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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跨过太平洋的握手”
还没完全走到舷梯下面，尼克松就远远地朝周恩来伸过双手—— 站在周恩来身后的冀朝铸，在38年后仍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一幕。“总理马上迎上去，我也跟上去。我知道自己不能站得太近，也不能站得太远”，在此之前，周总理特地要求，“小冀近一点，每句话都得准确地听清楚，准确地翻译”，然后冀朝铸替尼克松翻译出了那句有名的话：“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
1972年2月21日的这一瞬间被无数镜头定格于历史。那紧紧的握手，的确有太多的象征意义。基辛格后来回忆，为了确保这一主动姿态不出任何差错，尼克松先出机舱后，一名粗壮的副官挡住了通道，以确保“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等到这历史性的握手完满结束以后，大家“才像变魔术似的出现”。
2月的北京依然寒冷。站在舷梯脚前的周恩来并没有戴帽子，尼克松考虑得的确很周到，也许怕失礼，尼克松女儿朱莉曾透露，飞机上尼克松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恩来是否穿了大衣。反馈回来的消息是肯定的，尼克松也穿了大衣走出飞机。下梯走到快一半时，周恩来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尼克松的飞机是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的。与几个月前基辛格访华的秘而不宣相反，这一次是公开而高调的。临行前，尼克松还发表了一段重要讲话：“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飞机先在关岛加油，按照中美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在上海停留。在礼宾司工作的唐龙彬又成了迎接美国人的先遣队成员之一，不过这一次又增加了3位成员：乔冠华、章含之和一位警卫员。“我们7人小组从北京出发，2月20号下午到达上海，他们的飞机9点到达后，把机门打开，我们7个人按礼宾顺序上去，第一个是乔冠华，第二是章文晋，第三是王海容，然后两个翻译，章含之、唐闻生，还有我”，最后是一位警卫员。从事礼宾工作的人特别注重外交场合上的身份问题，唐龙彬说，由外交部副部长 （乔冠华） 亲自到上海迎接，也是破例的，“显示我们对其重视程度”的同时，其实也是“摸摸底”。
来华前不久，尼克松刚刚将专机从“空軍一号”改成“76年精神号”，据说是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00周年。因为已经有了两次接待基辛格的经历，那时候唐龙彬已经不紧张了。尼克松与夫人对中国客人给予了很大的礼遇：“他们带着我们从头参观到尾：最前面是总统套房，里面有床和卫生间，外面有个大会客室；第二个舱是高级官员乘坐的，有点像头等舱，可以坐六七个人；再后面是通舱，技术人员会坐在靠前位置，记者们坐在靠后位置，这样总统可以随时发布消息。”大名鼎鼎的“空军一号”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奢侈，唐龙彬印象最深的是其内部设施的齐全。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官员第一次登上美国总统专机。而在美国方面，邀请被访问国官员登上总统专机，也是不多见的。
21日11点30分，飞机准时降落在首都机场。这个时间也是精明的美国人刻意挑选的—— 此时正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晚上10点30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中国三军仪仗队的最高规格为151人，而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是这一规模的两倍。他们排成整齐划一的队伍，对15人组成的代表团行注目礼，尼克松后来说“（这） 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个 （仪仗队）”。“虽然两国没有建交，但我们还是铺了红地毯”，唐龙彬说，尼克松为了突出自己走在红地毯的形象，还特地嘱咐同机官员晚一点下飞机。略显灰暗的天气里，尼克松的夫人帕特里夏身穿的那件鲜红色大衣格外醒目，而机场围墙上依旧高悬着革命标语：“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它们以奇特的方式融合成一幅画面，永存于历史的记忆里。
（二） 走向合作
从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到尼克松的正式出访，中间只隔了7个多月的时间，这意味着留给中方人员的准备时间也只有7个月。彼时中美两方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具体的物质条件，都存着短期内无法逾越的巨大差距。所以，当最终这两个差异极大的国家克服重重障碍联手“制作”了一幕精彩的政治大剧时，其中艰辛曲折也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参与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的唐龙彬，提起这一段往事就不免感慨连连。
自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两国的联系日益频繁且畅通起来。通过巴黎渠道，从1971年8月1日到9月底，中美之间交换的信件比过去20年还要多。正如基辛格所言，“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第三方拐弯抹角地、试探性地与北京联系，而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是面对面地会谈和通过几条直接的渠道进行联系了”。但是隔绝几十载所形成的对立、猜忌和怀疑，并不会那么轻易地消失。
