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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形成科学的见解和基本的评判标准，对公民的爱国行为从“情感”和“理性”两个论域给予说明，从认识论、实践论与利益论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与判断，进而正确引导公民的爱国行为。
关键词：海岛主权； 唯物史观； 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6-0102-04
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形成科学的见解和基本的评判标准，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本文拟定以公民的爱国行为为主题，分别从“情感”和“理性”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中梳理出隐藏于现象之下的一般生活态度和判断法则，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抵制淡化意识形态化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网络舆情领域的主导地位。[1]
一、岛权之争抛出解蔽唯物史观的现实课题
海洋文明是孕育现代文明的摇篮，中国拥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岸线，其中散落着众多重大战略位置的岛屿，“钓鱼岛”就是最突出的一个。在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内地的报纸、杂志、网络等传媒都在大篇幅地报道有关中日之间就钓鱼岛问题所展开的此消彼长却又不至武装冲突的夺岛拉锯战；自此之后，诸多海岛主权之争的言行和氛围至今依然笼罩在中国广袤的海域上空。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有偶然的也有必然的。时下，尽管有关事件暂时冷却，但如何认识这一舆情现象的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准确的分析。
众所周知，一个拥有十三亿民众的民族国家，纵然没有政府的支持，单是零星小股势力断断续续的抗议、游行以及斗争行为就足以让日本在华利益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事实证明，这些行为开始时是自发零散的，可是后来加入队伍的人数越聚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几乎蔓延到了内地所有地级以上城市，此时的日本在华机构、企业、日侨们要置身事外已经不再可能。我们通过各种媒介可以看到，几乎头版头条大版面不限篇幅地报道着事态的最新进展，数万民众涌向街头。这是近年来涉日抗议爱国行为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似乎每一个流淌着这块土地注入血液的个人都被这块“磁石”吸引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带有“暴力”的打、砸、抢、烧的行为，显然媒体舆论也注意到了这些微妙情绪。虽然打砸这类现象并非普遍，但一经曝光后，世界各地都在用惊异的眼光重新打量我们！就连一些知名媒体及媒体人也不得不站出来表明态度，也有学术文章说“情感爱国是爱国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理性爱国则是爱国主义的高级形态”，“爱国主义既需要激情，又需要有序的、理性的、持久的爱国主义理性规范”。同时还谈道：“过激的爱国言行会影响到国家间的关系，影响到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成为别有用心者宣扬‘中国威胁论’的谈资，不利于我国形成良好的国际环境。”[2]不仅如此，也有论者从舆论传播的角度介入理性爱国的话题，并指出，“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声音盖过了理性的思考和分析，某些压倒性的舆论甚至催生了‘打砸抢烧’的偏激行动”[3]。这些观点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的民众行为过激，甚至涉嫌违法或犯罪，不符合公民素质的基本要求，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指出这类行为是非理性的，要倡导理性爱国。诚然，愤怒的民众行为很多时候已经超越了法律的界限，甚至有些行为纯粹就是为了发泄情绪，只要带有日本印记的东西，在万千民众看来都应该受到惩罚。在此，我们必须指出，很多民众的行为确实有违法度，也伤及了无辜。事件过后，确属违法犯罪行为的必须依法处理，但是对于这一场规模宏大的民族行为，去其小者择其大者而观之，有些问题却不是我们用一句义愤填膺的批评就可以万事大吉的，这毕竟不是弥赛亚，这是利益场。因此，我们选择在事件过后再来重新梳理一下這些纷杂的现象，抓住事件的本质，寻找可以启迪未来行为的原则。
其实，从根本上说，以上问题的实质涉及到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主体的评价和对理性的判断，但这种评价往往掺杂着一些主流舆论和评价者的个人情感，因而不会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和公正，而理性也不是抽象的理性，理性必须具体化。但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对历史人物及其活动的评价就是要尽量客观，尤其也要充分挖掘历史人物在彼时彼刻的主观状态。这就是说，我们要想正确评价历史，必须做到，第一是要客观，所谓客观就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不因个人喜好而取舍；第二是要全面，所谓全面就是必须对“事件”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清理出事件的本真状态；第三是要辩证，所谓辩证就是既要看到问题肯定性的积极意义，也要看到问题否定性的消极方面，综合考察之后才能做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评判，舍此必然沦为主观。
