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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人民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1975年下半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进行整顿。一次他在遗传研究所党委会上说：“什么行政工作、政治工作……所谓整顿，都要为一个目的服务，为科研上去扫除障碍，创造条件。”不久，他又在电子研究所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的根本目标是把科研搞上去，离开把科研搞上去整顿是要走偏向的。这个我说八级台风不行，要刮十二级台风。……假使四个现代化搞不上去，‘我们这一代是饭桶’。”“现在的危险是怕没知识，不是怕知识，要敢去图书馆看书，看资料。”胡耀邦的讲话与“知识越多越反动”针锋相对，表现了他坚持真理，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政治大背景下面，胡耀邦对知识分子，科研人员，科技干部，以其敏锐的战略眼光，深邃的科学思考，高度的政治热情，引人注目地、具有历史意义地提出了要做“家”迷，不要做“官”迷的教导和要求。
胡耀邦对党委的领导和专家的态度是这样说的：“党委书记不懂业务，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他在另一次全院的干部座谈会上说：“选所长、副所长、业务处长、室主任最好是本行业务比较精通或比较有权威的，为科技界所公认的。”“要把业务搞上去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措施之一就是主持业务的干部给他们一些权力。”他说：“五十岁以下，四十岁左右的业务副所长，要让他们向‘家’发展，不要向‘官’发展，要做‘家’迷，不要做‘官’迷，……培养一大批有用的人，我们的历史贡献也就不小了。如妨碍，就要犯历史错误。”
“我们的责任，在本世纪内，帮助党培养出上千个一流的专家，上万个二流的专家，我们的历史贡献就不小了。”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席兼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武衡同志在回忆当时的历史时很有感慨地说，在十年动乱期间，胡耀邦本着党性，冒极大的风险，敢于大胆直言，真可以说是在漫漫长夜中的一线曙光，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
在胡耀邦的号召下，科技界广大知识分子陆续归队、返回工作岗位，继续从事科研活动，从那以后，到图书馆和情报机构查阅国内外资料的新老读者，越来越多了，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时，阅览室的读者坐得满满的，挤得水泄不通。正像郭沫若说的那样，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确实是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中国经过建国初期的创业，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初步建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提出了“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科教兴国”和“振兴中华”的号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和科技界广大同志的努力和艰苦奋斗，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有些领域还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的认识，它与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深入人心、关系密切的?纵观从青少年的以爱科学为特点的“五爱教育”到学科学、探索科学，养成科学精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在知识分子身上究竟有怎样的体现呢?从主流来看，多数人是执着本职的科研工作，肩起振兴中华的责任，潜心做学问，耐心做实验，不辞辛苦，日以继夜，苦战攻关，终获成果，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可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他们不甘于寂寞，缺乏刻苦精神，不那么钻研本行业务而热心于别的事情，荒废了学业，牺牲了专业发展前途；还有的走偏了路，心浮气躁，急于求成，寻找所谓的“捷径”，剽窃他人的成果，冒充已有，丧失学术道德。这是令人痛心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过去的100多年来，中国未能很好地重视科学教育(这一点与日本是不同的，与美国更是不同的)，是中国积弱的根源。全国解放以后，我国的科学技术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前30年经济工作不重视科学技术是一个深刻教训，今后必须改变。”(前副总理谷牧语)。改革开放近30年来才逐渐有所改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几年来，中共中央提出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已经并继续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领导从外行变成了内行，知识分子从不应有的被歧视的地位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解放后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与新中国培养的科学技术人员共同担负起历史的重任，我国科学家们在极端困难的历史条件下，以顽强的意志坚持科学研究而做出了非凡的成绩，中国科学工作者热爱祖国，对科学真理必胜的坚定信念的体现是十分可贵的，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继承和发扬的。从60年代到70年代我国就已经取得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反西格马负超子”，“哥德巴赫猜想”、“配位场理论”等这些世界领先的成就；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研究，指导了大庆油田的地质勘探工作，验证了中国地质科学家李四光、黄汲清等提出的《陆相生油理论》；东亚飞蝗生态、生理学的研究，指导了控制和消灭中国的一大灾害——蝗灾。早在60年代，我国就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原子弹和氢弹技术，70年代中国的人造卫星奏出“东方红”的乐曲邀游太空。