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匠的儿子

　　许多年之后，面对第八届“诗歌与人·诗人奖”的奖杯，诗人东荡子会回想起他颠沛回来的那天，父亲质问他理想的那句怒吼。父亲劈头盖脸地问他：“你到底想干什么？”东荡子脱口而出“我想做诗人”。父亲立马吼道：“杜甫死了埋蓑土！”
　　几十年过去了，东荡子已经成为一位知名诗人，但父亲的这句话仍然让他怀想不已。他说，当时母亲听后非常愤慨，他倒十分平静，甚至有一丝说不出的愉悦。因为这句话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它新奇的气味一下拽住了他，令他恍惚之间遁入远离烟火人间的世界。令他怀想的不是杜甫的悲惨命运，而只是东荡洲土话里的那个“蓑”字，它到底该怎样写？它成为东荡子生活里的一个漏洞，他对它一无所知。
　　“无知，漏洞。这仍然是父亲给我的启示。无知便需要去认识，漏洞则需要修补。大自然创造了人，在生命里肯定也留下了许多我们充满无知的漏洞，诗歌便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个漏洞，它要求我们渴望无所不在的人性美，以及高贵和光荣，然而无知使它落满尘埃，又更被世俗的利器所摧残。”
　　5月18日，东荡子获得了诗歌民刊《诗歌与人》主办的第八届“诗歌与人·诗人奖”，该奖前两届得主分别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和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他是获得该奖的首位广州本土诗人。在广州举行的颁奖礼上，东荡子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手艺人的启示》的获奖感言。在讲述了上述故事之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作为诗人，面对漏洞我只是一个修理工，我不能像父亲那样去修造更多的木器，我的工作却必须是小心翼翼去寻找—隐秘在自己心灵深处的那些漏洞，并一一修补。”
　　东荡子说的手艺人是他的父亲，也是他自己。东荡子家是一个木匠世家，他的父亲是家乡方圆百里备受爱戴的木匠。小时候，他常常看着父亲挑着一担工具走村串巷，有时他也会牵着父亲的衣角跟在后面。
　　“我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我会说写诗是一门手艺，我懂得手艺这门行当，手艺人特别珍爱名声，因为他们靠手艺吃饭。这是父亲给我的启示。”
　　而跟着父亲走村串巷，仿佛和东荡子后来漫长的游荡生活有着某种联系：高中不到一年，他便服役于安徽蚌埠某部，后代课、经商、做记者、当编辑等，干过十数种短暂职业，曾在深圳、广州、长沙、益阳等地工作或闲居。直到2005年10月，在他41岁生日的时候，他的生活才稳定下来，开始定居广州增城，在一家报社工作至今。
　　《诗歌与人》主编、诗人黄礼孩说，东荡子的整个青春年代，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诗歌是他破碎生活惟一串起来的珍珠。
　　他在给东荡子的授奖词中写道：“东荡子的诗歌具有乌金般的硬度和光芒，坚实、高迈、宁静，他的所有努力，就是要为这个喧嚣的时代安一颗诗歌之心……他的诗歌已远远超越了当下诗歌那些惯于哀叹、感伤、愤怒、破罐破摔的写作，创造了一个坚定、宽阔，充满爱的诗歌世界。”

诗歌是一个动词

　　“大地啊/你允许一个生灵在这穷途末路的山崖小憩/可远方的阳光穷追不舍/眼前的天空远比远方的天空美丽/可我灼伤的翅膀仍想扑向火焰”（东荡子《旅途》）。
　　东荡子的诗歌纯粹而澄明。在他的诗中，一些频繁出现的词语，比如远方、大海、光荣、火焰，构成了他诗歌王国的“王冠”。
　　正如评论家洪治纲所说，东荡子是一位执着的从不放弃自己信念的诗人，一个远离烟火气息的超脱的人。1987年开始写诗的他，似乎依然在坚守着一种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理想，一种基于人性的终极追求，一种属于他个人的使命。而这个使命，以他的话说就是“立足消除黑暗，理想诗人合一”。不同于那个年代的是，这不再是狂热的口号，而是带着异常冷静的口吻提出的。
　　他不忌惮“光明”这个如今往往被批评为高蹈的词。那是他的乌托邦。或者说，光明就是他尽力返回的家乡。即使在最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仍是一个固守着大地和家乡的诗人，就像他的笔名所揭示的：他的家乡是湖南沅江市东荡村，因此他的笔名就叫做东荡子。

