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2年7-8月，中国驻以色列使馆教育组组织了几次“外国人谈中国教育”专题座谈会，与会的中国问题和教育领域的以色列著名专家学者及曾经在华留学的学生代表等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和学术研究成果，畅谈了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和建议。
一、出席座谈的以色列主要专家学者
雅丽芙博士（ Dr.Lihi Yariv-Laor），知名汉语语言学家和汉学家，有30多年汉语教学经验。获巴黎大学中国语言学博士学位。她是第一部希伯来语版《汉语语法》的著者（2003年出版）。现任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东亚语系主任，是以色列教育部汉语教学专家小组成员。她致力于在以色列开展汉语语言教育，她对汉语教学的贡献得到了以色列师生和中国同行的广泛认可。她曾访问过中国，对中国教育有一定研究。
夏维明博士（Dr. Meir Shahar），1959年出生于以色列耶路撒冷，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曾在中国台北学习汉语，1992年获哈佛大学东亚语和东亚文明专业博士学位。他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任教，现任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教授，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和汉语语言教学。2008年起担任特拉维夫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他多次访问中国，并曾在北京大学做过一年学术研究，对中国的教育和国情有较深了解。
尤锐博士（Dr. Yuri Pines），1964年出生于乌克兰，1979年移民以色列。现居耶路撒冷和北京。1989年获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94年获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尤锐博士于1994-1995年在我国南开大学学习，目前还担任南开大学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尤锐曾多次到中国学习或合作研究，目前每年有近一半时间住在北京，对中国教育和文学等有较深的研究。
叶棠美女士（Ms.Tamara Yaron），以色列与中国友好关系促进会秘书长。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在美国和中国进修，曾获“中国政府奖学金”，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曾任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的秘书，协助艾森伯格集团、Check Point软件公司、Teva制药公司等国际集团开展在华业务。
奥娜博士（ Dr.Orna Naftali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东亚系讲师、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杜鲁门和平研究所研究员。1998年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东亚系，2007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硕士、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中国国家和民族、中国家庭和社会性、中国科技现代化等。
二、教育在造就辉煌中华文明中功不可没
尤锐博士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强盛，其中重视教育的悠良传统功不可没。
中国古代建立了人类最早的、较全面的教育系统，既有重教育的家庭传统，也有尊师重学的私塾教育，还有国子监、科举制度等国家教育系统。国家有“四书五经”等统一教材，民间也有《弟子规》《三字经》等文化和道德传统教材，既有“有教无类”这样平等教育的观念，也有“因材施教”这样的个性化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通过各种教育渠道代代相传，使中国人才辈出。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诸子百家的学术风尚，留下了《春秋》《左传》等经典著作，孔子、老子、庄子等大师，以及许多大文豪、诗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哲学遗产，形成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教材。
中国早在隋朝就建立了较完善的科举制度，科举制体现了较高的教育水准和教育平等。任何偏远村野平民都可以通过科举一举获得提拔，担任朝廷要职，成为治理国家的栋梁。科举制度成为帝国王朝发现和选用人才的有效渠道，也推动着文官制度的完善。教育的普及统一了信仰。中国王朝意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权是皇权之本。中国王朝很重视教育后代，让最有文化的官员担任太子和王子们的老师。
中华帝国强盛时期，往往也是文化和教育兴盛时期，国运衰败往往也始于教育的衰落。古代中国曾经创造了世界文明的辉煌，马可·波罗等西方文化使者，带回了东方中国先进的社会、文化和科技信息，令西方崇尚、着迷。西方的文化复兴和工业革命，也借鉴、吸取了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明成果。
时至今日，欧美学者还在不断研究中国古代的科举和教育体系，并把它作为探索中国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方面。
三、教育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
夏维明博士、叶棠美女士、尤锐教授等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前30年尽管处在建设发展的初期，甚至动荡时期，但不可否认，即便在这些时期，中国领导人也一直在竭力推动城乡教育和经济的同步发展以及社会“公平”，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不断加大。
