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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乡政府及有关人员工作中的一次“小小”失误，内蒙古杭锦旗农民李二女莫名其妙被银行告上法庭，官司缠身一年多。整整14个月后，李二女面对厚厚一叠车费、诉讼费、代理费单据，面对辍学的幼子，面对撂荒的田地，手里捏着那几张薄薄的补偿费，掂着那一份饱浸艰辛、沉甸甸的“公道”，放声痛哭……
这是一个比秋菊打官司还要辛酸的故事……
冤枉：还不清的贷款
2004年2月16日，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寒风凛冽，杭锦旗锡尼镇的大街上行人冷落。旗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科科长刘永祥老远就看见楼门口有几个瑟缩的身影。“您就是刘科长吧？”开口的中年妇女面带忧色。同行的还有两人，其中一个男孩尽管眉目清秀，却掩不住憔悴，目光有点躲闪。
“上访的农妇叫李二女，领着她的儿子。我把他们领进接待室，听李二女反映情况。”刘永祥说：“从李二女的哭诉中我感觉到，其中必有冤情。”
李二女抹着眼泪向刘永祥诉说事情的经过：2003年年初，李二女的丈夫刘来成接到杭锦旗人民法院传票，称杭锦旗农业银行以“贷款逾期不还”为由起诉刘来成。贷款是1998年的事，当年，杭锦旗塔然高勒乡政府安排农户集资上电，并统一为交不起集资款的农户办理贷款。当时刘来成办了一笔2400元的贷款。李二女说：“第二年春季，还没到还贷的时间，家里羊绒下来了，我就赶快提前把钱还了。”
贷款还了两三年以后，银行又来要钱。提起这事，李二女就直掉泪：“我们穷归穷，可不赖账。女儿没念过书，我们供儿子念书，也从来没有贷过款，就是因为上这点电才贷了款。早还上了，咋就没还？”
“咋说也不行，非问我要。我就左一回右一回，把女子领上、小子领上，乡里头跑、旗里头跑……咋办也不行，说是两笔。正跑着，人家突然就把我们起诉了。”
尘埃落定后，记者从杭锦旗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案件的始末——简单得让人无话可说，也荒唐得让人难以置信——1999年4月1日，李二女把贷款还给村支书张子荣，支书收起后，转交给乡干部高飞，高飞把李二女及其他8户村民的还款集中在一起，交给了乡财政所刘喜宽，当时没有出具还款人名单。到了2000年1月10日，乡政府把这些农户的高息贷款转为低息贷款，由于没有看到李二女的还款手续，给她家又办理了2500元的贷款手续，由乡政府直接用于集资办电。
距离：村里、乡里、旗里、市里，越跑越远
丈夫是个笨嘴拙舌、老实巴交的人，法院开庭时，李二女匆匆赶到几十公里外的法庭，替丈夫出庭。法官说：“要刘来成出庭，你来了不算数。”李二女说：“我已经来了，老刘这个时候从家里走，几十公里路到啥时才能赶来？”李二女事后向记者讲述：“人家说，今儿个要是不来就不行了，到时间了。你到半个月头上给人家把钱还了，不给的话，法院就下来拿你的东西。我说，这咋办呀？法院的人说，没办法，你往回走吧。”当即缺席判决：还贷。51岁的李二女只好两眼发黑地“往回走”。从此，走上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艰难“上访”路。
由于时间已过去了四五年，家里一时找不到当年的交款收据，只能在村、乡的账上查。然而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平头百姓”，想查“官家”的账目谈何容易。不甘心的李二女一次次跑到村委会、乡政府找证人、证据。
“我哭着去找大队的张支书，人家说我们处理不了，你再找地方吧。又去旗里找法院，人家说不行，已经判了，有钱给钱，没钱就要去拿你的东西。又在法院楼底下的律师事务所找到律师，花200块钱写了诉状。诉状递上去，法院说是没钱不收，你要交306块，不交钱就赶快把这个诉状拿回去。我说我这写好了，你哪能不收，人家说那我不管，你再寻人去吧。”