　　因此，在写诗多年后，在对“我为何写作，我如何写作”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中，东荡子突然发现：诗歌是一个动词。他的意思是诗歌一直在帮助人类不断认识并消除自身的黑暗，但这同时也暗指了一种漂泊的命运。
　　“可能我是一片真正的黑暗/神也恐惧，从不看我/凝成黑色的一团。在我和光明之间/神在奔跑，模糊一片”（东荡子《黑色》）。东荡子的写作有神性和神秘性的倾向，而在他向着光明、带着神性和神秘的写作背后，黑暗是一个关键词。不理解在他诗中屡屡出现的黑暗，就无法理解他的诗歌和心灵。
　　东荡子认为，诗歌中的黑暗存在许多方面，有的甚至为一种狭小的形式写作，并不断地在这种形式中纠缠。这些形式可能是一种并不宽阔的语言形式和观念形式，或技术纠缠，或私情膨胀，或一厢情愿的个人色彩纠缠，或甚至为消除一种修辞纠缠而写作。这些都是不宜的，都应视为诗歌和做人意识上的黑暗。
　　东荡子坚信，一个不断消除自身黑暗的人，是一个不断完善的人。诗歌是建设未来的工作，而未来永远是人们灵魂深处渴望的，它代表着自由、平等、健康、美好、真实、善良和进步。“我愿望借助诗歌，把一个理想的人在诗歌中表现出来，或在诗歌里完善一个人的理想。”他乐观地说：“诗人可以被消灭，但诗歌永远在照耀，就像太阳，除了对它享受，我们无可奈何。”同时他又颇为智慧地说，“我坚信从自己身上出发，从他人身上回来，我将获得真正的光明。”
　　东荡子甚少提及他早期的两本诗集《不爱之间》（1990）、《九地集》（1997）。写第一本诗集时，他年轻、幼稚，有几首诗不错，但更多的诗歌有许多故意、煽情的成分和技术形式上的痕迹。他认为这是他内心中的黑暗在诗歌中的体现。第二本诗集有明显变化，但那种像斧头一样劈下来的激情、锋锐、急速的语言，又被他称为“新的黑暗”。在此后的两本诗集《王冠》、《阿斯加》中，体现了他新的努力方向：从容、缜密、丰盈。“更高的境界应是空穴来风”，“最好的诗歌应是更高更广阔的光明境界，诗人应奔走在光明中，而不只是停留在狭小的形式黑暗里。”
　　东荡子写于2009年的一首诗《异类》，已成为他的自画像：“今天我会走得更远一些/你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叫异域/你们没有言论过的话，叫异议/你们没有采取过的行动，叫异端/我孤身一人，只愿形影相随/叫我异类吧/今天我会走到这田地/并把你们遗弃的，重又拾起”。
　　洪治纲说，通过这些异常澄明、纯粹的短章，东荡子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绝俗者的姿态，一个只愿意用心灵与世界对话的身影，一个像狮子般独来独往的行者。“身处红尘之中，我们意气风发，我们行色匆匆，我们纸醉金迷，我们光宗耀祖，我们歌功颂德，我们仰承鼻息，可是，我们究竟遗弃了多少本真的心智？我们又抛却了多少内心的莲花？而东荡子只愿意做一个心无旁骛的‘异类’，‘走得更远一些’，将我们不断遗弃的珍贵之物一一拾起。”
　　自称“异类”的东荡子，总是在诗中构造着一个独孤而自得的场景：他独自一人出现在原野上，与河流、树叶、蚂蚁为伴；或者在牧场上挤牛奶，因为“挤牛奶和写诗歌，本是一对孪生兄弟”。
　　他是在宴席结束之后到达的那个人。
　　他是给蚂蚁戴上王冠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