中国重视教育决策而带来的人才优势在20世纪中期经济发展迟缓的年代没能充分显现，但其人力资本优势实际上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打下了扎实基础。没有人才优势，即使有开放政策也难以为继。中国的人才优势也是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和几代优秀教育家不懈努力的结果。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教育经费投入快速增长。1978年之后的20年间，中国的教育经费投资累计达14659亿元人民币，其中财政教育预算拨款8906亿元人民币；分别为1952-1977年教育经费累计投资的14.7倍，财政教育拨款的10倍。年增长率分别为19.1%和17.3%，超过同期世界公共教育投资平均7%的年增长速度。
中国重视教育投入，带来了明显的人力资本优势，厚积薄发，保障了现在中国的经济腾飞。2010年中国制定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划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0%，在校学生达3300万人，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
以色列首位女总理梅厄夫人曾经说：“教育投资是最有远见的投资”，中外无数经验教训都一再证明了这句名言的真理性。 四、中国教育需要兼具传统优势、
战略眼光和创新精神
雅丽芙博士、奥娜博士和尤锐教授认为，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改革开放后了不起的成就。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升，教育投入也大幅增长。他们经常访华，对中国，尤其北京、上海等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印象极其深刻。
雅丽芙主任含蓄地表示，中国的教育需要均衡发展，在传统和现代、市场和计划之间寻求平衡。中国现在的教育问题，以色列也曾遇到过，但是，犹太人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特别是来自欧美国家的犹太人能很快对比反思，寻找最佳对策。以色列的民主议会体制使其任何法规都要在议会经过“三读”表决，这保障了广开言路、海纳百川，从而使教育实现平稳发展。
奥娜博士谈到，教育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需要坚定的战略眼光。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存在官本位、大锅饭、追逐利润、行政干预等弊病，这容易埋没优秀人才，浪费科研精力。中国应适时探讨和借鉴西方国家大学自治的做法，把大学打造成真正培养高端人才的地方。
特拉维夫大学执行校长谢爱伦教授认为，学生的创新精神无法由学校单独培养，因为创新精神首先是一种文化传统，受到全社会的熏陶。中国在一些领域里有很强的研究能力，但需要多一点冒险和独立精神，多一点对未知世界的兴趣。
尤锐教授的夫人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历史课的副教授，尤锐的看法多了些历史的厚重。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需要不断反思，汲取教训，才能继续前进。中国经济崛起后，正在认真反思自己的历史，重新发掘自己的优秀传统，从传统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中国未来会走得更好，中国教育将再创辉煌。
五、中以教育合作交流硕果累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猛增、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和以色列的双边关系及各领域的友好合作也突飞猛进。2012年适逢中以建交20周年，两国友好合作更是空前高涨。中以教育合作交流也随之水涨船高，空前活跃、务实，硕果累累。
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维格多先生对笔者说，以色列政府今年初宣布，每年将拨款4000万谢克尔（约1100万美元），用于向中国提供惠及250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奖学金。这个富有远见的大胆决策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令世人惊叹。
今年8月中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3所跨入世界大学100强的大学发表评论说，我们对高校的投入和努力取得了成果，教育和传统是犹太民族力量的源泉，教育精英是国家的财富，以色列政府将继续增加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投资。他强调，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影响力的增强，要更多了解中国。他最近已要求在以色列中小学推广汉语教学。内塔尼亚胡总理2012年7月底在耶路撒冷总理府会见了应邀来以色列作短期访问交流学习的24名中国大学生。作为以色列总理能这样做实属罕见，这为中以教育合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以色列社会逐步认识到特拉维夫大学兴建孔子学院的积极意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海法大学也希望能开办孔子学院。
以色列教育部汉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原总督学西劳莫博士告诉笔者，在以色列，要求学汉语的人大幅增加，汉语已经成为除英语外以色列大学生外语选修人数最多的语言，而且汉语已被列为以色列入学考试的外语之一。
以色列的许多专利需要寻求国际市场，其目前的科技实力与中国小康社会建设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以色列有很多实业家和大学生希望到中国开辟实业领域、寻求市场、求学深造。据笔者了解，凡是在中国学习或工作归来的学生或专家，普遍对中国有着良好印象。此外，留学中国也为其自身创造了更多发展机遇。以色列外交部副司长蓝天铭先生在今年7月底“中国政府奖学金授予仪式”上感慨地说，他曾在13年前通过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中国，正是在中国留学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
我们认为，一方面，以色列教育界对中国有着合作交流的良好愿望，但不尽了解中国教育的结构与体制，常出现即使愿意合作交流却无从下手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也应对以色列教育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和了解。因此，中以两国教育高层需要加强沟通，中以需要对双方的教育优势加强了解，促进两国教育领域高端项目的合作与开发，促进中国教育再创辉煌。
