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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纳姆沃尔·辛格是印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其《普列姆昌德与印度社会》一书对印度著名小说家普列姆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解读。此书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是研究其内容、思想、观点等，而从说理的角度来看则是研究其作者表达观点、论述道理所使用的方式、技巧等。说理方式的巧妙运用能够启发人们思维与联想。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运用多种说理方式进行论述既避免了生硬的文学批评对理性的冲击同时也达到了情与理的协调，从而使得文章层次丰富、耐人寻味。本文以书中文章部分内容为例，结合说理方式简要分析作者说理的艺术。
关键词：纳姆沃尔·辛格 说理方式
说理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说理是我们表达观点日常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其目的在于以“理”服人。不难发现，说理方式的选择往往决定了说理效果的好坏，选择恰当的说理方式，即通过分层次、讲条理等论述方式并同时结合叙事说理、借情达理、多角摆理、形象喻理等具体手段来阐明解释问题、揭露事物本质以及表达自己的看法观点，达到使人感同身受并接受的目的。
在《普列姆昌德与印度社会》一书中，作者在关于探讨某一社会现象或剖析某一印度社会问题与探讨普列姆昌德时，采用了恰当的说理方式，达到了较好的说理效果。从全书收录的论文和演讲稿整体大的框架上看，作者着眼逻辑分析采取夹叙夹议的说理方式。在文章的开头便针对问题直接摆出观点与态度，对重点对象人物进行直接的评价与认可，随后再列举材料（如：具体的作家作品内容）以材料为本结合上述多种说理方式夹叙夹议，层层递进、由浅及深，最终在文章最后部分点题并升华主题。纵观各篇论文及演讲稿不难看出作者说理过程是层层铺垫，由远及近，深入浅出，由边缘至中心，这样巧妙的说理方式不仅清晰揭示事物的本质同时说理效果也大大增强。从全书收录论文和演讲稿的具体细节内容上来分析，作者采用了如下几种巧妙的说理方式。
一.叙事说理
叙事说理是叙述论据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方法，是把对客观事实、人物及其所言所行的叙述和议论结合起来，以讲明一个道理的方法。在本书中作者大部分采取此方式进行叙述。叙事说理又可细分为渐进说理和以典寓理两种具体方式。
1.渐进说理即分层次、按顺序，从最浅显最表层之事谈起。人对一个事物或道理的认知往往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因此作者巧妙把握人认识发现的规律来进行“剥笋”式说理。《英式小说与印度小说》这篇文章便使用了渐进说理的方式。文章开始作者谈及各方学者对印度小说和英式小说的认识及定义，通过定义印度小说和英式小概念的争论逐渐引出了对英式小说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对殖民主义的争论，唯有国家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其文学形式才可称之为独立的文学形式这一重要的认识。随后作者继续深入，将英式小说和印度小说上升到其作为民族隐喻、民族寓言的高度来谈。民族隐喻是以民族文化历史积淀为基础的既成语言事实而民族寓言则是通过文学的形式反应关于民族和社会的政治观念，是将政治投射到文本之中，也体现了民族社会认知方式。由此作者得出结论真正意义的印度小说应该是具有典型民族特征的，是顺应社会潮流并伴随政治发展应运而生的，是伴随着解放运动而来的，并且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可作为民族寓言来定义的，只有如此才可称之为印度民族的文化，才可称之为印度小说。作者从对英式小说与印度小说定义的讨论逐渐上升到对国家政治的认知，对民族的文化的认知。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这种层层递进的处理方式符合人的认识规律，使得说理更加明晰，使人容易接受，印象深刻。
2.以典寓理即以具有代表性作品或典型人物作为说理依据，把道理寓于其中，使得读者领悟并接受其要讲述的道理。在此书中作者也多次使用这一说理方式。在《普列姆昌德与印度小说文学中的印度性问题》一文中，作者在探讨何为民族性何为印度性;在解释印度性并非就是采用一些具有典型印度民族标志之物刻意进行装点或刻意渲染某种国家地域色彩这一观点时便以近代英国杰出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所述阿拉伯经典《古兰经》中没有提及“骆驼”、“驼队”但其仍是最权威最具阿拉伯民族标志的经典之例为例，使得其观点更具有信服力。
二.借情达理
借情达理也可理解为近距离说理或动情入理，即通过特定方式用情感的感染力去引起听话者的共鸣，使人产生平等感、参与感。作者在此书中巧用此法，达到了较好的说理效果。
