试，也成为汉字改革的开端。
1.利玛窦方案
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籍天主教神父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先后来华传教。两人于1583到1588年编纂了《葡华词典》，它是存世的第一部欧洲语言与汉语对照的双语词典。这部词典首次建立的注音模式，成为之后汉字注音系统的滥觞。
1605年，利玛窦又编撰了《西字奇迹》，意为西方文字在中国能够拼写汉语是一个奇迹。该书收录了4篇用罗马字注音的汉语文章，记录的语音是北京话，根据书中的汉字和译文，可以归纳出26个字父（声母）、44个字母（韵母）、5个声调，共387个音节[3]。利玛窦方案被认为是明清传教士设计的第一套正式的汉字拉丁字母注音方案。
2.金尼阁系统
1625年，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在罗明坚和利玛窦注音方案的基础上，根据北京话语音编撰了《西儒耳目资》。该书旨在用有限的西人字母记录汉语全部的音节，以帮助传教士学习汉语和汉字。
总的来看，罗明坚、利玛窦、金尼阁是使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最重要的三位传教士汉学家[2]。他们借助于语言接触中的外来力量，突破了传统语文学中以字注字的局限，对反切注音提出了极大挑战，由此也打开了汉字音标化、音素注音的大门，促成了汉语拼音在中国的萌发。
4.马礼逊与《华英字典》
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晚清时期第一批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他所编著的工具书《华英字典》，自行设计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官话的方案，同时，还附录了针对广州方言的拼音。周有光认为，马礼逊是利玛窦、金尼阁方案和威妥玛拼音之间承前启后的关键[4]。
19世纪上半叶，马礼逊、裨治文、卫三畏等在华外国人以《中国丛报》为媒介平台，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和社会状况，“他们在翻译、办报和传教的过程中，发明了用罗马字母为广州、福建、上海、宁波等中国方言注音的方法”，“用罗马化拼音书写汉字的尝试，使得老人和孩子通过这种方法在几天内就可以阅读经文和其他书籍”[3]（P101）。这也为后来中国的汉字拼音化运动提供了参考范式。
5.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是
英国派驻清朝使馆的外交官。1867年，他编写出版了北京官话教材《语言自迩集》，该书是供西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被视为对外汉语口语教学的先河之作。为了达到西方人学习中国官话的目的，此书基本上是以当时的北京语音系统为基础进行设计的，对汉字的记音保持了英文拼法的特点，比较便于西方人学习。此书记录汉字的拼音系统被称作“威妥玛拼音”。之后，英国驻华外交官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在《华英字典》中，对威妥玛的标音系统又略加改良。因此，这一拼音方法被称为威妥玛—翟理斯式（Wade—Giles System），亦简称“威氏拼音”。1950年之前的汉字音译或注音几乎都是使用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该注音方法成为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有关事物名称的通用标准，也用作中国对外出版物中的汉语译音，是19世纪中叶之后、《汉语拼音方案》颁布之前国际上最流行的汉字拼音方案。 这种罗马化拼音范式也影响到此后一百多年汉语的海外传播。近些年来，赴海外求学、工作的中国人，从当地出版物中的人名、地名，到生活中的广告招牌、菜名拼写，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汉语拼音方式：Kungfu
（功夫）、Taichi（太极）、I Ching（易经）、Chow mein
（炒面）等。实际上，它们均源自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其中，有些专有名词已经被吸纳为英语外来词。
6.邮政式拼音
1906年，在上海举行了“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方法进行统一和规范。会议决定，基本上以翟理斯所编《华英字典》中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为依据，而《华英字典》所用的拼音实际为威妥玛拼音;同时，为了适合打电报的需要，去掉了威妥玛拼音中的送气符号和声调符号，加入了一些滞古的方言发音，是为邮政式拼音[5]。比如，北京大学拼作Peking University，清华大学拼作Tsinghua University等。因为邮政式拼音（Postal Spelling System）是在威妥玛拼音的基础上改定的，所以这两种拼音方法在海外的使用常被混同。邮政式拼音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拼写中国地名时最常用的系统，如Foochow（福州）、Canton（广州）、Amoy（厦门）等。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法的国际标准。此后，威妥玛拼音和邮政式拼音逐渐被淡忘，国内现行词典也不再收入或附录。