编辑：孙彦川
一、出席座谈的以色列主要专家学者
雅丽芙博士（ Dr.Lihi Yariv-Laor），知名汉语语言学家和汉学家，有30多年汉语教学经验。获巴黎大学中国语言学博士学位。她是第一部希伯来语版《汉语语法》的著者（2003年出版）。现任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东亚语系主任，是以色列教育部汉语教学专家小组成员。她致力于在以色列开展汉语语言教育，她对汉语教学的贡献得到了以色列师生和中国同行的广泛认可。她曾访问过中国，对中国教育有一定研究。
夏维明博士（Dr. Meir Shahar），1959年出生于以色列耶路撒冷，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曾在中国台北学习汉语，1992年获哈佛大学东亚语和东亚文明专业博士学位。他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任教，现任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教授，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和汉语语言教学。2008年起担任特拉维夫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他多次访问中国，并曾在北京大学做过一年学术研究，对中国的教育和国情有较深了解。
尤锐博士（Dr. Yuri Pines），1964年出生于乌克兰，1979年移民以色列。现居耶路撒冷和北京。1989年获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94年获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尤锐博士于1994-1995年在我国南开大学学习，目前还担任南开大学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尤锐曾多次到中国学习或合作研究，目前每年有近一半时间住在北京，对中国教育和文学等有较深的研究。
叶棠美女士（Ms.Tamara Yaron），以色列与中国友好关系促进会秘书长。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在美国和中国进修，曾获“中国政府奖学金”，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曾任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的秘书，协助艾森伯格集团、Check Point软件公司、Teva制药公司等国际集团开展在华业务。
奥娜博士（ Dr.Orna Naftali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东亚系讲师、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杜鲁门和平研究所研究员。1998年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东亚系，2007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硕士、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中国国家和民族、中国家庭和社会性、中国科技现代化等。
二、教育在造就辉煌中华文明中功不可没
尤锐博士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强盛，其中重视教育的悠良传统功不可没。
中国古代建立了人类最早的、较全面的教育系统，既有重教育的家庭传统，也有尊师重学的私塾教育，还有国子监、科举制度等国家教育系统。国家有“四书五经”等统一教材，民间也有《弟子规》《三字经》等文化和道德传统教材，既有“有教无类”这样平等教育的观念，也有“因材施教”这样的个性化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通过各种教育渠道代代相传，使中国人才辈出。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诸子百家的学术风尚，留下了《春秋》《左传》等经典著作，孔子、老子、庄子等大师，以及许多大文豪、诗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哲学遗产，形成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教材。
中国早在隋朝就建立了较完善的科举制度，科举制体现了较高的教育水准和教育平等。任何偏远村野平民都可以通过科举一举获得提拔，担任朝廷要职，成为治理国家的栋梁。科举制度成为帝国王朝发现和选用人才的有效渠道，也推动着文官制度的完善。教育的普及统一了信仰。中国王朝意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权是皇权之本。中国王朝很重视教育后代，让最有文化的官员担任太子和王子们的老师。
中华帝国强盛时期，往往也是文化和教育兴盛时期，国运衰败往往也始于教育的衰落。古代中国曾经创造了世界文明的辉煌，马可·波罗等西方文化使者，带回了东方中国先进的社会、文化和科技信息，令西方崇尚、着迷。西方的文化复兴和工业革命，也借鉴、吸取了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明成果。
时至今日，欧美学者还在不断研究中国古代的科举和教育体系，并把它作为探索中国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方面。
三、教育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
夏维明博士、叶棠美女士、尤锐教授等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前30年尽管处在建设发展的初期，甚至动荡时期，但不可否认，即便在这些时期，中国领导人也一直在竭力推动城乡教育和经济的同步发展以及社会“公平”，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不断加大。
中国重视教育决策而带来的人才优势在20世纪中期经济发展迟缓的年代没能充分显现，但其人力资本优势实际上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打下了扎实基础。没有人才优势，即使有开放政策也难以为继。中国的人才优势也是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和几代优秀教育家不懈努力的结果。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教育经费投入快速增长。1978年之后的20年间，中国的教育经费投资累计达14659亿元人民币，其中财政教育预算拨款8906亿元人民币；分别为1952-1977年教育经费累计投资的14.7倍，财政教育拨款的10倍。年增长率分别为19.1%和17.3%，超过同期世界公共教育投资平均7%的年增长速度。
