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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茶陵派文学理论的研究较之于其他方面的研究而言，成果更为显著和丰富，集中体现在研究者对茶陵派文学理论的追根溯源、深入剖析和长远影响。尽管研究者们的见解不一，但在纷至沓来的争辩声中却丰富了李东阳及茶陵派的文学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三个特点：从成果的研究内容看，成果更集中于个案研究；从成果的研究方法看，包括文献资料的考辨，诗话理论的具体阐述，宏观探讨与微观思考相结合；从成果的研究观点看，主要集中于争论茶陵派文学理论的是非功过。
[关键词]茶陵派；文学理论；学术史；20世纪以来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5-0110-06
明初“台阁体”文学向明中叶复古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而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则在此过渡时期担纲了历史赋予的重任，扮演了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使文坛由台阁体“啴缓冗沓、雍容平易”的创作文风向“诗必盛唐，文必秦汉”复古风气的转型才得以顺利实现。茶陵派这一过渡流派的特殊地位引起了明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学术界对于茶陵派的研究虽非十分火热，但上升趋势明显，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大幅增加。
纵览20世纪以来的研究历史，在前70年，研究者对茶陵派的关注非常之少，成果不多；只有近三十年才成果斐然。在所有研究论文中，仅有2篇论文是关于茶陵派研究的综述文章，邓绍秋的《明代李东阳茶陵诗派研究百年回顾》[1]，论文回顾了近百年来（1900-1999）学术界对明代李东阳茶陵诗派研究的情况，包括对李东阳文学理论渊源，主要文学理论及其与前后关系的研究，并指出了这些研究的成就和不足之外。后来此文部分成果收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研究》[2]一书。论文首次对李东阳及茶陵派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梳理，发轫之功，功不可没。但论文对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学术专著都疏漏较多，分析不够全面，不能准确反映学术界有关李东阳及茶陵派的研究现状。针对此文的不足，笔者曾撰写了《20世纪茶陵派研究回顾》[3]一文，文章比较全面地回顾和梳理了20世纪茶陵派研究历史。系列论文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十年来学术界有关李东阳及茶陵派的最新研究成果，拟从茶陵派成员生平及著作整理、茶陵派组成成员、茶陵派文学创作、茶陵派文学理论、茶陵派书法艺术，茶陵派的影响及历史地位等六个方面分类对20世纪以来茶陵派百年学术史进行检讨。本文主要对茶陵派文学理论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其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考察其研究特点，不揣浅陋，以就教方家。
一
学术界对于茶陵派诗话理论的研究较之于其他方面的研究而言，成果更为显著和丰富，集中体现在研究者对茶陵派诗话理论的追根溯源、深入剖析和长远影响。尽管研究者们的见解不一，但在纷至沓来的争辩声中却丰富了李东阳及茶陵派的诗话理论。学术界对李东阳诗及茶陵派话理论的评价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以批评为主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批评》一书认为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只不过是中庸平正之论，没有什么惊人的主张。并且认为李东阳论诗与时代及地域的关系虽最有创见，但也仅仅是“随感”的笔录，昙花一现而已[4]（P814-815）。 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李东阳论诗的艺术观点多半是附和严羽，而且提出李东阳论诗有标榜台阁体的倾向[5]（P69）。后新修订的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仍持相同观点。周勋初在《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书中尽管承认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在讨论诗歌的体制、音节、声调等方面有精辟的见解，但认为就总体而言，茶陵诗派从理论到创作，都没有什么创新之处[6]（P152）。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以李东阳为领袖的茶陵诗派实质上与台阁体略近。《怀麓堂诗话》的主要精神在于论述诗歌的形式问题。这在客观上为后来的拟古主义诗风（即前七子）奠定了理论基础[7]（P897-898）。 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一书虽然觉得李东阳诗论有值得一提的地方，如对诗与文区别的认识；关于诗与乐关系的论述；此外提倡诗要含蓄等。但在批判李东阳诗论方面，敏泽先生则更为激进，他甚至提出李东阳的创作和文艺理论不仅不能对严重衰颓的诗文带来新的生机，反而增加了新的消极影响[8]（P656-662）。这一观点的提出似乎有点走向极端，目前学术界全盘否定李东阳及茶陵派的观点已经非常罕见。
（二）以赞扬为主
