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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近代，社会有机体论曾经被严复、梁启超等人作为论证自由的重要工具。根据社会有机体论，个人是构成国家的细胞，国家的盛衰取决于其构成细胞——国民素质的优劣。据此，正如中国近代社会的落后、衰微源于中国人素质低下一样，中国社会的出路在于给予国民以自由。在社会有机体论的框架下，严复、梁启超所讲的自由围绕着救亡图存展开，从强调个人自由不得侵犯国群自由开始，最终呼吁个人为了国群放弃自身的自由权利。严复、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家的自由思想彰显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导致了自由的悖论。
〔关键词〕 社会有机体论，自由的悖论，救亡，启蒙
〔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1）05-0035-05
在中国近代，社会有机体论曾被作为分析中国衰亡原因和拯救中国的工具，严复、梁启超等都曾通过这一理论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看成是细胞与生物有机体的关系。社会有机体论对于论证自由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理论自身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这突出表现为在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时将个人淹没在群体之中。由于受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近代思想家所讲的自由是一种自由的悖论。
一、救亡图存与社会有机体论
在中国近代，严复、梁启超对自由的宣传、推崇令人瞩目。在他们那里，不论是推崇自由还是提高国民素质均与社会有机体论相关，或者说，两人是借助社会有机体论来论证自由思想的。
首先，根据社会有机体论，严复、梁启超相信社会是由一群单独的个人组成的，犹如生物有机体是由单个细胞构成的一样。对此，严复反复强调：“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机，则必治生学；欲知感应之妙，则必治心学，夫而后乃可以及群学也。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 〔1 〕 （P17 ）“群者人之拓都也，而人者群之么匿也，拓都之性情变化，积么匿之性情变化以为之。” 〔2 〕 （P261 ）严复、梁启超都将社会视为生物有机体，进而用生物法则来解释社会的强弱兴衰。他们声称，正如生物有机体的强弱取决于细胞的强弱一样，一国一群一社会之强弱兴衰也取决于该团体中每个人素质的优劣。
沿着社会有机体论的思路审视中国，严复、梁启超将提高国人的素质奉为改造中国的不二法门，而自由便是国民素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基于国群是个人之所积的逻辑，国家的性质是国民素质的积累，个人所无者不能在社会中成有，正如由没有权利的奴隶组成的国家不可能有自由一样。这就是说，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息息相通，国家自由本于小己之自由，个人自由是国家自由乃至富强的前提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复、梁启超一致宣称：“今夫国，者非他，合亿兆之民以为之也。国何以富？合亿兆之财以为之也。国何以强？合亿兆之力以为之也， ……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 〔3 〕 （P913 ）这些观点显示，要捍卫中国的自由，必须从使中国的国民享有自由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是拯救中国的出路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
其次，严复、梁启超认识到，缺少自由是中国衰亡的原因，并且用社会有机体论将个人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呼吁为了国群的自由必须让国民享有自由。在中西对比尤其是在对甲午战败原因的分析中，他们一致认为，有无自由是中国与西方国民的根本区别，也是造成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强弱兴衰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说，国民没有自由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严复认为，中国长期的君主专制剥夺了国民自由之权，使国民沦为奴虏。正是国民无权造成了中国的落后挨打。对此，他进一步指出，由于在君主专制下国民没有权利而始终处于奴隶地位，这种奴隶地位使国民不能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联系起来，而是将国家看作帝王一人的私产。当国家遭遇外敌侵犯时，国民自然不会拼死抵抗。如果说中国饱尝不自由之祸苦的话，那么，西方则饱尝自由之福乐，西方富强的秘诀在于自由。至此，严复得出结论，中国富强之路在于还国民以自由。他指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秘诀在于使中国人具有爱国心（“各私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在立法上赋予国民以自由权利，将国民的切身利益与国家联系起来。通过中西社会性质的对比，严复将君主立宪、在宪法上赋予国民自由之权视为改造中国的纲领。无独有偶，梁启超也将使吾国之民享有自由权利奉为振兴中国的出路。“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若是者国庶有瘳，若是者国庶有瘳！” 〔4 〕 （P96-97 ）
由上可见，严复、梁启超对中国贫困原因的分析以及提出的拯救方案，所依据的理论武器是社会有机体论。依据社会有机体论，两人将改造中国的具体方案落实为对国民个体的改造，即国民性改造。
二、自由的特定内涵及其中国特色
在对自由的界定上，严复、梁启超都将自由视为人的天赋权利，并且承认自由包括个人的自由。尽管如此，他们对自由的宣传、介绍和阐释虽出于近代启蒙思想的需要，但更是迫于救亡图存的现实。与利用社会有机体论为自由辩护的初衷一脉相承，两人的自由思想以救亡图存为宗旨，无论是对西方自由学说的选择，对自由概念的界定，还是对自由思想的侧重，都围绕着救亡图存这一主题展开。这使源于西方的自由学说具有了中国特色。
