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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章，1982年生，安徽涡阳人。图书管理员。现居福州。
眼看就要毕业了，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我女朋友何苗考研失败，之后也没有去找工作，每天和我一起在校园里晃荡。其实我挺焦虑的，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这四年我什么也没学到。何苗好像并不怎么着急，我知道那是因为她的心神都被另外一件事占据了——毕业后我们俩该何去何从。如果我顺利找到工作，事情会简单很多，我去哪里她跟着去就行了。然而，找工作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我不仅什么都没学到，还对这一现状感到难堪。在招聘会上，我就像一枚急流中的鹅卵石，被裹挟着走走停停。简历捏在手里，内容比承载它的那张纸还要轻。我没勇气把它递到招聘者的手中。
除此之外，我有时候会问自己，毕业后，我们——何苗和我——还会在一起吗？我百分之百相信，何苗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只是想一想，没有得出过答案。
这一天，我又睡到将近中午，起床后找何苗一起吃午饭。天气很好，我们的心情都还不错，我说戴着圆框眼睛的何苗像阿拉蕾，何苗笑着追打我。我们闹了一会儿，她挽着我的胳膊，挽得紧紧地，好像要挂在我身上。
在食堂门口，一张大大的海报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那是一张软件设计培训班的招生广告，上面最粗大最醒目的一行字是：完成培训即安排就业。我们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都没说什么，走进了食堂。吃饭过程中，我满脑子都是海报上的内容，特别是那行粗大的黑体字。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肯定是骗人的。但那行字对面临就业压力的毕业生太有诱惑力。心不在焉地吃完饭，再次经过那副海报时，我对何苗说，要不我去看一看吧。何苗很快地点了点头，好像她一直在等着我问她。
培训班的招生地点在一栋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这说明他们的招生是经过学校同意的。我这样想着，然后求证似地对何苗说了一遍。此后，我所做的所有咨询和调查，也都与之类似——只是在为它的可信寻找证据，为自己的孤注一掷寻找借口。
在那间教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楚妙妮。我先看到她的样子，然后听到她说出自己的名字。她是一个娇小的女人，皮肤很白，但看上去有一种塑料感，棕色短发烫成满满一头的卷儿。我最不喜欢她的嘴巴，薄薄的嘴唇上是一层亮亮的粉色唇彩。塑料感。更强的塑料感。这让她与围着她的学生明显区别开来，虽然又矮又瘦，但她自身具有一种代言的意味，就是说，她让人相信她是代表某个更大型的组织而来。当我靠近她时，闻到了一种特别的味道——也可能并不特别，只是我以前没有闻到过。该怎么命名这种味道呢？脂粉味。并不贴切，但在听到她的名字之后，我还是将它们联系到一起，就这样记住了它们。
楚妙妮微笑着，回答着学生们的提问。她会骗我们吗？在咨询了一系列问题之后，我仍在想这个。然而关于这一点，直到很久之后，我也没有弄明白。
我没有立刻做决定，没有立刻报名。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把这个念头具化为一个行动。我问何苗怎么想，她没有和我一起去咨询，但我也没有别人可问。何苗说她觉得也许是个机会，如果招聘海报上说的都是真的。应该不至于是骗局，我对何苗说。然而还是下不了决心，我又去网上查找培训学校的资料，还拨打了114询问，结果全部一无所获。这样的结果应该让我打消报名的念头才对，奇怪的是，我却愈发想要证明它的真实性。最后，我不得不拨通了楚妙妮的手机，直接说出了我的疑虑。楚妙妮给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答案。
“不需要。”她说，“我们不需要做这种推广。我们直接和企业合作，定向培训。完成培训就可以去工作，这是最好的广告。”
“是这样？”我说。
我的疑问显得虚弱，因为她说话时的语气，会让你为对她的话产生怀疑而惭愧。她说她们的学校已经创办多年，在大连当地很有名气，现在拓展市场，第一次在外地学校招生，因此学费也更优惠。我说对学生来说，五千块也是不小的数目，所以我才这么谨慎。
楚妙妮好像犹豫了一下。“我对你印象很深。”她突然这样说，“我记得你。”她又顿了顿，“因为你这个电话，以后我会优先给你推荐工作，如果，如果你确实加入了我们。但学费是绝对不能少的。”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她强调说。机会留给勇敢的人。说完这些，她停下来，等着我。而我，还在回味着前面那句话——她说她对我印象很深。我在脑袋里把那句话重复了几遍，想象着她发亮的嘴唇的开合——我对你印象很深。
在我们内心深处，是知道自己平凡的。但这个时候谁会承认呢，也许十几二十年后，我们会接受它，但现在不可能。正因如此，我们总想证明自己是特別的，证明给别人看，也证明给自己看。楚妙妮这个从外面来的人，这个有更多阅历的女人，她暗示了我的特别，我又怎么能视若不见。
我再次去了那间教室，和何苗一起。其实我们做不了什么，无非是把之前的问题当面问一遍，好像看着那些话从楚妙妮的口中说出来，会更加可信。后来我时常会再想到这一幕——我们在教室门口停下来，互相看了一眼，然后走进去，在楚妙妮微笑着的注视中，走到她面前坐下来，尽可能老练地问出那些问题。这一幕总会让我伤感——他们像两个茫然的孩子。
楚妙妮给我们看了已经报名的学生填写的资料卡，对我说，其实报名已经截止，因为满员了。但是她申请特批了一个名额，等着我。
从教室出来，我和何苗去了教学楼后的小树林，坐在石凳上发呆，何苗也一声不吭地陪着我。过了一会儿我说，报名吧。何苗说，报吧。表情也跟着轻松起来。接着她就说起楚妙妮，说她的长相看着不舒服。很难看吗？我问。何苗趴在石桌上，手垫在下巴和桌面之间，皱着眉头，盯着面前的一棵树，好像树干上有楚妙妮的脸。
“不是难看，就是不舒服。”她看了我一眼，“你不觉得吗？”
“还好吧……”
“你是不是觉得她挺漂亮的。”
“没有。”我说，“妆化得太浓，像假的。”
何苗撇撇嘴，笑了。
“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件好事，大连是个好地方，我喜欢那里。”她拉起我的手，在手心里揉了揉。 大连是个漂亮的城市，干净、繁华，机会也多。它离学校不远，我们曾经去游玩过。在那里，我和何苗第一次看到海，并为之激动不已。那是个美好的回忆，但我从没觉得它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现在，我就这样跟它联系在一起了？它会是另一个我将长期置身其中的城市？我和何苗一起？
何苗应该正在想象我们未来生活在大连的样子。
“你说，如果到最后还是没有工作，怎么办？”我控制不住要这样说。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对未来稍作美好的期待，就让我有些烦躁。我说这些不是因为需要何苗的安慰，就是为了唱个反调。
“不会的，那么多人报名，他们骗得了那么多人吗？”何苗又揉了揉我的手，她在安慰我。
我知道何苗一直在等。毕业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归宿。她可以选择回家——像大多数女孩那样。也有一些女孩独自去了陌生的城市工作，但何苗不是这样的女孩，她需要有人陪伴。极少的女孩继续和男朋友在一起，这需要运气，也需要勇气。何苗就是在等这个。其实，她只需要勇气，需要我的勇气。我们都知道勇气来自哪里，这正是何苗失望所在。也是每天晚上，我们之间气氛越来越凝重的原因。
从谈恋爱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晚饭之后，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我们都会一起出去走一走。操场、图书馆、宿舍区或者校外的马路。最常去的是学校旁边的公园。公园将废未废，夜色下透着寥落荒凉，但在情侣的眼里，它是个浪漫的所在，是约会的理想去处。我们在这个硕大的公园里的各个角落驻足过，做那些情侣都会做的事。有一次我们缠绵了很久，长久的亲吻几乎让我的舌头麻木，我的手把她的身体爱抚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我们说起了那件事，何苗很好奇为什么要做那件事。为什么一定要做爱呢？她问我。我想了想，对她说，以前我觉得是因为欲望，因为生理本能，但现在，我抱着你，吻了你很久，我想，那不只是欲望，是情到浓时的顺其自然。这真是一句漂亮话不，是吗？接着我们开始做那件事。我不知道具体时间，应该很晚了，四下里寂静无声，也可能只是我听不到。我让何苗手扶着长椅弯下腰，借着微弱的星光，褪下她的裤子，也褪下自己的裤子。我们的裤子都堆在小腿上。四周漆黑漆黑，只有何苗的身体雪白，漂浮在我眼前。我走上前，可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完成下一步，我不知道怎么进入她的身体。应该是我的动作让何苗不舒服了，也许是这个姿势让她感到羞耻，她站直身体，扭捏地提起裤子，她看了看我那里，低着头说以后再试一下吧。我焦躁又沮丧，但毫无办法，而且我总担心会有人突然冲出来，只好说那好吧。我们整理好衣服，相视笑了起来。她紧紧挽住我的胳膊，向公园外走去。
“有时候我想变得小小的，就躲在你身上不下来。”她的脸紧紧贴着我的胳膊，完全不去看路，任由我带着她往前走。
这些夜晚，我们心无旁骛，我们甚至不再是实体的，我们是奔涌的情感和欲望本身。
也有些夜晚，我们为一些事闹别扭，互相不理会对方，甚至争吵。有时候我想，应该记住那些吵架的原因，回想起来一定很有意思，但事实上我几乎全都忘了。就像那些说过的情话，大多也都忘记了。我还年轻，但我已经知道，很多当时以为特别的、重要的、严重的事物，并不真的是那样。
不过最近，无论我们做什么，都绕不开“毕业”这个东西。它确实是特别重要甚至是严重的。动情时争吵时，我们都会说到它，至少也会想到它。随着它越来越近，我们因为它而不愉快的次数也多起来。从什么时候开始，何苗时不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毕业后我们怎么办？对此我能说什么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等找到工作再说，我说再给我点时间，或者干脆沉默。这时候她会哭，说要不分手吧，分手算了，为什么不分手……最后，我把她送到宿舍楼下，她总是抱着我，带着重重的鼻音说明天见。
何苗希望我说我们一直在一起，不管去哪里，有没有工作，我们都一起面对。我很清楚，如果我这样说，她一定不顾一切跟我走。可是我说不出口。毕业是怎么回事，对我来说，它是一次历险，有无数未知也有各种可能。我会害怕，但某种程度上，我又希望这些能够更加彻底。也许你会说，是我对何苗的感情不够深，不够真诚，不足以让我下定决心。我无可辩驳，但我自己是不承认的。我不想承认自己的自私，也不愿意完全否定我们的感情。
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何苗一定认为这是我们的运气。但我的感觉更加复杂。我对何苗说，我没有完全相信楚妙妮，但我愿意赌一次。
