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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现代的幽默大师,掰着指头都能数得过来:鲁迅、林语堂、老舍、梁实秋、钱钟书。但这几位公认的幽默大师里,我对鲁迅是颇有微词的。
不错,鲁迅先生写的文章犀利老到,往往对人类的劣根性洞若观火之后能做到一语破的,大有尼采一句话顶别人一本书的本事。但是,鲁迅的讽刺与夸张都显得太严肃、深刻与辞严色厉。而我认为幽默应该是剑走偏锋的轻灵,是四两拨千斤的柔韧,是举重若轻的大气。读过鲁迅先生很多文章后,也只对那句“孔雀拼命开屏,但人们却只看到屁眼”有些印象,不觉得幽默,只觉得俗气。
接着咱再说林语堂。这可是海内外公认的幽默大师,二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然后二度失败。林语堂虽然是中国现代作家,但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用英文写就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书店看到的林语堂的作品,很多都是后人翻译过来的。我对这种译制品总抱着一种偏见,觉得翻译过来的作品就像是把做好的美味菜肴放凉了之后再热一遍,原来的色香味早已流失,而营养价值也所剩无几,热得不好,还可能会变质,所以林语堂的文章里的幽默我大都不喜欢。
其实在我的眼中,中国现代真正的幽默大师应该属于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说到大师,就不得不说一个成语——著作等身。有很多的文学大师之所以被人称为“大师”,不是因为他写得特别好,而是因为他写得特别多,已经‘等身’了,所以给了个可有可无的封号,这完全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大多抱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心态去对人对事。所以,我认为文坛有很多大师是伪大师,尤其是当代文坛。论到大师,像钱钟书这样,仅凭一本小说就奠定地位的少之又少,但绝对货真价实,仅凭10篇不到的散文(钱钟书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就被公认为散文大家的更是屈指可数,但钱钟书就是一个。
论到写幽默小说,在现当代唯一能与钱钟书抗衡的,我认为只有那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老舍。
老舍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家,但我却不喜欢他的幽默,有些时候更觉得他的幽默稍显苦涩。如果《四世同堂》中去掉那些幽默的情节的话,我觉得成就会高过《骆驼祥子》很多。老舍与钱钟书相比较,老舍先生是“入世”的,而钱钟书却是“出世”的。读老舍的作品更觉得是作家在苦中作乐,因为他的幽默自始至终都和黎民大众的苦难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尤其是他的话剧《茶馆》更是如此。所以看完老舍的小说,笑过之后会觉得心中有很大的酸楚难以言喻。这很有可能是作者本身就不打算让读者发笑,更多的是想让后人明白,那个饿殍满地的民国时代芸芸众生的悲哀与无奈,是在揭露一个时代的残酷。民不聊生和众生苦难才是老舍先生要给我们展示的,这也是我喜欢老舍的原因。
和老舍先生相比,钱钟书的幽默则更像是站在一个更高更广的角度去看待世间万物的悲与喜,善与恶,是与非。当你读《围城》的时候,你会笑得歇斯底里,因为钱钟书的幽默不掺杂任何世俗的情感,亦或是早已参透了世俗所有的感情,所以你读他的书会笑得纯粹,笑得彻底。杨绛曾说钱钟书小的时候经常被家里人取笑,说他“痴”,有些呆气。但我觉得这痴气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的痴一般,是对事物大彻大悟之后依然能够保持一份率真与执着,所以你会看到《围城》里几乎处处都是让人拍案叫绝的警世恒言,一气呵成又不会让人觉得长篇累牍,旁征博引但又不显矫揉造作。我个人认为《围城》应该毫无疑问是中国近当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之一。
说起钱钟书,很多人都是从《围城》才开始了解的。其实钱钟书还写过一本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文笔一如既往的老辣,讽刺犀利过瘾,但却少有人问津。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人物刻画失于鲜明,有些模糊不定。就拿其中的《猫》为例,有人认为这篇小说是在讽刺民国颇具争议的才女——林徽因。说起林徽因,她与梁思成结婚前就已和大诗人徐志摩暗生情愫,结婚后和另一位文坛奇才金岳霖不清不楚,在那个民风不是特别开放的时代,如此这般,想不受到争议都难。才女冰心曾写过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矛头直指林徽因。就连钱钟书的夫人杨绛也在《钱钟书与〈围城〉》中只言片语地提到,童心未泯的钱钟书看到自己家的猫与邻居的猫打架,操起竹竿就去拉偏架,而那邻居正是林徽因一家,事后杨绛极力做和事佬才不至于彼此生分起来。而钱钟书的《猫》开篇第一句就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打猫岂不是要看主妇的面?”