需要指出的是，为保持历史的延续性，一些专有名词或享誉海内外的老字号商标的英译名一直沿用威妥玛拼音或邮政式拼音，比如：孙中山（Sun-Yat-sen）、中华牌香烟（Chunghwa）、青岛啤酒（Tsingtao）等。由此可见，威妥玛拼音和邮政式拼音仍在很长时期的国际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清末以降的汉字注音
1.切音字运动
所谓“切音字运动”，是指1892—1911年发端于民间的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运动，由梁启超、卢戆章、王照等所倡导、引领。这里的切音就是拼音，也称“合声”。切音字运动是爱国知识分子提出的教育救国主张之一，这一时期提出的切音字个人方案有28种之多[6]（P228），形成了中国汉语拼音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光绪十八年（1892），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福建学者卢戆章（1854—1928）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该书承袭以前传教士的汉字拉丁字母拼写之法，创制55个字母，揭开了中国语言现代化运动——切音字运动的序幕。光绪二十七年（1901），王照（1859—1933）撰写的《官话合声字母》在日本出版，这是我国第一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方案，它是模仿日本片假名字母而制定的，声母、韵母共有62个[7]。这套官话字母方案以北京语音为拼写对象，强调拼写白话，希望通过对官话字母的传习，在民众中普及教育，以实现富国强民的目的。这是当时切音字运动诸方案中影响最大、推行最广的一种。
2.注音字母
1918年，北洋政府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它是依照章太炎的“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原则而制定的，如b p m f记作ㄅㄆㄇㄈ，a o e作记ㄚㄛㄜ。“注音字母”是由最简单的汉字或略加变通的汉字充当注音字母，共有24个声母、15个韵母。它受西洋拼音文字的影响，力求一符号一音素，使汉字注音真正走上了拼音化的道路，较之于反切，有了质的突破。它在识字教育、注音统一与国语推广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般而言，“易写、易认”是对注音工具的基本要求。而注音字母不仅字形上不容易辨认，而且也不便于连写。周达甫说：“在国际会议上，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向本国请训以后的回电也许都接到了，而我们的汉字电报还可能在翻呀，翻呀，没有发出去。”[8]由此可见，源于汉字笔画的注音符号既不能很好地解决对外国的人名、地名和科学术语的音译问题，也不能用作输入机器的信息符号，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利于国际文化交流的。就此而言，时代的发展要求拼写汉字的符号必须走国际化、音素化的道路。
3.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
1928年，南京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方案》。该方案由林语堂倡议，赵元任主持，钱玄同、黎锦熙等参与制定。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声调隐于音节之中，用变化韵母的方式表示，不另加声调符号;限用26个拉丁字母，不另造新字母[9]。例如：
猫mhau、拉lha，用隐于韵母中的h表示阴平;
茶char、同torng，在主要元音后添加r表示阳平;
口koou、美meei，用重复主要元音的形式表示上声;
半bann、在tzay，分别用重复韵尾n、改变韵尾i为y表示去声。
国语罗马字使得汉字改革的主流由筆画式转为拉丁字母式，虽然比之前切音字运动中的各式拼音和注音字母都要完善，但由于声调的规则繁杂，使得该注音方法学习起来有所不便，因此，国语罗马字的运用并不广泛。需要提及的是，赵元任在哈佛大学教授中文时所编写的《国语入门》（Mandarin Primer），使用了国语罗马字注音。该教材作为美国早期中文教学的教科书，被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采用，国语罗马字注音由此在美国中文教学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今天为区别山西省与陕西省的拼音，将陕西省写作Shaanxi Province，即是受了国语罗马字的启发。
