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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龚自珍是清代今文经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他通过对今文经学的研究，发挥了今文经学特有的政治性、变异性、解释性，提出了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主张，将学术与治术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开一代学术之风。
[关键词]龚自珍；今文经学；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B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7-0117-03
一、引言
中国经学自汉代今古文分道扬镳以后，从东汉末年起，一直是古文经学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局面持续到了清代中晚期由于今文经学的复兴才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而在清代今文经学的演变过程中，龚自珍无疑是个关键人物。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以庄存与、庄述祖为代表常州学派的出现基本上可以确定为今文经学复兴的标志。这些治今文经学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研究特点，就是在形式上是以《公羊》贯穿五经。公羊学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其主要包括：第一，政治性，即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第二，变异性，即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何休注《公羊传》，更是糅合了《札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异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第三，解释性，公羊学专门阐发“微言大义”，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春秋》之义加以解释或比附，以这种解释经义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但在今文经学的复兴乃至发展阶段，包括像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乃至稍晚的邵懿辰、戴望、王阊运、皮锡瑞等学者，他们对今文经的儒家经典的注释似乎只有纯粹的学术兴趣，他们的经学研究和政治之间缺少联系。而龚自珍的经学研究却有明显的不同，并由此而导致后学对他截然不同的评价。他一方面以批判社会、宣扬“自改革”为后世所赞誉；另一方面因为倡导“经世致用”，“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将清代今文经学从“学问”引向“治术”而招来诋毁，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晚清今文经学正是在阐发公羊学“微言大义”的旗帜下，形成一种要求社会改革与“经世致用”的风气。这种风气的首倡者正是“引《公羊》义讥切时政”的龚自珍。
二、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思想
乾隆以后的清代社会还笼罩在康乾盛世的余晖下，似乎一切都如以前那么平和。实不知此时由于吏治腐败、人口激增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整个社会已开始陷入了一种深刻的危机中。这样的危机体现为国家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社会的普遍贫穷化以及持续不断的流民起义。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必然驱使儒家学者对他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做出反应，考据学由于各种理想的失败和信仰的混乱，也就使得晚清的学术研究趋向于具有批判和反思精神的社会政治意识。
龚自珍自幼从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学《说文》，受汉学影响甚深，但嘉庆后期或明或显表露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深深地刺激了龚自珍作为儒家学者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于是他开始转变学术研究的趣向。嘉庆二十四年，龚自珍“从武进刘申受礼部受《公羊春秋》，遂大明西京微言大义之学。”从此他决定以公羊学作为自己治学的旗帜，对清代公羊学进行革命性改造，发挥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以贯通群经、社会历史问题，从而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1 “大一统”与“夷夏之辨”思想