决定报名后，我开始想办法弄到学费。何苗说她可以跟她爸要，我没同意。我没办法跟家里开口，当然也不能让她这么做。向同学借？幾个关系好到可以借钱的，都没什么钱。何况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报这个班，他们一定会说这是个骗局，大肆嘲笑我。主要是，我怕被他们影响，动摇了决心，这是很有可能的。此外，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做贼心虚的感觉，好像用了不正当手段，好像背叛了什么。我跟何苗说，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她疑惑地看了看我，然后又找到答案似地点了点头。
不能跟家里要，不能向同学借。学费成了难题。我思前想后，最后，想到了黄海。
黄海是班级辅导员，也是我们的师兄。我们入学时他刚毕业，并留校任教，只是在代课之前，要先做辅导员。因为年龄相差不多，他与我们相处得不错，经常一起打球、吃饭，更像是朋友关系。有一次开班会时，他说，毕业时会面临很多问题，如果谁有困难，可以找他。他说他知道这是学生们最难的时候，有需要他一定会全力帮忙。
我记得他说这些话时，就坐在第一排的课桌上。这是他的习惯，他既不站在讲台上，也不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像很多老师做得那样。他总是侧身坐在某一张课桌上，和我们聊这聊那。他长得颇帅气，那样随性地坐在那里，侃侃而谈地样子，很有魅力。
我和他关系一般，比普通师生多一点，比朋友少一点。也正因为这样，向他借钱反而没有太多顾虑。我先给他打了电话，说我需要借一些钱。他没有表现出意外，只问需要借多少。我不由得顿了顿——五千块并不是小数目。
“需要……五千块。”我说。好像在用舌头把—个个字赶出嘴巴。 “行。”他立刻回答。
“没问题。”见我没反应，他又补充了一句。
这个结果在预料之中，我知道他肯定会答应。只是在我的预想中，他会问我这些钱的具体用处。我当然不会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他，为此我已经准备好了借口。然而他什么都没问，直接说了“行”。我感到轻松的同时，反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你明天下午到办公室找我吧。”他又说。
“我会尽快还。”我觉得应该表明态度，可是说完却有些尴尬。“谢谢黄老师，谢谢……”我赶紧说，急于把前面的话遮住。
“没事，不着急。”他轻松地说。
“明天到辦公室找我。”他重复了一遍。
黄海一定是信任我的，没有理由不信任，我也信任自己，我说我会尽快还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一定要尽快还。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后来，发生了什么让它变得复杂起来了呢？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黄海的办公室。他正和另一个班的辅导员聊天。我敲了敲开着的门，尽量保持表情自然，跟两位老师打招呼。进来进来。黄海说着对我招招手，然后弯腰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我走到他对面时，他把信封随手放在我们之间的桌面上，对着它抬了抬下巴。拿着吧。数一数看有没有错。我拿起信封，它沉甸甸的。不用数不用数。我说。
“黄老师对你们多好，可不能一毕业就找不到人了。”另一个老师笑着说。黄海也笑了。
我当然也笑了。“那不会。”我说，“我毕业去大连，没走太远，会经常回来玩的。”
“工作找好了？”
“有个亲戚在大连，我毕业去他那里，他能帮忙找工作。”
“那很好，大连不错。”那个老师说。
黄海一直都没说什么，他一直低着头整理办公桌，好像并不关心这些。这样更好，我也不想多说。谎话越说越真，也越来越荒谬。
“何苗呢？”他说，“你们……怎么样？”他抬起头，用关切的眼神看着我，我强撑着没有移开目光。
“挺好的。她也喜欢大连。”
说话时，我的眼睛仍然看着黄海，可是却没有聚焦在他脸上。而无论我说什么，都好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模糊、错位。这样的对话我实在不想继续下去，尽快找了个借口，离开了黄海的办公室。
我来到外面的空地上，把那个装着五千块的信封举到眼前，从信封的开口看进去——厚厚的一叠，整整齐齐。我想象一双手拿着那些钱，把每一边都在光滑的桌面上撞了撞。我没有去数它们，甚至没有把它们拿出来。不一会儿，我就把信封原封不动地交到了楚妙妮手上。
我看着她打开信封，拿出一叠钱，放进点钞机。钞票齐刷刷地通过点钞机时，发出密集而又果断的声响。
合计金额五千元。一个机械的电子合成声报出数字。
培训班如期开课，有软件设计和日语两门课程。楚妙妮说，大连的软件公司多数都跟日企合作，学会基本的日语，找工作会事半功倍。
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学日语。虽然是理科生，但我热衷于阅读，相信语言和文字的力量。编程语言也是一种语言，不过它冰冷得多。学校专业课程里也有编程语言，我几乎没去上过课，即使坐在教室里，也是躲在后面看小说。讽刺的是，现在却要花更多的钱去上培训班。我曾跟何苗说过，如果选择了文科，也许大学四年里，我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当然是在为自己的荒废时光找借口和自我安慰。何苗没有揭穿我，她只说，那我也要选文科，这样我们又能在一起了。
何苗比我更应该选文科，她不仅喜欢阅读，还自己写小说。在我们谈恋爱之前，我就读过她写的小说，是关于高中生恋情的。她说其实那不是小说，是她的回忆录，里面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我读过之后觉得，真实是真实，但肯定被她美化过了。她写到她喜欢的那个男孩子——他的发脚跳动，折射了夕阳，在她眼前浮起七彩的光。这怎么可能呢，当时我就这样想。
那是在写作选修课上，我们不期而遇。我才知道，原来还有人和我一样。我问何苗，如果不是不约而同地报了写作选修课，我们会不会就只是普通的同学而已。何苗摇摇头。一定还会在其他地方遇到的。她笃定地说。是吗？我很怀疑。我并不认为我们还有更多共通的地方。甚至我写的文章，何苗也不是很喜欢。她没有说不喜欢，但我看得出来，她并没有共鸣。
“说不定我们会一起报这个培训班。”她笑着说。
完全不可能。首先她肯定不会报名去学什么软件设计，其次我肯定不会在这时候想着去追求女孩子。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经遇到了，在写作课上，我们了解了彼此，我被她的某种特质吸引，相信她也是一样。课程结束时，我告诉她我喜欢她，牵起她的手。整个过程像一条小河一样平静畅快的流淌，是的，这个比喻很恰当，那么现在，这条小河遇到了急弯。
开始在培训班上课后，我们之间平静了一阵子。我会去大连工作，何苗会和我一起去大连。这好像成了默认的事实。然而我似乎仍怀着隐秘的心思，对一切都感到不确定。即使我和何苗仍然每晚四处游荡，即使我按部就班地接受着培训，我能做什么呢？只能看着时间不断推移。
让我猝不及防的是，很多人来问我，关于大连的那个亲戚。
他是我表哥，是我们那里的传奇人物。他又聪明又帅气，可是偏偏因为小儿麻痹症成了残疾，他的其中一条腿（我记不清是哪条了）又细又短，还像婴儿时一样，所以一走路就左摇右摆。可能是因为从小就被取笑，脾气有些古怪。有一次，我看到他在学校操场上骑自行车，他当然不会骑，一次又一次摔倒，一次又一次艰难地爬起来，她的妹妹（和我是同班同学）留着泪跟在后面，可是她每次要去扶她的哥哥，都被他一把推开。后来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再后来又考上了大连最好的大学，毕业后留在大连工作，好像已经买房了。他有没有学会骑自行车？这个我也不知道，那天我没看到最后，谁忍心看到最后呢。总而言之，以他现在的实力，帮我找份工作，不成问题。
以上这些，并不是无中生有，确实有这样一个人，关于他的那些事也都是真实的，甚至他的妹妹真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只是他不是我的表哥，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样半真半假的故事，最不容易被识破。当然，也不会有人去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没有必要。 可是麻烦事还是来了。
这一天，罗明吴找到我。去喝点儿。他这样说，像以前很多次一样。我欣然应允，在喝酒上，我们是最好的搭档和对手。他说要带我去一个新的地方，那里提供扎啤——酒水从桶里，经过一个龙头，流进很大的杯子里。今天不喝那些绿棒子了，他说，带你尝点新鲜的。他总是一副大哥的样子，说话举止都有些粗鲁，但我很喜欢他，他很简单。
几道小菜，两扎啤酒，摆在桌面上。看着它们我总是心情愉悦。罗明吴提议干杯，要一口气把一整杯的啤酒倒进肚子里。来吧。我说。然后，啤酒从我们的口腔流下，在咽喉处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啤酒太凉，后脑勺處一阵被冻伤似的钝痛。我摇了摇头，看到罗明吴在后脑勺上猛拍了几下——啪啪啪，声音清脆响亮。我们起身，又去盛了一杯。
“跟你说个事儿。”他看着我。我觉得他不想看着我，却努力地看着我。
“我直说了。”他说，“跟你表哥说说，给我也介绍个工作。”他语速很快，语气轻松，但脸上还是讪讪的。
我要怎么回答他。直接回绝肯定不行。
罗明吴端起杯子又喝了一通。“干什么都行。”
“他也只是个小领导……”我小心地组织语句，可下半句还是空空荡荡。
“你就随便提一嘴。”罗明吴接过话头，“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没事。”无所谓的表情代替了讪讪的表情。他的眼神却暗了一暗。
我说行啊，说不定他真有办法呢。我的“表哥”必须继续存在下去，对罗明吴我也无法说出实情。实情是我不声不响地上着培训班，学习编程和日语，等着那个女人给我一份工作。其实就是在听天由命。
我仍然有些怀疑，培训班上有二十几个学生，真的都能得到工作？有时我打量着他们，思考着我和他们之间的相同和不同，我想到我们全都会去大连，像一把沙子一样撒进去，不真实感便无法抑制。讲台上的日语老师——楚妙妮本人，正在教授发音。她自信美丽，赢得了学生们的信赖，有些学生喜欢找她谈心，谈工作、未来，和感情问题。班上有一对情侣，他们希望以后可以去同一个公司工作。楚妙妮时常鼓励他们，只要他们认真培训，她一定会帮他们达成愿望。她亮亮的嘴唇开合着，发出顿挫的语调。大家都在认真听课，我却时常走神。我是不是也应该找她谈谈心。
又开始翘课了。“翘课”，这两个字是怎么连在一起的。我总说四年里翘掉的课要远多于上过的课，好像在说一项壮举。现在，又开始翘培训班的课。至于原因，楚妙妮打电话来催我的时候，我说要做毕业设计，实际上，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打球喝酒和麻将上，学生时代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些掉在夹缝里人，不用学习，没有工作，留恋迷茫伤感恐惧，进入一种轻飘飘的放纵状态。堕落的惯性。我在何苗面前自嘲。她也拿我没办法。我想她一定又开始感觉不安了。有一次她说她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安全感是什么，怎样才有安全感。我想这样问却没问，让这个话题不了了之了。
楚妙妮催我去上课时，语气中总带着关切和些许责备。她会说，你这个小孩儿，怎么不听话。有时又说，安排工作之前也是要考核的，于老师（编程老师）总夸你聪明，但不上课可不行。这时我就会听话地去上一次课。到了培训的后半程，我一点上课的心思都没了，找借口说我和女朋友之间出了问题，心情非常低落。这也是半真半假的话，很适合作为借口。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楚妙妮在电话里问我。我想这正好是个机会。
