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陈晓明先生的说法，一篇短篇小说，可以在某一点上达到非同寻常之处，就是它存在的理由。（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它毋需像长篇一样负载起家国历史、人物命运的沉重使命，只要能对生活进行一种异质性的把握，以瞬间照亮永恒，由片段洞见整体，就能抵达短篇的那种深刻性。金仁顺的《梧桐》看似寻常，不过是由年过六十的母亲的一场“黄昏恋”引起的母女怄气、和解的小故事，然而，作者却以高度的客观性、精湛的视觉化以及意象化的细节等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手法，将日常生活中那些温润而又尖锐的情感涟漪如此细腻又如此劲道地勾画出来，以无懈可击的文字之舞赋予了这篇小说韵味深远的审美特质。
　　小说的人物关系简洁明了：母亲玉莲，丧夫之后独居一处带梧桐树的院落；女儿惠真，婚后与丈夫修彬组成了自己的二人世界。情节也说不上复杂：某天惠真回家看望母亲却意外发现玉莲已经恋爱上了退休的大学教授朴永浩，这突然而来的变化令惠真难以接受，已经去世的爸爸与那些掺和着幸福与痛苦的的回忆仿佛全部复活，在潜意识里顽强地抵抗着母亲的恋爱。可是母亲也并不打算妥协，她还依然显得年轻漂亮，而且她一生也很少享受到丈夫的体贴，她凭什么就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与女儿僵持不下之际，她居然也很现代地“娜拉出走”，给女儿留下一张纸条，连手机也关掉，走得决绝、彻底。女儿既担心又震惊，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往事如丝如缕地浮上心头：从小到大，是母亲一直事无巨细、明里暗里地呵护着她，她和母亲早已不知不觉结成了最坚实的联盟，就如那棵梧桐，根早已深深地扎在了各自的心底里。几天后母亲回来了，女儿显然已经在心里承认了母亲的“恋爱”，连婚纱礼服裙都已经帮她选定了，可母亲却因旅途中两人生活习惯不一样而选择了主动放弃。如果以上的情节就如院里梧桐的树干，那么它的动人之处在于那些在风中摇曳的枝条和那些宽阔碧绿的树叶，枝枝叶叶，无不关乎亲人之间的爱与痛；叶茂而知根深，一嗔一笑，无不彰显出那浑然不觉却又结结实实盘旋在心底深处的温厚亲情。
　　小说令人流连、赞叹之处在于本来波澜起伏的一处心理剧却被作者叙述得如此冷静节制、从容利索，通过不同的聚焦方式，以蜻蜓点水一般的轻盈笔致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对于玉莲和朴永浩这一对“黄昏恋”的当事人，作者采用的是严格的外聚焦，就像许多现代小说一样，叙述者放弃了直接介入人物心理的特权，退到舞台侧翼，仅仅向读者叙述人物的言语行动。玉莲对“一辈子没进过厨房”的惠真爸爸究竟有几分爱、几分怨，叙述者有意守口如瓶，只点出她“含着眼泪”的神态和不让女儿走自己的老路的决心来表示；惠真爸爸去世之后，玉莲的孤单伤痛也只以她“黑白照、标准像”失魂落魄的样子让读者去想象；而玉莲在爱上了朴永浩之后竟也焕发出了一股喑哑的、老首饰般的光辉，以神采折射出这份感情的纯粹。从读者反映的角度来说，外聚焦叙事既避免了将过多的笔墨胶着在“黄昏恋”本身，因为这只是母女情感变化的一个引子而非小说主体，也赋予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和更多的参与文本的机会。
　　对于惠真，虽然采取了更为自由的零聚焦，但直接抒写内心世界的也只有寥寥几处，而多以意象化的细节将人物复杂的心理外化之。惠真在肯德基餐厅对玉莲进行了一番情理兼备、逻辑严密的劝说，玉莲虽然泪流满面地点头称是，可仍然痴心不改，惠真扔下一句硬邦邦的“我不同意”起身离去，她“推开沉重的大门，在街头站了好一会儿，人流车辆，熙熙攘攘，交织成网，建筑物则像巨大的蜘蛛，阴森森地看着草芥似的人众。”这是惠真无力阻挡母亲改嫁时阴郁、纠结、烦闷心态的流露；玉莲出走，惠真不得不默认母亲的选择而又不甘心她对自己和爸爸感情上的“背叛”，赌气将爸爸生前做的根雕茶几请人搬到自己家里，“茶几在玉莲那儿，屋里，或者梧桐树下，在哪儿都顺眼，放到这里，跟个章鱼似的，突兀、怪异、张牙舞爪的”，隐喻出惠真潜意识里对母亲“情感错位”的极度不快。小说中那些别具匠心的意象的选择，于细微处表现出作者对修辞的热爱和对文字出色的驾驭能力，几百年的老树根茶几，惠真眼中搭弓射箭、惹是生非的丘比特石膏像，带有凤栖梧桐图案的婚纱裙，无不具有耐人寻味的象征意味。尤为精彩的是结尾处：“小面团在玉莲的擀面杖下面，三下五下，花一样盛开，被惠真接在掌心，填上馅儿，捏成果实。”以花-果实来隐喻重归于好的母女关系，意味隽永，令人想起海子有名的诗句“不要问桃子对桃花的珍藏”，有花的凋谢，才有果实的成长，生命的代谢、死生的轮回、爱与被爱的和解……全都凝聚在这一对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象之中。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