在顺利完成“波罗一号”秘密访华的3个月后，基辛格又有了“波罗二号”行动。在那次访问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时候新华社每天都会有一份英文版的 《新闻公报》，公报上每天都有一条毛主席语录，结果某一天的标语刚好换成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而这份公报又被钓鱼台国宾馆的服务人员不小心送到基辛格等人的房间里。“我是在第一线直接跟美国人打交道，他们知道我是广东人，于是让会讲广东话的霍尔德里奇过来找我，他用广东话跟我说：‘请你看看这个新闻公报，我希望这是因为误会而放到我们房间。’”美国人的态度很是认真，他们或许以为中国方面又在用这种方式暗示某种政治信号。基辛格也直接告诉中国人，不希望在尼克松访华期间还遭遇到类似“羞辱”。唐龙彬说，总理得知这个汇报后非常重视， “我们下达死命令，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放在外面的会客室，不允许送到房间”。唐龙彬注意到，基辛格这一次离开的时候，“又拿 《人民日报》，又拿 《新闻公报》，拿了一大堆”，他们大概也想借此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没多久，北京很多地方悄悄换了名字， “反帝医院”在尼克松参观时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 地安门大街。10月21日，《人民日报》 登了两幅周恩来与基辛格的照片，一个美国官员和一位中国领导人合影，20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与上一次的秘密行动相反，这一次基辛格还公开游览了长城和明十三陵。 第二次北京之行，让基辛格再一次不吝笔墨，赞扬跟他打交道的“老对手”周恩来。
除戴高乐以外，我不曾遇到一个领导人像他那样熟悉世界大事。他对事物了解之详细是惊人的。许多领导人利用细节来回避问题的复杂性，但周恩来有一种特别卓越的才能，他能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运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了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见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他不把领导工作同个人的特殊爱好混为一谈。他懂得政治家不能造时势，很喜欢引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舵手必須顺水行舟，否则会有灭顶之灾。”政治家的风格要求懂得何者不能改变，同时也要懂得在哪种范围内可发挥创造性。正是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方式—— 从未讨论共同行动—— 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全球和平与均势问题在继续不断地协调它们的做法。
1971年11月29日，白宫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2月21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对于尼克松的访华，基辛格主要负责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而后勤方面的筹备，则由基辛格的副手——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负责。在尼克松正式访华前一个月，1972年1月3日，黑格带18人抵京，要与中方商讨好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等所有细节问题。
与身材矮胖，足智多谋的德裔美籍犹太人基辛格不同，黑格将军是典型的赳赳武夫，仪表堂堂。美国人大大咧咧、直来直去的特点在他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应该说，这样的人本来是很适合做朋友的。但久寒初暖的中美关系何等复杂，黑格将军在华期间竟惹出一连串风波。
双方的第一个分歧便是尼克松的专机问题。美方坚持要求，尼克松在华访问期间—— 包括还要访问的上海、杭州两个城市，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专机，既是安全考虑，也是他们的惯例。美方试图向中国方面解释：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唯一有权在24小时内发布战争令的人，所以总统无论跑到哪里都要和白宫保持联系，他乘坐的专机也随身带有核武器密码，可以随时对核攻击部队实施指挥。而坐中国飞机是不能保证这一点的。
而中方则认为，当时中美双方尚未建交，尼克松可以坐自己的专机飞到中国，但在中国境内则必须乘坐中国方面提供的飞机。“我们很强调自己的领空权问题，不能允许未建交的国家从自己的领空飞过”；而中国方面的伊尔18飞机，是周总理出访时乘坐的，安全绝无问题。“如果你们担心，我们的总理也可以陪你们坐”。
双方僵持了很久，互不妥协。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出面，美方作了让步。关于总统座机，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总统专机先飞到上海，上海飞往北京时，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但是中方要派先遣小组带领一名领航员登机—— 于是这便有了唐龙彬登上美国专机的经历，“七人小组有点代表国家主权的意思”，唐龙彬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承担“空军一号”领航任务的，正是上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巴基斯坦飞行员担任领航的飞行大队长徐柏龄。
而尼克松在中国境内的访问—— 由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则由周恩来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尔18飞机。在提及这一段时，也有文章称从杭州到上海的航行，是周恩来上的尼克松的专机，以示还美国人一个面子，唐龙彬很坚决地否认了这种说法。
美国人一直强调的通讯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尼克松带两个通讯人员上我们的飞机，他们的‘空军一号’跟在总理的飞机后面飞，这样总统的信息随时可以通过通讯人员传到后面的飞机上。”从技术手段保证了总统在万一情况下发动战争的可能。“尼克松后来也感谢我们提供的方便”，唐龙彬说，当时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后来才知道美国总统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乘坐“空军一号”，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确是破了例，由此也可以看出尼克松到中国的诚意。
空中交通工具解决了，地面的交通工具又成了第二个分歧。“他们一定要自己运防弹车过来，我们坚决不让，他一运来，汽车里面装了什么，我们很难预料，而且也不好去检查”。中方坚持尼克松坐中国方面提供的车。美方最后也让了步，唐龙彬回忆，当时中国只有两辆苏联产的“吉斯”牌防弹车，一辆是毛泽东的，另一辆曾属于“第二把手”林彪，为了尼克松访华，这两辆车都被调用过来。