“老师什么时候有空，我能和你聊聊吗？”我说。也许我真的会跟她聊一聊感情问题，她与我的过去毫不相干，似乎还对我另眼相看，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不过主要目的，还是打探工作的情况，我知道培训课我不太可能去上了，除了复杂的心绪所致，我还同时抱有另外两个奇怪的念头——如果是假的，去上课又有什么用；如果是真的，上不上课也不会太大影响。毕竟我是她眼里“特别”的那一个。
我们把见面的地点定在了学校旁边的公园门口。天气已经热起来，楚妙妮穿着带花朵图案的浅紫色连衣裙和肉色丝袜，上身罩了一件薄薄的针织衫。我一身篮球服，坐在台阶上，看见她在街对面挥了挥手，好像还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不一会儿，她穿过街道，不急不慢走过来。我听到高跟鞋踩在路面发出的咔哒声。她的小腿曲线不太好看，肌肉过于发达，但丝袜的光泽不时显现。等到再近一些，还有一阵清淡但有力的香味——香水，应该是香水。我坐在台阶上等楚妙妮的十几分钟里，打球流的汗水已经被下午的微风吹干，我低头闻了闻——这不重要，我根本不在乎这个。
公园里的小径分岔互通，我和楚妙妮边说边走，没有认真看路。我以为我们一直在兜圈子，可是一声某种动物的怪叫把我惊醒，我从倾诉的快感中抬起头，发现竟然走到了动物园。这里是公园的极深处，为数不多的动物们，全都病怏怏的，脱毛，皮肤溃烂，眼角堆满分泌物。荒废公园里的荒废动物园，很少有人会到这里来。我转头看了看楚妙妮，她的眼睛里还有残留的惊恐，那声动物的怪叫，使她本能地抓住了我的胳膊。没事的，是个动物园。我说。吓死了。她说着放开手。我笑了笑，指着不远处的亭子说，休息一下吧，你一定走累了。
在亭子坐着，我们不再像刚才那样密集地说话。刚才我都说了些什么，大学生活，就业的压力，甚至我的家庭出身。其间楚妙妮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挠挠头做出痛苦的表情，我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其实也没关系，人在不断成长，不同阶段想做的事情也不一样，你还年轻。我不喜欢自己年轻，我觉得年轻很蠢。她笑起来，说她想年轻也不可能了，你应该珍惜。
“老师很年轻啊。”我说，“比我们……都好。”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优秀，成熟，都不合适。
她看着我。“你跟其他小孩儿不太一样。”她的语气轻描淡写。不等我做出反应，她立刻又说起了别的话题，似乎刚才只是不经意的情感流露。
这足以让我雀跃——内心雀跃。我们肩并肩走着，浮云投下的阴影从身上掠过，路边灌木的枝叶抚过手臂，鸟雀一头扎进草丛又忽得飞起。楚妙妮又说了什么。她问起何苗，你和你女朋友？怎么样了？ 我不想说这个，我说起自己的爱好，我喜欢读小说，也尝试着去写，但是一直没有写出来。她说很好啊，说不定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作家，你才二十二岁，有无限的可能。我一直相信这句话是真的，即使其他都很可疑，我仍然相信这句话是真的，而且越来越相信。因为我开始明白时间与一个人的关系，你正永远失去它，可它没有消失，它出现在另外一些人的身上。
楚妙妮靠着凉亭的柱子，把腿伸直，平放在石椅上。我以为她会把高跟鞋脱下来，但是她没有。我坐在另一根柱子旁边，看上面的刻痕。放了它们吧。有人用黑色的圆珠笔写道。我告诉楚妙妮，动物园里有一只不停流泪的猩猩。这怪叫的是什么？不知道，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动物。
我记得，何苗难过了一整天，在我们逛完动物园之后。第二天，她告诉我，她梦到了那只独自坐在秋千上摇晃的黑猩猩，在她的梦里，它不停地流着眼泪。我不喜欢这个梦。一厢情愿的泛滥的同情心。可那只黑猩猩，此后我每次想起它，它都在流着泪。
何苗有一阵子没有问我培训和工作的事了。我们对以后不闻不问，也不管对方为什么不闻不问，只是更长时间地腻在一起。何苗提议远足一次，她说城市的东南远郊有一片小山，山坳里有一个水库，她想去看看。在我的想象里，水库是一种极其庞大的水泥建筑，严严实实地密封着，里面当然装满了水。我也看到过有人淹死在水库里的新闻，那些人是怎么进去的？水库又有什么好看呢？何苗笑得几乎站立不稳。水库就是一个可以储水放水的大湖啊。她大笑着说。原来是这样。这就说得通了，所有的湖泊里，都有人捕鱼、游泳和溺毙。但这一点都不神秘。可是风景很好。何苗说。她让我一定要陪她去。我想像那个庞大的水泥建筑，它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没有任何细节，以后也不会有。这样也不错。
我们一大早出发，先是乘公交车，一直到终点，然后换城乡巴士。天空是很陈旧的灰，我们站在一个水泥建筑下，抬头向上看，太阳像装在布袋里，亮着，但没有光芒，眼看就要落到水泥建筑后面去了。我听到司机大喊，去水库的，赶紧下车。车窗外已经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何苗还靠在我肩膀上睡着。我叫醒她，她迷迷糊糊地跟着我下了车。这是哪里呀。我们站在路边四下看了好一会儿，没有找到水库的影子。城乡巴士的轰响渐渐消失。我说，要记得这条路，还要从这里回去。
水库肯定就藏在某座山的后面，我们最终没有找到。这里的山很荒凉，只有一些瘦小的植物长在石缝里，很多已经干枯，裸露的石头也有了风化的迹象。但四野空旷，天幕蓝白分明，我和何苗对着空山大喊了几声，听着回音激荡扩散，兴致也高起来。在山顶，我们看到更多的山。何苗想再爬过一座去找水库。于是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再次上路。水库并不重要，说不定有其他有意思的东西。我站在崖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向山下小便。可是我们就是来看水库的。何苗远远地站在我身后，大声说。你小心点啊。
山與山之间的距离，不能通过眼睛来预测。看似近在眼前的山，却怎么也走不到。我们来到一片人工种植的树林里，这里的地面有一层落叶，像一块天然的毯子。我们就坐下来，决定不再往前走。上下都静悄悄的。何苗躺倒我的怀里，我低头亲吻她。我们吻得轻柔，好像害怕打破了这寂静。然后我们躺下来，我翻身压到何苗身上，但她制止了我，抓住我在她身上游走的手。我们就这样躺着好吗。她定定地看着我，眼睛里蒙了一层水雾。我点点头，和她并排躺下来。何苗握着我的手，偶有声响——鸟鸣，树枝断裂——她就会轻轻用力。
回去的城乡巴士上，何苗告诉我一件事。
前几天，一个何苗完全不知道的表姐联系到她，是她小姨的女儿，何苗也不知道有这个小姨，但是她们在电话里说起她妈妈的事，让何苗确信她们确实是她失联多年的亲戚。这件事唤醒了何苗一个久远的记忆——她和爸妈一起，乘坐几天的火车去看外公。外公不久前去世了，带着对大女儿的愧疚。小姨在电话里痛哭。姐姐命苦，因为穷被嫁（也可以是被卖）到那么远的地方，又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自杀。孩子你也可怜哦，小姨说，那么小就没了妈妈。何苗也跟着落泪，倒不是可怜自己，只是觉得怎么会有那么多苦难呢。
然后呢？然后，她们知道我马上要毕业了，让我去找她们。她们想见我，说不一定可以一起生活。你要去吗？我不知道，还没想好。你觉得我要不要去。我更不知道了。
之后我们一路沉默着回到学校。越来越多的可能和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如果何苗去她小姨那里，我不是就可以无所顾忌了吗？把工作、去处、未来都暂时抛到一边。但我清楚，没这么简单，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分别。
何苗突然说：“英子（她的室友）前两天告诉我，她看到你跟一个女人一起吃饭，是楚妙妮吧。”
我愣了一下。“是啊。”我说，“怎么了？”
“你在为工作的事想办法，为以后做打算。可是你没跟我说过，可能我不在你的以后里。”
“你想太多了。”我说不出别的什么。何苗转身走进宿舍楼的大门。
那次谈话之后，楚妙妮没有再给我打过电话。她是怎么想的，她真的会对我特别照顾吗？我一点都不确定。实际上，那天我们完全没有正面说到工作的事，倒是说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私密的话题。
从公园出来，我和楚妙妮去了一家火锅店——她提议一起吃个饭。我们面对面坐着，她又问起何苗。说说吧，你的女朋友，你们有什么打算。
“没有什么打算，这就是问题。”我说。我和何苗之间，比我想象得还要难以表述。我说我可以喝啤酒吗？楚妙妮说当然可以，她也想喝一点。
我把两个杯子都倒满，端起来等着楚妙妮，她也端起杯子，我稍稍起身和她碰了碰杯。给老师添麻烦了，我说。应该是在说以后安排工作的事。她笑了笑，没有说话。我们喝掉了杯里的酒。
“你不喜欢她了吗？”她又问。
“喜欢。”我说，没有犹豫。说完，我又想了想“喜欢”这个词，没错啊，它就在那里。
我知道了。我大概明白。水又沸了，雾气蒸腾起来，楚妙妮在雾气的后面说，你喜欢她，你还喜欢更多别的什么，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别的什么。 她说的也许是对的。但我在摇头，好像是在否定她的话，又好像只是表示我的无奈。“只是……太多未知数，好像看不到以后。”我看了看楚妙妮，她正认真地听我说话。她看着我，好像在看一只不知道该拿线团怎么办的猫。“她很依赖我，但我似乎不值得依赖。这让我害怕。”
“你们是不是已经……做过了？”她微微向前探着身，直视着我。
“做过”这个说法很突兀。这个问题本身就很突兀，完全没有必要。后来我想，她是故意的，要为我们的对话制造私密的气氛。我尴尬地（在楚妙妮看来可能是羞涩地）笑了一笑，没有回答。显然，她不需要我的回答。
“其实在感情上，我给不了你什么建议。”她拨了拨额前的头发，说：“我也是这个失败者。”她的声音在奇异地变软。
“我曾经出轨过。”她说。
火锅还在咕嘟咕嘟地翻腾着，有两桌学生模样的客人在大声说笑。傍晚的阳光透过餐厅的落地玻璃照射进来，外面不停有行人走过。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可是我却感觉有什么把我和楚妙妮单独包围了起来，她的话语在我们之间传递，然后向上升去，而不朝四周扩散。
在楚妙妮讲述的过程中，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她说的那段往事里，有一个极具魅力的男人（这是肯定的，她还说到了他的胡茬和他用的什么香水），一对逐渐互相漠视的爱人，和一颗不甘寂寞的心。这样故事一点都不可信，但有人把它亲口告诉你的时候，又另当别论。
然后，事发，悔悟，原谅，和解。
我想起她说她是个感情上的失败者，这多少有些矛盾。她失败了吗？当然，这取决于她怎么定义失败。
“不管你做了什么选择，都要承担起它带来的后果。”最后，楚妙妮说了这句话。我不知道这跟她的故事有什么关系，跟我面临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可能她只是需要一句話来结束我们的谈话吧。
互道再见之后，楚妙妮走到路边扬了扬手，一辆出租车停在她面前。坐进车里之后，她降下车窗看着我。出租车开走了，我仿佛看到她说的话，讲的故事，她的表情、动作，都跟在车后轰轰隆隆地一起跑走了。就是这样，她一旦走开，我和她所有的联系似乎就消失了。
我困惑于我和楚妙妮之间的关系，说我们是陌生人也未尝不可，只是那些私密的对谈，刻意的私密，形式化的私密，让陌生的硬核上，包裹了一层可互相谋取些什么的果肉。