90年代以来，我国的载人航天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杂交水稻和生根粉技术的研究与大面积持续推广，连续地大面积丰收，给人口众多的中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粮食，奠定了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是印刷业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两弹一星的元勋们和当时发奋图强的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值得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永远学习的榜样。特别是解放后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一大批思想活跃、有创新精神、有攻关能力、不畏险阻、埋头苦干的科学技术队伍，成为科技战线的主力，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建设新中国的前辈。
在科技进步中总是要先有继承，而后才有创新和发展。有位哲人说过，离开继承的发展是走不远的。所以，虚心向建设新中国的前辈们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行动和表现，在业务和作风上正是他们培养和训练了现在的科技队伍。后来人一定要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继承他们发奋图强，攻关不怕难，勇于攀登，顽强拼搏的科学进取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学习他们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不慕虚名，严守学术道德的优良作风传统。他们永远是中国一切知识分子崇敬和学习的楷模。
在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这或许跟这几年就业形势严峻有关，但也不完全是这样。据媒体报道，不少大学毕业生在大学里学到了现代科技知识，不继续好好钻研，不到祖国需要的地区和单位去发展，反而去考专业用不上的公务员，造成知识财富的浪费，这种情况近几年来愈演愈烈。仅以2009年为例，报考公务员的竟有775，000人之多，录取率只有1.75％，就是100个考生中只录取2人，98个人落榜。这么多人盲目应考，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不是抛开科学，读书做官吗?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加引导，任其发展下去，后果是很严重的，会减缓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这种社会现象是值得注意和反思的。我们需要公务员，但是我们更需要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各行各业、高水平的人才。大学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和后备军，由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充实我们的科技队伍，一代又一代的奋斗下去，总有一天我们就能够接近、赶上，在某些方面甚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产生中国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他们一定是向专家发展的“家”迷，而绝对不是“官”迷。当代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大学生知识分子，要孜孜不倦地研究和探索科学，造福于祖国和人民。科学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奥妙，它是培养智慧的摇篮，里面有永远享受不尽的乐趣，因为正像爱因斯坦说过的那样：只有方程式才是永恒的。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政治大背景下面，胡耀邦对知识分子，科研人员，科技干部，以其敏锐的战略眼光，深邃的科学思考，高度的政治热情，引人注目地、具有历史意义地提出了要做“家”迷，不要做“官”迷的教导和要求。
胡耀邦对党委的领导和专家的态度是这样说的：“党委书记不懂业务，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他在另一次全院的干部座谈会上说：“选所长、副所长、业务处长、室主任最好是本行业务比较精通或比较有权威的，为科技界所公认的。”“要把业务搞上去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措施之一就是主持业务的干部给他们一些权力。”他说：“五十岁以下，四十岁左右的业务副所长，要让他们向‘家’发展，不要向‘官’发展，要做‘家’迷，不要做‘官’迷，……培养一大批有用的人，我们的历史贡献也就不小了。如妨碍，就要犯历史错误。”
“我们的责任，在本世纪内，帮助党培养出上千个一流的专家，上万个二流的专家，我们的历史贡献就不小了。”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席兼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武衡同志在回忆当时的历史时很有感慨地说，在十年动乱期间，胡耀邦本着党性，冒极大的风险，敢于大胆直言，真可以说是在漫漫长夜中的一线曙光，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
在胡耀邦的号召下，科技界广大知识分子陆续归队、返回工作岗位，继续从事科研活动，从那以后，到图书馆和情报机构查阅国内外资料的新老读者，越来越多了，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时，阅览室的读者坐得满满的，挤得水泄不通。正像郭沫若说的那样，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确实是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中国经过建国初期的创业，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初步建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提出了“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科教兴国”和“振兴中华”的号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和科技界广大同志的努力和艰苦奋斗，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有些领域还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的认识，它与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深入人心、关系密切的?