納姆沃尔·辛格在文章中常常会使用“我们”这一称呼。例如在《独立斗争与社会主义思想》一文中说道“我们将摆脱空谈，勇敢的追求属于自己的权利。”在《教派主义问题》一文中说道“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获得了独立”。这样的称呼缩进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得读者多了一份带入感，更容易受到情感感染。在一些演讲稿中，作者常常使用一些“呼格”，比如在《普列姆昌德：思想与艺术》一文中，作者写到“朋友们，谈到热爱自然和抒情的问题，这种抒情也是有很多形式的。”这样做便增强了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增进了感情，使得说理效果更佳。在阐述一些道理表达观点时，作者选择采用贴近人民生活的例子来表达，使得说理更接地气，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比如在《普列姆昌德：思想与艺术》中，作者在阐述自己美学观时选择这样的表达“一个浓妆艳抹的上层女性固然是美的，但美也存在于在田埂间劳作的底层妇女身上”。话糙理不糙，简单的一句话不仅清楚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也充分感染了读者，不仅从道理上使人接受更从心理达到一种共鸣，达到了情中有理，理中有情的境界。不仅如此，作者一些文章中采用了提问、反问说理方式，使得互动性增强，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比如在《普列姆昌德与印度小说中印度性问题》文章第一句作者便说道“问题是对于一个印度作家而言至今还存在印度性的问题？”随后在进行论证解释，感染力说服力都大大增强，达到了较好的说理效果。
三.多角摆理
对于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出发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认知与见解，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多角摆理即在说理过程中从不同角度出发，正反、多方位分别说清，这样既能讲清每一角度的具体道理，又能讲清各个角度具体道理之间的关系或差异，从而作出最为客观准确的评论。 作者在书中分析普列姆昌德作品和其思想，社会作用时，都采用了全面的认知视角和说理方式。在讲到质朴美观时，作者并没有直接说道普列姆昌德的文学是一种朴实无华的美，而是选择先摆出别的批评家的观点再分而论之。纳勒沃内、瓦达西亚尹先生评论普列姆昌德的作品缺少抒情缺少诗意因此也缺少对自然的热爱。并针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评论，随后又摆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诗情画意的缺乏才正是其宝贵之处，不能用现在的标准眼光去衡量过去普列姆昌德的作品。一反一正，有理有据，既考虑他方观点，又在解释吸纳他方观点的同时摆出客观的道理。在谈到给印度小说下定义时，作者在发表自己见解之前首先摆出各方学者的看法，西方学者认为印度小说就是在复制西方小说，修格尔认为印度小时是借用西方框架填补印度人自己的内容。在摆出这些观点以后，纳姆沃尔·辛格在这些角度的基础上总结出自己的观点：无论是框架还是内容，都应该统一起来看待，不能忽略其中任何一方，印度小说是伴随民族解放运动而生，应该历史的，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不难看出，作者说理时并没以偏概全而是采用多角摆理的说理方式，从而在分析完所有的立场之后得出了最为客观正确的认识，使得其观点更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
四.形象喻理
形象喻理即通过生动富有哲理的话语或表达来说明一些深刻的道理。例如运用日常生活中熟知之物之事来阐释一个深奥的道理，也可称之为大道理化小道理，以便人们可以更好的晓喻其理，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纳姆沃尔·辛格在本书中也灵活运用了此说理方式。在《普列姆昌德与印度小说中的印度性问题》一文中，作者在阐述普列姆昌德的印度性是做了这样形象的描述“普列姆昌德的印度性绝不像是伙房里的饭菜一样，碰到一点西方的玩意就馊掉了。”此比喻非常的生动，如此引用人们日常所熟知之事去描述普列姆昌德的印度性相比直接对其下定义显得更为形象，更贴近生活，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在《普列姆昌德：思想与艺术》一文中描述普列姆昌德的美學观时用了富有哲理性的表达“最为复杂困难之事往往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熟知的事物”，正是这样形象的描述使得深奥难懂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使得人们无形中想要将其牢记于心，达到了以情入理的效果。
说理是一门艺术，选用恰当的说理的方式往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纳莫沃尔·辛格在此书中充分运用了叙事说理、借情达理、多角摆理以及形象喻理等多种说理方式，客观地、全面地、生动形象地对普列姆昌德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评价，同时对一些社会问题也进行了深刻的挖掘与探析。也正是作者巧用、善用一系列恰当的说理方式，使得纳莫沃尔·辛格的文学批评不落俗套，更说服力和可信性，更容易人们所接受。而《普列姆昌德与印度社会》一书作为普列姆昌德文学批评中优秀作品之一，其在延续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多种说理方式并用的优势，使得整个作品风格独特，独树一帜，广泛引起了读者听众的共鸣，为人们所喜读，这便是纳姆沃尔·辛格说理的艺术。
参考文献
[1]易常.说理方式种种[J].人民论坛，1994，（7）.