《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首先在于突出“大一统”观念。《公羊传》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学说，把它放在全书首要的地位。同时在民族问题上也表达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以文明和道德进化程度而不是种族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且“诸夏”与“夷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也就是说，《公羊传》的“大一统”与“夷夏之辨”是一体的。但是经过宋、明士大夫以及清初反清士人的宣扬，“夷狄”与“诸夏”的界限绝对化，加上康、雍、乾对“夷夏之辨”说的压制，“夷夏之辨”从而变成一种取消满清政府合法性的学说。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者之所以讲《公羊》，是因为它存在《春秋》大义；而这些“微言”，又重在“大一统”，并且他们实际是为了“大一统”而找《春秋》为依附；又发挥《春秋》“微言”，以维护“大一统”。其目的在于以“大一统”论证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与清王朝中央集权的正统性寻找经典上的依据。
龚自珍为了适应清王朝统治的需要，改造《公羊传》的“夷夏之辨”，力图取消内外、夷夏的界限。他指出：“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拓地二万里，而不得以为凿空；台堡相望，而无九边之名；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龚自珍将原来的“夷夏之辨”改造成“中外一家”，亦即“满汉本系一家”。经过清朝历代君主开疆扩土，满汉已成为一家，是故应该以“太平大一统”、“太平世”来排斥“夷夏之防”。同时，他还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批评宋、明儒士之“夷夏之防”，“问：太平大一统，何谓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见世，吴、楚进矣。伐我不言鄙，我无外矣。”在这里，龚自珍以《春秋》为鉴，取消夷夏界限，自觉地为“满汉一体”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并付诸实施。因为既然是“满汉一体”、“中外一家”、“太乎大一统”，那么边疆之地不应视为蛮夷之地了，而应属于“天朝”内部之地。因此，龚自珍醉心于“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也就顺理成章了。道光元年(1821年)，龚自珍曾上书朝廷，“备论天山南路事宜，及抚驭回民之策，并录《西域置行省议》献之，盖议迁议设，撤屯编户，尽地力以剂中国之民，实经画边陲至计”。龚自珍借《公羊传》的“大一统”观念来消解、拒斥“夷夏之辨”，这为其“经世致用”之学的边疆舆地学提供了合法性，而他的边疆舆地学又论证了“天朝”的“太平大一统”等观念。在《西域置行省议》中他提出经略西北的规划，即“西域置行省”，以国家行政垂直管理政策代替长期的朝贡、藩属政策。他认为这样的安排可以缓解当时朝廷的很多问题，首先，可以缓解内地因人口急剧膨胀、耕地面积相对减少而造成的社会危机；其次，可以增强西北边疆的防务实力，这样不仅能保护边疆的安定，亦能使边防军队自给供养，从而达到“以边安边”、“足食足兵”的效应；再次，改藩部为行省，既收归行政权于中央，也进行了“编户齐民”，统一与增加国家的税收，增强中央政府的统治力。这样的学术研究，充满了经世致用的色彩，正如王国维评价说，龚自珍“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 志”。
2 “三世说”与变易观思想
龚自珍的“三世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其早年即究心于三世说，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指出，“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则别为一等。”在这里，他初步提出“治世——乱世——衰世”的三世说。这一说法成为他早期进行社会批判与要求社会自改革的理论工具，但从时间顺序来说，这是与何休的“衰乱——升平——太平世”的三世说是相反的。
在眼膺于《公羊春秋》之后，龚自珍对原来的“治世——乱世——衰世”三世说进行改造，保留了三世变易模式，综合《公羊传》与何休的“三世”说改造而成“据乱——升平——太平世”。根据对历史的观察，龚自珍认为：“古者开国之年，异姓未附，据乱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则不暇，在宾则当避疑忌。是故箕子朝授武王书，而夕投决于东海之外；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宾且进而与人主之骨肉齿。”在这里，他以“易世”为变，由据乱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认为社会是向前发展的。龚自珍进一步论证道：“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范》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愿问八政配三世?曰：食货者，据乱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宾师乃文致太平之事，孔子之法，箕子之法也。”在龚自珍看来，“据乱——升平——太平世”并非仅仅是《春秋》之法，而是孔子所作的“万世之法”。他将“三世”说运用于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方面，甚至扩及到自然界，认为这是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准则。原来只是在《春秋》里才有的“三世”说，经过龚自珍的改造，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命题，自然界事物、社会发展都逃不脱“三世”的变化。他对公羊说的改造，是要为时代危机找寻出路，是要“探世变”。既然历史已变，社会也必然要进行改革。龚自珍将公羊学的“三世”说与《周易》变易观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自改革”的理论基础。