纵观从青少年的以爱科学为特点的“五爱教育”到学科学、探索科学，养成科学精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在知识分子身上究竟有怎样的体现呢?从主流来看，多数人是执着本职的科研工作，肩起振兴中华的责任，潜心做学问，耐心做实验，不辞辛苦，日以继夜，苦战攻关，终获成果，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可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他们不甘于寂寞，缺乏刻苦精神，不那么钻研本行业务而热心于别的事情，荒废了学业，牺牲了专业发展前途；还有的走偏了路，心浮气躁，急于求成，寻找所谓的“捷径”，剽窃他人的成果，冒充已有，丧失学术道德。这是令人痛心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过去的100多年来，中国未能很好地重视科学教育(这一点与日本是不同的，与美国更是不同的)，是中国积弱的根源。全国解放以后，我国的科学技术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前30年经济工作不重视科学技术是一个深刻教训，今后必须改变。”(前副总理谷牧语)。改革开放近30年来才逐渐有所改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几年来，中共中央提出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已经并继续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领导从外行变成了内行，知识分子从不应有的被歧视的地位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解放后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与新中国培养的科学技术人员共同担负起历史的重任，我国科学家们在极端困难的历史条件下，以顽强的意志坚持科学研究而做出了非凡的成绩，中国科学工作者热爱祖国，对科学真理必胜的坚定信念的体现是十分可贵的，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继承和发扬的。从60年代到70年代我国就已经取得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反西格马负超子”，“哥德巴赫猜想”、“配位场理论”等这些世界领先的成就；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研究，指导了大庆油田的地质勘探工作，验证了中国地质科学家李四光、黄汲清等提出的《陆相生油理论》；东亚飞蝗生态、生理学的研究，指导了控制和消灭中国的一大灾害——蝗灾。早在60年代，我国就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原子弹和氢弹技术，70年代中国的人造卫星奏出“东方红”的乐曲邀游太空。90年代以来，我国的载人航天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杂交水稻和生根粉技术的研究与大面积持续推广，连续地大面积丰收，给人口众多的中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粮食，奠定了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是印刷业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两弹一星的元勋们和当时发奋图强的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值得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永远学习的榜样。特别是解放后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一大批思想活跃、有创新精神、有攻关能力、不畏险阻、埋头苦干的科学技术队伍，成为科技战线的主力，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建设新中国的前辈。
在科技进步中总是要先有继承，而后才有创新和发展。有位哲人说过，离开继承的发展是走不远的。所以，虚心向建设新中国的前辈们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行动和表现，在业务和作风上正是他们培养和训练了现在的科技队伍。后来人一定要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继承他们发奋图强，攻关不怕难，勇于攀登，顽强拼搏的科学进取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学习他们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不慕虚名，严守学术道德的优良作风传统。他们永远是中国一切知识分子崇敬和学习的楷模。
在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这或许跟这几年就业形势严峻有关，但也不完全是这样。据媒体报道，不少大学毕业生在大学里学到了现代科技知识，不继续好好钻研，不到祖国需要的地区和单位去发展，反而去考专业用不上的公务员，造成知识财富的浪费，这种情况近几年来愈演愈烈。仅以2009年为例，报考公务员的竟有775，000人之多，录取率只有1.75％，就是100个考生中只录取2人，98个人落榜。这么多人盲目应考，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不是抛开科学，读书做官吗?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加引导，任其发展下去，后果是很严重的，会减缓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这种社会现象是值得注意和反思的。我们需要公务员，但是我们更需要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各行各业、高水平的人才。大学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和后备军，由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充实我们的科技队伍，一代又一代的奋斗下去，总有一天我们就能够接近、赶上，在某些方面甚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产生中国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他们一定是向专家发展的“家”迷，而绝对不是“官”迷。当代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大学生知识分子，要孜孜不倦地研究和探索科学，造福于祖国和人民。科学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奥妙，它是培养智慧的摇篮，里面有永远享受不尽的乐趣，因为正像爱因斯坦说过的那样：只有方程式才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