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总是很难面对自己的内心。
　　原始共产主义时代，为了共同克服自然，社会是公平的，但人们的智力与道德都还处在蒙昧时代，内心，是一种有限的存在。
　　智力爆发，农业革命发生，私有制和人对人的奴役降临，内心被私欲驱赶到了一个角落。
　　轴心时代，灿烂文明在全球多点爆发，先贤在幽邃的哲学甬道里苦思冥想，人如何区别于动物，人要向哪里去，要通向怎样的未来社会，人们有组织地或不自觉地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
　　内心被短暂地照亮，但饥饿、贫困、天灾、战争、压迫、剥夺，又让光亮迅速黯淡。
　　这里所谓的内心，指的是发自本性的道德向往，不忍见同类受苦的善良趋向。孟子称之为恻隐之心，亚当·斯密把它叫作“同情”。扩展为一种社会理想，儒家叫作大同，馬克思主义者则将它更清晰地表达为共同富裕。
　　理想一直都在，但在过去，一直是一种想象。直到2021年8月，促进共同富裕被提上了中国发展的实践日程。
　　中国对世界文明有过无数熠熠生辉的贡献，这一次，她可能开启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
　　因为，她将彻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生产力准备

　　200多年前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托举起了人类生产力爆炸性发展的时代。
　　18世纪后半叶，那个名叫瓦特的英国人，把蒸汽机改良为有应用推广价值的机器，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轧花机、纺纱机还有各种畜力、自然力机械，也被一一发明和改进。
　　机器，是技术的实体化。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开始猛烈地驱动效率提升。
　　跟瓦特处在同一个时代的亚当·斯密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他看到，如果仅靠一个工人完成全部过程，那他可能一天也生产不出一枚大头针，但是如果把过程分解为18道工序，则10个工人一天就能生产48000枚，也就是说一个人就能生产4800枚。
　　分工，是另一剂刺激效率的猛药。
　　它横向发展，燎原为社会化的产业链分工，以及国际分工，纵向深化，则表现为企业组织方式的变革，比如流水线的普及和泰勒制的推行。
　　手工业从而变成了工业，用农闲时间来从事的不计成本的副业，转变为创造财富的精打细算的主业。
　　竞争会进一步驱动效率提升。效率是投入和产出比，一定量的投入有更多的产出，或者一定量的产出只需较少投入，就说明效率提高了。竞争会驱使市场主体在技术和分工上持续努力，以求得到更多的利润，结果就是巨量的生产。数十年后，马克思称之为“热病似的生产”。
　　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匹配的经济学相信，经济领域是利益和谐的。亚当·斯密就认为，人人出于私利的竞争，通向社会的共同利益。每个人的邪恶，构成了社会的道德。
　　但他真的没有忧心吗？《道德情操论》，怎么看都像是在为他的经济学理论寻找一种制衡，确立一些戒条。但它没有成为后世经济学的律令，相反，构成后世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和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早前，资产者已经挣脱了宗教的道德束缚。人的动物性被无限放大和张扬，效率就是一切，发展为对效率的崇拜。高速提升的效率和急速加剧的竞争，驱使人们寻求消费市场和原材料供应的行动，以国家军事力量为后盾。
　　对工人的奴役、对殖民地的争夺、对边缘国家的压迫与掠夺、黑奴的使用与“解放”，所有触目惊心的恶，都在文明时代集中、残酷地涌现。霍布斯所说的“人对人是狼”，真切地表现为资本主义时代的人际关系、阶级关系、国家关系。

资本主义所呼唤出来的生产力，倾数百年之力，在为人类通向重新审视内心铺平道路，尽管这个过程是如此血泪横飞。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也叫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让他们认识到，新的巨大的生产力条件下，出现这种生产关系的必然性，而辩证唯物主义让他们预见到，新的生产关系也将在未来必然出现。
　　资本主义所呼唤出来的生产力，倾数百年之力，在为人类通向重新审视内心铺平道路，尽管这个过程是如此血泪横飞。