龚自珍根据对历史的考察，从夏商周三代的更迭中得出结论，认为历史是残酷的，是无法阻挡其变化之势的。他指出：“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兴，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兴，商不假八百年矣乎?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之败耶?何莽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乐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奋之!将败则豫师宋姓，又将败则豫师来姓。《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为黄帝以来六七姓括言之也，为一姓劝豫也。”既然新旧王朝的换代更迭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不进行“自改革”，就会为后来者所革掉。他出于“为一姓劝豫”，将“三世”说与《周易》变通的观点结合而成，证明自己的“自改革”主张，阐发“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的预言。这恰恰被晚清历史前进方向所证实。
从董仲舒、何休到刘逢禄的公羊学一直都视“通三统”、“张三世”为金科玉律，特别是强调充满天人感应色彩的“通三统”说。但在龚自珍的公羊学的论述中，全部采用“三世”说，而几乎没有“通三统”的论述。原因就在于他厌恶公羊学的五行灾异、谶纬迷信。董仲舒、何休的灾异感应说，宣扬五行、谶纬学说，使得公羊学里充满灾异迷信。以后谶纬之说越传越广，越传越玄，并以之附会政治、历史，从而成为“帝王之术”。龚自珍明确地表示对这些学说的厌恶，他说：“自珍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并指出，“《易》纬最无用”。
此外，龚自珍还将天文学与占验灾异的五行学做了根本的区别，认为《春秋》记录日食不言吉凶灾异与汉儒附会灾异不同。他明确指出：“七十子以后学者，言君后象日月，适见于天，日月为食，汉臣之所防也。……大都君臣借天象傅古义，以交相儆也。阙意虽美，不得阑人孔氏家法……群史所识，有其占验之书，今也亡之，古也有之，《系辞》所称，亦若是而已矣，而岂谓日月食之可推步者哉?”因此，他反对“矫诬上帝为说经”，断定推步家术与阴阳五行不同，期盼当时主管天象的官员能取钦天监历年来彗星记载档案编写一部天文现象的书籍，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
龚自珍力图将公羊“三世”说与谶纬迷信、五行灾异剥离开宋。他一方面继承《公羊传》的“三世”说与《周易》变通观，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天人感应、五行灾异等宗教神学。虽然，龚自珍的废天命思想并不彻底，但他对五行灾异说的批判是值得肯定的，这也为后人批判迷信、提倡科学开辟了道路。
3 《春秋决事比》的微言大义思想
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文化政策后，事实上取得独尊地位的是“荀学”。而公羊学与荀子同属于一个学派，他们都十分接近法家。“荀学”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礼法”并重，到董仲舒这里，虽然礼是理想的统治秩序，但法律才是传予后世的经典秩序。因此，董仲舒以《春秋》为决事依据而运用《公羊传》审核当时的案例，将《春秋》看成是最高法律，写成一部《公羊董仲舒决狱》，书中有两百多个根据经义判决的法律案件，将《春秋》视为“圣人之刑书”，将《春秋》的褒贬传统用于“决事比”，为后世审判案例提供标准。
龚自珍继承董仲舒的这种传统，认为礼法并非无法调和，并强调《春秋》是历代律书的依据。他认为：“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兴王，及别月日时，区名字氏，纯用公羊氏；求事实，间采左氏；求杂论断，间采穀梁氏，下采汉师，总得一百二十事。独喜效董氏例，张后世事以设问之。以为后世之事，出《春秋》外万万，《春秋》不得而尽知也；《春秋》所已具，则真如是。”并因此撰成《春秋决事比》，“申刘礼部之谊”。
从内容上看，《春秋决事比》继承西汉今文经学的传统，但并没有墨守《公羊传》家法，而是杂采《左传》、《谷梁传》以及汉代决事之例，以董仲舒为榜样提出符合《春秋》精神与“例”、“旨”的现象和事实，从而得出“《春秋》当新王”的结论。这成功地为其“自改革”的主张及其国家权力学说披上一层道德与经典的外衣，也体现了龚自珍“通经致用”、“讥切时政”的特点。龚自珍《春秋决事比》对《春秋》大义的阐发，可以概括为三项：“不定律”、“不屑教律”、“常”与“变”以及“经”与“权”。并依据公羊学的观点论证寻求“三世”、《春秋》决狱的微言，以为“经世致用”。龚自珍以“比”的方法，即附会而不是类比的方法，证明《春秋》对同一人物、事件，或密切相关的人物、事件的不同解释，最后裁定为“《春秋》当新王”这一义旨。并警告当政者说，“《春秋》当新王”，国君不要堕入“不屑教律”的行列。