美国已有自己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安全策略，某些方面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未免觉得有些霸道。“无论是谈判还是参加活动，美方都要安排他的警卫到现场打个前站，带上先进的工具去测试”，而有些地方中方又坚决不允许他们去。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双方的安全人员同时出现在现场，不过那时候，中国方面靠的是“人海战术”，四处遍布便衣；美国人则在技术方面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
当时陪同美国记者的资中筠回忆，尼克松在杭州游园时，经常会发现美国安保人员拿起一个黑色小盒子的东西在说什么：“听他的通话，他是在通知另一个警卫：现在总统走到什么地方了、他身边都有谁。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的警卫是那么做工作的。”资中筠也是后来才知道，让她觉得“挺新鲜”的小盒子叫Walking-Talking，中文叫步话机，那时中国人根本没见过这种东西。
（三） 意外的大礼
按照日程，尼克松到达的当天下午4时，周恩来与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访的美国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门前苦等应来参加会谈的尼克松而未果。尼克松一向守时。他的“迟到”引起种种猜疑。直到5点55分，“谜底”方才揭晓。白宫发言人齐格勒突然向记者宣布：在到达北京3小时后，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主席举行了会谈。
1971年10月基辛格访华，1972年1月黑格访华。他们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期间，中美双方每次都要谈到一个问题—— 毛泽东主席何时会见尼克松总统？中方回答照例是：现在无法确定。尼克松、基辛格心中总像有一块石头没有落地。因为几个月前的林彪事件，毛泽东的身体极度恶化，所以中方一直不能给予明确答复。
2月21日下午，毛泽东让自己的护士长吴旭君通知王海容：要和尼克松谈一谈。毛泽东要见尼克松的决定很突然，连周恩来也有点措手不及。“消息来的时候已是下午2时左右，尼克松等人已去驻地休息，按照日程安排，4点半将有全体会谈，7点钟还有欢迎宴会，所以时间很紧张，总理也显得非常着急”，唐龙彬回忆道。 王海容马上按周总理的吩咐，让礼宾司司长韩叙立即赶来。见到韩叙，总理对他连说两遍：“赶快准备、赶快准备！”一向精明能干的韩叙当时还摸不到头脑。最后，总理决定分头行动：自己赶往尼克松所在的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说明情况，再去游泳池检查会见准备；王海容赶往中南海游泳池，安排安全保卫及摄影摄像等工作；另外，安排尼克松尽快前往毛泽东住处。
据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尼克松到达北京前，她给毛泽东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投降的意思，代表反对此次访问者的看法。毛泽东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这天下午，毛泽东把吴旭君叫到床头。此时，缠绵病榻的老人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了。他对吴旭君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吴旭君知道事情非同寻常，她首先服侍毛泽东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然后，小跑着出了屋。从1972年2月1日毛泽东改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外宾开始，基本上都是由秘书张玉凤负责搀扶老人家迎接客人，这次，也要让她有精神准备。接着吴旭君又跑去告诉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 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老人家就没理过发。另外，周福明还要负责准备会见厅 （即书房） 的茶水。
“然后，吴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外公（即毛泽东） 的贴身警卫李连成，再由他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南海西门门卫，这些属于安全保卫范围。另外还通知了秘书徐业夫。细心的吴旭君还通知了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让他准备点食物，因为她担心老人家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最后，她跑到因外公病重而常驻中南海游泳池的医疗组，告诉他们即将会见的消息，请大家随时待命。办完这些事情，吴旭君赶回卧室，把老人家扶到会见厅，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医疗组，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物品。”
在吴旭君忙前忙后之际，毛泽东也相应做了些准备，《参考资料》2月21日上午版刊登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前，在临时落脚地关岛对记者发表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两句：“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
第二篇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会典礼中的致词：“所以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适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我们对任何有损于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抱以高度的警惕！”在不久尼克松到来后，这两篇材料被毛泽东借题做了精彩发挥，成为会见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美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基辛格。他这样回忆：“1972年的那一天，两点三十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等着要见我。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我问他是否带温斯顿·洛德同往，他同意了，并且和往常不同地、固执地说：‘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他想很快和他（总统）见面。’”
