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你的名字叫女人！”
　　“人啊，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
　　“生活就是一个舞台，男男女女粉墨登场，登台下台皆是戏，每人只是尽力演好自己的角色。”
　　毫无疑问，很多人都知道这些金句的作者是莎士比亚。但恐怕鲜为人知的是，包括四大悲剧、四大喜剧等在内的诸多剧作经典，几乎均是在堪比现在的疫情中，创作出来的。

影响大世界的“小镇青年”

　　美国、加拿大、英国各有一个叫斯特拉特福的地方，但尤以英国的（Stratford upon Avon）最为著名。因为它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且最伟大的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故乡，以及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诞生地。
　　这个伦敦以西180公里处的小镇，在莎士比亚出生之前，真的要“低到尘埃里”去了。但在世人爱屋及乌的心理推动下，小镇逐渐成为一大旅游亮点。每逢周末，慕名而至的游客络绎不绝，瞻仰莎翁故居。
　　莎士比亚生于1564年4月23日，卒于1616年4月23日，生死同天。更绝的是，4月23日对世界文学、人类文明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1995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特意选择这一天，向那些为促进人类社会和文化进步作出无可替代贡献的人表示尊敬;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8次大会通过决议，宣布每年的4月23日为“世界图书和版权日”。
　　莎士比亚出生后的相当时期里，其家境殷实，他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不仅精通商道，还“商而优则仕”，于1565年接任小镇的民政官，三年后当选镇长。
　　莎士比亚七岁入学，读了六年书，不料父亲破产，使他未能毕业就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状态，被切换为“自己动手”方可“丰衣足食”之路。
　　之后，莎士比亚当过肉店学徒，干过乡村教师，到伦敦做了“伦漂”后，一度在剧院当“弼马温”，照看观众坐骑;后入剧团，先跑龙套，再后才担任导演。1590年左右，他开始尝试剧作和诗创作。
　　莎士比亚早期多元的职业体验、磨难，看似是浪费青春，其实不仅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而且为其后期的“勃发”进行了难能可贵的“厚积”。

　　果不其然，莎士比亚在其短暂的一生（享年52岁）中，创作剧作高达37部。如从其26岁开始尝试创作算起，一直到死，他每年差不多要写一部半的剧本，这还不包括他写长诗等其他作品及在登台演出、剧院管理等方面花费的时间。
　　勤奋背后则是莎士比亚的博学。
　　统计显示，莎士比亚笔下的动植物分别超过了130种、200种;他创作的词汇量高达29066个，至今无人出其右;此外，他还广泛涉猎服饰、烹饪，研究过占星术、炼丹术甚至军事战略战术—简直是英国的达·芬奇。
　　因此，莎士比亚也征服了另一位大佬：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单以数量来看，其引用或谈到莎士比亚的地方达三四百处之多。
　　所以，有人戏言，莎士比亚才是马克思最好的伴侣。为什么？因为莎氏确为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提供了例证、模型和历史内容，不仅为其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提供了雏形和模板，而且为其构建革命理论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论据。甚至，他们对人类未来进行的美好畅想与期许，也不谋而合。