对此，笔者认为，公民的爱国行为是公民爱国主义情感的自然流露，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最直接的情感表达，但是这种行为却遭到扭曲，同样也遭到了非理性的批判。本文的态度则是，这个问题需要上升到唯物史观的视角来加以分析，不管是扭曲的还是非理性的批判都不是事件提供给我们思考后的结论，所以对这一现象及其批判进行批判的审查不可或缺，从而也是加深我们对唯物史观认识的一个良好契机。同时，这也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爱国”主张，“由阐释到践行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4]
二、唯物史观关于爱国行为的审视态度
1.唯物史观关于历史主体的基本观点
要澄清唯物史观关于爱国主义的基本观点，首先得确定唯物史观具体涵盖了哪些方面。下面引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为证。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马克思最权威的唯物史观的科学表述，当然，我们不是搞文本学研究，其中的缘由就不去细究，但结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重要论述，即“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我们发现，马克思关于人的见解不是在抽象意义上来谈的，相反，人是十分现实和感性的存在，是需要在实践层面来落实的，而“一定的社会意识”是具备高度能动性的社会存在。如何分析和看待这种社会存在呢？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方法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充分地就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情趣意志等作了详细的探究。他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很显然，但凡是人的实践活动，要在具备一切条件的前提下再实施行动是不现实的，但是很多决策却是在当下的条件和环境下作出的，但历史的延续性是作为首要条件。
对历史人物进行唯物史观分析的还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他总结了社会结构的五项要素，其中的第四项和第五项就指出：“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反映这些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7]这是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继承性发展，把马克思没有及时提及的历史人物的心理因素等问题运用唯物史观加以探讨和分析，得出必须注重历史人物的心理因素对历史及其人物的作用和影响。
据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论断，唯物史观不是一种理论摆设，我们要用它来分析社会规律以及历史人物。马克思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典范。今天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我们如果没有掌握这种能力，做出的判断就未免有失偏颇。
2.唯物史观支持何种限度的爱国行为
我们必须声明，唯物史观不仅关注历史主体的境遇，同时还对历史主体的个性特征和心理状况加以研究，也即从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层面对不同阶级、历史人物、个体心理等进行立体的透析，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主体机制。具体到爱国主义行为而言，我们依然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加强印象。在《共产党宣言》中，在谈到无产者时，他们强调：“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8]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在一般性层面要求无产阶级配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相反，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先解决国内危机；紧接着马克思继续说道，“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9]。没有比这些话更具说服力的了，同样也说明马克思首先支持了民族利益在先的原则，如不这样，世界性的联合无从谈起。马克思在谈到英国人在中国的残暴行径时指出：“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为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10]可见，当在民族大义之前时，任何文明的举止和说教都是乏力的，他们需要证明的只有一件事，如何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恩格斯同样阐述了他们关于民族国家反抗外来入侵的基本态度。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恩格斯说当时中国的状况与1840—1842年已经大为不同了，群众不再是祈求皇帝来保卫他们，而是奋起自卫，“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11]。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种历史担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自然情感的必然表露。所以，“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12]恩格斯的论述是睿智而公允的，历史上惨绝人寰的血腥洗礼，是我们批判的对象，与此相比，人民群众那种充满正义的、饱含民族情感的爱国行为，应是我们鼓励与提倡的。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道德的标准在民族国家交往之中究竟扮演了多重的分量呢？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文明外衣脫下之后敌人举起的就是屠刀，对敌人的仁慈和对群众的残暴同样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们不是一般性地支持民族主义，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坚决支持正义诉求的民族主义。