龚自珍以《春秋》决狱，与其说是依据《春秋》经义的比法来断决现实社会的律例，毋宁说是他对于现实法律的不满，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要求进行社会的“自改革”，同时为其礼 法治国理论披上经典与道德的外衣。
三、余论
诚然，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看，龚自珍的学术成就是有限的，甚至受到后学诟病，如刘师培就认为龚自珍“所得浅狭，惟以奇文耸众听”。但不可否认，龚自珍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于思想方面的新创。龚受常州学派影响，但又有所超越。龚自珍看到号称师儒的知识分子穷于考据之学，对实际问题不闻不问，只知谈性命而鄙夷因事，实无助于国计民生，只知死守古法，不知世局之变易，不能通经致用，无法议论时弊，解决迫切现实问题，使本来统一的学术与政治脱了节。因此他认为必须发展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学风，强调历史与国家之关系、民生问题等，他的眼界无疑较同期的人更宽广、更深邃，故能开辟新社会学术风气。关于这一点，梁启超的评价颇为公道。他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问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
龚自珍今文经学研究在清代今文经学史上确实起到承上启下、“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作用。龚自珍继承常州学派以公羊学的“大一统”、“三世”说为清政府论证合法性的传统，将今文经学从学理论证、经书章句转向“经世致用”。同时对常州学派的公羊学进行革命性改造，杂采古文经学，阐发“微言大义”，倡言社会“自改革”。就整体而言，由于龚自珍学术的博杂，其今文经学显得矛盾重重。如，其公羊三世说中的“进化”与历史循环观之间的冲突；他在提出废天命的同时，又提出“天也者，福之所自出也”等观点；他提倡“经世致用”的出世精神而晚年又皈依佛学；他提高“史学”的地位在不知觉中又降低了他视为“先王政典”的六经的权威等等。不过，这也正体现了龚自珍学术的特点。他折中今古文学，援引公羊“大义”，注意“当世之务”，以“救裨当世”。近代学术的特点也在其今文经学中可见端倪，比如，其“据乱——升平——太平世”说要求进行社会“自改革”，明显地启迪影响了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维新思想；他对谶纬迷信、五行灾异的批判为后人批判迷信、提倡科学开辟了道路；其“尊史”说是符合近代学术将所有学术置于历史范围之内考察的趋势的；其西北舆地学与西北规划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
今文经学成为晚清经学的主流，“经世致用”取代考据学而占据晚清学术的中心，这是时代的需要与学术的自觉要求，而其中龚自珍的首倡之功不可没。龚自珍在晚清学术上的地位，正如他自己给自己的定位，“但开风气不为师”，他在晚清经学史上的影响，与其说在于经学，毋宁说在于对原有经学主流的背叛与践踏，破除“乾嘉之门面”，开启近代经世之风。
[责任编辑：黎 峰]
[关键词]龚自珍；今文经学；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B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7-0117-03
一、引言
中国经学自汉代今古文分道扬镳以后，从东汉末年起，一直是古文经学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局面持续到了清代中晚期由于今文经学的复兴才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而在清代今文经学的演变过程中，龚自珍无疑是个关键人物。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以庄存与、庄述祖为代表常州学派的出现基本上可以确定为今文经学复兴的标志。这些治今文经学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研究特点，就是在形式上是以《公羊》贯穿五经。公羊学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其主要包括：第一，政治性，即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第二，变异性，即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何休注《公羊传》，更是糅合了《札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异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第三，解释性，公羊学专门阐发“微言大义”，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春秋》之义加以解释或比附，以这种解释经义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但在今文经学的复兴乃至发展阶段，包括像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乃至稍晚的邵懿辰、戴望、王阊运、皮锡瑞等学者，他们对今文经的儒家经典的注释似乎只有纯粹的学术兴趣，他们的经学研究和政治之间缺少联系。而龚自珍的经学研究却有明显的不同，并由此而导致后学对他截然不同的评价。他一方面以批判社会、宣扬“自改革”为后世所赞誉；另一方面因为倡导“经世致用”，“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将清代今文经学从“学问”引向“治术”而招来诋毁，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晚清今文经学正是在阐发公羊学“微言大义”的旗帜下，形成一种要求社会改革与“经世致用”的风气。这种风气的首倡者正是“引《公羊》义讥切时政”的龚自珍。