效率不是一切

　　电力、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人工智能，科技持续进化，效率持续提升，生产力持续发展，人类财富总量持续增加。
　　在此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次国家间的资源争夺战以及国家内部的战争。在生产力最强大、财富最庞大的历史阶段，人类之间的关系却转变为规模空前的你死我活的关系。
　　国与国之间，控制与被控制，压制与被压制，吸血与被吸血。社会内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没有解决办法。从根本上说，工具崇拜已经限制了人们的内心，社会运行已经很难调整到以价值目标为依归的轨道上来。
　　比如，效率其实就是一种工具。效率提升不是目的本身，改善人的生活和让人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目的—也是前文所谓的人类需要面对的内心。
　　在西方先贤柏拉图看来，效率的目的就是美德和公正。正如加拿大学者贾尼丝·格罗斯·斯坦所说：“（效率）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用来实现有价值目的之方式；它不是目标，而是达到其它目标的工具；它不是价值，而是获得其它价值的方法。它是故事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
　　但是，你看：
　　政府应该对穷人提供救济？不，那样会养懒汉。
　　财政应该给偏远地区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不，那样会造成资源浪费。
　　国会拨款给某个地方应对某种特殊疾病？不，把这笔钱交给军工企业更有效益。 　　一切都是效率。
　　本来，合理的链条应该是这样的：投资生产—提高效率—促进公平公正、增进共同福祉。现实的链条却是这样的：投资生产—提高效率—投资生产。
　　就像一张划花了的光盘，一首歌到了中间就卡住，然后从头开始，到了同样位置再卡住，又从头开始，永远抵达不了进行价值表达的副歌部分。
　　效率与公平之间，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实现公平，不必完全牺牲效率，但两者之间有必要做一种折衷。就像在团体比赛中不能嫌弃能力最弱的成员，而应该通过帮助和组合来实现整体的最佳状态。然而折衷很难，效率的衡量显而易见，公平的效应缺乏明确标准，况且话语权始终掌握在效率崇拜者的手中。
　　人们可以眼看无数的人一辈子深陷贫困，并且贫困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却无法忍受眼前的轻微的效率损耗。功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给这种态度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
　　人们认为每一个人的处境，都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却不承认在一个崇拜效率的竞争性的世界里，许多人根本就没有选择。如果一个人必须用一天十几小时的劳动来换取全家人的食物，选择这个词对他而言就是“何不食肉糜”。
　　几百年来，作为世界发展主流的西方世界，在这方面一直没有答案。社会主义运动迫使相关国家在制度中注入了一定的温情因素，但温情的维继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经济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而在当下，这一能力正在整体性下降。
　　社会不公的问题，也就更大程度上暴露出来。

中国不一样

　　缔造现代国家的西方人，从来不信任国家。除了在战争和深度萧条时期，人们会信任政府之外，绝大多数时间里政府都是被提防的对象。
　　当然，西方国家的政府在多数情况下确实也不值得信任，原因是它总是会与某些利益集团形成绑定关系，形成自己的特殊利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是现代文明世界的共识，但西方社会显得更加极端，对“小政府、大社会”极为强调。
　　人们就只能信任市场，把绝大多数问题的解决方案诉诸市场。而市场，正是那个效率崇拜的空间，美德与公正不是它的使命，反而是它的掣肘。市场有强大的财富增长能力，但缺乏价值贯彻的动机。换句话说，它有高效的四肢，但没有一个思考方向的头脑。
　　马克思主义者由此指出了它的盲目性，以及由盲目生产带来的经济周期，同时也看到了它的头脑缺乏，从而更加强调政府的作用。
　　一个由社会主义者构成的有信仰的政府，是被寄予厚望的头脑。

人们认为每一个人的处境，都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却不承认在一个崇拜效率的竞争性的世界里，许多人根本就没有选择。

　　本文一开头就说，人类总是很难面对自己的内心—即对公平、公正的道德追寻。文明产生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主要难在生产力低下，不管如何分配，社会财富总量都不足以使每个人都获得美好的生活。今天，生产力发展到如斯盛况，生产关系却依旧是极为悬殊的物质财富、社会地位，甚至是剥夺关系，再不叩问内心，恐怕内心就要被宣告死亡。
　　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中国头上。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在人越来越像机器而机器越来越像人的历史阶段，效率崇拜压榨人，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作为一种反压榨的思想力量，磅礴崛起。共同富裕，是运用唯物史观对未来社会进行合理推演的科学结论。
　　中国的民本主义政治传统，以及生生不息的大同理想，严丝合缝地对接了这一初心。中国共产党人传承自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文化根系的价值信念， 100年里从未褪色。
　　100多年前，李大钊先生说，“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
　　1955年，毛泽东约见工商界代表人物时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是可以走向更富更强的。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方法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定心与定调