之后，我没有再去上课，也没有再跟楚妙妮有任何联系。直到培训课程结束的那一天，楚妙妮打来电话，这时同学们正在陆续离校，我的情绪处在极度敏感和脆弱的状态，每天喝很多酒，半醉半醒，什么也顾不了。我看着手机屏幕上楚妙妮的名字。她把手机的一端贴着耳朵，另一端靠近嘴巴。鲍家街43号大声唱着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什么。歌声停止，手机屏幕暗下去。
毕业答辩时，黄海召集全班的人一起拍毕业照，照例邀请了系里的领导和主要授课老师。毕业答辩是人员最齐的时候，但最终的照片里还是少了两个人，我和何苗都没有出现。
黄海真的很生气。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说他不知道我们脑子里在想什么。你们太不懂事了，到底为什么不来拍毕业合照。何苗低着头不说话，我只好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昨晚我俩吵架吵到快天亮，早上实在爬不起来。”
黄海一幅难以置信的表情。四年同学，还没有睡觉重要？
“我们没吵架。”何苗突然说，“我就是不想拍照，重不重要跟拍照也没关系。”
昨晚何苗说她不想去拍毕业照。留着那张照片有什么用，很久之后，拿出来猜他们的名字吗？会记得的总会记得，会忘掉的就不要再想起了。我点头称是，决定也不去拍照。记得还是忘掉，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觉得不去拍毕业照这件事本身挺特别的。
我很不好意思地看了黄海一眼，他倒笑了起来，一边摇了摇头。算是个忠告吧，他说，出了学校不能太自我。
何苗又不说话了。我点点头，说我们会记住的。
“何苗和你一起去大连吗？”黄海看着何苗问我。
何苗没有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去大连。我有自己要去的地方。她说完就转身走了，留下我和黄海愣在那里。黄海很识趣地没有再问下去，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方面的困难我就帮不了你了。我想他可能是在提醒我，在其他方面对我的帮助，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我打算再次表明态度，让他放心。可该怎么说呢。我满脑子都是何苗的那句话，她要去哪里？
黄海摆摆手。回去吧。晚上的散伙饭一定要来，带何苗一起。看我还站那里没动，又拍了拍我的肩膀。去吧，没事了。他说。我低头走出了办公室。
图书馆前的广场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以为何苗会在这里等我，然后告诉我她做了什么决定，要去哪里。昨晚我们就坐在这里的台阶上，零零散散地说了很多话，一直到天快亮了才回去。何苗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说我也不清楚，但我想多赚些钱。你会继续写东西吗？她问，成为一个作家。我摇摇头，我没有那个天分。这样说着，我又有些难过。两个人都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我问她，你呢？她说她只想有份安定的工作，过些安稳的小日子。我真的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想要什么，但我想出去看看。我斜靠着栏杆，何苗坐在下一级，扒在我的腿上。我摸摸她的头发，她没有动，好像睡着了。我一口一口地喝着啤酒，有时候也要睡着，风一吹又醒过来。我们自始至终没有说眼下的打算。
我又在台阶上坐下来，发信息给何苗，问她在哪里。她没有告诉我，只说晚上再见。我一个人坐着，不知道为什么，想起我曾在夜里，坐在一条大河边，看黑色的河水翻涌流动。那时刚下过暴雨，水面离我很近，我能听到暗涌低沉的鸣响。水面下有些什么，都被裹挟着一往无前。那时我莫名感到一阵心悸。
傍晚，何苗到宿舍来找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还去其他几个宿舍转了一圈，跟要好的同学说说笑笑。可是在饭桌上，她却先哭了起来。像是凭空打开了一个阀门，所有人都哭起来，包括黄海。四年时光，总归是值得一哭的。 一些人醉到了，醉得不省人事。我还好，只是走不稳。何苗扶着我，走在所有人的后面，一路跌跌撞撞。何苗一声不吭，抓着我不放。我觉得走了很久，却一直没走到终点。何苗把我放在路边的一条长椅上，我仰面躺着，大声说，何苗你要去哪呀？何苗说她要去找她小姨，听说她和妈妈长得很像。她是不是这样说的，我醉得那么厉害，也许都是我的想象。我好像吐了，嗓子和鼻腔要烧起来了。何苗在拍打我的背。我唔哝着，我不想让你一个人走。何苗又哭起来。
第二天一早，何苗就走了。我还在宿醉中，她没有和我告别。
不停地有人离开。晚上，剩下的人还是去喝酒。喝醉之后，我才给何苗打电话，她说了什么我完全听不清，她是说我可以去找她吗？我神志不清，总觉得她还是在宿舍里，看着窗外，接听我的电话。实际上，这时她应该还在行驶的火车上，她要去那个地方很远。
我留到最后，送走了所有人。这次倒不是要特立独行，实在是不知道要去哪里。一个人站在一片狼藉的宿舍，周围空空荡荡，我也空空荡荡。收拾行李时，甚至不能弯腰，因为眼泪会自己掉下来。我为自己的失控感到惊讶，宿舍是不能在待下去了。我把行李丢在一边，走进校园。
校园里一切如故，篮球场传来几十个皮球撞击地面发出的闷响。课间铃声仍然可以传遍每个角落。学生们背着书包，挽着胳膊，走向食堂、教室、宿舍。什么都被没变，都在继续。宿舍和这里，简直是两个世界。就在刚才我还觉得一切都可有可无，现在，又突然什么都想要。我最后一次走在校园的主干道上，拨通了楚妙妮的电话。
“老师。我毕业了。”我缓缓地说，“我可以去大连找你吗？”
楚妙妮轻叹了一口气。“你这小孩儿，怎么就消失了？”她说。
“发生了好多事情……”
“你让我怎么办？”她好像很不忍心，可是又没有办法。
“什么工作都行。”我说，“你一定有办法的。”
电话里沉默了下来。犹如从明亮的室外，突然走进阴暗房间的瞬间。然后，她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来吧。到了打我电话。”
大连有我的几个同学，罗明吴也在其中。他们都知道我也会去大连，因为我的表哥在那里，而且会给我安排工作。罗明吴离校前，问我什么时候过去，我临时想了个借口，说要等表哥出差回来。他说他先去找房子，我到了可以直接一起住。那時我还没有决定去找楚妙妮，我接连喝酒，再说下去我会彻底绝望。
现在我到了大连，但是没有告诉罗明吴，我打算先联系楚妙妮，我想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在火车站广场的大太阳下，我拨打楚妙妮的电话。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又拨打了五次——全都没有打通。您拨打的手机暂时无法接通。汗水已经湿透了后背的衣服，我的愤怒远大于失望。然而喉头仍有些哽咽，倒不至于哭泣（脑海里还是浮现了自己抹眼泪的样子），但是憋屈的感觉无法控制。我咬咬牙，决定去找她的培训学校。那个学校叫什么来着？
出租车在我说的那条路上跑了两个来回，也没有找到什么培训学校，甚至外表像学校的建筑都没出现。司机说这条路上从来没有学校，我说的学校名字他也从来没听说过。我只好又回到火车站，不甘心地再次拨打楚妙妮的电话，依然没有接通。天渐渐暗下来，我没有别的选择了，只有罗明吴，他应该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可是，不行，事情不应该是这样。我收起手机，拖着行李箱，向一个破旧的楼房走去。刚从出站口出来时，我就看到了远处楼顶上那一块贴片大招牌，上面用油漆手写着两个红色大字一一住店。那两个字那么醒目，似乎能闻到油漆的刺鼻气味。
早晨，我早早醒了。可能是太疲惫，昨晚一夜无梦，睡得非常香甜，醒来时却感觉浑身无力。我直挺挺地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上污渍，辨认出一些动物的形体和人的脸庞。有多少人曾像我这样躺在这里，他们都去了哪儿？她们呢？何苗现在在哪儿？总不能一直在火车上。她离校后就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信息都没有一条。她一定见到了小姨和表姐，在享受天伦之乐。楚妙妮呢？她在这个城市的某处，我却找不到她。我没有办法再拨她的电话。
然而，电话响了。
楚妙妮向我道歉，昨天她一直在外面忙，手机没电也没充，半夜回到家累得倒头就睡了过去。早晨醒来才想起我。她一口气把这些说完，又接着道歉。
“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她一直说。
我出奇地平静，还有一些失而复得的快慰。“没事。”我说。
“你在哪？我去找你。”
“我不知道这是哪儿，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
她想了想说，“就在火车站吧，那里有个星巴克，你在那等我。”
我起床洗漱，然后又洗了澡。从洗手间出来时，房间好像变了个样，变得狭小阴暗，昨晚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那时它就是个房间而已。
夏天的阳光贴满了所有物体的表面，然后照到眼睛里。眼睛勉强睁开，不一会儿就隐隐作痛。裸露的手臂和后颈也隐隐作痛。我抬起手，挡在眼睛上面，给它一小片阴影。星巴克就在前面。我站到门口的阴凉处等楚妙妮，面对着宽阔的火车站广场，好像面对一个巨大凸透镜。
十几分钟后，一辆出租车停在我面前。车窗玻璃缓缓降下，楚妙妮在车里先跟我打招呼，然后付车费。她带着太阳眼镜，我几乎没认出她。车门打开，一条腿伸下来，小腿和大腿一起反射阳光，白得刺眼。楚妙妮穿着牛仔短裤和T血，是我没见过的休闲装扮。她站在我身边时更加娇小了，我这才注意她没穿高跟鞋，脚上是一双白色的凉拖鞋，鞋面上一朵大大的花。
“昨天一定着急了吧。”她摘下太阳眼镜，伸手捏了捏我的手臂。
我笑了笑。她好像知道我不想听她一直道歉，只说，你没事就好。
她还没有吃早饭。打完电话就赶过来了。她说。又问我吃了没有。我也没有吃。我们就到星巴克点了些东西作早餐，一边吃一边聊天。她吃了几口就停下来，给我讲几个学员的就业情况——其中有两个去了很有名气的公司，那对情侣也已经开始一起上下班了。
“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不过我会想办法的。”她轻啜着咖啡，指了指我的咖啡杯，“你怎么不喝？”
还是一样的焦苦味。不过，我应该会把它喝完。楚妙妮看着我，即使她尽量避免，眼神还是带有自上而下的俯视感，但还有别的。
楚妙妮没怎么吃东西，慢慢地喝着咖啡。她让我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因为工作需要一段时间。我可以和同学一起住。我说。她点点头。
“你昨晚住哪里？”她问。
昨晚我朝着那个招牌的方向，先过了一个天桥，又过了一个地下通道，在一个小坡上，找到了那家旅馆。原来不止是山，楼的距离也一样不能目测。它比我想象的远得多。楚妙妮一只手托着脸颊，听我描述那个旅馆，它的红字招牌，逼仄的房间，时冷时热的淋浴，凹凸不平的床垫。
“带我去看看。”楚妙妮直视着我的眼睛，好像是要把我的眼睛看进她的眼睛里。
我怔了一怔。看什么呢？要去吗？
“要去啊。”她仍然直视着我。我的心跳乱了两拍。
到了外面，楚妙妮戴上了太阳眼镜。又在手臂和腿上涂上一层东西——她说是防晒霜。我指给她看那个红字招牌。就是那里。她抬头看了看。我们走吧。她说着就走到前面去。我们一起上了天桥，接着找到那个地下通道。从地下出来，我揉了揉眼睛，以适应强烈的光线。
可是，接下来呢，那个斜坡在哪里？我带着楚妙妮，在四周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那家旅馆，附近全是破败的楼房，偏偏找不到昨晚的那一幢。怎么办？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周围的一些人开始注意到我们，投来奇异的目光。我该去哪儿？我们？我向上看，红字招牌也不见了。