三、唯物史观批判的几种观点
作为“新哲学”的唯物史观，其革命性就在于抛弃了纯粹的“感性”和“直观”，并“用头立地”，从“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现实生活。这里就内含着两个理解世界的维度，一个是认识论的，另一个是实践论的，从人的第一个历史性的需要出发还有利益论的，但需要批判。
1.“理性爱国论”的认识论
笔者认为，“理性的爱国行为”其内涵至少应该涵盖四个方面。第一，理性的理性行为，这是最理想的行为方式，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决断，但绝少能够实现，用马克思的习惯表述叫作“批判的武器”；第二，理性的暴力行为，这是指实施的行为是经过理性设计的，但其效果超越了理性的边界，这种情形通常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行为，也属于“批判的武器”；第三，暴力的理性行为，就是说从外在表征上看是暴力的、非理性的，但实际上“理性”是被暴力所包裹，马克思称其为“武器的批判”；第四，暴力的非理性行为，这类行为完全为非理性的情绪所填充，无明确的目的性、无合理的组织性，也可归类到“武器的批判”。以此来分析反日行为的历史主体，我们就应该看到，在数千万行进的人群中，绝大多数人的意识是清晰的，他们知道历史上日本法西斯加诸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他们也知道当下日本右翼欲以钓鱼岛绑架中国，制约中国和平崛起，从而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这类群体是理性地权衡并采取了理性的行为，如到政府门前请愿，到日驻华使领馆或机构门前示威、游行、印发传单等；但也存在这样一类群体，他们对日本方面的行为有一定的意识，但是比较情绪化一些，他们也会请愿，也会示威，但往往不能完全抑制住内心的情感，一旦机遇和条件允许，就会怒火中烧，但这类群体的言行是可以规劝和引导的；另一类群体的行为相对而言以情绪化为主，他们不去清理历史，也不会客观分析形势，想当然地认为今天的中国壮大了，在世界有地位了，不再惧怕日本了，有一种今天我终于做大了的心理，他们主观上没有错误，但是其行为的客观后果或者代价是难以弥补的，对于这类行为是需要防范和教育的，否则就会导致好心办了坏事的尴尬。对于第四类群体行为，完全出于发泄情绪，借机扰乱社会秩序，这类群体多半以社会闲散人员、无业人员，以及违法犯罪者为主体，他们参与反日活动，其目的很明显，就是希望天下大乱，他们既可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同时可以从中获得利益，利益或者是物质方面的，或者是精心盘算的，对于这类群体及其行为是需要高度警觉和及时介入的。但是，以上行为必然存在主流趋势，就是大的方向依旧是爱国反日行为，整个社会秩序总体上维持有序状态，抵抗行为也产生了实质性的积极效果。 基于此，本文认为大范围的反日游行示威行为，总体上应该加以肯定，不能泼冷水，借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叫作“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原因在于，首先，这充分说明广大国民是有爱国心的，有民族荣誉和尊严感的；其次，这充分说明广大国民对待历史和现实是较为客观的，采取的行为是合法有理有利有节的；再次，这充分说明广大国民向往国家的强盛与和平崛起，进而捍卫民族最广泛的利益，就其钓鱼岛游行示威来说，也标志着国民海洋意识的觉醒。
2.“理性爱国论”的实践论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爱国主义情感是历史主体的基本构成要素，当然也属于心理学上的非理性因素。“非理性”是心理学的用语，意思是理性的对立面，但是很多时候非理性因素不见得对社会发展有不利影响，关键在于进行科学合理的处理。因而可以这样说，历史主体正是在非理性要素的作用下参与各类实践活动的，从而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进而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这是合乎理性及其逻辑的，也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而且是在歷史合力的状态推进的，因而其积极作用和意义必须要加以肯定。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激情或者情感参与的实践，不可能取得辉煌的成果，至多是为社会添加了一件平庸无奇的对象罢了。而如果懂得世界历史和近代史的人，都会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新航线的开辟、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甚至是欧洲对晚清的非正当贸易，再比如近代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以及辛亥革命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等等，无一例外地说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没有民众热情的参与和支持，是难以前行的。我们列举的这些历史事件，有的是成功的，有的则是失败的。但也正是因为成功者充分满足并引导了民众的情感从而达到了目的，而失败的在刚开始时是极富激情的，但到了运动后期激情锐减，动力消退，成功的可能性自然不会太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每个人都要读一读。而历史的书写从来都是实践的理性、行动的理性先于批判的理性、纯粹的理性。因此批判者们对国民所作的批评，其实最多不过是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忧国忧民的感慨，在爱国情感和行为的表示上，一定要拒绝思想的先锋和行动的侏儒。