张长弓在《中国文学史新编》一书中认为，李东阳论诗推崇唐代的李杜，同时亦不排斥元白，对于王孟韦柳之诗也很看重，因而诗趣较广[9]（P217）。成复旺等人所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认为，李东阳既坚持儒家诗论的基本宗旨，又高度重视诗的艺术特征，首创格调说，提倡恢复古代诗歌浑雅正大的风格，实为整个明中叶文学复古思潮的发起者，在明代文学思想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10]（P49-64）。蔡镇楚在《中国诗话史》中提出，李东阳对明初诗坛的尊唐之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作者认为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尽管多谈汉魏、唐诗的法度、音韵、格调，却反对模拟，这与后来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是截然不同的[11]（P150-152）。但作者对于上述观点没有深入地论述。同时他在《社会科学战线》上撰文进一步指出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以大量篇幅谈论汉魏、唐诗的法度、音韵、格调，在注重诗歌形式美的探究方面，有不少独到之见[12]。陈书录在《明代诗文的演变》中提出，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标志着明代正宗文学从依附于台阁政治中摆脱出来，回归到文学自觉的时代。陈文新在《明代诗学》中教理视认为李东阳多次探讨“格调”的问题，“格”就是指“体格”，包括体裁风格和时代风格。“调”是诗的“音调节奏”。并且认为李东阳重视诗的音乐性，即对诗的抒情性的重视[13]（P61-62）。这些文章或著作不管从哪方面对李东阳的诗话理论进行论述，基本上都肯定了李东阳诗话理论的价值所在，但对茶陵派诗话理论的缺陷与不足鲜有提及。 （三）辩证地对待
郭绍虞在《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认为李东阳对严羽的《沧浪诗话》既有继承又有革新[14]（P331-338）。王英志在《李东阳诗论得失评》中提出李东阳的诗论并未轻视对内容因素的要求，但是相比而言，其侧重面又确实放在对属于诗的形式范畴的体格、声调等的研究上，而且对古代诗歌遗产强调宗唐、学杜，开了明代“诗必盛唐”复古论之先河。文章从正反两方面谈及李东阳诗论的得与失，持论不偏不倚[15]。郑宪春在《论诗自有独得处——〈怀麓堂诗话〉管窥》中提出《怀麓堂诗话》既是李东阳个人诗歌创作的总结，又是茶陵诗派的理论总结。作者同时还意识到李东阳过分注重格调，对明代中晚期的诗歌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16]。朱易安则专门论述李东阳的“格调说”，认为其论对格调派唐诗学的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从体制声律上寻求唐诗的艺术特质，辨识诗歌风格的差异，提供了理论根据，促使明代唐诗学向格调论发展的可能变为现实。同时指出李东阳的理论中潜藏着格调与性情相冲突的矛盾[17]。1991年，廖可斌在《求索》杂志第2期发表了《茶陵派与复古派》一文。他总结出茶陵派文学主张的核心就是要把文学从理学思想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超越明代台阁体以至整个宋元诗歌，直以汉唐为师，恢复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因此基本上是复古的主张。缺陷在于对诗歌理化倾向的批评态度不够明朗；与台阁体没有完全划清界限。袁震宇等人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认为李东阳的文学观念颇为复杂，既有复古的色彩，又有反复古的倾向；对台阁体既有所承袭，又有所批评。他是成化、弘治间文学风尚转变时期的代表人物，旧的痕迹、新的萌芽交错地混杂在他的诗文批评中。在承认李东阳诗论的主体是以声调句法为重的格调说的观点下，并不回避重形式轻内容是李东阳格调说的主要缺陷[18]。熊志庭在《李东阳诗论评述》中认为李东阳诗论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从儒家诗教说的观点出发反对诗歌创作上的模拟剽窃、务美求奇；二是从诗歌本体上阐发传统比兴声律，深化了比兴声律的认识；三是提出学、识、才的观点，论述了诗歌创作上的“因”与“创”的问题[19]。熊志庭提出，李东阳论诗既深受儒家诗学观的影响，亦受到理学的束缚，而其身份地位又限制了他对诗学的认识。但他的诗论是从自己“阅历甘苦”中体会出来，不少见解对于学诗者不乏启迪作用。
二
除了对李东阳及茶陵派诗话理论进行评价，学术界侧重于研究李东阳及茶陵派的诗话本体论，主要有如下五种情况：
（一）关于李东阳及茶陵派诗歌理论的研究综述
研究综述仅有1篇，即邓新跃发表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东阳诗歌及理论研究综述》一文[20]。邓新跃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李东阳为主的茶陵派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已发表相关著作及论文多篇，对李东阳生平事迹及著述，诗学理论以及诗歌创作都进行初步探讨，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综述所涉及的学术界论文及著作还需要拓宽，还有不少遗漏者。
（二）研究李东阳及茶陵派的诗学思想体系
关于李东阳及茶陵派诗学思想的研究，郭瑞林在《宗唐而不拟唐——论李东阳的诗学思想》中认为李东阳以宗唐复古为旗帜，有力地冲击了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风，振弱起弊，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初步繁荣[21]。他的《怀麓堂诗话》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他宗唐复古、贬抑宋、元，提倡法度、格调的诗学思想。但他宗唐而不拟唐，反对模拟剽袭。而邓新跃专门分析李东阳的“以声辨体”诗学思想，他认为李东阳从声律形式的角度来探讨诗歌的本质特征，尤其是他的“以声辨体”的乐府诗论与乐府诗创作，是对宋代以来诗学批评过于注重义理说教的理性化倾向的反拨，是明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产物，值得研究者关注[22]。
李庆立通过研究，认为李东阳诗歌理论形成了一个诗学体系，它以诗文辨体为旗帜，以诗歌音律为主线，以诗歌真情为宗旨。它是以儒家诗学为主体而又折中、融合了诸多审美要素的、既高度重视诗歌的艺术特征更强调诗歌的内容和功能的、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切实的指导意义的诗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对当时的茶陵诗派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作用，而且对其后的杨慎、公安三袁，以及钱谦益、王士禛、沈德潜等皆有所启迪，对“七子派”的影响尤为显著，在明代中叶主流诗风由台阁向复古嬗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3]。
雷磊撰文对李东阳和杨慎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杨慎诗学的形成跟李东阳有重大的关系，两人有许多共同点：第一，李东阳主张“求声于诗”，即重视诗歌的音韵之美。杨慎诗学主张更进了一步，是求古韵于诗。第二，李东阳主张辨识格调，开格调论先河。杨慎将辨体意识作为其诗学理论的基石，其诗话就有纵论古今、辨尽众体的特点。第三，李东阳师古但反对泥古，主张自得、自立。杨慎则以博贯思想批判拟古主义，为茶陵派别张壁垒，创立六朝诗派[24]。雷磊一文揭示了李东阳与杨慎在诗歌理论上的承继性与延续性。