我个人觉得,一篇文章非要和现实人物对号入座地描摹出来,它的价值和批判的锋芒势必会削弱。作为文坛大家,钱钟书断不会舍本逐末,去无聊地写一篇讽刺邻居的文章然后公之于众。读完《猫》之后,我更加觉得它和《围城》要反应的主旨大体相同,都是在揭露与讽刺那个时代里,一大批文人故作高深下的浅显与鄙薄。后来也有学者认为《猫》就是《围城》的雏形,但《猫》却没有像《围城》那样成为广为流传的惊世巨著,是因为万余字的短篇里前前后后出现了十几个人物,感觉没有一个绝对的主角撑起整个故事的框架,导致读者读完后面就忘记前面写的啥。不过说到幽默,《猫》不逊色《围城》。我至今还对里面讽刺有些作家写的书没有水平,是这么说的:“他的作品不应该放在书店里卖,应该放在药店里作为安眠药品发售,比‘罗明那儿’‘渥太儿’都起作用且没有副作用。”
我上大学的这两年来,也读过了不少书,当代的作家也看过不少,但我总觉得他们的文章中有一些瑕疵,少一分“魅力”。如果论作家实力,当代的作家丝毫不逊色于民国作家,但为何现如今的人们对纯文学越来越难热衷?我个人认为是当代的名家缺少一种能力,一种能让读者快乐痴迷的能力,能让人废寝忘食也要把这本书看完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并非是一味地靠着离奇志怪极具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来抓住读者眼球,相反地,应该是一部优秀作品所能够产生出的一种共鸣。这种共鸣应该是作家通过文字使作者的内心世界与读者的感知达到高度的契合,是一种作家与时代的一拍即合,一种读者与作者的心有灵犀。就拿我个人来说,我看张爱玲的小说,她笔下那个民不聊生的旧上海虽然早已时过境迁,但她就真真切切地给了我一种感受,就像我仿佛经历过那上海弄堂苍老古宅的生活一般真实,我想这就是一种共鸣。相反,看当代的一些名家作品,按理说,我们都处在同一个时代,应该有很强的代入感和认同感,可是我总是走进不了他们所极力营造的精神世界。我看不懂苏童的“帝王生涯”,了解不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也很难走上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能让我欣喜的,永远是张爱玲的雅俗共赏,老舍的厚德载物,钱杨双峰的高山仰止,《红楼梦》的万法归宗。(编辑 文 墨)
不错,鲁迅先生写的文章犀利老到,往往对人类的劣根性洞若观火之后能做到一语破的,大有尼采一句话顶别人一本书的本事。但是,鲁迅的讽刺与夸张都显得太严肃、深刻与辞严色厉。而我认为幽默应该是剑走偏锋的轻灵,是四两拨千斤的柔韧,是举重若轻的大气。读过鲁迅先生很多文章后,也只对那句“孔雀拼命开屏,但人们却只看到屁眼”有些印象,不觉得幽默,只觉得俗气。
接着咱再说林语堂。这可是海内外公认的幽默大师,二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然后二度失败。林语堂虽然是中国现代作家,但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用英文写就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书店看到的林语堂的作品,很多都是后人翻译过来的。我对这种译制品总抱着一种偏见,觉得翻译过来的作品就像是把做好的美味菜肴放凉了之后再热一遍,原来的色香味早已流失,而营养价值也所剩无几,热得不好,还可能会变质,所以林语堂的文章里的幽默我大都不喜欢。
其实在我的眼中,中国现代真正的幽默大师应该属于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说到大师,就不得不说一个成语——著作等身。有很多的文学大师之所以被人称为“大师”,不是因为他写得特别好,而是因为他写得特别多,已经‘等身’了,所以给了个可有可无的封号,这完全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大多抱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心态去对人对事。所以,我认为文坛有很多大师是伪大师,尤其是当代文坛。论到大师,像钱钟书这样,仅凭一本小说就奠定地位的少之又少,但绝对货真价实,仅凭10篇不到的散文(钱钟书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就被公认为散文大家的更是屈指可数,但钱钟书就是一个。
论到写幽默小说,在现当代唯一能与钱钟书抗衡的,我认为只有那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老舍。