责任编辑 游锦寿
眼看就要毕业了，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我女朋友何苗考研失败，之后也没有去找工作，每天和我一起在校园里晃荡。其实我挺焦虑的，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这四年我什么也没学到。何苗好像并不怎么着急，我知道那是因为她的心神都被另外一件事占据了——毕业后我们俩该何去何从。如果我顺利找到工作，事情会简单很多，我去哪里她跟着去就行了。然而，找工作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我不仅什么都没学到，还对这一现状感到难堪。在招聘会上，我就像一枚急流中的鹅卵石，被裹挟着走走停停。简历捏在手里，内容比承载它的那张纸还要轻。我没勇气把它递到招聘者的手中。
除此之外，我有时候会问自己，毕业后，我们——何苗和我——还会在一起吗？我百分之百相信，何苗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只是想一想，没有得出过答案。
这一天，我又睡到将近中午，起床后找何苗一起吃午饭。天气很好，我们的心情都还不错，我说戴着圆框眼睛的何苗像阿拉蕾，何苗笑着追打我。我们闹了一会儿，她挽着我的胳膊，挽得紧紧地，好像要挂在我身上。
在食堂门口，一张大大的海报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那是一张软件设计培训班的招生广告，上面最粗大最醒目的一行字是：完成培训即安排就业。我们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都没说什么，走进了食堂。吃饭过程中，我满脑子都是海报上的内容，特别是那行粗大的黑体字。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肯定是骗人的。但那行字对面临就业压力的毕业生太有诱惑力。心不在焉地吃完饭，再次经过那副海报时，我对何苗说，要不我去看一看吧。何苗很快地点了点头，好像她一直在等着我问她。
培训班的招生地点在一栋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这说明他们的招生是经过学校同意的。我这样想着，然后求证似地对何苗说了一遍。此后，我所做的所有咨询和调查，也都与之类似——只是在为它的可信寻找证据，为自己的孤注一掷寻找借口。
在那间教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楚妙妮。我先看到她的样子，然后听到她说出自己的名字。她是一个娇小的女人，皮肤很白，但看上去有一种塑料感，棕色短发烫成满满一头的卷儿。我最不喜欢她的嘴巴，薄薄的嘴唇上是一层亮亮的粉色唇彩。塑料感。更强的塑料感。这让她与围着她的学生明显区别开来，虽然又矮又瘦，但她自身具有一种代言的意味，就是说，她让人相信她是代表某个更大型的组织而来。当我靠近她时，闻到了一种特别的味道——也可能并不特别，只是我以前没有闻到过。该怎么命名这种味道呢？脂粉味。并不贴切，但在听到她的名字之后，我还是将它们联系到一起，就这样记住了它们。
楚妙妮微笑着，回答着学生们的提问。她会骗我们吗？在咨询了一系列问题之后，我仍在想这个。然而关于这一点，直到很久之后，我也没有弄明白。
我没有立刻做决定，没有立刻报名。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把这个念头具化为一个行动。我问何苗怎么想，她没有和我一起去咨询，但我也没有别人可问。何苗说她觉得也许是个机会，如果招聘海报上说的都是真的。应该不至于是骗局，我对何苗说。然而还是下不了决心，我又去网上查找培训学校的资料，还拨打了114询问，结果全部一无所获。这样的结果应该让我打消报名的念头才对，奇怪的是，我却愈发想要证明它的真实性。最后，我不得不拨通了楚妙妮的手机，直接说出了我的疑虑。楚妙妮给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答案。
“不需要。”她说，“我们不需要做这种推广。我们直接和企业合作，定向培训。完成培训就可以去工作，这是最好的广告。”
“是这样？”我说。
我的疑问显得虚弱，因为她说话时的语气，会让你为对她的话产生怀疑而惭愧。她说她们的学校已经创办多年，在大连当地很有名气，现在拓展市场，第一次在外地学校招生，因此学费也更优惠。我说对学生来说，五千块也是不小的数目，所以我才这么谨慎。
楚妙妮好像犹豫了一下。“我对你印象很深。”她突然这样说，“我记得你。”她又顿了顿，“因为你这个电话，以后我会优先给你推荐工作，如果，如果你确实加入了我们。但学费是绝对不能少的。”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她强调说。机会留给勇敢的人。说完这些，她停下来，等着我。而我，还在回味着前面那句话——她说她对我印象很深。我在脑袋里把那句话重复了几遍，想象着她发亮的嘴唇的开合——我对你印象很深。
在我们内心深处，是知道自己平凡的。但这个时候谁会承认呢，也许十几二十年后，我们会接受它，但现在不可能。正因如此，我们总想证明自己是特別的，证明给别人看，也证明给自己看。楚妙妮这个从外面来的人，这个有更多阅历的女人，她暗示了我的特别，我又怎么能视若不见。
我再次去了那间教室，和何苗一起。其实我们做不了什么，无非是把之前的问题当面问一遍，好像看着那些话从楚妙妮的口中说出来，会更加可信。后来我时常会再想到这一幕——我们在教室门口停下来，互相看了一眼，然后走进去，在楚妙妮微笑着的注视中，走到她面前坐下来，尽可能老练地问出那些问题。这一幕总会让我伤感——他们像两个茫然的孩子。
楚妙妮给我们看了已经报名的学生填写的资料卡，对我说，其实报名已经截止，因为满员了。但是她申请特批了一个名额，等着我。
从教室出来，我和何苗去了教学楼后的小树林，坐在石凳上发呆，何苗也一声不吭地陪着我。过了一会儿我说，报名吧。何苗说，报吧。表情也跟着轻松起来。接着她就说起楚妙妮，说她的长相看着不舒服。很难看吗？我问。何苗趴在石桌上，手垫在下巴和桌面之间，皱着眉头，盯着面前的一棵树，好像树干上有楚妙妮的脸。
“不是难看，就是不舒服。”她看了我一眼，“你不觉得吗？”
“还好吧……”
“你是不是觉得她挺漂亮的。”
“没有。”我说，“妆化得太浓，像假的。”
何苗撇撇嘴，笑了。
“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件好事，大连是个好地方，我喜欢那里。”她拉起我的手，在手心里揉了揉。 大连是个漂亮的城市，干净、繁华，机会也多。它离学校不远，我们曾经去游玩过。在那里，我和何苗第一次看到海，并为之激动不已。那是个美好的回忆，但我从没觉得它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现在，我就这样跟它联系在一起了？它会是另一个我将长期置身其中的城市？我和何苗一起？
何苗应该正在想象我们未来生活在大连的样子。
“你说，如果到最后还是没有工作，怎么办？”我控制不住要这样说。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对未来稍作美好的期待，就让我有些烦躁。我说这些不是因为需要何苗的安慰，就是为了唱个反调。
“不会的，那么多人报名，他们骗得了那么多人吗？”何苗又揉了揉我的手，她在安慰我。
我知道何苗一直在等。毕业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归宿。她可以选择回家——像大多数女孩那样。也有一些女孩独自去了陌生的城市工作，但何苗不是这样的女孩，她需要有人陪伴。极少的女孩继续和男朋友在一起，这需要运气，也需要勇气。何苗就是在等这个。其实，她只需要勇气，需要我的勇气。我们都知道勇气来自哪里，这正是何苗失望所在。也是每天晚上，我们之间气氛越来越凝重的原因。
从谈恋爱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晚饭之后，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我们都会一起出去走一走。操场、图书馆、宿舍区或者校外的马路。最常去的是学校旁边的公园。公园将废未废，夜色下透着寥落荒凉，但在情侣的眼里，它是个浪漫的所在，是约会的理想去处。我们在这个硕大的公园里的各个角落驻足过，做那些情侣都会做的事。有一次我们缠绵了很久，长久的亲吻几乎让我的舌头麻木，我的手把她的身体爱抚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我们说起了那件事，何苗很好奇为什么要做那件事。为什么一定要做爱呢？她问我。我想了想，对她说，以前我觉得是因为欲望，因为生理本能，但现在，我抱着你，吻了你很久，我想，那不只是欲望，是情到浓时的顺其自然。这真是一句漂亮话不，是吗？接着我们开始做那件事。我不知道具体时间，应该很晚了，四下里寂静无声，也可能只是我听不到。我让何苗手扶着长椅弯下腰，借着微弱的星光，褪下她的裤子，也褪下自己的裤子。我们的裤子都堆在小腿上。四周漆黑漆黑，只有何苗的身体雪白，漂浮在我眼前。我走上前，可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完成下一步，我不知道怎么进入她的身体。应该是我的动作让何苗不舒服了，也许是这个姿势让她感到羞耻，她站直身体，扭捏地提起裤子，她看了看我那里，低着头说以后再试一下吧。我焦躁又沮丧，但毫无办法，而且我总担心会有人突然冲出来，只好说那好吧。我们整理好衣服，相视笑了起来。她紧紧挽住我的胳膊，向公园外走去。
“有时候我想变得小小的，就躲在你身上不下来。”她的脸紧紧贴着我的胳膊，完全不去看路，任由我带着她往前走。
这些夜晚，我们心无旁骛，我们甚至不再是实体的，我们是奔涌的情感和欲望本身。
也有些夜晚，我们为一些事闹别扭，互相不理会对方，甚至争吵。有时候我想，应该记住那些吵架的原因，回想起来一定很有意思，但事实上我几乎全都忘了。就像那些说过的情话，大多也都忘记了。我还年轻，但我已经知道，很多当时以为特别的、重要的、严重的事物，并不真的是那样。
不过最近，无论我们做什么，都绕不开“毕业”这个东西。它确实是特别重要甚至是严重的。动情时争吵时，我们都会说到它，至少也会想到它。随着它越来越近，我们因为它而不愉快的次数也多起来。从什么时候开始，何苗时不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毕业后我们怎么办？对此我能说什么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等找到工作再说，我说再给我点时间，或者干脆沉默。这时候她会哭，说要不分手吧，分手算了，为什么不分手……最后，我把她送到宿舍楼下，她总是抱着我，带着重重的鼻音说明天见。
何苗希望我说我们一直在一起，不管去哪里，有没有工作，我们都一起面对。我很清楚，如果我这样说，她一定不顾一切跟我走。可是我说不出口。毕业是怎么回事，对我来说，它是一次历险，有无数未知也有各种可能。我会害怕，但某种程度上，我又希望这些能够更加彻底。也许你会说，是我对何苗的感情不够深，不够真诚，不足以让我下定决心。我无可辩驳，但我自己是不承认的。我不想承认自己的自私，也不愿意完全否定我们的感情。
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何苗一定认为这是我们的运气。但我的感觉更加复杂。我对何苗说，我没有完全相信楚妙妮，但我愿意赌一次。