陈文新在《明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章《诗“贵情思而轻事实”》中认为：从诗的起源处把握诗、乐关系是李东阳诗学的基点。李东阳诗学重点是声调问题；认为不同诗体有不同的声调；强调“格”，包括体裁风格和时代风格。陈文新又在专著《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章《明代前期的哲学流变与诗学建构》中再次讨论茶陵派的诗学建构，他认为探讨茶陵派的诗学特征要把握两个关键：一是它代表了明代格调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二是茶陵派是在综合台阁和山林的基础上产生的。陈文新既分析了李东阳诗学的基点和重点，也明确了掌握李东阳诗学的关键所在，对李东阳诗学的后续研究有指导意义。
（三）关于李东阳“格调说”的研究
何懿的《试论李东阳的“格调说”》[25] 是一篇专论李东阳“格调说”具体内涵的文章。何懿认为“格调说”是李东阳诗歌理论的核心，而“格调说”的实质内涵就是关于诗歌风格的理论，指出李东阳的“格调说”是建立在重视诗与文的区别、强调诗与乐的联系和诗的音乐性的基础上的，主张从“格”——诗的体制特点和“调”——诗的语言的音乐性方面去探求诗歌所抒发的各种不同情感、思绪，去把握诗歌的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李剑波的《试论李东阳的格调思想》[26]一文也是注重阐述李东阳格调思想的特点，李剑波认为李东阳的格调思想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以乐衡诗的基本思路和论诗方法；二是识辩“时代格调”的学诗途径；三是守法而求“兴趣”的创作思想。 而闫霞的《李东阳的“格调说”及其影响》[27]则提出李东阳的“格调说”与高棅的《唐诗品汇》一样，对七子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孙春青一文《明初诗学与李东阳的“格调”论》则是联系明初诗学背景来分析李东阳的“格调”论，孙春青认为李东阳的“格调”论是在明初文艺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其实质是对诗歌创作中声调使用的技术性阐释，是改头换面的诗法[28]。
青年学者盛莎的硕士学位论文《李东阳格调诗论》[29]是近年来研究李东阳“格调说”较为深入的一篇文章。盛莎既分析了李东阳“格调”说理论意义，又详细解读了其理论的具体内涵，从以下方面分析了李东阳“格调”理论：一是宏观认识明前期的政治文化与文学思潮状况，为认识李东阳诗学提供历史背景；二是从复古与通变这一角度，对李东阳格调诗论观照；三是从辩体与遣意这一角度，对李东阳用“具眼”和“具耳”来解释格调进一步说明。为了进一步认识李东阳格调论的意义，将其纳入到中国诗学史的视野，认识其对前七子的影响和沈德潜的影响。
（四）关于李东阳《麓堂诗话》的研究
李东阳《麓堂诗话》作为茶陵派的诗论纲领，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李东阳及茶陵派在诗歌方面的理论主张，学术界对此比较关注。如马云骎在《李东阳〈麓堂诗话〉考论》一文认为《麓堂诗话》是最集中、最全面地体现了李东阳的诗歌理论，从中可勾画出李东阳诗学思想发展的轨迹[30]。马云骎还对传世的《麓堂诗话》进行了校勘补正。
拙文《〈麓堂诗话〉：茶陵派的诗论纲领》一文主要从诗文各体论、格调说、创新论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茶陵派的诗学体系[31]。对《麓堂诗话》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茶陵派诗歌创作的理论基础，同时有助于研究茶陵派在理论指导下的创作实践。韦江的《李东阳〈麓堂诗话〉探析》[32]也是对《麓堂诗话》本体进行研究，他从四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麓堂诗话》所体现的李东阳的诗歌理论，包括诗歌的本体性、诗歌的创作、诗歌的鉴赏与评论、诗歌的接受与传播。
而赵伯陶通过溯源穷流，认为《麓堂诗话》上承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宗盛唐的格调论，下启前后“七子”复古的诗学崇尚，李东阳力图在雅、俗文化品格的交会中找到平衡点，调和山林与台阁的诗文格调，带有强烈的融通意识，而非其前后出现的、有意识结社的诗人呼吸相应以求改变一代诗歌风习者可比[33]。论文实际是肯定了茶陵派在审美上体现了山林和台阁两者的交融。
马亚芳的《李东阳文学理论研究》则主要是通过对李东阳《麓堂诗话》的研究，探讨《麓堂诗话》对当时的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34]。
（五）有关李东阳诗论源流的研究
许多研究文章中都会或多或少分析李东阳诗论的源流，其中专篇研究论文主要有下面两篇。
周寅宾肯定了李东阳与严羽在诗论上的内在联系。周寅宾在《李东阳诗话对严羽诗话的继承发扬》一文中提出，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与严羽的《沧浪诗话》，内容上有相通之处。在取盛唐为宗与取法乎上、形象思维与艺术形象、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等三个方面，李东阳对严羽既有继承，又有补充与发挥[35]。
张海的《论李东阳对李白的接受》则是研究李东阳对李白的继承，文章认为，李东阳作为茶陵诗派的代表人物，对李白十分推崇和景仰[36]。他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通过对以李白为代表的唐宋大家的接受和继承，以“轶宋窥唐”为明诗确立了发展方向，对明代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至于学术界有关其他茶陵派作家的诗话理论的研究就很少，主要有以下几篇研究文章：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茶陵派弟子邵宝、何孟春之有关文的论调为当时文风转变之枢纽，可惜没有深入研究。蔡镇楚《论明代诗话》文中提到李东阳的门人何孟春有《余冬诗话》三卷，论诗跟随其师李东阳之说，宗唐法杜，着力于诗歌的体制、音节、声调。周寅宾的《李东阳与茶陵派》、林家骊的《谢铎与茶陵派》两部论著中也有部分内容涉及茶陵派其他作家的诗话理论。
刘晓英主要是以何孟春等人为对象，研究了湖南郴州文士对明代中晚期文坛的影响。刘晓英在《中晚明湖广郴州文士文学思想及其历史演进——从何孟春到袁子让》一文中提出何孟春强调诗歌的教化传统，认为他在气象、风格、用事、句法和取境上学习盛唐和杜甫，直接影响着前后七子[37]。