3.“理性爱国论”的利益论
在持续的抗议行为的群众运动中，个别城市确实出现了我们从道德或文明的角度而极不情愿看到的结果，但这恰恰说明群众或者公民的公共行为正在积极谋求与国家意识形态及行为的一致，试图将公民个人荣辱与国家荣誉紧密联系起来的努力。试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克里斯马型的政治人物已回归制度的平面，振臂一呼应者四起的局面已不可能再现，取而代之的是整个社会日益离散化和“单子”化，每个人都在经济大潮中艰难谋生，都在为自己的安生立命做打算，天下大事对于民众而言，实在是一件华丽的奢侈品。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就是，今天的中国利益分化日益严重，由于社会治理能力有限，民众的生产生活遇到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从而困扰了他们的发展，这会导致群众对政府的消极抵触乃至是对抗，他们需要寻求有效途径发泄内心的愤懑，而一个人不敢做的事情，在这样一个机遇来临的时候不可能不把握，但这样想和做的人并不占主导。因此，人们最终还是聚集到了一起，喊出了同样的声音。这足以说明公民意识的觉醒，足以说明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国家利益也没有被个人利益所拒斥。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13]。这实在是一语中的。
当然，也有观点指摘公民一定要控制情绪，否则中国将会丧失大量中日贸易往来的巨大利益，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样的观点如果抛开特定的语境来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交往必须以牺牲民族大义和民心支持为代价，那这样的经济发展只会让民族国家迷失方向。换言之，国家长远的、现实的根本利益为此让路，其后果绝不会换来东方雄狮的挺立。
参考文献
[1] 李辽宁. 国内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产生的原因、本质及其应对策略[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2（5）：13-16.
[2] 王顺洪，王文菊.关于理性爱国的思考[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98-100.
[3] 廖云路，蔡尚伟.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媒体对爱国主义的舆论引导研究[J] .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3（1）：16-21.
[4] 蒋菲， 高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的衔接问题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2）：47-50.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6][8][9][10][11][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283-284，291，705，709，710.
[7] 普雷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1：195.
[1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
[责任编辑：张俊华]
关键词：海岛主权； 唯物史观； 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6-0102-04
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形成科学的见解和基本的评判标准，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本文拟定以公民的爱国行为为主题，分别从“情感”和“理性”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中梳理出隐藏于现象之下的一般生活态度和判断法则，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抵制淡化意识形态化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网络舆情领域的主导地位。[1]
一、岛权之争抛出解蔽唯物史观的现实课题
海洋文明是孕育现代文明的摇篮，中国拥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岸线，其中散落着众多重大战略位置的岛屿，“钓鱼岛”就是最突出的一个。在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内地的报纸、杂志、网络等传媒都在大篇幅地报道有关中日之间就钓鱼岛问题所展开的此消彼长却又不至武装冲突的夺岛拉锯战；自此之后，诸多海岛主权之争的言行和氛围至今依然笼罩在中国广袤的海域上空。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有偶然的也有必然的。时下，尽管有关事件暂时冷却，但如何认识这一舆情现象的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准确的分析。