二、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思想
乾隆以后的清代社会还笼罩在康乾盛世的余晖下，似乎一切都如以前那么平和。实不知此时由于吏治腐败、人口激增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整个社会已开始陷入了一种深刻的危机中。这样的危机体现为国家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社会的普遍贫穷化以及持续不断的流民起义。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必然驱使儒家学者对他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做出反应，考据学由于各种理想的失败和信仰的混乱，也就使得晚清的学术研究趋向于具有批判和反思精神的社会政治意识。
龚自珍自幼从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学《说文》，受汉学影响甚深，但嘉庆后期或明或显表露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深深地刺激了龚自珍作为儒家学者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于是他开始转变学术研究的趣向。嘉庆二十四年，龚自珍“从武进刘申受礼部受《公羊春秋》，遂大明西京微言大义之学。”从此他决定以公羊学作为自己治学的旗帜，对清代公羊学进行革命性改造，发挥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以贯通群经、社会历史问题，从而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1 “大一统”与“夷夏之辨”思想
《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首先在于突出“大一统”观念。《公羊传》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学说，把它放在全书首要的地位。同时在民族问题上也表达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以文明和道德进化程度而不是种族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且“诸夏”与“夷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也就是说，《公羊传》的“大一统”与“夷夏之辨”是一体的。但是经过宋、明士大夫以及清初反清士人的宣扬，“夷狄”与“诸夏”的界限绝对化，加上康、雍、乾对“夷夏之辨”说的压制，“夷夏之辨”从而变成一种取消满清政府合法性的学说。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者之所以讲《公羊》，是因为它存在《春秋》大义；而这些“微言”，又重在“大一统”，并且他们实际是为了“大一统”而找《春秋》为依附；又发挥《春秋》“微言”，以维护“大一统”。其目的在于以“大一统”论证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与清王朝中央集权的正统性寻找经典上的依据。
龚自珍为了适应清王朝统治的需要，改造《公羊传》的“夷夏之辨”，力图取消内外、夷夏的界限。他指出：“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拓地二万里，而不得以为凿空；台堡相望，而无九边之名；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龚自珍将原来的“夷夏之辨”改造成“中外一家”，亦即“满汉本系一家”。经过清朝历代君主开疆扩土，满汉已成为一家，是故应该以“太平大一统”、“太平世”来排斥“夷夏之防”。同时，他还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批评宋、明儒士之“夷夏之防”，“问：太平大一统，何谓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见世，吴、楚进矣。伐我不言鄙，我无外矣。”在这里，龚自珍以《春秋》为鉴，取消夷夏界限，自觉地为“满汉一体”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并付诸实施。因为既然是“满汉一体”、“中外一家”、“太乎大一统”，那么边疆之地不应视为蛮夷之地了，而应属于“天朝”内部之地。因此，龚自珍醉心于“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也就顺理成章了。道光元年(1821年)，龚自珍曾上书朝廷，“备论天山南路事宜，及抚驭回民之策，并录《西域置行省议》献之，盖议迁议设，撤屯编户，尽地力以剂中国之民，实经画边陲至计”。龚自珍借《公羊传》的“大一统”观念来消解、拒斥“夷夏之辨”，这为其“经世致用”之学的边疆舆地学提供了合法性，而他的边疆舆地学又论证了“天朝”的“太平大一统”等观念。在《西域置行省议》中他提出经略西北的规划，即“西域置行省”，以国家行政垂直管理政策代替长期的朝贡、藩属政策。他认为这样的安排可以缓解当时朝廷的很多问题，首先，可以缓解内地因人口急剧膨胀、耕地面积相对减少而造成的社会危机；其次，可以增强西北边疆的防务实力，这样不仅能保护边疆的安定，亦能使边防军队自给供养，从而达到“以边安边”、“足食足兵”的效应；再次，改藩部为行省，既收归行政权于中央，也进行了“编户齐民”，统一与增加国家的税收，增强中央政府的统治力。这样的学术研究，充满了经世致用的色彩，正如王国维评价说，龚自珍“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 志”。
