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走了,他的一句诙谐语:“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却成了名言,在我们这个社会流行,时髦得很。汉语中,不说真话谓之“瞒”,编造假话谓之“欺”,后者比前者更受道德的谴责,盖因有的隐瞒在人伦中也许是出于某些可以谅解的原因,而造假则属于主动使坏,是不可原谅的。虽然,瞒与欺都是贬义,谁都知道,“欺上瞒下”不是好话。
　　作家巴金在他著名作品《真话集·后记》中说:“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巴老这里说的“真话”,可以叫做“真心的话”,其偏重于主观认识的一面;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男孩脱口说出“(皇帝)他什么也没有穿”,则偏重于客观真实的一面,这类真话,也可以叫做“真实的话”。无论讲真心的话,还是讲真实的话,都合乎我们传统文化的“诚”、“信”二字,其与“欺”、“瞒”二字相对,是正反分明的。说到此,读者大概会想到鲁迅的杂文《立论》: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全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到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如果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就得说:啊呀!这孩子呵!你瞧!多么……。啊唷,哈哈!《立论》里面那个因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就挨了一顿痛打的人,岂不是“说真话”必然要吃亏的倒霉蛋?其实话不能这样讲,鲁迅先生是拿说话不分场合的例子来批评人性的弱点了,显露出他的尖刻。古今中外,为父母者在教育子女的时候,总会告诫他们别说谎话。如果一个社会,在道德上允许欺瞒的现象,说谎话者得好报,说真话者遭打击,这个社会肯定出了大毛病。
　　那么,季羡林先生为什么要“真话不全说”呢?这应该属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实,季老不是在提倡“真话不全说”,而是在委婉地批评真话不能全说的社会现状。遗憾的是,很多人(包括级别很高的领导干部)却领会不到这种批评,他们不去努力为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而奋斗,却把“真话不全说”当作正面的格言来宣扬,岂不是大讽刺!最近一位知名作家又在一个公开场合说了些“真话不全”、言不由衷的话,遭到网络舆论的抨击,笔者却能够理解这些人的无奈,他们的生存条件不允许真话“全说”呢。相比之下,80后作家韩寒却能够学做《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实话实说”的小男孩,他没有单位,自食其力,少了顾虑,才有勇气。须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如果缺乏必要的生存条件是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