吴长庚则主要研究了费宏的学术思想及其师承，他在文章中指出，费宏的学术思想以孔子儒学为基础，以程朱理学为依归，接受丘濬的影响，心仪真德秀之学，推崇《大学衍义》[38]。
三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茶陵派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其特点主要如下：
（一）从成果的研究内容看
既有对茶陵派诗话理论本体的专门解读，也有对茶陵派诗话理论交互影响的比较分析，然而更多的是对茶陵派诗人相关诗话理论的个案研究。
关于茶陵派诗话理论的学术成果，从不同方面对之进行探讨。绝大多数文学史在涉及茶陵派诗话理论时，虽有不少都是简短的叙述，以结论性表达为主，但他们多是对茶陵派整体诗话理论的专门解读。虽然从文字表述上看，他们主要是以李东阳的诗论为研究对象，但从著作章节标题可以分析出，作者是以宗主李东阳作为整个流派的代表来予以研究的，如游国恩等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是在第71编第3章《台阁体和茶陵诗派》来谈的，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茶陵诗派”这一章节中来分析的，周勋初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是在第6编第1章“台阁体和茶陵诗派”来论的，有些论文主要是通过茶陵派与台阁体、复古派的比较分析其文学理论的独特性。这些成果在分析时，既指出茶陵派文学理论对前代文学理论的继承，也指出他们的创新性以及对后代文学理论的先导作用，如廖可斌先生的《茶陵派与复古派》，就是通过比较，旨在厘清两者的异同；袁震宇等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中关于台阁派、性气诗派及李东阳等的论述，是对李东阳与台阁体、复古派三者关系的梳理，而大部分论文则是重点研究茶陵派某个文学理论观，如“格调说”、“诗乐关系说”、“接受史说”等，这些都属于个案研究性质，他们比较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茶陵派诗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对于具体展示茶陵派的诗学成就有积极意义，这种以点带面的研究，能促进我们深入了解茶陵派的文学理论。 （二）从成果的研究方法看
既有对原始文献资料的考辨，也有对诗话理论的具体阐述；既有结合明代诗学背景和文艺思潮的宏观探讨，也有对诗人某一诗论的微观思考。
关于茶陵派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除了少数几篇是研究茶陵派其他诗人的诗话理论，如有关何孟春、邵宝、谢铎等的文论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数量还是质量，学术界仍以对李东阳诗话理论的关注为最，包括李东阳诗歌理论的研究综述、诗学思想体系的探讨、“格调说”理论的分析、《麓堂诗话》的探析、诗论源流的考察等，涵盖了李东阳诗歌理论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茶陵派宗主李东阳诗歌理论的方方面面。从这些研究成果看，主要有四个特征：一是宏观探讨。在现有成果中，部分论文是从宏观层面来阐述李东阳的诗论的，将其理论放置在明代诗学大背景下进行研讨。具体而言，有的专门分析其“宗唐复古”的诗学思想，如郭瑞林的《宗唐而不拟古——论李东阳的诗学思想》；有的是整体探讨李东阳的诗歌理论体系构成及其重要作用，如李庆立的《李东阳诗学体系论》；还有的是结合明初文艺思潮来观照李东阳的诗学思想，如雷磊的《杨慎与李东阳：观察明代诗学流变多样态的视角》，孙春青的《明初诗学与李东阳的”格调“论》。二是微观考察。对李东阳某一诗学思想进入深入分析，体现其在某一诗学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及其引领效果。如学术论文中不少成果是关于李东阳“格调说”的解读，既有专门探讨其具体内涵或影响的，也有对这两者的综合论述。三是文献考证。文献考证主要集中于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马云骎的《李东阳〈麓堂诗话〉考论》，李庆立的《怀麓堂诗话校释》等，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李东阳的《麓堂诗话》进行研究。四是具体阐述。有的倾向论述李东阳的诗论的理论贡献，如熊志庭的《李东阳诗论得失评》；有的注重评价李东阳的文学理论，如马亚芳的《李东阳文学理论研究》；有的侧重探讨李东阳诗话对前代诗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如周寅宾的《李东阳诗话对严羽诗话的继承发扬》。论文对李东阳诗话本体的相关解读，不仅使我们可以明确李东阳诗学理论的内涵，也可以了解其诗话的源流与不足。
（三）从成果的研究观点看
对茶陵派文学理论的是非功过争论较多，既有利于梳理茶陵派在明中期文坛的理论影响，也有助于清晰认识茶陵派文学理论的功用。
关于茶陵派诗话理论的研究，一开始学术界更多地是从茶陵派诗话理论与台阁体、复古派的比较来体现茶陵派诗话理论的特别之处，在比较过程中，不同的研究思路、不同的研究角度、不同的诗论解读等都导致不同学者在比较茶陵派、台阁体、复古派的诗论过程中持有不同的见解和态度，有对茶陵派诗论持批评者，以郑振铎、游国恩等先生的学术观点为代表；也有对茶陵派诗论持赞扬者，如张长弓、蔡镇楚等先生的学术观点；还有对茶陵派诗论既肯定又批评者，以郭绍虞、王英志等先生的观点为代表。虽然这些学术成果，有的见解囿于历史、政治等原因比较片面，有的见解比较公允，但不管这些学术成果的分量如何，也不管这些学术成果的见解如何，不同学者在研究茶陵派诗话理论中表达不同观点，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既有利于梳理茶陵派诗话理论在明中期文坛所占的地位，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茶陵派文学理论与之前后文学理论的承继性和独特性；也助于对茶陵派文学理论功用的认识，明确其理论体系在构建茶陵派过程中发挥的聚变作用，这些都为学术界后来研究茶陵派诗话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且他们不少论点虽简言概之，但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有关李东阳与严羽《沧浪诗话》关系的论述，成复旺等所编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朱易安的《格调派唐诗观的形成和发展——明代唐诗批评史研究之一》等文章有关李东阳“格调说”的论述，为后来学术界研究李东阳的“格调说”提供了思考空间。