交钱递了诉状，李二女继续找着、盼着、跑着。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李二女沿街打听法院在哪。“找到法院，一进门人家就喊住了不叫进，让看那玻璃上贴的字，我一字不识……说不出来的难啊！”
就这样，2003年整整一年，李二女从花开跑到了花败，跑到秋叶落成了堆，跑到寒风卷起了漫天的雪粒。距离越跑越远，“跑官司”的脚步越来越沉重，心头的希望之火也越来越微弱。二审开庭，法官说证据不全，只能还钱。
哭过了、泪干了、钱花光了、人跑累了。李二女万念俱灰，实在没有“心气”坚持打这场官司。她接受二审法院的调解处理，同意还那笔本来已经还过的贷款。
“这就又打了个输官司。”李二女说。进入腊月，春节的喜庆一天天爬上庄户人家的眉梢眼角，李二女却背负着她的“输官司”回到村里。
大年除夕，跑了整整一年的李二女身心俱疲，想着那笔本来不存在的贷款，想着一年来的风雨艰辛，想着法院的执行人员很快就要来“执行”家里最后一点家产，李二女以泪洗面，一夜没合眼。从旧岁哭到了新年，从清早又哭到了深夜。
代价：眼泪哭干，孩子辍学，耕地撂荒……
一件简单到打几个电话就能澄清的事，却让李二女无数次地“跑”，含冤受屈辗转数千公里。由于乡政府搬家，离李二女所住的红旗村到乡政府的距离由十多公里变成了三十多公里。除去每次步行几十公里前往乡政府附近乘车不说，仅每次10元8元积攒起来的长途汽车票就有六百多元！直跑得她欲哭无泪，花得她交不起即将上高三的儿子的学费，累得她不得不撂荒了耕地、七十多只羊没人照看……李二女打官司打得几乎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2500元钱，也许不足高收入者的一桌饭钱，但对于生活在荒山沟的农妇李二女来说，却是她辛劳一年甚至两年的收入。借贷不还，也许是不少“大老板”发迹的秘诀，但农妇李二女为了不背上“赖账不还”的名声，不惜倾家荡产也要讨公道。但法院的门槛太高了：律师代理费、诉讼费……一审不行还得二审，钱花了得来的却是不公正的判决。李二女说：“你算算我把多少花进去了？律师一审的1400块人家没要，二审花了2400块，一审诉讼费306块，二审406块，路费……”
打官司花钱不说，还要精力和时间。2003年一年，李二女一个羊羔子没接成，地也没种成。尽管时隔一年，李二女仍是眼泪扑簌簌直往下掉：“就因为打官司，去年退耕还林的苗苗也没栽，（补贴）粮才吃上一半。2004年小子也没念成书，我是说不出来的难。”
“有一次去东胜，三天没吃饭。请的代理人叫李东平，就是律师。人家说老姨你是不是没吃饭？最后人家东平领我在食堂吃了一顿饭。”李二女一声叹息。在场的记者和乡村干部、旗委、旗检察院的同志表情凝重。全场默然……
也许真正有权有势的人可以逾越法律办成许多事，但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像李二女这样的弱者也只能拿起法律这惟一的武器，依靠对党和政府的信赖讨公道。歪嘴和尚错念经，尽管一次又一次在法院得不到公正的结果，但李二女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拿起了法律武器，因为她是一个最需要法律帮助的弱者。
过罢春节，李二女强打精神，带着儿子再一次从塔然高勒乡红旗村来到50公里外的杭锦旗锡尼镇。要找的人不在，母子俩忧心忡忡地站在街边，一时没了主意。这时，她的一个亲戚正巧路过，看着两个人神情黯淡，好心的亲戚把他们带回家。吃过饭，李二女向亲戚打听：“检察院能不能管我的案子？”她听村里的人说，检察院是个“不要钱就能替老百姓打官司”的地方。
状子递给检察院，18天后，杭锦旗人民检察院召开听证会，澄清了全部事实。两年冤案半天清，李二女不知该喜还是该悲：“最后人家给我平反了，给了2000块钱补偿，储蓄所的高所长拿出一个300块的条子（诉讼费），我留下1700。”尽管儿子辍学、退耕地撂荒、她讨公道花掉的钱也远超出了那笔贷款，但她为自家讨回了名声而高兴。