1931年，在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这也是当时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重要方案之一。为区别于其他方言拉丁化新文字，它又名“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1932年，公布推行上海话拉丁化新文字，后改称“江南话拉丁化新文字”。新文字方案的突出特点是不标记声调，区分尖音、团音。
“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克服了注音字母的弊端，完全采用音素化的字母，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应用打下了基础。这两套方案的实际功能只是为汉字注音，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拼音文字”。 4.耶鲁拼音
从语言接触的视角论述汉字注音，还须提及耶鲁拼音（Yale System）。这种注音方法在国内鲜为人知，却对美国的中文教学影响深远。耶鲁拼音由耶鲁汉学家金守拙（1901—1960，原名George A Kennedy）于1943年创制，主要用于当时的美军士兵学习汉语。金守拙曾在耶鲁大学创办远东语文学院，根据威妥玛拼音法和基本的译音符号修订而成耶鲁罗马拼音法（Yale Romanization System）[10]，并在远东出版社的耶鲁中文教材中作为汉字的注音工具。与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相比，该系统更加接近西方人的语言思维与发音习惯。
这里不妨将汉语拼音与耶鲁拼音作一下比较。韵母ao，记作au;韵母ong，记作ung;齐齿呼介音i，记作y;合口呼介音u，记作w;撮口呼介音ü，记作yu;舌尖前音声母z、c、s后的元音i，均记作z，比如ci—tsz、si—sz;卷舌声母zh、chi、sh后的元音i，均记作r;声母zh、j的耶鲁拼音形式相同，均记作j;声母z，记作dz;声母c，记作ts;声母q，记作chi;声母x，记作sy。
耶鲁拼音主要是脱胎于威妥玛拼音和译音符号，其拼读模式便于教学，易学易懂。与国语罗马字相比，它的突出优势是在主要元音顶端加标声调记号。在20世纪50—70年代，采用该注音方法的耶鲁中文教材风行一时，耶鲁拼音也很快在美国中文教学领域流行开来，逐渐取代了原先的威妥玛式拼音，成为二战后欧美人士学习中国语文通用的拼音法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外来文化的传入，引起了不同文明的碰撞和不同语言的接触，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汉字注音的发展。可以说，没有梵文的传入，反切注音难以产生;没有拉丁字母、罗马字母的传入，汉字的音标化、音素化注音也难以实现。汉字注音的历史见证了汉语的发展传播史，汉字注音的方法在总体上也是朝着科学、完善的方向发展的。每种注音方法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它们在具体使用中也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从而促使国内外的语言学者不断寻求更好的方法来弥补先前的不足。在当前国际中文教育日趋深入的形势下，《汉语拼音方案》不失为汉字注音的最好方法，它不僅能最大限度地为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服务，也成为海外汉语传播的主要注音工具。
参考文献：
[1][宋]沈括.梦溪笔谈[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王仲男，方环海.西方汉学中汉字注音一瞥[J].汉字文化，2014，（4）.
[3]王海，王海潮，钟淇.19世纪上半叶在华外国人汉语拼音化活动与影响——基于《中国丛报》记述的考察[J].安阳工学院学院，2017，（5）.
[4]周有光.马礼逊的《中文字典》和官话拼音方案——拼音史料笔记之一[J].中国语文，1960，（1）.
[5]彭泽润，崔安慧.语言接触对汉语拼写和汉字注音工具发展的影响——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和周有光逝世1周年[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6]倪海署.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7]宋均芬.简评汉字注音的前世今生[J].汉字文化， 2013，（5）.
[8]周达甫.汉字、注音字母、拼音字母长期共存[J].文字改革，1957，（9）.
[9]陈会兵.汉字注音的发展历程[J].社会科学家， 2009，（8）.
[10]李田意.金守拙先生的生平及其在汉学上的贡献[J].传记文学（中国台北），1966，（2）.
