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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新时期诗歌的诞生一般都是从1976年“四五”诗歌运动算起,因为诗的本质、源泉、力量在那次“火山爆发”中得到了最光辉的显示。其实,它的意义更多是政治上的。要让“四五”精神转化为文学上失而复得的内质,产生出真正属于新时期诗歌的品格,不仅要等到结束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金十月之后,而且要等到解除两个“凡是”禁锢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是在两年以后了。作为诗的内质与品格的理论概括的诗论,也难以超越时代,走在诗的前面。因此,从1976年底到1978年底这两年的时间内,诗论还只是作为毛泽东同志1957年给《诗刊》与1965年给陈毅同志的两封信的阐释展开的,解决的是诗歌创作中的艺术规律问题,如“形象思维”、“比兴”、“诗味”等。讨论有成效,也有局限:大跃进民歌仍被树为诗歌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