老舍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家,但我却不喜欢他的幽默,有些时候更觉得他的幽默稍显苦涩。如果《四世同堂》中去掉那些幽默的情节的话,我觉得成就会高过《骆驼祥子》很多。老舍与钱钟书相比较,老舍先生是“入世”的,而钱钟书却是“出世”的。读老舍的作品更觉得是作家在苦中作乐,因为他的幽默自始至终都和黎民大众的苦难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尤其是他的话剧《茶馆》更是如此。所以看完老舍的小说,笑过之后会觉得心中有很大的酸楚难以言喻。这很有可能是作者本身就不打算让读者发笑,更多的是想让后人明白,那个饿殍满地的民国时代芸芸众生的悲哀与无奈,是在揭露一个时代的残酷。民不聊生和众生苦难才是老舍先生要给我们展示的,这也是我喜欢老舍的原因。
和老舍先生相比,钱钟书的幽默则更像是站在一个更高更广的角度去看待世间万物的悲与喜,善与恶,是与非。当你读《围城》的时候,你会笑得歇斯底里,因为钱钟书的幽默不掺杂任何世俗的情感,亦或是早已参透了世俗所有的感情,所以你读他的书会笑得纯粹,笑得彻底。杨绛曾说钱钟书小的时候经常被家里人取笑,说他“痴”,有些呆气。但我觉得这痴气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的痴一般,是对事物大彻大悟之后依然能够保持一份率真与执着,所以你会看到《围城》里几乎处处都是让人拍案叫绝的警世恒言,一气呵成又不会让人觉得长篇累牍,旁征博引但又不显矫揉造作。我个人认为《围城》应该毫无疑问是中国近当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之一。
说起钱钟书,很多人都是从《围城》才开始了解的。其实钱钟书还写过一本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文笔一如既往的老辣,讽刺犀利过瘾,但却少有人问津。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人物刻画失于鲜明,有些模糊不定。就拿其中的《猫》为例,有人认为这篇小说是在讽刺民国颇具争议的才女——林徽因。说起林徽因,她与梁思成结婚前就已和大诗人徐志摩暗生情愫,结婚后和另一位文坛奇才金岳霖不清不楚,在那个民风不是特别开放的时代,如此这般,想不受到争议都难。才女冰心曾写过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矛头直指林徽因。就连钱钟书的夫人杨绛也在《钱钟书与〈围城〉》中只言片语地提到,童心未泯的钱钟书看到自己家的猫与邻居的猫打架,操起竹竿就去拉偏架,而那邻居正是林徽因一家,事后杨绛极力做和事佬才不至于彼此生分起来。而钱钟书的《猫》开篇第一句就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打猫岂不是要看主妇的面?”
我个人觉得,一篇文章非要和现实人物对号入座地描摹出来,它的价值和批判的锋芒势必会削弱。作为文坛大家,钱钟书断不会舍本逐末,去无聊地写一篇讽刺邻居的文章然后公之于众。读完《猫》之后,我更加觉得它和《围城》要反应的主旨大体相同,都是在揭露与讽刺那个时代里,一大批文人故作高深下的浅显与鄙薄。后来也有学者认为《猫》就是《围城》的雏形,但《猫》却没有像《围城》那样成为广为流传的惊世巨著,是因为万余字的短篇里前前后后出现了十几个人物,感觉没有一个绝对的主角撑起整个故事的框架,导致读者读完后面就忘记前面写的啥。不过说到幽默,《猫》不逊色《围城》。我至今还对里面讽刺有些作家写的书没有水平,是这么说的:“他的作品不应该放在书店里卖,应该放在药店里作为安眠药品发售,比‘罗明那儿’‘渥太儿’都起作用且没有副作用。”
我上大学的这两年来,也读过了不少书,当代的作家也看过不少,但我总觉得他们的文章中有一些瑕疵,少一分“魅力”。如果论作家实力,当代的作家丝毫不逊色于民国作家,但为何现如今的人们对纯文学越来越难热衷?我个人认为是当代的名家缺少一种能力,一种能让读者快乐痴迷的能力,能让人废寝忘食也要把这本书看完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并非是一味地靠着离奇志怪极具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来抓住读者眼球,相反地,应该是一部优秀作品所能够产生出的一种共鸣。这种共鸣应该是作家通过文字使作者的内心世界与读者的感知达到高度的契合,是一种作家与时代的一拍即合,一种读者与作者的心有灵犀。就拿我个人来说,我看张爱玲的小说,她笔下那个民不聊生的旧上海虽然早已时过境迁,但她就真真切切地给了我一种感受,就像我仿佛经历过那上海弄堂苍老古宅的生活一般真实,我想这就是一种共鸣。相反,看当代的一些名家作品,按理说,我们都处在同一个时代,应该有很强的代入感和认同感,可是我总是走进不了他们所极力营造的精神世界。我看不懂苏童的“帝王生涯”,了解不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也很难走上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能让我欣喜的,永远是张爱玲的雅俗共赏,老舍的厚德载物,钱杨双峰的高山仰止,《红楼梦》的万法归宗。(编辑 文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