决定报名后，我开始想办法弄到学费。何苗说她可以跟她爸要，我没同意。我没办法跟家里开口，当然也不能让她这么做。向同学借？幾个关系好到可以借钱的，都没什么钱。何况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报这个班，他们一定会说这是个骗局，大肆嘲笑我。主要是，我怕被他们影响，动摇了决心，这是很有可能的。此外，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做贼心虚的感觉，好像用了不正当手段，好像背叛了什么。我跟何苗说，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她疑惑地看了看我，然后又找到答案似地点了点头。
不能跟家里要，不能向同学借。学费成了难题。我思前想后，最后，想到了黄海。
黄海是班级辅导员，也是我们的师兄。我们入学时他刚毕业，并留校任教，只是在代课之前，要先做辅导员。因为年龄相差不多，他与我们相处得不错，经常一起打球、吃饭，更像是朋友关系。有一次开班会时，他说，毕业时会面临很多问题，如果谁有困难，可以找他。他说他知道这是学生们最难的时候，有需要他一定会全力帮忙。
我记得他说这些话时，就坐在第一排的课桌上。这是他的习惯，他既不站在讲台上，也不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像很多老师做得那样。他总是侧身坐在某一张课桌上，和我们聊这聊那。他长得颇帅气，那样随性地坐在那里，侃侃而谈地样子，很有魅力。
我和他关系一般，比普通师生多一点，比朋友少一点。也正因为这样，向他借钱反而没有太多顾虑。我先给他打了电话，说我需要借一些钱。他没有表现出意外，只问需要借多少。我不由得顿了顿——五千块并不是小数目。
“需要……五千块。”我说。好像在用舌头把—个个字赶出嘴巴。 “行。”他立刻回答。
“没问题。”见我没反应，他又补充了一句。
这个结果在预料之中，我知道他肯定会答应。只是在我的预想中，他会问我这些钱的具体用处。我当然不会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他，为此我已经准备好了借口。然而他什么都没问，直接说了“行”。我感到轻松的同时，反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你明天下午到办公室找我吧。”他又说。
“我会尽快还。”我觉得应该表明态度，可是说完却有些尴尬。“谢谢黄老师，谢谢……”我赶紧说，急于把前面的话遮住。
“没事，不着急。”他轻松地说。
“明天到辦公室找我。”他重复了一遍。
黄海一定是信任我的，没有理由不信任，我也信任自己，我说我会尽快还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一定要尽快还。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后来，发生了什么让它变得复杂起来了呢？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黄海的办公室。他正和另一个班的辅导员聊天。我敲了敲开着的门，尽量保持表情自然，跟两位老师打招呼。进来进来。黄海说着对我招招手，然后弯腰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我走到他对面时，他把信封随手放在我们之间的桌面上，对着它抬了抬下巴。拿着吧。数一数看有没有错。我拿起信封，它沉甸甸的。不用数不用数。我说。
“黄老师对你们多好，可不能一毕业就找不到人了。”另一个老师笑着说。黄海也笑了。
我当然也笑了。“那不会。”我说，“我毕业去大连，没走太远，会经常回来玩的。”
“工作找好了？”
“有个亲戚在大连，我毕业去他那里，他能帮忙找工作。”
“那很好，大连不错。”那个老师说。
黄海一直都没说什么，他一直低着头整理办公桌，好像并不关心这些。这样更好，我也不想多说。谎话越说越真，也越来越荒谬。
“何苗呢？”他说，“你们……怎么样？”他抬起头，用关切的眼神看着我，我强撑着没有移开目光。
“挺好的。她也喜欢大连。”
说话时，我的眼睛仍然看着黄海，可是却没有聚焦在他脸上。而无论我说什么，都好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模糊、错位。这样的对话我实在不想继续下去，尽快找了个借口，离开了黄海的办公室。
我来到外面的空地上，把那个装着五千块的信封举到眼前，从信封的开口看进去——厚厚的一叠，整整齐齐。我想象一双手拿着那些钱，把每一边都在光滑的桌面上撞了撞。我没有去数它们，甚至没有把它们拿出来。不一会儿，我就把信封原封不动地交到了楚妙妮手上。
我看着她打开信封，拿出一叠钱，放进点钞机。钞票齐刷刷地通过点钞机时，发出密集而又果断的声响。
合计金额五千元。一个机械的电子合成声报出数字。
培训班如期开课，有软件设计和日语两门课程。楚妙妮说，大连的软件公司多数都跟日企合作，学会基本的日语，找工作会事半功倍。
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学日语。虽然是理科生，但我热衷于阅读，相信语言和文字的力量。编程语言也是一种语言，不过它冰冷得多。学校专业课程里也有编程语言，我几乎没去上过课，即使坐在教室里，也是躲在后面看小说。讽刺的是，现在却要花更多的钱去上培训班。我曾跟何苗说过，如果选择了文科，也许大学四年里，我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当然是在为自己的荒废时光找借口和自我安慰。何苗没有揭穿我，她只说，那我也要选文科，这样我们又能在一起了。
何苗比我更应该选文科，她不仅喜欢阅读，还自己写小说。在我们谈恋爱之前，我就读过她写的小说，是关于高中生恋情的。她说其实那不是小说，是她的回忆录，里面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我读过之后觉得，真实是真实，但肯定被她美化过了。她写到她喜欢的那个男孩子——他的发脚跳动，折射了夕阳，在她眼前浮起七彩的光。这怎么可能呢，当时我就这样想。
那是在写作选修课上，我们不期而遇。我才知道，原来还有人和我一样。我问何苗，如果不是不约而同地报了写作选修课，我们会不会就只是普通的同学而已。何苗摇摇头。一定还会在其他地方遇到的。她笃定地说。是吗？我很怀疑。我并不认为我们还有更多共通的地方。甚至我写的文章，何苗也不是很喜欢。她没有说不喜欢，但我看得出来，她并没有共鸣。
“说不定我们会一起报这个培训班。”她笑着说。
完全不可能。首先她肯定不会报名去学什么软件设计，其次我肯定不会在这时候想着去追求女孩子。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经遇到了，在写作课上，我们了解了彼此，我被她的某种特质吸引，相信她也是一样。课程结束时，我告诉她我喜欢她，牵起她的手。整个过程像一条小河一样平静畅快的流淌，是的，这个比喻很恰当，那么现在，这条小河遇到了急弯。
开始在培训班上课后，我们之间平静了一阵子。我会去大连工作，何苗会和我一起去大连。这好像成了默认的事实。然而我似乎仍怀着隐秘的心思，对一切都感到不确定。即使我和何苗仍然每晚四处游荡，即使我按部就班地接受着培训，我能做什么呢？只能看着时间不断推移。
让我猝不及防的是，很多人来问我，关于大连的那个亲戚。
他是我表哥，是我们那里的传奇人物。他又聪明又帅气，可是偏偏因为小儿麻痹症成了残疾，他的其中一条腿（我记不清是哪条了）又细又短，还像婴儿时一样，所以一走路就左摇右摆。可能是因为从小就被取笑，脾气有些古怪。有一次，我看到他在学校操场上骑自行车，他当然不会骑，一次又一次摔倒，一次又一次艰难地爬起来，她的妹妹（和我是同班同学）留着泪跟在后面，可是她每次要去扶她的哥哥，都被他一把推开。后来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再后来又考上了大连最好的大学，毕业后留在大连工作，好像已经买房了。他有没有学会骑自行车？这个我也不知道，那天我没看到最后，谁忍心看到最后呢。总而言之，以他现在的实力，帮我找份工作，不成问题。
以上这些，并不是无中生有，确实有这样一个人，关于他的那些事也都是真实的，甚至他的妹妹真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只是他不是我的表哥，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样半真半假的故事，最不容易被识破。当然，也不会有人去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没有必要。 可是麻烦事还是来了。
这一天，罗明吴找到我。去喝点儿。他这样说，像以前很多次一样。我欣然应允，在喝酒上，我们是最好的搭档和对手。他说要带我去一个新的地方，那里提供扎啤——酒水从桶里，经过一个龙头，流进很大的杯子里。今天不喝那些绿棒子了，他说，带你尝点新鲜的。他总是一副大哥的样子，说话举止都有些粗鲁，但我很喜欢他，他很简单。
几道小菜，两扎啤酒，摆在桌面上。看着它们我总是心情愉悦。罗明吴提议干杯，要一口气把一整杯的啤酒倒进肚子里。来吧。我说。然后，啤酒从我们的口腔流下，在咽喉处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啤酒太凉，后脑勺處一阵被冻伤似的钝痛。我摇了摇头，看到罗明吴在后脑勺上猛拍了几下——啪啪啪，声音清脆响亮。我们起身，又去盛了一杯。
“跟你说个事儿。”他看着我。我觉得他不想看着我，却努力地看着我。
“我直说了。”他说，“跟你表哥说说，给我也介绍个工作。”他语速很快，语气轻松，但脸上还是讪讪的。
我要怎么回答他。直接回绝肯定不行。
罗明吴端起杯子又喝了一通。“干什么都行。”
“他也只是个小领导……”我小心地组织语句，可下半句还是空空荡荡。
“你就随便提一嘴。”罗明吴接过话头，“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没事。”无所谓的表情代替了讪讪的表情。他的眼神却暗了一暗。
我说行啊，说不定他真有办法呢。我的“表哥”必须继续存在下去，对罗明吴我也无法说出实情。实情是我不声不响地上着培训班，学习编程和日语，等着那个女人给我一份工作。其实就是在听天由命。
我仍然有些怀疑，培训班上有二十几个学生，真的都能得到工作？有时我打量着他们，思考着我和他们之间的相同和不同，我想到我们全都会去大连，像一把沙子一样撒进去，不真实感便无法抑制。讲台上的日语老师——楚妙妮本人，正在教授发音。她自信美丽，赢得了学生们的信赖，有些学生喜欢找她谈心，谈工作、未来，和感情问题。班上有一对情侣，他们希望以后可以去同一个公司工作。楚妙妮时常鼓励他们，只要他们认真培训，她一定会帮他们达成愿望。她亮亮的嘴唇开合着，发出顿挫的语调。大家都在认真听课，我却时常走神。我是不是也应该找她谈谈心。
又开始翘课了。“翘课”，这两个字是怎么连在一起的。我总说四年里翘掉的课要远多于上过的课，好像在说一项壮举。现在，又开始翘培训班的课。至于原因，楚妙妮打电话来催我的时候，我说要做毕业设计，实际上，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打球喝酒和麻将上，学生时代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些掉在夹缝里人，不用学习，没有工作，留恋迷茫伤感恐惧，进入一种轻飘飘的放纵状态。堕落的惯性。我在何苗面前自嘲。她也拿我没办法。我想她一定又开始感觉不安了。有一次她说她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安全感是什么，怎样才有安全感。我想这样问却没问，让这个话题不了了之了。
楚妙妮催我去上课时，语气中总带着关切和些许责备。她会说，你这个小孩儿，怎么不听话。有时又说，安排工作之前也是要考核的，于老师（编程老师）总夸你聪明，但不上课可不行。这时我就会听话地去上一次课。到了培训的后半程，我一点上课的心思都没了，找借口说我和女朋友之间出了问题，心情非常低落。这也是半真半假的话，很适合作为借口。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楚妙妮在电话里问我。我想这正好是个机会。