关键词：汉字注音;语言接触;汉语史
与印欧语系的字母文字不同，记录汉语的汉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具有超方言性的汉字字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可以说，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得以延续和继承，汉字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的。由于汉语史上记音工具的局限，传统社会的识字教育大多是有赖于老师的口耳传授。回顾汉字注音的历史，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对其进行系统梳理，知史以明鉴，察古以知今，既有助于了解汉字注音的前世今生，从中发现语言接触对汉字注音的推動作用，也便于在当前国际中文教育的语境下，助推汉字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一、梵汉语言接触与反切的产生
在传统语文学中，汉字的注音方式发端于譬况法，即用描写性的语言来说明某一个汉字的发音状况。学者们在为典籍作注疏时，也经常使用读若法、直音法等给汉字注音。上述方法均为本土学者从汉语内部对汉字注音的思考。从反切法开始，汉字的注音才与异域语言产生了接触。
东汉初期，佛教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人们接触到梵文字母后，逐渐领悟到汉字读音可以分为声、韵两部分。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云：“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以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1]（P174）《诗经》《楚辞》等诗歌韵文中虽有双声、叠韵的广泛运用，但人们对于声韵的认识一直停留在习焉不察的整体音节感知阶段，未能有意识地去分解、拼合声母、韵母。后来，因为翻译佛经的需要，人们开始关注梵汉对音中汉语音节的切分问题。可以说，梵汉语言的接触，内因、外因的结合，引发了汉魏时期文人对汉语音节拆分、拼合的深入探讨，并最终促成了反切注音方法的产生。
从东汉末年到1918年注音字母公布，反切法在缺少语言接触、相对封闭的汉语传统中，一直被国人用作汉字注音的主要方法。反切用字记录也成为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语料。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历代反切用字不尽统一，再加上语音的发展变化，反切注音是存在一定弊端的。反切通行的前提是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汉字，假若使用了生僻字，这一注音方法对识字者便失去了意义。
二、明清时期语言接触下的汉字注音
明清时期，一批西洋传教士来华传教，中西语言的接触日益频繁。1552年，西班牙人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1506—1552）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位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开启了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序幕[2]。之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逐渐增多。出于传教的需要，他们势必要主动去学习汉语，但是当时传教士学习汉语十分困难，主要是依靠个人的努力去实现。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有些传教士采用了拉丁化的拼音来注汉字的读音，并对这种注音方法不断改进。可以说，这种识读汉字的尝试，也成为汉字改革的开端。
1.利玛窦方案
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籍天主教神父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先后来华传教。两人于1583到1588年编纂了《葡华词典》，它是存世的第一部欧洲语言与汉语对照的双语词典。这部词典首次建立的注音模式，成为之后汉字注音系统的滥觞。
1605年，利玛窦又编撰了《西字奇迹》，意为西方文字在中国能够拼写汉语是一个奇迹。该书收录了4篇用罗马字注音的汉语文章，记录的语音是北京话，根据书中的汉字和译文，可以归纳出26个字父（声母）、44个字母（韵母）、5个声调，共387个音节[3]。利玛窦方案被认为是明清传教士设计的第一套正式的汉字拉丁字母注音方案。
2.金尼阁系统
1625年，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在罗明坚和利玛窦注音方案的基础上，根据北京话语音编撰了《西儒耳目资》。该书旨在用有限的西人字母记录汉语全部的音节，以帮助传教士学习汉语和汉字。
总的来看，罗明坚、利玛窦、金尼阁是使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最重要的三位传教士汉学家[2]。他们借助于语言接触中的外来力量，突破了传统语文学中以字注字的局限，对反切注音提出了极大挑战，由此也打开了汉字音标化、音素注音的大门，促成了汉语拼音在中国的萌发。
4.马礼逊与《华英字典》
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晚清时期第一批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他所编著的工具书《华英字典》，自行设计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官话的方案，同时，还附录了针对广州方言的拼音。周有光认为，马礼逊是利玛窦、金尼阁方案和威妥玛拼音之间承前启后的关键[4]。
19世纪上半叶，马礼逊、裨治文、卫三畏等在华外国人以《中国丛报》为媒介平台，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和社会状况，“他们在翻译、办报和传教的过程中，发明了用罗马字母为广州、福建、上海、宁波等中国方言注音的方法”，“用罗马化拼音书写汉字的尝试，使得老人和孩子通过这种方法在几天内就可以阅读经文和其他书籍”[3]（P101）。这也为后来中国的汉字拼音化运动提供了参考范式。