2 “三世说”与变易观思想
龚自珍的“三世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其早年即究心于三世说，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指出，“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则别为一等。”在这里，他初步提出“治世——乱世——衰世”的三世说。这一说法成为他早期进行社会批判与要求社会自改革的理论工具，但从时间顺序来说，这是与何休的“衰乱——升平——太平世”的三世说是相反的。
在眼膺于《公羊春秋》之后，龚自珍对原来的“治世——乱世——衰世”三世说进行改造，保留了三世变易模式，综合《公羊传》与何休的“三世”说改造而成“据乱——升平——太平世”。根据对历史的观察，龚自珍认为：“古者开国之年，异姓未附，据乱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则不暇，在宾则当避疑忌。是故箕子朝授武王书，而夕投决于东海之外；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宾且进而与人主之骨肉齿。”在这里，他以“易世”为变，由据乱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认为社会是向前发展的。龚自珍进一步论证道：“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范》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愿问八政配三世?曰：食货者，据乱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宾师乃文致太平之事，孔子之法，箕子之法也。”在龚自珍看来，“据乱——升平——太平世”并非仅仅是《春秋》之法，而是孔子所作的“万世之法”。他将“三世”说运用于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方面，甚至扩及到自然界，认为这是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准则。原来只是在《春秋》里才有的“三世”说，经过龚自珍的改造，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命题，自然界事物、社会发展都逃不脱“三世”的变化。他对公羊说的改造，是要为时代危机找寻出路，是要“探世变”。既然历史已变，社会也必然要进行改革。龚自珍将公羊学的“三世”说与《周易》变易观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自改革”的理论基础。
龚自珍根据对历史的考察，从夏商周三代的更迭中得出结论，认为历史是残酷的，是无法阻挡其变化之势的。他指出：“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兴，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兴，商不假八百年矣乎?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之败耶?何莽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乐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奋之!将败则豫师宋姓，又将败则豫师来姓。《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为黄帝以来六七姓括言之也，为一姓劝豫也。”既然新旧王朝的换代更迭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不进行“自改革”，就会为后来者所革掉。他出于“为一姓劝豫”，将“三世”说与《周易》变通的观点结合而成，证明自己的“自改革”主张，阐发“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的预言。这恰恰被晚清历史前进方向所证实。
从董仲舒、何休到刘逢禄的公羊学一直都视“通三统”、“张三世”为金科玉律，特别是强调充满天人感应色彩的“通三统”说。但在龚自珍的公羊学的论述中，全部采用“三世”说，而几乎没有“通三统”的论述。原因就在于他厌恶公羊学的五行灾异、谶纬迷信。董仲舒、何休的灾异感应说，宣扬五行、谶纬学说，使得公羊学里充满灾异迷信。以后谶纬之说越传越广，越传越玄，并以之附会政治、历史，从而成为“帝王之术”。龚自珍明确地表示对这些学说的厌恶，他说：“自珍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并指出，“《易》纬最无用”。
此外，龚自珍还将天文学与占验灾异的五行学做了根本的区别，认为《春秋》记录日食不言吉凶灾异与汉儒附会灾异不同。他明确指出：“七十子以后学者，言君后象日月，适见于天，日月为食，汉臣之所防也。……大都君臣借天象傅古义，以交相儆也。阙意虽美，不得阑人孔氏家法……群史所识，有其占验之书，今也亡之，古也有之，《系辞》所称，亦若是而已矣，而岂谓日月食之可推步者哉?”因此，他反对“矫诬上帝为说经”，断定推步家术与阴阳五行不同，期盼当时主管天象的官员能取钦天监历年来彗星记载档案编写一部天文现象的书籍，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