众所周知，一个拥有十三亿民众的民族国家，纵然没有政府的支持，单是零星小股势力断断续续的抗议、游行以及斗争行为就足以让日本在华利益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事实证明，这些行为开始时是自发零散的，可是后来加入队伍的人数越聚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几乎蔓延到了内地所有地级以上城市，此时的日本在华机构、企业、日侨们要置身事外已经不再可能。我们通过各种媒介可以看到，几乎头版头条大版面不限篇幅地报道着事态的最新进展，数万民众涌向街头。这是近年来涉日抗议爱国行为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似乎每一个流淌着这块土地注入血液的个人都被这块“磁石”吸引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带有“暴力”的打、砸、抢、烧的行为，显然媒体舆论也注意到了这些微妙情绪。虽然打砸这类现象并非普遍，但一经曝光后，世界各地都在用惊异的眼光重新打量我们！就连一些知名媒体及媒体人也不得不站出来表明态度，也有学术文章说“情感爱国是爱国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理性爱国则是爱国主义的高级形态”，“爱国主义既需要激情，又需要有序的、理性的、持久的爱国主义理性规范”。同时还谈道：“过激的爱国言行会影响到国家间的关系，影响到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成为别有用心者宣扬‘中国威胁论’的谈资，不利于我国形成良好的国际环境。”[2]不仅如此，也有论者从舆论传播的角度介入理性爱国的话题，并指出，“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声音盖过了理性的思考和分析，某些压倒性的舆论甚至催生了‘打砸抢烧’的偏激行动”[3]。这些观点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的民众行为过激，甚至涉嫌违法或犯罪，不符合公民素质的基本要求，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指出这类行为是非理性的，要倡导理性爱国。诚然，愤怒的民众行为很多时候已经超越了法律的界限，甚至有些行为纯粹就是为了发泄情绪，只要带有日本印记的东西，在万千民众看来都应该受到惩罚。在此，我们必须指出，很多民众的行为确实有违法度，也伤及了无辜。事件过后，确属违法犯罪行为的必须依法处理，但是对于这一场规模宏大的民族行为，去其小者择其大者而观之，有些问题却不是我们用一句义愤填膺的批评就可以万事大吉的，这毕竟不是弥赛亚，这是利益场。因此，我们选择在事件过后再来重新梳理一下這些纷杂的现象，抓住事件的本质，寻找可以启迪未来行为的原则。
其实，从根本上说，以上问题的实质涉及到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主体的评价和对理性的判断，但这种评价往往掺杂着一些主流舆论和评价者的个人情感，因而不会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和公正，而理性也不是抽象的理性，理性必须具体化。但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对历史人物及其活动的评价就是要尽量客观，尤其也要充分挖掘历史人物在彼时彼刻的主观状态。这就是说，我们要想正确评价历史，必须做到，第一是要客观，所谓客观就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不因个人喜好而取舍；第二是要全面，所谓全面就是必须对“事件”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清理出事件的本真状态；第三是要辩证，所谓辩证就是既要看到问题肯定性的积极意义，也要看到问题否定性的消极方面，综合考察之后才能做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评判，舍此必然沦为主观。
对此，笔者认为，公民的爱国行为是公民爱国主义情感的自然流露，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最直接的情感表达，但是这种行为却遭到扭曲，同样也遭到了非理性的批判。本文的态度则是，这个问题需要上升到唯物史观的视角来加以分析，不管是扭曲的还是非理性的批判都不是事件提供给我们思考后的结论，所以对这一现象及其批判进行批判的审查不可或缺，从而也是加深我们对唯物史观认识的一个良好契机。同时，这也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爱国”主张，“由阐释到践行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4]
二、唯物史观关于爱国行为的审视态度
1.唯物史观关于历史主体的基本观点
要澄清唯物史观关于爱国主义的基本观点，首先得确定唯物史观具体涵盖了哪些方面。下面引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为证。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马克思最权威的唯物史观的科学表述，当然，我们不是搞文本学研究，其中的缘由就不去细究，但结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重要论述，即“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我们发现，马克思关于人的见解不是在抽象意义上来谈的，相反，人是十分现实和感性的存在，是需要在实践层面来落实的，而“一定的社会意识”是具备高度能动性的社会存在。如何分析和看待这种社会存在呢？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方法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充分地就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情趣意志等作了详细的探究。他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很显然，但凡是人的实践活动，要在具备一切条件的前提下再实施行动是不现实的，但是很多决策却是在当下的条件和环境下作出的，但历史的延续性是作为首要条件。
对历史人物进行唯物史观分析的还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他总结了社会结构的五项要素，其中的第四项和第五项就指出：“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反映这些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7]这是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继承性发展，把马克思没有及时提及的历史人物的心理因素等问题运用唯物史观加以探讨和分析，得出必须注重历史人物的心理因素对历史及其人物的作用和影响。