记者在采访李二女时，李二女拿出那一堆打官司所花各种费用的单据给记者看。虽然她“双手写不出一个八字”，可这堆纷繁复杂的条子，她能说得上每一张的来龙去脉。李二女说：“我是死记着了。”记者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条子”中凝聚了她多少的辛酸、委屈、苦涩和泪水啊。
这是一个比秋菊打官司还要辛酸的故事……
冤枉：还不清的贷款
2004年2月16日，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寒风凛冽，杭锦旗锡尼镇的大街上行人冷落。旗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科科长刘永祥老远就看见楼门口有几个瑟缩的身影。“您就是刘科长吧？”开口的中年妇女面带忧色。同行的还有两人，其中一个男孩尽管眉目清秀，却掩不住憔悴，目光有点躲闪。
“上访的农妇叫李二女，领着她的儿子。我把他们领进接待室，听李二女反映情况。”刘永祥说：“从李二女的哭诉中我感觉到，其中必有冤情。”
李二女抹着眼泪向刘永祥诉说事情的经过：2003年年初，李二女的丈夫刘来成接到杭锦旗人民法院传票，称杭锦旗农业银行以“贷款逾期不还”为由起诉刘来成。贷款是1998年的事，当年，杭锦旗塔然高勒乡政府安排农户集资上电，并统一为交不起集资款的农户办理贷款。当时刘来成办了一笔2400元的贷款。李二女说：“第二年春季，还没到还贷的时间，家里羊绒下来了，我就赶快提前把钱还了。”
贷款还了两三年以后，银行又来要钱。提起这事，李二女就直掉泪：“我们穷归穷，可不赖账。女儿没念过书，我们供儿子念书，也从来没有贷过款，就是因为上这点电才贷了款。早还上了，咋就没还？”
“咋说也不行，非问我要。我就左一回右一回，把女子领上、小子领上，乡里头跑、旗里头跑……咋办也不行，说是两笔。正跑着，人家突然就把我们起诉了。”
尘埃落定后，记者从杭锦旗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案件的始末——简单得让人无话可说，也荒唐得让人难以置信——1999年4月1日，李二女把贷款还给村支书张子荣，支书收起后，转交给乡干部高飞，高飞把李二女及其他8户村民的还款集中在一起，交给了乡财政所刘喜宽，当时没有出具还款人名单。到了2000年1月10日，乡政府把这些农户的高息贷款转为低息贷款，由于没有看到李二女的还款手续，给她家又办理了2500元的贷款手续，由乡政府直接用于集资办电。
距离：村里、乡里、旗里、市里，越跑越远
丈夫是个笨嘴拙舌、老实巴交的人，法院开庭时，李二女匆匆赶到几十公里外的法庭，替丈夫出庭。法官说：“要刘来成出庭，你来了不算数。”李二女说：“我已经来了，老刘这个时候从家里走，几十公里路到啥时才能赶来？”李二女事后向记者讲述：“人家说，今儿个要是不来就不行了，到时间了。你到半个月头上给人家把钱还了，不给的话，法院就下来拿你的东西。我说，这咋办呀？法院的人说，没办法，你往回走吧。”当即缺席判决：还贷。51岁的李二女只好两眼发黑地“往回走”。从此，走上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艰难“上访”路。
由于时间已过去了四五年，家里一时找不到当年的交款收据，只能在村、乡的账上查。然而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平头百姓”，想查“官家”的账目谈何容易。不甘心的李二女一次次跑到村委会、乡政府找证人、证据。
“我哭着去找大队的张支书，人家说我们处理不了，你再找地方吧。又去旗里找法院，人家说不行，已经判了，有钱给钱，没钱就要去拿你的东西。又在法院楼底下的律师事务所找到律师，花200块钱写了诉状。诉状递上去，法院说是没钱不收，你要交306块，不交钱就赶快把这个诉状拿回去。我说我这写好了，你哪能不收，人家说那我不管，你再寻人去吧。”
交钱递了诉状，李二女继续找着、盼着、跑着。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李二女沿街打听法院在哪。“找到法院，一进门人家就喊住了不叫进，让看那玻璃上贴的字，我一字不识……说不出来的难啊！”