（一）自由以不侵他人自由为界转化成个人不侵犯国群自由。在对自由的宣传和介绍中，严复、梁启超不约而同地突出自由的权限问题，强调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界。有鉴于此，在对自由种类进行划分的基础上，两人基本上是在消极意义上使用自由的，即均强调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界。可以看到，强调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界是严复的主要观点。早在天津《直报》时期，他就指出：“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 〔1 〕 （P3 ）后来，在翻译《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时，严复重申并论证了这一主张。对此，他写道：“太平公例曰：‘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斯宾塞《群谊》一篇，为释是例而作也。” 〔5 〕 （P18 ）
基于自由以不侵他人自由为界的认识，严复强调自由为善而非自由为恶。于是，他接着写道：“是故刺讥谩骂，扬讦诪张，仍为言行愆尢，与所谓言论自繇行己自繇无涉。总之自繇云者，乃自繇于为善，非自繇于为恶。” 〔6 〕 （P198）可见，尽管一贯从政界或法律的角度界定自由，严复却在自由为善而非自由为恶中将自由从法律引向了道德，让法律为自由划定权限，让道德谨守自由的权界。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从来就不是个人的事，而与他人、种群密切相关，这决定了自由不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此基础上，严复特别强调，对于入群而后的人来说，小己自由以不侵犯国群自由为界。否则，将陷入强权世界，不仅国群难以自保，小己自身的自由也不复存在。他之所以选择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是因为该书“为人分别何者必宜自繇，何者不可自繇”，讲的就是自由的权限问题。梁启超同样强调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他写道：“自由之界说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 〔5 〕 （P102 ）
进而言之，在社会有机体论界定的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背景下，鉴于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严复、梁启超所讲的不侵犯他人自由，旨在强调个人自由不得妨碍国家的自由。这就是说，他们均将个人自由不侵犯国群自由视为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这致使自由之权界不仅包括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指个人与国群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梁启超解释说，“使滥用其自由，而侵他人之自由焉，而侵团体之自由焉，则其群固已不克自立，而将为他群之奴隶，夫复何自由之能几也？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服从者何？服法律也。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护我自由，而亦以箝束我自由者也。” 〔4 〕 （P103 ）
〔关键词〕 社会有机体论，自由的悖论，救亡，启蒙
〔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1）05-0035-05
在中国近代，社会有机体论曾被作为分析中国衰亡原因和拯救中国的工具，严复、梁启超等都曾通过这一理论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看成是细胞与生物有机体的关系。社会有机体论对于论证自由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理论自身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这突出表现为在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时将个人淹没在群体之中。由于受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近代思想家所讲的自由是一种自由的悖论。
一、救亡图存与社会有机体论
在中国近代，严复、梁启超对自由的宣传、推崇令人瞩目。在他们那里，不论是推崇自由还是提高国民素质均与社会有机体论相关，或者说，两人是借助社会有机体论来论证自由思想的。
首先，根据社会有机体论，严复、梁启超相信社会是由一群单独的个人组成的，犹如生物有机体是由单个细胞构成的一样。对此，严复反复强调：“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机，则必治生学；欲知感应之妙，则必治心学，夫而后乃可以及群学也。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 〔1 〕 （P17 ）“群者人之拓都也，而人者群之么匿也，拓都之性情变化，积么匿之性情变化以为之。” 〔2 〕 （P261 ）严复、梁启超都将社会视为生物有机体，进而用生物法则来解释社会的强弱兴衰。他们声称，正如生物有机体的强弱取决于细胞的强弱一样，一国一群一社会之强弱兴衰也取决于该团体中每个人素质的优劣。
沿着社会有机体论的思路审视中国，严复、梁启超将提高国人的素质奉为改造中国的不二法门，而自由便是国民素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基于国群是个人之所积的逻辑，国家的性质是国民素质的积累，个人所无者不能在社会中成有，正如由没有权利的奴隶组成的国家不可能有自由一样。这就是说，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息息相通，国家自由本于小己之自由，个人自由是国家自由乃至富强的前提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复、梁启超一致宣称：“今夫国，者非他，合亿兆之民以为之也。国何以富？合亿兆之财以为之也。国何以强？合亿兆之力以为之也， ……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 〔3 〕 （P913 ）这些观点显示，要捍卫中国的自由，必须从使中国的国民享有自由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是拯救中国的出路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