龚自珍力图将公羊“三世”说与谶纬迷信、五行灾异剥离开宋。他一方面继承《公羊传》的“三世”说与《周易》变通观，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天人感应、五行灾异等宗教神学。虽然，龚自珍的废天命思想并不彻底，但他对五行灾异说的批判是值得肯定的，这也为后人批判迷信、提倡科学开辟了道路。
3 《春秋决事比》的微言大义思想
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文化政策后，事实上取得独尊地位的是“荀学”。而公羊学与荀子同属于一个学派，他们都十分接近法家。“荀学”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礼法”并重，到董仲舒这里，虽然礼是理想的统治秩序，但法律才是传予后世的经典秩序。因此，董仲舒以《春秋》为决事依据而运用《公羊传》审核当时的案例，将《春秋》看成是最高法律，写成一部《公羊董仲舒决狱》，书中有两百多个根据经义判决的法律案件，将《春秋》视为“圣人之刑书”，将《春秋》的褒贬传统用于“决事比”，为后世审判案例提供标准。
龚自珍继承董仲舒的这种传统，认为礼法并非无法调和，并强调《春秋》是历代律书的依据。他认为：“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兴王，及别月日时，区名字氏，纯用公羊氏；求事实，间采左氏；求杂论断，间采穀梁氏，下采汉师，总得一百二十事。独喜效董氏例，张后世事以设问之。以为后世之事，出《春秋》外万万，《春秋》不得而尽知也；《春秋》所已具，则真如是。”并因此撰成《春秋决事比》，“申刘礼部之谊”。
从内容上看，《春秋决事比》继承西汉今文经学的传统，但并没有墨守《公羊传》家法，而是杂采《左传》、《谷梁传》以及汉代决事之例，以董仲舒为榜样提出符合《春秋》精神与“例”、“旨”的现象和事实，从而得出“《春秋》当新王”的结论。这成功地为其“自改革”的主张及其国家权力学说披上一层道德与经典的外衣，也体现了龚自珍“通经致用”、“讥切时政”的特点。龚自珍《春秋决事比》对《春秋》大义的阐发，可以概括为三项：“不定律”、“不屑教律”、“常”与“变”以及“经”与“权”。并依据公羊学的观点论证寻求“三世”、《春秋》决狱的微言，以为“经世致用”。龚自珍以“比”的方法，即附会而不是类比的方法，证明《春秋》对同一人物、事件，或密切相关的人物、事件的不同解释，最后裁定为“《春秋》当新王”这一义旨。并警告当政者说，“《春秋》当新王”，国君不要堕入“不屑教律”的行列。
龚自珍以《春秋》决狱，与其说是依据《春秋》经义的比法来断决现实社会的律例，毋宁说是他对于现实法律的不满，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要求进行社会的“自改革”，同时为其礼 法治国理论披上经典与道德的外衣。
三、余论
诚然，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看，龚自珍的学术成就是有限的，甚至受到后学诟病，如刘师培就认为龚自珍“所得浅狭，惟以奇文耸众听”。但不可否认，龚自珍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于思想方面的新创。龚受常州学派影响，但又有所超越。龚自珍看到号称师儒的知识分子穷于考据之学，对实际问题不闻不问，只知谈性命而鄙夷因事，实无助于国计民生，只知死守古法，不知世局之变易，不能通经致用，无法议论时弊，解决迫切现实问题，使本来统一的学术与政治脱了节。因此他认为必须发展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学风，强调历史与国家之关系、民生问题等，他的眼界无疑较同期的人更宽广、更深邃，故能开辟新社会学术风气。关于这一点，梁启超的评价颇为公道。他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问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
龚自珍今文经学研究在清代今文经学史上确实起到承上启下、“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作用。龚自珍继承常州学派以公羊学的“大一统”、“三世”说为清政府论证合法性的传统，将今文经学从学理论证、经书章句转向“经世致用”。同时对常州学派的公羊学进行革命性改造，杂采古文经学，阐发“微言大义”，倡言社会“自改革”。就整体而言，由于龚自珍学术的博杂，其今文经学显得矛盾重重。如，其公羊三世说中的“进化”与历史循环观之间的冲突；他在提出废天命的同时，又提出“天也者，福之所自出也”等观点；他提倡“经世致用”的出世精神而晚年又皈依佛学；他提高“史学”的地位在不知觉中又降低了他视为“先王政典”的六经的权威等等。不过，这也正体现了龚自珍学术的特点。他折中今古文学，援引公羊“大义”，注意“当世之务”，以“救裨当世”。近代学术的特点也在其今文经学中可见端倪，比如，其“据乱——升平——太平世”说要求进行社会“自改革”，明显地启迪影响了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维新思想；他对谶纬迷信、五行灾异的批判为后人批判迷信、提倡科学开辟了道路；其“尊史”说是符合近代学术将所有学术置于历史范围之内考察的趋势的；其西北舆地学与西北规划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
今文经学成为晚清经学的主流，“经世致用”取代考据学而占据晚清学术的中心，这是时代的需要与学术的自觉要求，而其中龚自珍的首倡之功不可没。龚自珍在晚清学术上的地位，正如他自己给自己的定位，“但开风气不为师”，他在晚清经学史上的影响，与其说在于经学，毋宁说在于对原有经学主流的背叛与践踏，破除“乾嘉之门面”，开启近代经世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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