“老师什么时候有空，我能和你聊聊吗？”我说。也许我真的会跟她聊一聊感情问题，她与我的过去毫不相干，似乎还对我另眼相看，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不过主要目的，还是打探工作的情况，我知道培训课我不太可能去上了，除了复杂的心绪所致，我还同时抱有另外两个奇怪的念头——如果是假的，去上课又有什么用；如果是真的，上不上课也不会太大影响。毕竟我是她眼里“特别”的那一个。
我们把见面的地点定在了学校旁边的公园门口。天气已经热起来，楚妙妮穿着带花朵图案的浅紫色连衣裙和肉色丝袜，上身罩了一件薄薄的针织衫。我一身篮球服，坐在台阶上，看见她在街对面挥了挥手，好像还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不一会儿，她穿过街道，不急不慢走过来。我听到高跟鞋踩在路面发出的咔哒声。她的小腿曲线不太好看，肌肉过于发达，但丝袜的光泽不时显现。等到再近一些，还有一阵清淡但有力的香味——香水，应该是香水。我坐在台阶上等楚妙妮的十几分钟里，打球流的汗水已经被下午的微风吹干，我低头闻了闻——这不重要，我根本不在乎这个。
公园里的小径分岔互通，我和楚妙妮边说边走，没有认真看路。我以为我们一直在兜圈子，可是一声某种动物的怪叫把我惊醒，我从倾诉的快感中抬起头，发现竟然走到了动物园。这里是公园的极深处，为数不多的动物们，全都病怏怏的，脱毛，皮肤溃烂，眼角堆满分泌物。荒废公园里的荒废动物园，很少有人会到这里来。我转头看了看楚妙妮，她的眼睛里还有残留的惊恐，那声动物的怪叫，使她本能地抓住了我的胳膊。没事的，是个动物园。我说。吓死了。她说着放开手。我笑了笑，指着不远处的亭子说，休息一下吧，你一定走累了。
在亭子坐着，我们不再像刚才那样密集地说话。刚才我都说了些什么，大学生活，就业的压力，甚至我的家庭出身。其间楚妙妮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挠挠头做出痛苦的表情，我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其实也没关系，人在不断成长，不同阶段想做的事情也不一样，你还年轻。我不喜欢自己年轻，我觉得年轻很蠢。她笑起来，说她想年轻也不可能了，你应该珍惜。
“老师很年轻啊。”我说，“比我们……都好。”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优秀，成熟，都不合适。
她看着我。“你跟其他小孩儿不太一样。”她的语气轻描淡写。不等我做出反应，她立刻又说起了别的话题，似乎刚才只是不经意的情感流露。
这足以让我雀跃——内心雀跃。我们肩并肩走着，浮云投下的阴影从身上掠过，路边灌木的枝叶抚过手臂，鸟雀一头扎进草丛又忽得飞起。楚妙妮又说了什么。她问起何苗，你和你女朋友？怎么样了？ 我不想说这个，我说起自己的爱好，我喜欢读小说，也尝试着去写，但是一直没有写出来。她说很好啊，说不定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作家，你才二十二岁，有无限的可能。我一直相信这句话是真的，即使其他都很可疑，我仍然相信这句话是真的，而且越来越相信。因为我开始明白时间与一个人的关系，你正永远失去它，可它没有消失，它出现在另外一些人的身上。
楚妙妮靠着凉亭的柱子，把腿伸直，平放在石椅上。我以为她会把高跟鞋脱下来，但是她没有。我坐在另一根柱子旁边，看上面的刻痕。放了它们吧。有人用黑色的圆珠笔写道。我告诉楚妙妮，动物园里有一只不停流泪的猩猩。这怪叫的是什么？不知道，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动物。
我记得，何苗难过了一整天，在我们逛完动物园之后。第二天，她告诉我，她梦到了那只独自坐在秋千上摇晃的黑猩猩，在她的梦里，它不停地流着眼泪。我不喜欢这个梦。一厢情愿的泛滥的同情心。可那只黑猩猩，此后我每次想起它，它都在流着泪。
何苗有一阵子没有问我培训和工作的事了。我们对以后不闻不问，也不管对方为什么不闻不问，只是更长时间地腻在一起。何苗提议远足一次，她说城市的东南远郊有一片小山，山坳里有一个水库，她想去看看。在我的想象里，水库是一种极其庞大的水泥建筑，严严实实地密封着，里面当然装满了水。我也看到过有人淹死在水库里的新闻，那些人是怎么进去的？水库又有什么好看呢？何苗笑得几乎站立不稳。水库就是一个可以储水放水的大湖啊。她大笑着说。原来是这样。这就说得通了，所有的湖泊里，都有人捕鱼、游泳和溺毙。但这一点都不神秘。可是风景很好。何苗说。她让我一定要陪她去。我想像那个庞大的水泥建筑，它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没有任何细节，以后也不会有。这样也不错。
我们一大早出发，先是乘公交车，一直到终点，然后换城乡巴士。天空是很陈旧的灰，我们站在一个水泥建筑下，抬头向上看，太阳像装在布袋里，亮着，但没有光芒，眼看就要落到水泥建筑后面去了。我听到司机大喊，去水库的，赶紧下车。车窗外已经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何苗还靠在我肩膀上睡着。我叫醒她，她迷迷糊糊地跟着我下了车。这是哪里呀。我们站在路边四下看了好一会儿，没有找到水库的影子。城乡巴士的轰响渐渐消失。我说，要记得这条路，还要从这里回去。
水库肯定就藏在某座山的后面，我们最终没有找到。这里的山很荒凉，只有一些瘦小的植物长在石缝里，很多已经干枯，裸露的石头也有了风化的迹象。但四野空旷，天幕蓝白分明，我和何苗对着空山大喊了几声，听着回音激荡扩散，兴致也高起来。在山顶，我们看到更多的山。何苗想再爬过一座去找水库。于是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再次上路。水库并不重要，说不定有其他有意思的东西。我站在崖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向山下小便。可是我们就是来看水库的。何苗远远地站在我身后，大声说。你小心点啊。
山與山之间的距离，不能通过眼睛来预测。看似近在眼前的山，却怎么也走不到。我们来到一片人工种植的树林里，这里的地面有一层落叶，像一块天然的毯子。我们就坐下来，决定不再往前走。上下都静悄悄的。何苗躺倒我的怀里，我低头亲吻她。我们吻得轻柔，好像害怕打破了这寂静。然后我们躺下来，我翻身压到何苗身上，但她制止了我，抓住我在她身上游走的手。我们就这样躺着好吗。她定定地看着我，眼睛里蒙了一层水雾。我点点头，和她并排躺下来。何苗握着我的手，偶有声响——鸟鸣，树枝断裂——她就会轻轻用力。
回去的城乡巴士上，何苗告诉我一件事。
前几天，一个何苗完全不知道的表姐联系到她，是她小姨的女儿，何苗也不知道有这个小姨，但是她们在电话里说起她妈妈的事，让何苗确信她们确实是她失联多年的亲戚。这件事唤醒了何苗一个久远的记忆——她和爸妈一起，乘坐几天的火车去看外公。外公不久前去世了，带着对大女儿的愧疚。小姨在电话里痛哭。姐姐命苦，因为穷被嫁（也可以是被卖）到那么远的地方，又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自杀。孩子你也可怜哦，小姨说，那么小就没了妈妈。何苗也跟着落泪，倒不是可怜自己，只是觉得怎么会有那么多苦难呢。
然后呢？然后，她们知道我马上要毕业了，让我去找她们。她们想见我，说不一定可以一起生活。你要去吗？我不知道，还没想好。你觉得我要不要去。我更不知道了。
之后我们一路沉默着回到学校。越来越多的可能和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如果何苗去她小姨那里，我不是就可以无所顾忌了吗？把工作、去处、未来都暂时抛到一边。但我清楚，没这么简单，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分别。
何苗突然说：“英子（她的室友）前两天告诉我，她看到你跟一个女人一起吃饭，是楚妙妮吧。”
我愣了一下。“是啊。”我说，“怎么了？”
“你在为工作的事想办法，为以后做打算。可是你没跟我说过，可能我不在你的以后里。”
“你想太多了。”我说不出别的什么。何苗转身走进宿舍楼的大门。
那次谈话之后，楚妙妮没有再给我打过电话。她是怎么想的，她真的会对我特别照顾吗？我一点都不确定。实际上，那天我们完全没有正面说到工作的事，倒是说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私密的话题。
从公园出来，我和楚妙妮去了一家火锅店——她提议一起吃个饭。我们面对面坐着，她又问起何苗。说说吧，你的女朋友，你们有什么打算。
“没有什么打算，这就是问题。”我说。我和何苗之间，比我想象得还要难以表述。我说我可以喝啤酒吗？楚妙妮说当然可以，她也想喝一点。
我把两个杯子都倒满，端起来等着楚妙妮，她也端起杯子，我稍稍起身和她碰了碰杯。给老师添麻烦了，我说。应该是在说以后安排工作的事。她笑了笑，没有说话。我们喝掉了杯里的酒。
“你不喜欢她了吗？”她又问。
“喜欢。”我说，没有犹豫。说完，我又想了想“喜欢”这个词，没错啊，它就在那里。
我知道了。我大概明白。水又沸了，雾气蒸腾起来，楚妙妮在雾气的后面说，你喜欢她，你还喜欢更多别的什么，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别的什么。 她说的也许是对的。但我在摇头，好像是在否定她的话，又好像只是表示我的无奈。“只是……太多未知数，好像看不到以后。”我看了看楚妙妮，她正认真地听我说话。她看着我，好像在看一只不知道该拿线团怎么办的猫。“她很依赖我，但我似乎不值得依赖。这让我害怕。”
“你们是不是已经……做过了？”她微微向前探着身，直视着我。
“做过”这个说法很突兀。这个问题本身就很突兀，完全没有必要。后来我想，她是故意的，要为我们的对话制造私密的气氛。我尴尬地（在楚妙妮看来可能是羞涩地）笑了一笑，没有回答。显然，她不需要我的回答。
“其实在感情上，我给不了你什么建议。”她拨了拨额前的头发，说：“我也是这个失败者。”她的声音在奇异地变软。
“我曾经出轨过。”她说。
火锅还在咕嘟咕嘟地翻腾着，有两桌学生模样的客人在大声说笑。傍晚的阳光透过餐厅的落地玻璃照射进来，外面不停有行人走过。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可是我却感觉有什么把我和楚妙妮单独包围了起来，她的话语在我们之间传递，然后向上升去，而不朝四周扩散。
在楚妙妮讲述的过程中，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她说的那段往事里，有一个极具魅力的男人（这是肯定的，她还说到了他的胡茬和他用的什么香水），一对逐渐互相漠视的爱人，和一颗不甘寂寞的心。这样故事一点都不可信，但有人把它亲口告诉你的时候，又另当别论。
然后，事发，悔悟，原谅，和解。
我想起她说她是个感情上的失败者，这多少有些矛盾。她失败了吗？当然，这取决于她怎么定义失败。
“不管你做了什么选择，都要承担起它带来的后果。”最后，楚妙妮说了这句话。我不知道这跟她的故事有什么关系，跟我面临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可能她只是需要一句話来结束我们的谈话吧。
互道再见之后，楚妙妮走到路边扬了扬手，一辆出租车停在她面前。坐进车里之后，她降下车窗看着我。出租车开走了，我仿佛看到她说的话，讲的故事，她的表情、动作，都跟在车后轰轰隆隆地一起跑走了。就是这样，她一旦走开，我和她所有的联系似乎就消失了。
我困惑于我和楚妙妮之间的关系，说我们是陌生人也未尝不可，只是那些私密的对谈，刻意的私密，形式化的私密，让陌生的硬核上，包裹了一层可互相谋取些什么的果肉。
之后，我没有再去上课，也没有再跟楚妙妮有任何联系。直到培训课程结束的那一天，楚妙妮打来电话，这时同学们正在陆续离校，我的情绪处在极度敏感和脆弱的状态，每天喝很多酒，半醉半醒，什么也顾不了。我看着手机屏幕上楚妙妮的名字。她把手机的一端贴着耳朵，另一端靠近嘴巴。鲍家街43号大声唱着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什么。歌声停止，手机屏幕暗下去。