其次，严复、梁启超认识到，缺少自由是中国衰亡的原因，并且用社会有机体论将个人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呼吁为了国群的自由必须让国民享有自由。在中西对比尤其是在对甲午战败原因的分析中，他们一致认为，有无自由是中国与西方国民的根本区别，也是造成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强弱兴衰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说，国民没有自由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严复认为，中国长期的君主专制剥夺了国民自由之权，使国民沦为奴虏。正是国民无权造成了中国的落后挨打。对此，他进一步指出，由于在君主专制下国民没有权利而始终处于奴隶地位，这种奴隶地位使国民不能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联系起来，而是将国家看作帝王一人的私产。当国家遭遇外敌侵犯时，国民自然不会拼死抵抗。如果说中国饱尝不自由之祸苦的话，那么，西方则饱尝自由之福乐，西方富强的秘诀在于自由。至此，严复得出结论，中国富强之路在于还国民以自由。他指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秘诀在于使中国人具有爱国心（“各私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在立法上赋予国民以自由权利，将国民的切身利益与国家联系起来。通过中西社会性质的对比，严复将君主立宪、在宪法上赋予国民自由之权视为改造中国的纲领。无独有偶，梁启超也将使吾国之民享有自由权利奉为振兴中国的出路。“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若是者国庶有瘳，若是者国庶有瘳！” 〔4 〕 （P96-97 ）
由上可见，严复、梁启超对中国贫困原因的分析以及提出的拯救方案，所依据的理论武器是社会有机体论。依据社会有机体论，两人将改造中国的具体方案落实为对国民个体的改造，即国民性改造。
二、自由的特定内涵及其中国特色
在对自由的界定上，严复、梁启超都将自由视为人的天赋权利，并且承认自由包括个人的自由。尽管如此，他们对自由的宣传、介绍和阐释虽出于近代启蒙思想的需要，但更是迫于救亡图存的现实。与利用社会有机体论为自由辩护的初衷一脉相承，两人的自由思想以救亡图存为宗旨，无论是对西方自由学说的选择，对自由概念的界定，还是对自由思想的侧重，都围绕着救亡图存这一主题展开。这使源于西方的自由学说具有了中国特色。
（一）自由以不侵他人自由为界转化成个人不侵犯国群自由。在对自由的宣传和介绍中，严复、梁启超不约而同地突出自由的权限问题，强调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界。有鉴于此，在对自由种类进行划分的基础上，两人基本上是在消极意义上使用自由的，即均强调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界。可以看到，强调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界是严复的主要观点。早在天津《直报》时期，他就指出：“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 〔1 〕 （P3 ）后来，在翻译《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时，严复重申并论证了这一主张。对此，他写道：“太平公例曰：‘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斯宾塞《群谊》一篇，为释是例而作也。” 〔5 〕 （P18 ）
基于自由以不侵他人自由为界的认识，严复强调自由为善而非自由为恶。于是，他接着写道：“是故刺讥谩骂，扬讦诪张，仍为言行愆尢，与所谓言论自繇行己自繇无涉。总之自繇云者，乃自繇于为善，非自繇于为恶。” 〔6 〕 （P198）可见，尽管一贯从政界或法律的角度界定自由，严复却在自由为善而非自由为恶中将自由从法律引向了道德，让法律为自由划定权限，让道德谨守自由的权界。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从来就不是个人的事，而与他人、种群密切相关，这决定了自由不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此基础上，严复特别强调，对于入群而后的人来说，小己自由以不侵犯国群自由为界。否则，将陷入强权世界，不仅国群难以自保，小己自身的自由也不复存在。他之所以选择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是因为该书“为人分别何者必宜自繇，何者不可自繇”，讲的就是自由的权限问题。梁启超同样强调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他写道：“自由之界说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 〔5 〕 （P102 ）
进而言之，在社会有机体论界定的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背景下，鉴于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严复、梁启超所讲的不侵犯他人自由，旨在强调个人自由不得妨碍国家的自由。这就是说，他们均将个人自由不侵犯国群自由视为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这致使自由之权界不仅包括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指个人与国群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梁启超解释说，“使滥用其自由，而侵他人之自由焉，而侵团体之自由焉，则其群固已不克自立，而将为他群之奴隶，夫复何自由之能几也？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服从者何？服法律也。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护我自由，而亦以箝束我自由者也。” 〔4 〕 （P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