5.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是
英国派驻清朝使馆的外交官。1867年，他编写出版了北京官话教材《语言自迩集》，该书是供西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被视为对外汉语口语教学的先河之作。为了达到西方人学习中国官话的目的，此书基本上是以当时的北京语音系统为基础进行设计的，对汉字的记音保持了英文拼法的特点，比较便于西方人学习。此书记录汉字的拼音系统被称作“威妥玛拼音”。之后，英国驻华外交官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在《华英字典》中，对威妥玛的标音系统又略加改良。因此，这一拼音方法被称为威妥玛—翟理斯式（Wade—Giles System），亦简称“威氏拼音”。1950年之前的汉字音译或注音几乎都是使用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该注音方法成为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有关事物名称的通用标准，也用作中国对外出版物中的汉语译音，是19世纪中叶之后、《汉语拼音方案》颁布之前国际上最流行的汉字拼音方案。 这种罗马化拼音范式也影响到此后一百多年汉语的海外传播。近些年来，赴海外求学、工作的中国人，从当地出版物中的人名、地名，到生活中的广告招牌、菜名拼写，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汉语拼音方式：Kungfu
（功夫）、Taichi（太极）、I Ching（易经）、Chow mein
（炒面）等。实际上，它们均源自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其中，有些专有名词已经被吸纳为英语外来词。
6.邮政式拼音
1906年，在上海举行了“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方法进行统一和规范。会议决定，基本上以翟理斯所编《华英字典》中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为依据，而《华英字典》所用的拼音实际为威妥玛拼音;同时，为了适合打电报的需要，去掉了威妥玛拼音中的送气符号和声调符号，加入了一些滞古的方言发音，是为邮政式拼音[5]。比如，北京大学拼作Peking University，清华大学拼作Tsinghua University等。因为邮政式拼音（Postal Spelling System）是在威妥玛拼音的基础上改定的，所以这两种拼音方法在海外的使用常被混同。邮政式拼音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拼写中国地名时最常用的系统，如Foochow（福州）、Canton（广州）、Amoy（厦门）等。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法的国际标准。此后，威妥玛拼音和邮政式拼音逐渐被淡忘，国内现行词典也不再收入或附录。
需要指出的是，为保持历史的延续性，一些专有名词或享誉海内外的老字号商标的英译名一直沿用威妥玛拼音或邮政式拼音，比如：孙中山（Sun-Yat-sen）、中华牌香烟（Chunghwa）、青岛啤酒（Tsingtao）等。由此可见，威妥玛拼音和邮政式拼音仍在很长时期的国际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清末以降的汉字注音
1.切音字运动
所谓“切音字运动”，是指1892—1911年发端于民间的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运动，由梁启超、卢戆章、王照等所倡导、引领。这里的切音就是拼音，也称“合声”。切音字运动是爱国知识分子提出的教育救国主张之一，这一时期提出的切音字个人方案有28种之多[6]（P228），形成了中国汉语拼音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光绪十八年（1892），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福建学者卢戆章（1854—1928）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该书承袭以前传教士的汉字拉丁字母拼写之法，创制55个字母，揭开了中国语言现代化运动——切音字运动的序幕。光绪二十七年（1901），王照（1859—1933）撰写的《官话合声字母》在日本出版，这是我国第一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方案，它是模仿日本片假名字母而制定的，声母、韵母共有62个[7]。这套官话字母方案以北京语音为拼写对象，强调拼写白话，希望通过对官话字母的传习，在民众中普及教育，以实现富国强民的目的。这是当时切音字运动诸方案中影响最大、推行最广的一种。
2.注音字母
1918年，北洋政府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它是依照章太炎的“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原则而制定的，如b p m f记作ㄅㄆㄇㄈ，a o e作记ㄚㄛㄜ。“注音字母”是由最简单的汉字或略加变通的汉字充当注音字母，共有24个声母、15个韵母。它受西洋拼音文字的影响，力求一符号一音素，使汉字注音真正走上了拼音化的道路，较之于反切，有了质的突破。它在识字教育、注音统一与国语推广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般而言，“易写、易认”是对注音工具的基本要求。而注音字母不仅字形上不容易辨认，而且也不便于连写。周达甫说：“在国际会议上，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向本国请训以后的回电也许都接到了，而我们的汉字电报还可能在翻呀，翻呀，没有发出去。”[8]由此可见，源于汉字笔画的注音符号既不能很好地解决对外国的人名、地名和科学术语的音译问题，也不能用作输入机器的信息符号，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利于国际文化交流的。就此而言，时代的发展要求拼写汉字的符号必须走国际化、音素化的道路。
3.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