中国重视教育投入，带来了明显的人力资本优势，厚积薄发，保障了现在中国的经济腾飞。2010年中国制定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划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0%，在校学生达3300万人，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
以色列首位女总理梅厄夫人曾经说：“教育投资是最有远见的投资”，中外无数经验教训都一再证明了这句名言的真理性。 四、中国教育需要兼具传统优势、
战略眼光和创新精神
雅丽芙博士、奥娜博士和尤锐教授认为，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改革开放后了不起的成就。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升，教育投入也大幅增长。他们经常访华，对中国，尤其北京、上海等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印象极其深刻。
雅丽芙主任含蓄地表示，中国的教育需要均衡发展，在传统和现代、市场和计划之间寻求平衡。中国现在的教育问题，以色列也曾遇到过，但是，犹太人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特别是来自欧美国家的犹太人能很快对比反思，寻找最佳对策。以色列的民主议会体制使其任何法规都要在议会经过“三读”表决，这保障了广开言路、海纳百川，从而使教育实现平稳发展。
奥娜博士谈到，教育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需要坚定的战略眼光。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存在官本位、大锅饭、追逐利润、行政干预等弊病，这容易埋没优秀人才，浪费科研精力。中国应适时探讨和借鉴西方国家大学自治的做法，把大学打造成真正培养高端人才的地方。
特拉维夫大学执行校长谢爱伦教授认为，学生的创新精神无法由学校单独培养，因为创新精神首先是一种文化传统，受到全社会的熏陶。中国在一些领域里有很强的研究能力，但需要多一点冒险和独立精神，多一点对未知世界的兴趣。
尤锐教授的夫人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历史课的副教授，尤锐的看法多了些历史的厚重。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需要不断反思，汲取教训，才能继续前进。中国经济崛起后，正在认真反思自己的历史，重新发掘自己的优秀传统，从传统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中国未来会走得更好，中国教育将再创辉煌。
五、中以教育合作交流硕果累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猛增、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和以色列的双边关系及各领域的友好合作也突飞猛进。2012年适逢中以建交20周年，两国友好合作更是空前高涨。中以教育合作交流也随之水涨船高，空前活跃、务实，硕果累累。
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维格多先生对笔者说，以色列政府今年初宣布，每年将拨款4000万谢克尔（约1100万美元），用于向中国提供惠及250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奖学金。这个富有远见的大胆决策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令世人惊叹。
今年8月中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3所跨入世界大学100强的大学发表评论说，我们对高校的投入和努力取得了成果，教育和传统是犹太民族力量的源泉，教育精英是国家的财富，以色列政府将继续增加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投资。他强调，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影响力的增强，要更多了解中国。他最近已要求在以色列中小学推广汉语教学。内塔尼亚胡总理2012年7月底在耶路撒冷总理府会见了应邀来以色列作短期访问交流学习的24名中国大学生。作为以色列总理能这样做实属罕见，这为中以教育合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以色列社会逐步认识到特拉维夫大学兴建孔子学院的积极意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海法大学也希望能开办孔子学院。
以色列教育部汉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原总督学西劳莫博士告诉笔者，在以色列，要求学汉语的人大幅增加，汉语已经成为除英语外以色列大学生外语选修人数最多的语言，而且汉语已被列为以色列入学考试的外语之一。
以色列的许多专利需要寻求国际市场，其目前的科技实力与中国小康社会建设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以色列有很多实业家和大学生希望到中国开辟实业领域、寻求市场、求学深造。据笔者了解，凡是在中国学习或工作归来的学生或专家，普遍对中国有着良好印象。此外，留学中国也为其自身创造了更多发展机遇。以色列外交部副司长蓝天铭先生在今年7月底“中国政府奖学金授予仪式”上感慨地说，他曾在13年前通过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中国，正是在中国留学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
我们认为，一方面，以色列教育界对中国有着合作交流的良好愿望，但不尽了解中国教育的结构与体制，常出现即使愿意合作交流却无从下手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也应对以色列教育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和了解。因此，中以两国教育高层需要加强沟通，中以需要对双方的教育优势加强了解，促进两国教育领域高端项目的合作与开发，促进中国教育再创辉煌。
编辑：孙彦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