此时突然得知可以见到神秘的东方伟人，美国人显然知道这个消息的分量—— 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近5个月里，毛泽东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过4次。外国新闻界盛传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病重，甚至可能已不在人世。在他们到达机场后3小时之内，毛泽东就要接见，这显然标志着中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重视。国际关系专家基辛格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有理由为美国而高兴，尽管总理提出只会见15分钟。
不过，老谋深算的基辛格博士怎能轻易在中国总理面前表露出美方真实的心情呢？于是，他耍了一个小滑头。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我决定装作冷淡一点，便问周恩来，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准备念讲话稿呢，还是作即席发言。他表示将念稿。我又问他，我们讲话稿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语调相配合。周恩来有些不耐烦地说，他将把他的讲话稿事先给我一份。”随即，基辛格赶忙通知尼克松。据说尼克松当时正准备洗个热水澡。很快，美国客人就动身了。
根据美方提议，由尼克松、基辛格和洛德出席这次会见。中方按外交惯例，主随客便。必须提到的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以及随同来华的美国国务院诸公因此失落并且愤怒过好一阵子。尼克松与毛泽东的历史性会见，美国外交最高长官居然没有参加，连记录人员都没派去一个。尼克松、基辛格与国务院的矛盾积聚已久，后来在杭州围绕 《中美联合公报》 定稿爆发。
正在钓鱼台陪同美国人的唐龙彬还记得那个急匆匆的气氛：“尼克松带上基辛格和洛德匆匆忙忙上车了，瞒过罗杰斯，瞒过手下所有官员，只带上两个随身警卫。”两个警卫是在前一两分钟知道的，很匆忙地出了门，唐龙彬赶紧招手让他们上了自己坐的车，将他们带到了中南海。跟随尼克松而来的大批美国记者当然毫不知情，不过总是有幸运者，“《泰晤士报》 和法新社的记者从一大早就派人在中南海外面蹲点，下午三点多，看到一个车队疾驰而入，他们马上发了第一条新闻”。事后，美国记者非常气恼：美国总统的大新闻却不是美国人先发的。
周恩来又马上赶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亲自安排见面时的细节，这一次又让唐龙彬对总理的细致周到有了深刻认识：“总理提前几分钟到会场布置，连主席吐痰的痰盂放哪边他都非常在意，他非常了解主席的习惯。”
20世纪70年代初期，北京街面上车辆稀少，马路宽阔，从钓鱼台国宾馆到中南海游泳池，匀速行驶只需十几分钟。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来到中南海。陪同尼克松的基辛格十分詳细地描述了他到达的神秘之地：“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观平庸的院墙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出有特殊的安全措施。” 尼克松等人随王海容先是走入一间小会客室，再穿过一间乒乓球室—— 基辛格将其称为“过道”。他还记住了摆在那里的一张乒乓球桌，至少在两次来访时都看到过它。球室空荡荡的，球桌久未使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推开乒乓球室的门，对面就是毛泽东的书房。
尼克松、基辛格曾把斯诺的文章作为访华人员的必读材料，他们自己也都读过。因此，对于“毛酷爱读书”这一点并不陌生。尽管如此，走近毛泽东的书房时，基辛格还是发出了感慨：“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
周恩来陪同客人进入书房，坐在沙发上等候的毛泽东被搀扶着站了起来。“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
这次中美最高级会见，毛泽东别出心裁地选择了尼克松抵华前曾谈起的“准备和毛、周谈哲学”一事作为开场白。显然，作为哲学家，他认为中美双方应该从战略的高度出发考虑问题，“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
以下是这次会见的部分记录 （为行文方便，分别称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为毛、周、尼、基）：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众笑）
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中方笑）
毛：（指基辛格） 他是博士。
尼：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指基辛格） 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博士。
尼：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毛：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随后，毛泽东又提到了自己刚刚看到的蒋介石致辞，巧妙地把台湾问题引入中美最高级会见——
毛：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
周：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上。
尼：蒋介石把主席叫做‘共匪’，主席把他叫做什么呢？
周：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面有时也叫匪。
毛：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从1924年开始。