据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论断，唯物史观不是一种理论摆设，我们要用它来分析社会规律以及历史人物。马克思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典范。今天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我们如果没有掌握这种能力，做出的判断就未免有失偏颇。
2.唯物史观支持何种限度的爱国行为
我们必须声明，唯物史观不仅关注历史主体的境遇，同时还对历史主体的个性特征和心理状况加以研究，也即从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层面对不同阶级、历史人物、个体心理等进行立体的透析，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主体机制。具体到爱国主义行为而言，我们依然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加强印象。在《共产党宣言》中，在谈到无产者时，他们强调：“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8]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在一般性层面要求无产阶级配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相反，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先解决国内危机；紧接着马克思继续说道，“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9]。没有比这些话更具说服力的了，同样也说明马克思首先支持了民族利益在先的原则，如不这样，世界性的联合无从谈起。马克思在谈到英国人在中国的残暴行径时指出：“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为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10]可见，当在民族大义之前时，任何文明的举止和说教都是乏力的，他们需要证明的只有一件事，如何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恩格斯同样阐述了他们关于民族国家反抗外来入侵的基本态度。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恩格斯说当时中国的状况与1840—1842年已经大为不同了，群众不再是祈求皇帝来保卫他们，而是奋起自卫，“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11]。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种历史担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自然情感的必然表露。所以，“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12]恩格斯的论述是睿智而公允的，历史上惨绝人寰的血腥洗礼，是我们批判的对象，与此相比，人民群众那种充满正义的、饱含民族情感的爱国行为，应是我们鼓励与提倡的。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道德的标准在民族国家交往之中究竟扮演了多重的分量呢？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文明外衣脫下之后敌人举起的就是屠刀，对敌人的仁慈和对群众的残暴同样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们不是一般性地支持民族主义，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坚决支持正义诉求的民族主义。
三、唯物史观批判的几种观点
作为“新哲学”的唯物史观，其革命性就在于抛弃了纯粹的“感性”和“直观”，并“用头立地”，从“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现实生活。这里就内含着两个理解世界的维度，一个是认识论的，另一个是实践论的，从人的第一个历史性的需要出发还有利益论的，但需要批判。
1.“理性爱国论”的认识论
笔者认为，“理性的爱国行为”其内涵至少应该涵盖四个方面。第一，理性的理性行为，这是最理想的行为方式，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决断，但绝少能够实现，用马克思的习惯表述叫作“批判的武器”；第二，理性的暴力行为，这是指实施的行为是经过理性设计的，但其效果超越了理性的边界，这种情形通常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行为，也属于“批判的武器”；第三，暴力的理性行为，就是说从外在表征上看是暴力的、非理性的，但实际上“理性”是被暴力所包裹，马克思称其为“武器的批判”；第四，暴力的非理性行为，这类行为完全为非理性的情绪所填充，无明确的目的性、无合理的组织性，也可归类到“武器的批判”。以此来分析反日行为的历史主体，我们就应该看到，在数千万行进的人群中，绝大多数人的意识是清晰的，他们知道历史上日本法西斯加诸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他们也知道当下日本右翼欲以钓鱼岛绑架中国，制约中国和平崛起，从而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这类群体是理性地权衡并采取了理性的行为，如到政府门前请愿，到日驻华使领馆或机构门前示威、游行、印发传单等；但也存在这样一类群体，他们对日本方面的行为有一定的意识，但是比较情绪化一些，他们也会请愿，也会示威，但往往不能完全抑制住内心的情感，一旦机遇和条件允许，就会怒火中烧，但这类群体的言行是可以规劝和引导的；另一类群体的行为相对而言以情绪化为主，他们不去清理历史，也不会客观分析形势，想当然地认为今天的中国壮大了，在世界有地位了，不再惧怕日本了，有一种今天我终于做大了的心理，他们主观上没有错误，但是其行为的客观后果或者代价是难以弥补的，对于这类行为是需要防范和教育的，否则就会导致好心办了坏事的尴尬。