莎士比亚特设的幽灵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说：“安度晚年的秘诀不是别的，而是跟孤独签订体面的协议。”要想顺利度过疫期，也需要与疫情“签订体面的协议”。那么，疫期的莎士比亚是怎么做的呢？
　　在莎士比亚生活的16世纪，发生瘟疫的地区就像现在一样，各种封城封村断路，生怕疫情扩散。作家理查德·弗兰克兰曾说：“当你有了艺术，你就有了声音;当你有了声音，你便自由;当你有了自由，你就有责任。”有艺术的莎士比亚，同样有责任记录黑死病的威胁。
　　1592年，伦敦暴发黑死病，一直延续到1594年。这期间，每12位居民中，就丧生1人。莎士比亞耳闻目睹了各种人间惨剧，决心展现自己的才华，并唤起更多人的责任意识—仅用一年时间，他就产出了四大悲剧的一半：《李尔王》和《麦克白》。
　　痛定思痛下，莎士比亚还在许多剧本中描写了瘟疫这种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如莎翁让李尔王在对女儿女婿的诅咒中，使用了“复仇、瘟疫、死亡”等词汇，还斥之为“一个藏在我腐败的血液里的瘟疫的痈疮”。虎毒不食子，李尔王用语如此“狠毒”，足见疫情对剧本作者影响之深。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劳伦斯神父派心腹约翰送一封说明朱丽叶“死因”的信给罗密欧，不料路经疫区的约翰被执法人员扭送至隔离室，误了送信。
　　结果，罗密欧一见朱丽叶“死”了（其实朱丽叶只是服药后深度昏迷），万念俱灰，立马自杀。苏醒后的朱丽叶为此痛不欲生，也随之自尽。从这个角度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或可改名为“一场疫情引发的血案”。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这当然也包括文艺。作家阿兰·德波顿认为，“艺术是治愈心灵的工具”。而无论是《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科利奥兰纳斯》，还是《李尔王》《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及《雅典的泰门》等，瘟疫就像莎士比亚特设的幽灵，始终游荡其中。

莎士比亚的理财路径

　　新冠疾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东京奥运、米兰时装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等很多重大活动纷纷宣布推迟或取消，公共文娱单位如迪士尼，以及影院、餐饮机构等，也不得不宣布暂停营业甚至倒闭。
　　那么，1592年至1594年瘟疫期，因剧院关闭而失去生活来源的莎士比亚，靠什么养家糊口呢？顾春芳介绍，尽管莎士比亚还可以在宫廷贵族的私宅里“走穴”，但那点小钱根本不能保证他和家人丰衣足食。

　　伦敦米贵，居大不易—莎士比亚必须“另辟财径”。“对当时从事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赞助人。”那么，莎士比亚的大金主是谁呢？南安普顿伯爵。
　　李白以一首《乌夜啼》获玄宗赏识，那么伯爵凭什么欣赏莎士比亚呢？答案是《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真正让莎士比亚一夜成名的，就是这部写于疫期的长诗。“正是依靠这部长诗，莎士比亚的天才得到了南安普顿伯爵的赏识。”学者们认为，莎士比亚的第二首叙事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也有可能是在这段躲避瘟疫的时间里写出来的。
　　正因有了南安普顿伯爵的庇护，莎士比亚才“得以暂时远离繁杂的事务……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创作，并安然度过了瘟疫盛行的恐怖时光”。由此可见，平台和个人，其实是相互成就的。
　　傍上大金主只是莎士比亚的理财路径之一，他还有更重要的“铁杆庄稼”—成为剧院股东。莎士比亚久经江湖，深知不能只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要让自己彻底实现财务自由，再不为稻粱所困扰，那就只有找到长治久安的方法。
　　莎士比亚反复权衡之下，认为疫情就像乌云，人类对文艺、精神生活的需求犹如太阳，“黑暗無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因此，疫后不久，1594年5月，在又一个金主亨斯顿男爵的庇护下，莎士比亚加入了“宫内大臣剧团”。“他把自己过去写的剧本全部贡献出来作为参股资本。剧团股东共有八位，莎士比亚是其一。”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历经生活压力、瘟疫和死亡考验的莎士比亚，对生命、众生、名利、自然，有着非比寻常的感悟。他在《暴风雨》中借普洛斯帕罗之口，大浇自己“胸中块垒”—
　　我们的狂欢已经结束了。我们的这些演员们，
　　我曾告诉过你，原是一群精灵，
　　都已化成淡烟而消散了。
　　如同这段幻景的虚妄的构成一样，
　　入云的楼阁 ，瑰玮的宫殿，
　　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
　　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
　　就像这一场幻景，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
　　我们都是梦中人，
　　我们一生都在酣睡之中。
　　这一点，倒和《红楼梦》的结尾诗很相似：“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但凡物质的，总是有限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莎士比亚一生虽短，但尘世间的种种生离死别、善恶美丑、酸甜苦辣、名缰利锁、顺境逆境等等，他都看到了，经历了，所以他才有勇气用自己的才华去催生戏剧这一蓬勃的文艺新生命，他才有决心用自己的青春去燃亮文明这一神圣之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