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和尼克松谈了这样几段话：
毛：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table tennis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你和我们认识。我们这方面也不那么高兴那位约翰逊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毛：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周笑）无非是“全世界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尼：（微笑） 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 （指基辛格） 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笑） 就没有靶子了……
毛：所以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
尼：他的死很令人悲伤的。
毛：人们会说话的。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这时，会见即将结束。尼克松再次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泽东的回答是： “我就不送你了。”
至此，原定15分钟的会见已延长到1个小时之久。据吴旭君回忆，送走美国客人后，毛泽东已很疲惫，在沙发上坐了30分钟才去休息。尼克松在当天的日记中也写道：“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我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
这次会见的详情已经被各种史料完整而详尽地记载下来。冀朝铸并没有参与到这一次历史性的会谈，是唐闻生做的翻译。“我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时，我一张口，吓了主席一跳，他说：‘嗓门这么大哟！’唐闻生是女同志，声音温柔，他就点名要唐闻生了”，冀朝铸笑着回忆。唐闻生是冀朝铸从北外挑选出来的“徒弟”，唐家与冀家也是世交，“我的爸爸 （冀贡泉） 与她的爸爸 （唐明照） 一起在美国办了张报纸 （《美洲华侨日报》），我大哥（冀朝鼎） 与她大哥也很熟”，这对师徒又有趣地成为中美解冻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冀朝铸回忆，毛泽东去世前的三次接见—— 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都是由他翻译的。那时候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每次都是张玉凤先把毛主席想说的话告诉我，我再来翻译”。
冀朝铸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错过了毛泽东在晚年时间最长的一次接见。老人家显然谈兴很浓，原本15分钟的会谈一直持续了一个小时。周恩来三次抬手看表—— 这对一向注重礼数的周恩来来说，显然是有意為之。尼克松告辞出来时，一直等候在外的唐龙彬注意到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和美国人告别。虽然毛泽东的身体已是掩饰不住的虚弱，但这位老人仍在精神层面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以至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回忆录里都毫不避讳地承认他们所感受到的那种震撼。（未完，待续）
（选自《中美建交亲历记》/李菁 著/黄山书社/ 2015年12月版）
还没完全走到舷梯下面，尼克松就远远地朝周恩来伸过双手—— 站在周恩来身后的冀朝铸，在38年后仍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一幕。“总理马上迎上去，我也跟上去。我知道自己不能站得太近，也不能站得太远”，在此之前，周总理特地要求，“小冀近一点，每句话都得准确地听清楚，准确地翻译”，然后冀朝铸替尼克松翻译出了那句有名的话：“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
1972年2月21日的这一瞬间被无数镜头定格于历史。那紧紧的握手，的确有太多的象征意义。基辛格后来回忆，为了确保这一主动姿态不出任何差错，尼克松先出机舱后，一名粗壮的副官挡住了通道，以确保“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等到这历史性的握手完满结束以后，大家“才像变魔术似的出现”。
2月的北京依然寒冷。站在舷梯脚前的周恩来并没有戴帽子，尼克松考虑得的确很周到，也许怕失礼，尼克松女儿朱莉曾透露，飞机上尼克松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恩来是否穿了大衣。反馈回来的消息是肯定的，尼克松也穿了大衣走出飞机。下梯走到快一半时，周恩来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尼克松的飞机是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的。与几个月前基辛格访华的秘而不宣相反，这一次是公开而高调的。临行前，尼克松还发表了一段重要讲话：“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飞机先在关岛加油，按照中美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在上海停留。在礼宾司工作的唐龙彬又成了迎接美国人的先遣队成员之一，不过这一次又增加了3位成员：乔冠华、章含之和一位警卫员。“我们7人小组从北京出发，2月20号下午到达上海，他们的飞机9点到达后，把机门打开，我们7个人按礼宾顺序上去，第一个是乔冠华，第二是章文晋，第三是王海容，然后两个翻译，章含之、唐闻生，还有我”，最后是一位警卫员。从事礼宾工作的人特别注重外交场合上的身份问题，唐龙彬说，由外交部副部长 （乔冠华） 亲自到上海迎接，也是破例的，“显示我们对其重视程度”的同时，其实也是“摸摸底”。
来华前不久，尼克松刚刚将专机从“空軍一号”改成“76年精神号”，据说是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00周年。因为已经有了两次接待基辛格的经历，那时候唐龙彬已经不紧张了。尼克松与夫人对中国客人给予了很大的礼遇：“他们带着我们从头参观到尾：最前面是总统套房，里面有床和卫生间，外面有个大会客室；第二个舱是高级官员乘坐的，有点像头等舱，可以坐六七个人；再后面是通舱，技术人员会坐在靠前位置，记者们坐在靠后位置，这样总统可以随时发布消息。”大名鼎鼎的“空军一号”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奢侈，唐龙彬印象最深的是其内部设施的齐全。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官员第一次登上美国总统专机。而在美国方面，邀请被访问国官员登上总统专机，也是不多见的。