学术界关于茶陵派诗话理论的研究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由宏观到微观，呈现全面开花的态势。伴随着诗话理论研究的扎实推进，学术界对茶陵派诗话理论的内涵和地位以及不足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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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薄 刚]
[关键词]茶陵派；文学理论；学术史；20世纪以来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5-0110-06
明初“台阁体”文学向明中叶复古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而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则在此过渡时期担纲了历史赋予的重任，扮演了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使文坛由台阁体“啴缓冗沓、雍容平易”的创作文风向“诗必盛唐，文必秦汉”复古风气的转型才得以顺利实现。茶陵派这一过渡流派的特殊地位引起了明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学术界对于茶陵派的研究虽非十分火热，但上升趋势明显，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大幅增加。
纵览20世纪以来的研究历史，在前70年，研究者对茶陵派的关注非常之少，成果不多；只有近三十年才成果斐然。在所有研究论文中，仅有2篇论文是关于茶陵派研究的综述文章，邓绍秋的《明代李东阳茶陵诗派研究百年回顾》[1]，论文回顾了近百年来（1900-1999）学术界对明代李东阳茶陵诗派研究的情况，包括对李东阳文学理论渊源，主要文学理论及其与前后关系的研究，并指出了这些研究的成就和不足之外。后来此文部分成果收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研究》[2]一书。论文首次对李东阳及茶陵派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梳理，发轫之功，功不可没。但论文对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学术专著都疏漏较多，分析不够全面，不能准确反映学术界有关李东阳及茶陵派的研究现状。针对此文的不足，笔者曾撰写了《20世纪茶陵派研究回顾》[3]一文，文章比较全面地回顾和梳理了20世纪茶陵派研究历史。系列论文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十年来学术界有关李东阳及茶陵派的最新研究成果，拟从茶陵派成员生平及著作整理、茶陵派组成成员、茶陵派文学创作、茶陵派文学理论、茶陵派书法艺术，茶陵派的影响及历史地位等六个方面分类对20世纪以来茶陵派百年学术史进行检讨。本文主要对茶陵派文学理论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其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考察其研究特点，不揣浅陋，以就教方家。
一
学术界对于茶陵派诗话理论的研究较之于其他方面的研究而言，成果更为显著和丰富，集中体现在研究者对茶陵派诗话理论的追根溯源、深入剖析和长远影响。尽管研究者们的见解不一，但在纷至沓来的争辩声中却丰富了李东阳及茶陵派的诗话理论。学术界对李东阳诗及茶陵派话理论的评价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以批评为主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批评》一书认为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只不过是中庸平正之论，没有什么惊人的主张。并且认为李东阳论诗与时代及地域的关系虽最有创见，但也仅仅是“随感”的笔录，昙花一现而已[4]（P814-815）。 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李东阳论诗的艺术观点多半是附和严羽，而且提出李东阳论诗有标榜台阁体的倾向[5]（P69）。后新修订的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仍持相同观点。周勋初在《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书中尽管承认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在讨论诗歌的体制、音节、声调等方面有精辟的见解，但认为就总体而言，茶陵诗派从理论到创作，都没有什么创新之处[6]（P152）。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以李东阳为领袖的茶陵诗派实质上与台阁体略近。《怀麓堂诗话》的主要精神在于论述诗歌的形式问题。这在客观上为后来的拟古主义诗风（即前七子）奠定了理论基础[7]（P897-898）。 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一书虽然觉得李东阳诗论有值得一提的地方，如对诗与文区别的认识；关于诗与乐关系的论述；此外提倡诗要含蓄等。但在批判李东阳诗论方面，敏泽先生则更为激进，他甚至提出李东阳的创作和文艺理论不仅不能对严重衰颓的诗文带来新的生机，反而增加了新的消极影响[8]（P656-662）。这一观点的提出似乎有点走向极端，目前学术界全盘否定李东阳及茶陵派的观点已经非常罕见。
（二）以赞扬为主
张长弓在《中国文学史新编》一书中认为，李东阳论诗推崇唐代的李杜，同时亦不排斥元白，对于王孟韦柳之诗也很看重，因而诗趣较广[9]（P217）。成复旺等人所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认为，李东阳既坚持儒家诗论的基本宗旨，又高度重视诗的艺术特征，首创格调说，提倡恢复古代诗歌浑雅正大的风格，实为整个明中叶文学复古思潮的发起者，在明代文学思想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10]（P49-64）。蔡镇楚在《中国诗话史》中提出，李东阳对明初诗坛的尊唐之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作者认为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尽管多谈汉魏、唐诗的法度、音韵、格调，却反对模拟，这与后来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是截然不同的[11]（P150-152）。但作者对于上述观点没有深入地论述。同时他在《社会科学战线》上撰文进一步指出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以大量篇幅谈论汉魏、唐诗的法度、音韵、格调，在注重诗歌形式美的探究方面，有不少独到之见[12]。陈书录在《明代诗文的演变》中提出，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标志着明代正宗文学从依附于台阁政治中摆脱出来，回归到文学自觉的时代。陈文新在《明代诗学》中教理视认为李东阳多次探讨“格调”的问题，“格”就是指“体格”，包括体裁风格和时代风格。“调”是诗的“音调节奏”。并且认为李东阳重视诗的音乐性，即对诗的抒情性的重视[13]（P61-62）。这些文章或著作不管从哪方面对李东阳的诗话理论进行论述，基本上都肯定了李东阳诗话理论的价值所在，但对茶陵派诗话理论的缺陷与不足鲜有提及。 （三）辩证地对待