[2]冯源.先秦辩士的论辩艺术[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3]马佩.辩证逻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4]任继愈.逻辑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介绍：苗丹璐，西安市外国语大学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印度语言文学）
关键词：纳姆沃尔·辛格 说理方式
说理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说理是我们表达观点日常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其目的在于以“理”服人。不难发现，说理方式的选择往往决定了说理效果的好坏，选择恰当的说理方式，即通过分层次、讲条理等论述方式并同时结合叙事说理、借情达理、多角摆理、形象喻理等具体手段来阐明解释问题、揭露事物本质以及表达自己的看法观点，达到使人感同身受并接受的目的。
在《普列姆昌德与印度社会》一书中，作者在关于探讨某一社会现象或剖析某一印度社会问题与探讨普列姆昌德时，采用了恰当的说理方式，达到了较好的说理效果。从全书收录的论文和演讲稿整体大的框架上看，作者着眼逻辑分析采取夹叙夹议的说理方式。在文章的开头便针对问题直接摆出观点与态度，对重点对象人物进行直接的评价与认可，随后再列举材料（如：具体的作家作品内容）以材料为本结合上述多种说理方式夹叙夹议，层层递进、由浅及深，最终在文章最后部分点题并升华主题。纵观各篇论文及演讲稿不难看出作者说理过程是层层铺垫，由远及近，深入浅出，由边缘至中心，这样巧妙的说理方式不仅清晰揭示事物的本质同时说理效果也大大增强。从全书收录论文和演讲稿的具体细节内容上来分析，作者采用了如下几种巧妙的说理方式。
一.叙事说理
叙事说理是叙述论据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方法，是把对客观事实、人物及其所言所行的叙述和议论结合起来，以讲明一个道理的方法。在本书中作者大部分采取此方式进行叙述。叙事说理又可细分为渐进说理和以典寓理两种具体方式。
1.渐进说理即分层次、按顺序，从最浅显最表层之事谈起。人对一个事物或道理的认知往往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因此作者巧妙把握人认识发现的规律来进行“剥笋”式说理。《英式小说与印度小说》这篇文章便使用了渐进说理的方式。文章开始作者谈及各方学者对印度小说和英式小说的认识及定义，通过定义印度小说和英式小概念的争论逐渐引出了对英式小说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对殖民主义的争论，唯有国家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其文学形式才可称之为独立的文学形式这一重要的认识。随后作者继续深入，将英式小说和印度小说上升到其作为民族隐喻、民族寓言的高度来谈。民族隐喻是以民族文化历史积淀为基础的既成语言事实而民族寓言则是通过文学的形式反应关于民族和社会的政治观念，是将政治投射到文本之中，也体现了民族社会认知方式。由此作者得出结论真正意义的印度小说应该是具有典型民族特征的，是顺应社会潮流并伴随政治发展应运而生的，是伴随着解放运动而来的，并且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可作为民族寓言来定义的，只有如此才可称之为印度民族的文化，才可称之为印度小说。作者从对英式小说与印度小说定义的讨论逐渐上升到对国家政治的认知，对民族的文化的认知。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这种层层递进的处理方式符合人的认识规律，使得说理更加明晰，使人容易接受，印象深刻。
2.以典寓理即以具有代表性作品或典型人物作为说理依据，把道理寓于其中，使得读者领悟并接受其要讲述的道理。在此书中作者也多次使用这一说理方式。在《普列姆昌德与印度小说文学中的印度性问题》一文中，作者在探讨何为民族性何为印度性;在解释印度性并非就是采用一些具有典型印度民族标志之物刻意进行装点或刻意渲染某种国家地域色彩这一观点时便以近代英国杰出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所述阿拉伯经典《古兰经》中没有提及“骆驼”、“驼队”但其仍是最权威最具阿拉伯民族标志的经典之例为例，使得其观点更具有信服力。
二.借情达理
借情达理也可理解为近距离说理或动情入理，即通过特定方式用情感的感染力去引起听话者的共鸣，使人产生平等感、参与感。作者在此书中巧用此法，达到了较好的说理效果。
納姆沃尔·辛格在文章中常常会使用“我们”这一称呼。例如在《独立斗争与社会主义思想》一文中说道“我们将摆脱空谈，勇敢的追求属于自己的权利。”在《教派主义问题》一文中说道“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获得了独立”。这样的称呼缩进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得读者多了一份带入感，更容易受到情感感染。在一些演讲稿中，作者常常使用一些“呼格”，比如在《普列姆昌德：思想与艺术》一文中，作者写到“朋友们，谈到热爱自然和抒情的问题，这种抒情也是有很多形式的。”这样做便增强了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增进了感情，使得说理效果更佳。在阐述一些道理表达观点时，作者选择采用贴近人民生活的例子来表达，使得说理更接地气，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比如在《普列姆昌德：思想与艺术》中，作者在阐述自己美学观时选择这样的表达“一个浓妆艳抹的上层女性固然是美的，但美也存在于在田埂间劳作的底层妇女身上”。话糙理不糙，简单的一句话不仅清楚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也充分感染了读者，不仅从道理上使人接受更从心理达到一种共鸣，达到了情中有理，理中有情的境界。不仅如此，作者一些文章中采用了提问、反问说理方式，使得互动性增强，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比如在《普列姆昌德与印度小说中印度性问题》文章第一句作者便说道“问题是对于一个印度作家而言至今还存在印度性的问题？”随后在进行论证解释，感染力说服力都大大增强，达到了较好的说理效果。