21日11点30分，飞机准时降落在首都机场。这个时间也是精明的美国人刻意挑选的—— 此时正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晚上10点30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中国三军仪仗队的最高规格为151人，而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是这一规模的两倍。他们排成整齐划一的队伍，对15人组成的代表团行注目礼，尼克松后来说“（这） 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个 （仪仗队）”。“虽然两国没有建交，但我们还是铺了红地毯”，唐龙彬说，尼克松为了突出自己走在红地毯的形象，还特地嘱咐同机官员晚一点下飞机。略显灰暗的天气里，尼克松的夫人帕特里夏身穿的那件鲜红色大衣格外醒目，而机场围墙上依旧高悬着革命标语：“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它们以奇特的方式融合成一幅画面，永存于历史的记忆里。
（二） 走向合作
从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到尼克松的正式出访，中间只隔了7个多月的时间，这意味着留给中方人员的准备时间也只有7个月。彼时中美两方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具体的物质条件，都存着短期内无法逾越的巨大差距。所以，当最终这两个差异极大的国家克服重重障碍联手“制作”了一幕精彩的政治大剧时，其中艰辛曲折也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参与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的唐龙彬，提起这一段往事就不免感慨连连。
自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两国的联系日益频繁且畅通起来。通过巴黎渠道，从1971年8月1日到9月底，中美之间交换的信件比过去20年还要多。正如基辛格所言，“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第三方拐弯抹角地、试探性地与北京联系，而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是面对面地会谈和通过几条直接的渠道进行联系了”。但是隔绝几十载所形成的对立、猜忌和怀疑，并不会那么轻易地消失。
在顺利完成“波罗一号”秘密访华的3个月后，基辛格又有了“波罗二号”行动。在那次访问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时候新华社每天都会有一份英文版的 《新闻公报》，公报上每天都有一条毛主席语录，结果某一天的标语刚好换成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而这份公报又被钓鱼台国宾馆的服务人员不小心送到基辛格等人的房间里。“我是在第一线直接跟美国人打交道，他们知道我是广东人，于是让会讲广东话的霍尔德里奇过来找我，他用广东话跟我说：‘请你看看这个新闻公报，我希望这是因为误会而放到我们房间。’”美国人的态度很是认真，他们或许以为中国方面又在用这种方式暗示某种政治信号。基辛格也直接告诉中国人，不希望在尼克松访华期间还遭遇到类似“羞辱”。唐龙彬说，总理得知这个汇报后非常重视， “我们下达死命令，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放在外面的会客室，不允许送到房间”。唐龙彬注意到，基辛格这一次离开的时候，“又拿 《人民日报》，又拿 《新闻公报》，拿了一大堆”，他们大概也想借此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没多久，北京很多地方悄悄换了名字， “反帝医院”在尼克松参观时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 地安门大街。10月21日，《人民日报》 登了两幅周恩来与基辛格的照片，一个美国官员和一位中国领导人合影，20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与上一次的秘密行动相反，这一次基辛格还公开游览了长城和明十三陵。 第二次北京之行，让基辛格再一次不吝笔墨，赞扬跟他打交道的“老对手”周恩来。
除戴高乐以外，我不曾遇到一个领导人像他那样熟悉世界大事。他对事物了解之详细是惊人的。许多领导人利用细节来回避问题的复杂性，但周恩来有一种特别卓越的才能，他能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运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了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见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他不把领导工作同个人的特殊爱好混为一谈。他懂得政治家不能造时势，很喜欢引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舵手必須顺水行舟，否则会有灭顶之灾。”政治家的风格要求懂得何者不能改变，同时也要懂得在哪种范围内可发挥创造性。正是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方式—— 从未讨论共同行动—— 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全球和平与均势问题在继续不断地协调它们的做法。
1971年11月29日，白宫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2月21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对于尼克松的访华，基辛格主要负责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而后勤方面的筹备，则由基辛格的副手——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负责。在尼克松正式访华前一个月，1972年1月3日，黑格带18人抵京，要与中方商讨好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等所有细节问题。