郭绍虞在《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认为李东阳对严羽的《沧浪诗话》既有继承又有革新[14]（P331-338）。王英志在《李东阳诗论得失评》中提出李东阳的诗论并未轻视对内容因素的要求，但是相比而言，其侧重面又确实放在对属于诗的形式范畴的体格、声调等的研究上，而且对古代诗歌遗产强调宗唐、学杜，开了明代“诗必盛唐”复古论之先河。文章从正反两方面谈及李东阳诗论的得与失，持论不偏不倚[15]。郑宪春在《论诗自有独得处——〈怀麓堂诗话〉管窥》中提出《怀麓堂诗话》既是李东阳个人诗歌创作的总结，又是茶陵诗派的理论总结。作者同时还意识到李东阳过分注重格调，对明代中晚期的诗歌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16]。朱易安则专门论述李东阳的“格调说”，认为其论对格调派唐诗学的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从体制声律上寻求唐诗的艺术特质，辨识诗歌风格的差异，提供了理论根据，促使明代唐诗学向格调论发展的可能变为现实。同时指出李东阳的理论中潜藏着格调与性情相冲突的矛盾[17]。1991年，廖可斌在《求索》杂志第2期发表了《茶陵派与复古派》一文。他总结出茶陵派文学主张的核心就是要把文学从理学思想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超越明代台阁体以至整个宋元诗歌，直以汉唐为师，恢复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因此基本上是复古的主张。缺陷在于对诗歌理化倾向的批评态度不够明朗；与台阁体没有完全划清界限。袁震宇等人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认为李东阳的文学观念颇为复杂，既有复古的色彩，又有反复古的倾向；对台阁体既有所承袭，又有所批评。他是成化、弘治间文学风尚转变时期的代表人物，旧的痕迹、新的萌芽交错地混杂在他的诗文批评中。在承认李东阳诗论的主体是以声调句法为重的格调说的观点下，并不回避重形式轻内容是李东阳格调说的主要缺陷[18]。熊志庭在《李东阳诗论评述》中认为李东阳诗论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从儒家诗教说的观点出发反对诗歌创作上的模拟剽窃、务美求奇；二是从诗歌本体上阐发传统比兴声律，深化了比兴声律的认识；三是提出学、识、才的观点，论述了诗歌创作上的“因”与“创”的问题[19]。熊志庭提出，李东阳论诗既深受儒家诗学观的影响，亦受到理学的束缚，而其身份地位又限制了他对诗学的认识。但他的诗论是从自己“阅历甘苦”中体会出来，不少见解对于学诗者不乏启迪作用。
二
除了对李东阳及茶陵派诗话理论进行评价，学术界侧重于研究李东阳及茶陵派的诗话本体论，主要有如下五种情况：
（一）关于李东阳及茶陵派诗歌理论的研究综述
研究综述仅有1篇，即邓新跃发表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东阳诗歌及理论研究综述》一文[20]。邓新跃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李东阳为主的茶陵派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已发表相关著作及论文多篇，对李东阳生平事迹及著述，诗学理论以及诗歌创作都进行初步探讨，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综述所涉及的学术界论文及著作还需要拓宽，还有不少遗漏者。
（二）研究李东阳及茶陵派的诗学思想体系
关于李东阳及茶陵派诗学思想的研究，郭瑞林在《宗唐而不拟唐——论李东阳的诗学思想》中认为李东阳以宗唐复古为旗帜，有力地冲击了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风，振弱起弊，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初步繁荣[21]。他的《怀麓堂诗话》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他宗唐复古、贬抑宋、元，提倡法度、格调的诗学思想。但他宗唐而不拟唐，反对模拟剽袭。而邓新跃专门分析李东阳的“以声辨体”诗学思想，他认为李东阳从声律形式的角度来探讨诗歌的本质特征，尤其是他的“以声辨体”的乐府诗论与乐府诗创作，是对宋代以来诗学批评过于注重义理说教的理性化倾向的反拨，是明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产物，值得研究者关注[22]。
李庆立通过研究，认为李东阳诗歌理论形成了一个诗学体系，它以诗文辨体为旗帜，以诗歌音律为主线，以诗歌真情为宗旨。它是以儒家诗学为主体而又折中、融合了诸多审美要素的、既高度重视诗歌的艺术特征更强调诗歌的内容和功能的、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切实的指导意义的诗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对当时的茶陵诗派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作用，而且对其后的杨慎、公安三袁，以及钱谦益、王士禛、沈德潜等皆有所启迪，对“七子派”的影响尤为显著，在明代中叶主流诗风由台阁向复古嬗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3]。
雷磊撰文对李东阳和杨慎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杨慎诗学的形成跟李东阳有重大的关系，两人有许多共同点：第一，李东阳主张“求声于诗”，即重视诗歌的音韵之美。杨慎诗学主张更进了一步，是求古韵于诗。第二，李东阳主张辨识格调，开格调论先河。杨慎将辨体意识作为其诗学理论的基石，其诗话就有纵论古今、辨尽众体的特点。第三，李东阳师古但反对泥古，主张自得、自立。杨慎则以博贯思想批判拟古主义，为茶陵派别张壁垒，创立六朝诗派[24]。雷磊一文揭示了李东阳与杨慎在诗歌理论上的承继性与延续性。