毕业答辩时，黄海召集全班的人一起拍毕业照，照例邀请了系里的领导和主要授课老师。毕业答辩是人员最齐的时候，但最终的照片里还是少了两个人，我和何苗都没有出现。
黄海真的很生气。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说他不知道我们脑子里在想什么。你们太不懂事了，到底为什么不来拍毕业合照。何苗低着头不说话，我只好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昨晚我俩吵架吵到快天亮，早上实在爬不起来。”
黄海一幅难以置信的表情。四年同学，还没有睡觉重要？
“我们没吵架。”何苗突然说，“我就是不想拍照，重不重要跟拍照也没关系。”
昨晚何苗说她不想去拍毕业照。留着那张照片有什么用，很久之后，拿出来猜他们的名字吗？会记得的总会记得，会忘掉的就不要再想起了。我点头称是，决定也不去拍照。记得还是忘掉，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觉得不去拍毕业照这件事本身挺特别的。
我很不好意思地看了黄海一眼，他倒笑了起来，一边摇了摇头。算是个忠告吧，他说，出了学校不能太自我。
何苗又不说话了。我点点头，说我们会记住的。
“何苗和你一起去大连吗？”黄海看着何苗问我。
何苗没有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去大连。我有自己要去的地方。她说完就转身走了，留下我和黄海愣在那里。黄海很识趣地没有再问下去，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方面的困难我就帮不了你了。我想他可能是在提醒我，在其他方面对我的帮助，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我打算再次表明态度，让他放心。可该怎么说呢。我满脑子都是何苗的那句话，她要去哪里？
黄海摆摆手。回去吧。晚上的散伙饭一定要来，带何苗一起。看我还站那里没动，又拍了拍我的肩膀。去吧，没事了。他说。我低头走出了办公室。
图书馆前的广场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以为何苗会在这里等我，然后告诉我她做了什么决定，要去哪里。昨晚我们就坐在这里的台阶上，零零散散地说了很多话，一直到天快亮了才回去。何苗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说我也不清楚，但我想多赚些钱。你会继续写东西吗？她问，成为一个作家。我摇摇头，我没有那个天分。这样说着，我又有些难过。两个人都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我问她，你呢？她说她只想有份安定的工作，过些安稳的小日子。我真的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想要什么，但我想出去看看。我斜靠着栏杆，何苗坐在下一级，扒在我的腿上。我摸摸她的头发，她没有动，好像睡着了。我一口一口地喝着啤酒，有时候也要睡着，风一吹又醒过来。我们自始至终没有说眼下的打算。
我又在台阶上坐下来，发信息给何苗，问她在哪里。她没有告诉我，只说晚上再见。我一个人坐着，不知道为什么，想起我曾在夜里，坐在一条大河边，看黑色的河水翻涌流动。那时刚下过暴雨，水面离我很近，我能听到暗涌低沉的鸣响。水面下有些什么，都被裹挟着一往无前。那时我莫名感到一阵心悸。
傍晚，何苗到宿舍来找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还去其他几个宿舍转了一圈，跟要好的同学说说笑笑。可是在饭桌上，她却先哭了起来。像是凭空打开了一个阀门，所有人都哭起来，包括黄海。四年时光，总归是值得一哭的。 一些人醉到了，醉得不省人事。我还好，只是走不稳。何苗扶着我，走在所有人的后面，一路跌跌撞撞。何苗一声不吭，抓着我不放。我觉得走了很久，却一直没走到终点。何苗把我放在路边的一条长椅上，我仰面躺着，大声说，何苗你要去哪呀？何苗说她要去找她小姨，听说她和妈妈长得很像。她是不是这样说的，我醉得那么厉害，也许都是我的想象。我好像吐了，嗓子和鼻腔要烧起来了。何苗在拍打我的背。我唔哝着，我不想让你一个人走。何苗又哭起来。
第二天一早，何苗就走了。我还在宿醉中，她没有和我告别。
不停地有人离开。晚上，剩下的人还是去喝酒。喝醉之后，我才给何苗打电话，她说了什么我完全听不清，她是说我可以去找她吗？我神志不清，总觉得她还是在宿舍里，看着窗外，接听我的电话。实际上，这时她应该还在行驶的火车上，她要去那个地方很远。
我留到最后，送走了所有人。这次倒不是要特立独行，实在是不知道要去哪里。一个人站在一片狼藉的宿舍，周围空空荡荡，我也空空荡荡。收拾行李时，甚至不能弯腰，因为眼泪会自己掉下来。我为自己的失控感到惊讶，宿舍是不能在待下去了。我把行李丢在一边，走进校园。
校园里一切如故，篮球场传来几十个皮球撞击地面发出的闷响。课间铃声仍然可以传遍每个角落。学生们背着书包，挽着胳膊，走向食堂、教室、宿舍。什么都被没变，都在继续。宿舍和这里，简直是两个世界。就在刚才我还觉得一切都可有可无，现在，又突然什么都想要。我最后一次走在校园的主干道上，拨通了楚妙妮的电话。
“老师。我毕业了。”我缓缓地说，“我可以去大连找你吗？”
楚妙妮轻叹了一口气。“你这小孩儿，怎么就消失了？”她说。
“发生了好多事情……”
“你让我怎么办？”她好像很不忍心，可是又没有办法。
“什么工作都行。”我说，“你一定有办法的。”
电话里沉默了下来。犹如从明亮的室外，突然走进阴暗房间的瞬间。然后，她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来吧。到了打我电话。”
大连有我的几个同学，罗明吴也在其中。他们都知道我也会去大连，因为我的表哥在那里，而且会给我安排工作。罗明吴离校前，问我什么时候过去，我临时想了个借口，说要等表哥出差回来。他说他先去找房子，我到了可以直接一起住。那時我还没有决定去找楚妙妮，我接连喝酒，再说下去我会彻底绝望。
现在我到了大连，但是没有告诉罗明吴，我打算先联系楚妙妮，我想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在火车站广场的大太阳下，我拨打楚妙妮的电话。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又拨打了五次——全都没有打通。您拨打的手机暂时无法接通。汗水已经湿透了后背的衣服，我的愤怒远大于失望。然而喉头仍有些哽咽，倒不至于哭泣（脑海里还是浮现了自己抹眼泪的样子），但是憋屈的感觉无法控制。我咬咬牙，决定去找她的培训学校。那个学校叫什么来着？
出租车在我说的那条路上跑了两个来回，也没有找到什么培训学校，甚至外表像学校的建筑都没出现。司机说这条路上从来没有学校，我说的学校名字他也从来没听说过。我只好又回到火车站，不甘心地再次拨打楚妙妮的电话，依然没有接通。天渐渐暗下来，我没有别的选择了，只有罗明吴，他应该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可是，不行，事情不应该是这样。我收起手机，拖着行李箱，向一个破旧的楼房走去。刚从出站口出来时，我就看到了远处楼顶上那一块贴片大招牌，上面用油漆手写着两个红色大字一一住店。那两个字那么醒目，似乎能闻到油漆的刺鼻气味。
早晨，我早早醒了。可能是太疲惫，昨晚一夜无梦，睡得非常香甜，醒来时却感觉浑身无力。我直挺挺地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上污渍，辨认出一些动物的形体和人的脸庞。有多少人曾像我这样躺在这里，他们都去了哪儿？她们呢？何苗现在在哪儿？总不能一直在火车上。她离校后就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信息都没有一条。她一定见到了小姨和表姐，在享受天伦之乐。楚妙妮呢？她在这个城市的某处，我却找不到她。我没有办法再拨她的电话。
然而，电话响了。
楚妙妮向我道歉，昨天她一直在外面忙，手机没电也没充，半夜回到家累得倒头就睡了过去。早晨醒来才想起我。她一口气把这些说完，又接着道歉。
“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她一直说。
我出奇地平静，还有一些失而复得的快慰。“没事。”我说。
“你在哪？我去找你。”
“我不知道这是哪儿，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
她想了想说，“就在火车站吧，那里有个星巴克，你在那等我。”
我起床洗漱，然后又洗了澡。从洗手间出来时，房间好像变了个样，变得狭小阴暗，昨晚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那时它就是个房间而已。
夏天的阳光贴满了所有物体的表面，然后照到眼睛里。眼睛勉强睁开，不一会儿就隐隐作痛。裸露的手臂和后颈也隐隐作痛。我抬起手，挡在眼睛上面，给它一小片阴影。星巴克就在前面。我站到门口的阴凉处等楚妙妮，面对着宽阔的火车站广场，好像面对一个巨大凸透镜。
十几分钟后，一辆出租车停在我面前。车窗玻璃缓缓降下，楚妙妮在车里先跟我打招呼，然后付车费。她带着太阳眼镜，我几乎没认出她。车门打开，一条腿伸下来，小腿和大腿一起反射阳光，白得刺眼。楚妙妮穿着牛仔短裤和T血，是我没见过的休闲装扮。她站在我身边时更加娇小了，我这才注意她没穿高跟鞋，脚上是一双白色的凉拖鞋，鞋面上一朵大大的花。
“昨天一定着急了吧。”她摘下太阳眼镜，伸手捏了捏我的手臂。
我笑了笑。她好像知道我不想听她一直道歉，只说，你没事就好。
她还没有吃早饭。打完电话就赶过来了。她说。又问我吃了没有。我也没有吃。我们就到星巴克点了些东西作早餐，一边吃一边聊天。她吃了几口就停下来，给我讲几个学员的就业情况——其中有两个去了很有名气的公司，那对情侣也已经开始一起上下班了。
“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不过我会想办法的。”她轻啜着咖啡，指了指我的咖啡杯，“你怎么不喝？”
还是一样的焦苦味。不过，我应该会把它喝完。楚妙妮看着我，即使她尽量避免，眼神还是带有自上而下的俯视感，但还有别的。
楚妙妮没怎么吃东西，慢慢地喝着咖啡。她让我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因为工作需要一段时间。我可以和同学一起住。我说。她点点头。
“你昨晚住哪里？”她问。
昨晚我朝着那个招牌的方向，先过了一个天桥，又过了一个地下通道，在一个小坡上，找到了那家旅馆。原来不止是山，楼的距离也一样不能目测。它比我想象的远得多。楚妙妮一只手托着脸颊，听我描述那个旅馆，它的红字招牌，逼仄的房间，时冷时热的淋浴，凹凸不平的床垫。
“带我去看看。”楚妙妮直视着我的眼睛，好像是要把我的眼睛看进她的眼睛里。
我怔了一怔。看什么呢？要去吗？
“要去啊。”她仍然直视着我。我的心跳乱了两拍。
到了外面，楚妙妮戴上了太阳眼镜。又在手臂和腿上涂上一层东西——她说是防晒霜。我指给她看那个红字招牌。就是那里。她抬头看了看。我们走吧。她说着就走到前面去。我们一起上了天桥，接着找到那个地下通道。从地下出来，我揉了揉眼睛，以适应强烈的光线。
可是，接下来呢，那个斜坡在哪里？我带着楚妙妮，在四周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那家旅馆，附近全是破败的楼房，偏偏找不到昨晚的那一幢。怎么办？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周围的一些人开始注意到我们，投来奇异的目光。我该去哪儿？我们？我向上看，红字招牌也不见了。
责任编辑 游锦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