对于第四类群体行为，完全出于发泄情绪，借机扰乱社会秩序，这类群体多半以社会闲散人员、无业人员，以及违法犯罪者为主体，他们参与反日活动，其目的很明显，就是希望天下大乱，他们既可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同时可以从中获得利益，利益或者是物质方面的，或者是精心盘算的，对于这类群体及其行为是需要高度警觉和及时介入的。但是，以上行为必然存在主流趋势，就是大的方向依旧是爱国反日行为，整个社会秩序总体上维持有序状态，抵抗行为也产生了实质性的积极效果。 基于此，本文认为大范围的反日游行示威行为，总体上应该加以肯定，不能泼冷水，借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叫作“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原因在于，首先，这充分说明广大国民是有爱国心的，有民族荣誉和尊严感的；其次，这充分说明广大国民对待历史和现实是较为客观的，采取的行为是合法有理有利有节的；再次，这充分说明广大国民向往国家的强盛与和平崛起，进而捍卫民族最广泛的利益，就其钓鱼岛游行示威来说，也标志着国民海洋意识的觉醒。
2.“理性爱国论”的实践论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爱国主义情感是历史主体的基本构成要素，当然也属于心理学上的非理性因素。“非理性”是心理学的用语，意思是理性的对立面，但是很多时候非理性因素不见得对社会发展有不利影响，关键在于进行科学合理的处理。因而可以这样说，历史主体正是在非理性要素的作用下参与各类实践活动的，从而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进而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这是合乎理性及其逻辑的，也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而且是在歷史合力的状态推进的，因而其积极作用和意义必须要加以肯定。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激情或者情感参与的实践，不可能取得辉煌的成果，至多是为社会添加了一件平庸无奇的对象罢了。而如果懂得世界历史和近代史的人，都会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新航线的开辟、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甚至是欧洲对晚清的非正当贸易，再比如近代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以及辛亥革命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等等，无一例外地说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没有民众热情的参与和支持，是难以前行的。我们列举的这些历史事件，有的是成功的，有的则是失败的。但也正是因为成功者充分满足并引导了民众的情感从而达到了目的，而失败的在刚开始时是极富激情的，但到了运动后期激情锐减，动力消退，成功的可能性自然不会太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每个人都要读一读。而历史的书写从来都是实践的理性、行动的理性先于批判的理性、纯粹的理性。因此批判者们对国民所作的批评，其实最多不过是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忧国忧民的感慨，在爱国情感和行为的表示上，一定要拒绝思想的先锋和行动的侏儒。
3.“理性爱国论”的利益论
在持续的抗议行为的群众运动中，个别城市确实出现了我们从道德或文明的角度而极不情愿看到的结果，但这恰恰说明群众或者公民的公共行为正在积极谋求与国家意识形态及行为的一致，试图将公民个人荣辱与国家荣誉紧密联系起来的努力。试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克里斯马型的政治人物已回归制度的平面，振臂一呼应者四起的局面已不可能再现，取而代之的是整个社会日益离散化和“单子”化，每个人都在经济大潮中艰难谋生，都在为自己的安生立命做打算，天下大事对于民众而言，实在是一件华丽的奢侈品。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就是，今天的中国利益分化日益严重，由于社会治理能力有限，民众的生产生活遇到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从而困扰了他们的发展，这会导致群众对政府的消极抵触乃至是对抗，他们需要寻求有效途径发泄内心的愤懑，而一个人不敢做的事情，在这样一个机遇来临的时候不可能不把握，但这样想和做的人并不占主导。因此，人们最终还是聚集到了一起，喊出了同样的声音。这足以说明公民意识的觉醒，足以说明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国家利益也没有被个人利益所拒斥。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13]。这实在是一语中的。
当然，也有观点指摘公民一定要控制情绪，否则中国将会丧失大量中日贸易往来的巨大利益，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样的观点如果抛开特定的语境来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交往必须以牺牲民族大义和民心支持为代价，那这样的经济发展只会让民族国家迷失方向。换言之，国家长远的、现实的根本利益为此让路，其后果绝不会换来东方雄狮的挺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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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
[责任编辑：张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