陈文新在《明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章《诗“贵情思而轻事实”》中认为：从诗的起源处把握诗、乐关系是李东阳诗学的基点。李东阳诗学重点是声调问题；认为不同诗体有不同的声调；强调“格”，包括体裁风格和时代风格。陈文新又在专著《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章《明代前期的哲学流变与诗学建构》中再次讨论茶陵派的诗学建构，他认为探讨茶陵派的诗学特征要把握两个关键：一是它代表了明代格调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二是茶陵派是在综合台阁和山林的基础上产生的。陈文新既分析了李东阳诗学的基点和重点，也明确了掌握李东阳诗学的关键所在，对李东阳诗学的后续研究有指导意义。
（三）关于李东阳“格调说”的研究
何懿的《试论李东阳的“格调说”》[25] 是一篇专论李东阳“格调说”具体内涵的文章。何懿认为“格调说”是李东阳诗歌理论的核心，而“格调说”的实质内涵就是关于诗歌风格的理论，指出李东阳的“格调说”是建立在重视诗与文的区别、强调诗与乐的联系和诗的音乐性的基础上的，主张从“格”——诗的体制特点和“调”——诗的语言的音乐性方面去探求诗歌所抒发的各种不同情感、思绪，去把握诗歌的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李剑波的《试论李东阳的格调思想》[26]一文也是注重阐述李东阳格调思想的特点，李剑波认为李东阳的格调思想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以乐衡诗的基本思路和论诗方法；二是识辩“时代格调”的学诗途径；三是守法而求“兴趣”的创作思想。 而闫霞的《李东阳的“格调说”及其影响》[27]则提出李东阳的“格调说”与高棅的《唐诗品汇》一样，对七子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孙春青一文《明初诗学与李东阳的“格调”论》则是联系明初诗学背景来分析李东阳的“格调”论，孙春青认为李东阳的“格调”论是在明初文艺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其实质是对诗歌创作中声调使用的技术性阐释，是改头换面的诗法[28]。
青年学者盛莎的硕士学位论文《李东阳格调诗论》[29]是近年来研究李东阳“格调说”较为深入的一篇文章。盛莎既分析了李东阳“格调”说理论意义，又详细解读了其理论的具体内涵，从以下方面分析了李东阳“格调”理论：一是宏观认识明前期的政治文化与文学思潮状况，为认识李东阳诗学提供历史背景；二是从复古与通变这一角度，对李东阳格调诗论观照；三是从辩体与遣意这一角度，对李东阳用“具眼”和“具耳”来解释格调进一步说明。为了进一步认识李东阳格调论的意义，将其纳入到中国诗学史的视野，认识其对前七子的影响和沈德潜的影响。
（四）关于李东阳《麓堂诗话》的研究
李东阳《麓堂诗话》作为茶陵派的诗论纲领，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李东阳及茶陵派在诗歌方面的理论主张，学术界对此比较关注。如马云骎在《李东阳〈麓堂诗话〉考论》一文认为《麓堂诗话》是最集中、最全面地体现了李东阳的诗歌理论，从中可勾画出李东阳诗学思想发展的轨迹[30]。马云骎还对传世的《麓堂诗话》进行了校勘补正。
拙文《〈麓堂诗话〉：茶陵派的诗论纲领》一文主要从诗文各体论、格调说、创新论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茶陵派的诗学体系[31]。对《麓堂诗话》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茶陵派诗歌创作的理论基础，同时有助于研究茶陵派在理论指导下的创作实践。韦江的《李东阳〈麓堂诗话〉探析》[32]也是对《麓堂诗话》本体进行研究，他从四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麓堂诗话》所体现的李东阳的诗歌理论，包括诗歌的本体性、诗歌的创作、诗歌的鉴赏与评论、诗歌的接受与传播。
而赵伯陶通过溯源穷流，认为《麓堂诗话》上承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宗盛唐的格调论，下启前后“七子”复古的诗学崇尚，李东阳力图在雅、俗文化品格的交会中找到平衡点，调和山林与台阁的诗文格调，带有强烈的融通意识，而非其前后出现的、有意识结社的诗人呼吸相应以求改变一代诗歌风习者可比[33]。论文实际是肯定了茶陵派在审美上体现了山林和台阁两者的交融。
马亚芳的《李东阳文学理论研究》则主要是通过对李东阳《麓堂诗话》的研究，探讨《麓堂诗话》对当时的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34]。
（五）有关李东阳诗论源流的研究
许多研究文章中都会或多或少分析李东阳诗论的源流，其中专篇研究论文主要有下面两篇。
周寅宾肯定了李东阳与严羽在诗论上的内在联系。周寅宾在《李东阳诗话对严羽诗话的继承发扬》一文中提出，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与严羽的《沧浪诗话》，内容上有相通之处。在取盛唐为宗与取法乎上、形象思维与艺术形象、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等三个方面，李东阳对严羽既有继承，又有补充与发挥[35]。
张海的《论李东阳对李白的接受》则是研究李东阳对李白的继承，文章认为，李东阳作为茶陵诗派的代表人物，对李白十分推崇和景仰[36]。他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通过对以李白为代表的唐宋大家的接受和继承，以“轶宋窥唐”为明诗确立了发展方向，对明代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至于学术界有关其他茶陵派作家的诗话理论的研究就很少，主要有以下几篇研究文章：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茶陵派弟子邵宝、何孟春之有关文的论调为当时文风转变之枢纽，可惜没有深入研究。蔡镇楚《论明代诗话》文中提到李东阳的门人何孟春有《余冬诗话》三卷，论诗跟随其师李东阳之说，宗唐法杜，着力于诗歌的体制、音节、声调。周寅宾的《李东阳与茶陵派》、林家骊的《谢铎与茶陵派》两部论著中也有部分内容涉及茶陵派其他作家的诗话理论。
刘晓英主要是以何孟春等人为对象，研究了湖南郴州文士对明代中晚期文坛的影响。刘晓英在《中晚明湖广郴州文士文学思想及其历史演进——从何孟春到袁子让》一文中提出何孟春强调诗歌的教化传统，认为他在气象、风格、用事、句法和取境上学习盛唐和杜甫，直接影响着前后七子[37]。
吴长庚则主要研究了费宏的学术思想及其师承，他在文章中指出，费宏的学术思想以孔子儒学为基础，以程朱理学为依归，接受丘濬的影响，心仪真德秀之学，推崇《大学衍义》[38]。
三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茶陵派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其特点主要如下：