　　一说共同富裕，很多人就会马上想到“劫富济贫”“平均主义”“同步富裕”“同等富裕”，主张共同富裕，就必须作出解释。
　　曾有历史为鉴，劫富济贫是中国式造反的共同主题，平均主义曾在共和国历史上带来严重后果；避免人心浮动，同步富裕显然反对市场机制，否认改革价值，而同等富裕就是平均主义的同义词，是对效率的彻底挑战。
　　这些疑问都与共同富裕的本义无关，应当解释但没有必要过度论证。把事情极端化，然后从极端化的推论中提出质疑，这是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它在氛围整体理性的条件下，尚可以作為一种参考，防止头脑过热；一旦氛围并不理性，就成为让什么事情都不用干，百事止于言语扯皮的有力工具。
　　一句话足矣，邓小平早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是吃了这个亏的。”
　　今天的中国，再次把共同富裕放到最高决策议程，和过去提及共同富裕相比有显著的时代特色。作为一种信念，它和过去完全一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作为一种实践，则显然区别于过去更单纯的理想性、目标性，而带着鲜明的行动色彩。这是共同富裕议题在今天尤其值得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关注的原因。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是不会在“投资生产—提高效率”这样的中间部位“卡带”的，价值指向不但非常明确，而且起着头脑引领的作用。 　　“在高質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则传递出两个鲜明信号。一个是，过去改革所积累的成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发展的效率导向，都不会变化；另一个是，共同富裕是具备生产力基础的，是在社会财富总量足以支持共同富裕趋向的条件下展开的。前者定心，后者定调。
　　定心的意义自不待言，改革开放以来，担心时代调头的声音始终存在，定心让人可以继续当前的和未来的奋斗。定调，是告诉所有人，中国走到了新阶段，每一个人的未来都充满希望。
　　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现实就是，中国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这是共同富裕的实践起点。没有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谈论共同富裕只是理想表达，而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不实践共同富裕则是忘却初心。

给效率赋予价值

　　共同富裕，是一个内涵深刻的词组。富裕是生产力的体现，是指极大发展的生产力创造了巨量财富；而共同，则描述了一种生产关系，财富共创、共享，而不是强势者取得更多，弱势者所剩无几。
　　应当注意，共同富裕是一种未来愿景，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更不是马上就要达致的现实。正是这种长期性，解释了“劫富济贫”“平均主义”“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这类担忧的不必要。生产力发展会推动新的生产关系形成，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用价值方向提供指引，用制度与政策提供动力。

中国的民本主义政治传统，以及生生不息的大同理想，严丝合缝地对接了这一初心。中国共产党人传承自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文化根系的价值信念，100年里从未褪色。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长远看来，人工智能将会是支撑起共同富裕的生产力来源。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在制造领域逐步取代人力，替代比例不断提高。主动或被动离开制造业的劳动力，大部分转移到了服务业，但下一步，人工智能也会渗透并覆盖大多数服务领域。这就意味着，雇佣将会不断减少。
　　“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如果雇佣消失，资本也就消失了，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生产关系将会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解体。雇佣消失，无数的人如何获得生活资料，就成为分配制度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这就是“共同”的生产关系建构的基础。
　　资本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生产的消亡，生产资料仍然会投入，会循环，只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改变了。生产资料投入的目的不再是为少数掌握着他们的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是为了满足全体劳动者的需求，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未来的推演，它离我们还很远。当下的共同富裕实践，主要还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之下展开的，甚至，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条件，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市场与效率—在有着明确的价值信念的前提下。
　　市场是初次分配最有效的手段，能够取而代之的手段也从未出现。“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一共同富裕的先行基础的形成，依靠的就是市场的力量。
　　为了实现全面小康，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人力，紧接着全面小康展开的乡村振兴，还将延续这种投入，但归根到底，起作用的机制还是市场机制，效率机制。政府所做的，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市场的物理连通，通过区域间的产业对接实现市场的产品连通，通过现代意识的导入、经营意识的形成实现市场的观念连通。
　　但在中国发生着的，不是消费渗透、穷人捡拾面包渣的“涓滴经济学”，而是用理想、价值之手，紧紧握住市场这把利剑。首先，中国人信念坚定—要让穷人致富，其次，穷人致富的方法万变不离其宗—持续地为他人创造价值。
　　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无数脱贫故事，浸透着的就是这样一种理念。它的最特别之处，不在于它看上去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的难度，而在于政府愿意去做，并且是背水一战地去做，这是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的。
　　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将会更加清晰地呈现这种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