1928年，南京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方案》。该方案由林语堂倡议，赵元任主持，钱玄同、黎锦熙等参与制定。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声调隐于音节之中，用变化韵母的方式表示，不另加声调符号;限用26个拉丁字母，不另造新字母[9]。例如：
猫mhau、拉lha，用隐于韵母中的h表示阴平;
茶char、同torng，在主要元音后添加r表示阳平;
口koou、美meei，用重复主要元音的形式表示上声;
半bann、在tzay，分别用重复韵尾n、改变韵尾i为y表示去声。
国语罗马字使得汉字改革的主流由筆画式转为拉丁字母式，虽然比之前切音字运动中的各式拼音和注音字母都要完善，但由于声调的规则繁杂，使得该注音方法学习起来有所不便，因此，国语罗马字的运用并不广泛。需要提及的是，赵元任在哈佛大学教授中文时所编写的《国语入门》（Mandarin Primer），使用了国语罗马字注音。该教材作为美国早期中文教学的教科书，被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采用，国语罗马字注音由此在美国中文教学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今天为区别山西省与陕西省的拼音，将陕西省写作Shaanxi Province，即是受了国语罗马字的启发。
1931年，在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这也是当时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重要方案之一。为区别于其他方言拉丁化新文字，它又名“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1932年，公布推行上海话拉丁化新文字，后改称“江南话拉丁化新文字”。新文字方案的突出特点是不标记声调，区分尖音、团音。
“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克服了注音字母的弊端，完全采用音素化的字母，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应用打下了基础。这两套方案的实际功能只是为汉字注音，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拼音文字”。 4.耶鲁拼音
从语言接触的视角论述汉字注音，还须提及耶鲁拼音（Yale System）。这种注音方法在国内鲜为人知，却对美国的中文教学影响深远。耶鲁拼音由耶鲁汉学家金守拙（1901—1960，原名George A Kennedy）于1943年创制，主要用于当时的美军士兵学习汉语。金守拙曾在耶鲁大学创办远东语文学院，根据威妥玛拼音法和基本的译音符号修订而成耶鲁罗马拼音法（Yale Romanization System）[10]，并在远东出版社的耶鲁中文教材中作为汉字的注音工具。与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相比，该系统更加接近西方人的语言思维与发音习惯。
这里不妨将汉语拼音与耶鲁拼音作一下比较。韵母ao，记作au;韵母ong，记作ung;齐齿呼介音i，记作y;合口呼介音u，记作w;撮口呼介音ü，记作yu;舌尖前音声母z、c、s后的元音i，均记作z，比如ci—tsz、si—sz;卷舌声母zh、chi、sh后的元音i，均记作r;声母zh、j的耶鲁拼音形式相同，均记作j;声母z，记作dz;声母c，记作ts;声母q，记作chi;声母x，记作sy。
耶鲁拼音主要是脱胎于威妥玛拼音和译音符号，其拼读模式便于教学，易学易懂。与国语罗马字相比，它的突出优势是在主要元音顶端加标声调记号。在20世纪50—70年代，采用该注音方法的耶鲁中文教材风行一时，耶鲁拼音也很快在美国中文教学领域流行开来，逐渐取代了原先的威妥玛式拼音，成为二战后欧美人士学习中国语文通用的拼音法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外来文化的传入，引起了不同文明的碰撞和不同语言的接触，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汉字注音的发展。可以说，没有梵文的传入，反切注音难以产生;没有拉丁字母、罗马字母的传入，汉字的音标化、音素化注音也难以实现。汉字注音的历史见证了汉语的发展传播史，汉字注音的方法在总体上也是朝着科学、完善的方向发展的。每种注音方法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它们在具体使用中也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从而促使国内外的语言学者不断寻求更好的方法来弥补先前的不足。在当前国际中文教育日趋深入的形势下，《汉语拼音方案》不失为汉字注音的最好方法，它不僅能最大限度地为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服务，也成为海外汉语传播的主要注音工具。
参考文献：
[1][宋]沈括.梦溪笔谈[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王仲男，方环海.西方汉学中汉字注音一瞥[J].汉字文化，2014，（4）.
[3]王海，王海潮，钟淇.19世纪上半叶在华外国人汉语拼音化活动与影响——基于《中国丛报》记述的考察[J].安阳工学院学院，2017，（5）.
[4]周有光.马礼逊的《中文字典》和官话拼音方案——拼音史料笔记之一[J].中国语文，1960，（1）.
[5]彭泽润，崔安慧.语言接触对汉语拼写和汉字注音工具发展的影响——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和周有光逝世1周年[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6]倪海署.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7]宋均芬.简评汉字注音的前世今生[J].汉字文化， 2013，（5）.
[8]周达甫.汉字、注音字母、拼音字母长期共存[J].文字改革，1957，（9）.
[9]陈会兵.汉字注音的发展历程[J].社会科学家， 2009，（8）.
[10]李田意.金守拙先生的生平及其在汉学上的贡献[J].传记文学（中国台北），19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