（一）从成果的研究内容看
既有对茶陵派诗话理论本体的专门解读，也有对茶陵派诗话理论交互影响的比较分析，然而更多的是对茶陵派诗人相关诗话理论的个案研究。
关于茶陵派诗话理论的学术成果，从不同方面对之进行探讨。绝大多数文学史在涉及茶陵派诗话理论时，虽有不少都是简短的叙述，以结论性表达为主，但他们多是对茶陵派整体诗话理论的专门解读。虽然从文字表述上看，他们主要是以李东阳的诗论为研究对象，但从著作章节标题可以分析出，作者是以宗主李东阳作为整个流派的代表来予以研究的，如游国恩等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是在第71编第3章《台阁体和茶陵诗派》来谈的，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茶陵诗派”这一章节中来分析的，周勋初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是在第6编第1章“台阁体和茶陵诗派”来论的，有些论文主要是通过茶陵派与台阁体、复古派的比较分析其文学理论的独特性。这些成果在分析时，既指出茶陵派文学理论对前代文学理论的继承，也指出他们的创新性以及对后代文学理论的先导作用，如廖可斌先生的《茶陵派与复古派》，就是通过比较，旨在厘清两者的异同；袁震宇等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中关于台阁派、性气诗派及李东阳等的论述，是对李东阳与台阁体、复古派三者关系的梳理，而大部分论文则是重点研究茶陵派某个文学理论观，如“格调说”、“诗乐关系说”、“接受史说”等，这些都属于个案研究性质，他们比较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茶陵派诗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对于具体展示茶陵派的诗学成就有积极意义，这种以点带面的研究，能促进我们深入了解茶陵派的文学理论。 （二）从成果的研究方法看
既有对原始文献资料的考辨，也有对诗话理论的具体阐述；既有结合明代诗学背景和文艺思潮的宏观探讨，也有对诗人某一诗论的微观思考。
关于茶陵派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除了少数几篇是研究茶陵派其他诗人的诗话理论，如有关何孟春、邵宝、谢铎等的文论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数量还是质量，学术界仍以对李东阳诗话理论的关注为最，包括李东阳诗歌理论的研究综述、诗学思想体系的探讨、“格调说”理论的分析、《麓堂诗话》的探析、诗论源流的考察等，涵盖了李东阳诗歌理论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茶陵派宗主李东阳诗歌理论的方方面面。从这些研究成果看，主要有四个特征：一是宏观探讨。在现有成果中，部分论文是从宏观层面来阐述李东阳的诗论的，将其理论放置在明代诗学大背景下进行研讨。具体而言，有的专门分析其“宗唐复古”的诗学思想，如郭瑞林的《宗唐而不拟古——论李东阳的诗学思想》；有的是整体探讨李东阳的诗歌理论体系构成及其重要作用，如李庆立的《李东阳诗学体系论》；还有的是结合明初文艺思潮来观照李东阳的诗学思想，如雷磊的《杨慎与李东阳：观察明代诗学流变多样态的视角》，孙春青的《明初诗学与李东阳的”格调“论》。二是微观考察。对李东阳某一诗学思想进入深入分析，体现其在某一诗学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及其引领效果。如学术论文中不少成果是关于李东阳“格调说”的解读，既有专门探讨其具体内涵或影响的，也有对这两者的综合论述。三是文献考证。文献考证主要集中于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马云骎的《李东阳〈麓堂诗话〉考论》，李庆立的《怀麓堂诗话校释》等，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李东阳的《麓堂诗话》进行研究。四是具体阐述。有的倾向论述李东阳的诗论的理论贡献，如熊志庭的《李东阳诗论得失评》；有的注重评价李东阳的文学理论，如马亚芳的《李东阳文学理论研究》；有的侧重探讨李东阳诗话对前代诗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如周寅宾的《李东阳诗话对严羽诗话的继承发扬》。论文对李东阳诗话本体的相关解读，不仅使我们可以明确李东阳诗学理论的内涵，也可以了解其诗话的源流与不足。
（三）从成果的研究观点看
对茶陵派文学理论的是非功过争论较多，既有利于梳理茶陵派在明中期文坛的理论影响，也有助于清晰认识茶陵派文学理论的功用。
关于茶陵派诗话理论的研究，一开始学术界更多地是从茶陵派诗话理论与台阁体、复古派的比较来体现茶陵派诗话理论的特别之处，在比较过程中，不同的研究思路、不同的研究角度、不同的诗论解读等都导致不同学者在比较茶陵派、台阁体、复古派的诗论过程中持有不同的见解和态度，有对茶陵派诗论持批评者，以郑振铎、游国恩等先生的学术观点为代表；也有对茶陵派诗论持赞扬者，如张长弓、蔡镇楚等先生的学术观点；还有对茶陵派诗论既肯定又批评者，以郭绍虞、王英志等先生的观点为代表。虽然这些学术成果，有的见解囿于历史、政治等原因比较片面，有的见解比较公允，但不管这些学术成果的分量如何，也不管这些学术成果的见解如何，不同学者在研究茶陵派诗话理论中表达不同观点，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既有利于梳理茶陵派诗话理论在明中期文坛所占的地位，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茶陵派文学理论与之前后文学理论的承继性和独特性；也助于对茶陵派文学理论功用的认识，明确其理论体系在构建茶陵派过程中发挥的聚变作用，这些都为学术界后来研究茶陵派诗话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且他们不少论点虽简言概之，但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有关李东阳与严羽《沧浪诗话》关系的论述，成复旺等所编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朱易安的《格调派唐诗观的形成和发展——明代唐诗批评史研究之一》等文章有关李东阳“格调说”的论述，为后来学术界研究李东阳的“格调说”提供了思考空间。
学术界关于茶陵派诗话理论的研究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由宏观到微观，呈现全面开花的态势。伴随着诗话理论研究的扎实推进，学术界对茶陵派诗话理论的内涵和地位以及不足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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