就这样，2003年整整一年，李二女从花开跑到了花败，跑到秋叶落成了堆，跑到寒风卷起了漫天的雪粒。距离越跑越远，“跑官司”的脚步越来越沉重，心头的希望之火也越来越微弱。二审开庭，法官说证据不全，只能还钱。
哭过了、泪干了、钱花光了、人跑累了。李二女万念俱灰，实在没有“心气”坚持打这场官司。她接受二审法院的调解处理，同意还那笔本来已经还过的贷款。
“这就又打了个输官司。”李二女说。进入腊月，春节的喜庆一天天爬上庄户人家的眉梢眼角，李二女却背负着她的“输官司”回到村里。
大年除夕，跑了整整一年的李二女身心俱疲，想着那笔本来不存在的贷款，想着一年来的风雨艰辛，想着法院的执行人员很快就要来“执行”家里最后一点家产，李二女以泪洗面，一夜没合眼。从旧岁哭到了新年，从清早又哭到了深夜。
代价：眼泪哭干，孩子辍学，耕地撂荒……
一件简单到打几个电话就能澄清的事，却让李二女无数次地“跑”，含冤受屈辗转数千公里。由于乡政府搬家，离李二女所住的红旗村到乡政府的距离由十多公里变成了三十多公里。除去每次步行几十公里前往乡政府附近乘车不说，仅每次10元8元积攒起来的长途汽车票就有六百多元！直跑得她欲哭无泪，花得她交不起即将上高三的儿子的学费，累得她不得不撂荒了耕地、七十多只羊没人照看……李二女打官司打得几乎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2500元钱，也许不足高收入者的一桌饭钱，但对于生活在荒山沟的农妇李二女来说，却是她辛劳一年甚至两年的收入。借贷不还，也许是不少“大老板”发迹的秘诀，但农妇李二女为了不背上“赖账不还”的名声，不惜倾家荡产也要讨公道。但法院的门槛太高了：律师代理费、诉讼费……一审不行还得二审，钱花了得来的却是不公正的判决。李二女说：“你算算我把多少花进去了？律师一审的1400块人家没要，二审花了2400块，一审诉讼费306块，二审406块，路费……”
打官司花钱不说，还要精力和时间。2003年一年，李二女一个羊羔子没接成，地也没种成。尽管时隔一年，李二女仍是眼泪扑簌簌直往下掉：“就因为打官司，去年退耕还林的苗苗也没栽，（补贴）粮才吃上一半。2004年小子也没念成书，我是说不出来的难。”
“有一次去东胜，三天没吃饭。请的代理人叫李东平，就是律师。人家说老姨你是不是没吃饭？最后人家东平领我在食堂吃了一顿饭。”李二女一声叹息。在场的记者和乡村干部、旗委、旗检察院的同志表情凝重。全场默然……
也许真正有权有势的人可以逾越法律办成许多事，但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像李二女这样的弱者也只能拿起法律这惟一的武器，依靠对党和政府的信赖讨公道。歪嘴和尚错念经，尽管一次又一次在法院得不到公正的结果，但李二女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拿起了法律武器，因为她是一个最需要法律帮助的弱者。
过罢春节，李二女强打精神，带着儿子再一次从塔然高勒乡红旗村来到50公里外的杭锦旗锡尼镇。要找的人不在，母子俩忧心忡忡地站在街边，一时没了主意。这时，她的一个亲戚正巧路过，看着两个人神情黯淡，好心的亲戚把他们带回家。吃过饭，李二女向亲戚打听：“检察院能不能管我的案子？”她听村里的人说，检察院是个“不要钱就能替老百姓打官司”的地方。
状子递给检察院，18天后，杭锦旗人民检察院召开听证会，澄清了全部事实。两年冤案半天清，李二女不知该喜还是该悲：“最后人家给我平反了，给了2000块钱补偿，储蓄所的高所长拿出一个300块的条子（诉讼费），我留下1700。”尽管儿子辍学、退耕地撂荒、她讨公道花掉的钱也远超出了那笔贷款，但她为自家讨回了名声而高兴。
记者在采访李二女时，李二女拿出那一堆打官司所花各种费用的单据给记者看。虽然她“双手写不出一个八字”，可这堆纷繁复杂的条子，她能说得上每一张的来龙去脉。李二女说：“我是死记着了。”记者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条子”中凝聚了她多少的辛酸、委屈、苦涩和泪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