与身材矮胖，足智多谋的德裔美籍犹太人基辛格不同，黑格将军是典型的赳赳武夫，仪表堂堂。美国人大大咧咧、直来直去的特点在他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应该说，这样的人本来是很适合做朋友的。但久寒初暖的中美关系何等复杂，黑格将军在华期间竟惹出一连串风波。
双方的第一个分歧便是尼克松的专机问题。美方坚持要求，尼克松在华访问期间—— 包括还要访问的上海、杭州两个城市，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专机，既是安全考虑，也是他们的惯例。美方试图向中国方面解释：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唯一有权在24小时内发布战争令的人，所以总统无论跑到哪里都要和白宫保持联系，他乘坐的专机也随身带有核武器密码，可以随时对核攻击部队实施指挥。而坐中国飞机是不能保证这一点的。
而中方则认为，当时中美双方尚未建交，尼克松可以坐自己的专机飞到中国，但在中国境内则必须乘坐中国方面提供的飞机。“我们很强调自己的领空权问题，不能允许未建交的国家从自己的领空飞过”；而中国方面的伊尔18飞机，是周总理出访时乘坐的，安全绝无问题。“如果你们担心，我们的总理也可以陪你们坐”。
双方僵持了很久，互不妥协。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出面，美方作了让步。关于总统座机，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总统专机先飞到上海，上海飞往北京时，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但是中方要派先遣小组带领一名领航员登机—— 于是这便有了唐龙彬登上美国专机的经历，“七人小组有点代表国家主权的意思”，唐龙彬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承担“空军一号”领航任务的，正是上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巴基斯坦飞行员担任领航的飞行大队长徐柏龄。
而尼克松在中国境内的访问—— 由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则由周恩来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尔18飞机。在提及这一段时，也有文章称从杭州到上海的航行，是周恩来上的尼克松的专机，以示还美国人一个面子，唐龙彬很坚决地否认了这种说法。
美国人一直强调的通讯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尼克松带两个通讯人员上我们的飞机，他们的‘空军一号’跟在总理的飞机后面飞，这样总统的信息随时可以通过通讯人员传到后面的飞机上。”从技术手段保证了总统在万一情况下发动战争的可能。“尼克松后来也感谢我们提供的方便”，唐龙彬说，当时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后来才知道美国总统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乘坐“空军一号”，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确是破了例，由此也可以看出尼克松到中国的诚意。
空中交通工具解决了，地面的交通工具又成了第二个分歧。“他们一定要自己运防弹车过来，我们坚决不让，他一运来，汽车里面装了什么，我们很难预料，而且也不好去检查”。中方坚持尼克松坐中国方面提供的车。美方最后也让了步，唐龙彬回忆，当时中国只有两辆苏联产的“吉斯”牌防弹车，一辆是毛泽东的，另一辆曾属于“第二把手”林彪，为了尼克松访华，这两辆车都被调用过来。
美国已有自己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安全策略，某些方面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未免觉得有些霸道。“无论是谈判还是参加活动，美方都要安排他的警卫到现场打个前站，带上先进的工具去测试”，而有些地方中方又坚决不允许他们去。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双方的安全人员同时出现在现场，不过那时候，中国方面靠的是“人海战术”，四处遍布便衣；美国人则在技术方面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
当时陪同美国记者的资中筠回忆，尼克松在杭州游园时，经常会发现美国安保人员拿起一个黑色小盒子的东西在说什么：“听他的通话，他是在通知另一个警卫：现在总统走到什么地方了、他身边都有谁。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的警卫是那么做工作的。”资中筠也是后来才知道，让她觉得“挺新鲜”的小盒子叫Walking-Talking，中文叫步话机，那时中国人根本没见过这种东西。
（三） 意外的大礼
按照日程，尼克松到达的当天下午4时，周恩来与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访的美国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门前苦等应来参加会谈的尼克松而未果。尼克松一向守时。他的“迟到”引起种种猜疑。直到5点55分，“谜底”方才揭晓。白宫发言人齐格勒突然向记者宣布：在到达北京3小时后，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主席举行了会谈。
1971年10月基辛格访华，1972年1月黑格访华。他们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期间，中美双方每次都要谈到一个问题—— 毛泽东主席何时会见尼克松总统？中方回答照例是：现在无法确定。尼克松、基辛格心中总像有一块石头没有落地。因为几个月前的林彪事件，毛泽东的身体极度恶化，所以中方一直不能给予明确答复。
2月21日下午，毛泽东让自己的护士长吴旭君通知王海容：要和尼克松谈一谈。毛泽东要见尼克松的决定很突然，连周恩来也有点措手不及。“消息来的时候已是下午2时左右，尼克松等人已去驻地休息，按照日程安排，4点半将有全体会谈，7点钟还有欢迎宴会，所以时间很紧张，总理也显得非常着急”，唐龙彬回忆道。 王海容马上按周总理的吩咐，让礼宾司司长韩叙立即赶来。见到韩叙，总理对他连说两遍：“赶快准备、赶快准备！”一向精明能干的韩叙当时还摸不到头脑。最后，总理决定分头行动：自己赶往尼克松所在的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说明情况，再去游泳池检查会见准备；王海容赶往中南海游泳池，安排安全保卫及摄影摄像等工作；另外，安排尼克松尽快前往毛泽东住处。