三.多角摆理
对于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出发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认知与见解，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多角摆理即在说理过程中从不同角度出发，正反、多方位分别说清，这样既能讲清每一角度的具体道理，又能讲清各个角度具体道理之间的关系或差异，从而作出最为客观准确的评论。 作者在书中分析普列姆昌德作品和其思想，社会作用时，都采用了全面的认知视角和说理方式。在讲到质朴美观时，作者并没有直接说道普列姆昌德的文学是一种朴实无华的美，而是选择先摆出别的批评家的观点再分而论之。纳勒沃内、瓦达西亚尹先生评论普列姆昌德的作品缺少抒情缺少诗意因此也缺少对自然的热爱。并针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评论，随后又摆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诗情画意的缺乏才正是其宝贵之处，不能用现在的标准眼光去衡量过去普列姆昌德的作品。一反一正，有理有据，既考虑他方观点，又在解释吸纳他方观点的同时摆出客观的道理。在谈到给印度小说下定义时，作者在发表自己见解之前首先摆出各方学者的看法，西方学者认为印度小说就是在复制西方小说，修格尔认为印度小时是借用西方框架填补印度人自己的内容。在摆出这些观点以后，纳姆沃尔·辛格在这些角度的基础上总结出自己的观点：无论是框架还是内容，都应该统一起来看待，不能忽略其中任何一方，印度小说是伴随民族解放运动而生，应该历史的，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不难看出，作者说理时并没以偏概全而是采用多角摆理的说理方式，从而在分析完所有的立场之后得出了最为客观正确的认识，使得其观点更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
四.形象喻理
形象喻理即通过生动富有哲理的话语或表达来说明一些深刻的道理。例如运用日常生活中熟知之物之事来阐释一个深奥的道理，也可称之为大道理化小道理，以便人们可以更好的晓喻其理，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纳姆沃尔·辛格在本书中也灵活运用了此说理方式。在《普列姆昌德与印度小说中的印度性问题》一文中，作者在阐述普列姆昌德的印度性是做了这样形象的描述“普列姆昌德的印度性绝不像是伙房里的饭菜一样，碰到一点西方的玩意就馊掉了。”此比喻非常的生动，如此引用人们日常所熟知之事去描述普列姆昌德的印度性相比直接对其下定义显得更为形象，更贴近生活，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在《普列姆昌德：思想与艺术》一文中描述普列姆昌德的美學观时用了富有哲理性的表达“最为复杂困难之事往往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熟知的事物”，正是这样形象的描述使得深奥难懂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使得人们无形中想要将其牢记于心，达到了以情入理的效果。
说理是一门艺术，选用恰当的说理的方式往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纳莫沃尔·辛格在此书中充分运用了叙事说理、借情达理、多角摆理以及形象喻理等多种说理方式，客观地、全面地、生动形象地对普列姆昌德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评价，同时对一些社会问题也进行了深刻的挖掘与探析。也正是作者巧用、善用一系列恰当的说理方式，使得纳莫沃尔·辛格的文学批评不落俗套，更说服力和可信性，更容易人们所接受。而《普列姆昌德与印度社会》一书作为普列姆昌德文学批评中优秀作品之一，其在延续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多种说理方式并用的优势，使得整个作品风格独特，独树一帜，广泛引起了读者听众的共鸣，为人们所喜读，这便是纳姆沃尔·辛格说理的艺术。
参考文献
[1]易常.说理方式种种[J].人民论坛，1994，（7）.
[2]冯源.先秦辩士的论辩艺术[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3]马佩.辩证逻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4]任继愈.逻辑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介绍：苗丹璐，西安市外国语大学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印度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