据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尼克松到达北京前，她给毛泽东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投降的意思，代表反对此次访问者的看法。毛泽东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这天下午，毛泽东把吴旭君叫到床头。此时，缠绵病榻的老人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了。他对吴旭君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吴旭君知道事情非同寻常，她首先服侍毛泽东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然后，小跑着出了屋。从1972年2月1日毛泽东改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外宾开始，基本上都是由秘书张玉凤负责搀扶老人家迎接客人，这次，也要让她有精神准备。接着吴旭君又跑去告诉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 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老人家就没理过发。另外，周福明还要负责准备会见厅 （即书房） 的茶水。
“然后，吴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外公（即毛泽东） 的贴身警卫李连成，再由他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南海西门门卫，这些属于安全保卫范围。另外还通知了秘书徐业夫。细心的吴旭君还通知了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让他准备点食物，因为她担心老人家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最后，她跑到因外公病重而常驻中南海游泳池的医疗组，告诉他们即将会见的消息，请大家随时待命。办完这些事情，吴旭君赶回卧室，把老人家扶到会见厅，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医疗组，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物品。”
在吴旭君忙前忙后之际，毛泽东也相应做了些准备，《参考资料》2月21日上午版刊登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前，在临时落脚地关岛对记者发表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两句：“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
第二篇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会典礼中的致词：“所以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适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我们对任何有损于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抱以高度的警惕！”在不久尼克松到来后，这两篇材料被毛泽东借题做了精彩发挥，成为会见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美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基辛格。他这样回忆：“1972年的那一天，两点三十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等着要见我。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我问他是否带温斯顿·洛德同往，他同意了，并且和往常不同地、固执地说：‘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他想很快和他（总统）见面。’”
此时突然得知可以见到神秘的东方伟人，美国人显然知道这个消息的分量—— 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近5个月里，毛泽东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过4次。外国新闻界盛传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病重，甚至可能已不在人世。在他们到达机场后3小时之内，毛泽东就要接见，这显然标志着中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重视。国际关系专家基辛格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有理由为美国而高兴，尽管总理提出只会见15分钟。
不过，老谋深算的基辛格博士怎能轻易在中国总理面前表露出美方真实的心情呢？于是，他耍了一个小滑头。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我决定装作冷淡一点，便问周恩来，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准备念讲话稿呢，还是作即席发言。他表示将念稿。我又问他，我们讲话稿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语调相配合。周恩来有些不耐烦地说，他将把他的讲话稿事先给我一份。”随即，基辛格赶忙通知尼克松。据说尼克松当时正准备洗个热水澡。很快，美国客人就动身了。
根据美方提议，由尼克松、基辛格和洛德出席这次会见。中方按外交惯例，主随客便。必须提到的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以及随同来华的美国国务院诸公因此失落并且愤怒过好一阵子。尼克松与毛泽东的历史性会见，美国外交最高长官居然没有参加，连记录人员都没派去一个。尼克松、基辛格与国务院的矛盾积聚已久，后来在杭州围绕 《中美联合公报》 定稿爆发。
正在钓鱼台陪同美国人的唐龙彬还记得那个急匆匆的气氛：“尼克松带上基辛格和洛德匆匆忙忙上车了，瞒过罗杰斯，瞒过手下所有官员，只带上两个随身警卫。”两个警卫是在前一两分钟知道的，很匆忙地出了门，唐龙彬赶紧招手让他们上了自己坐的车，将他们带到了中南海。跟随尼克松而来的大批美国记者当然毫不知情，不过总是有幸运者，“《泰晤士报》 和法新社的记者从一大早就派人在中南海外面蹲点，下午三点多，看到一个车队疾驰而入，他们马上发了第一条新闻”。事后，美国记者非常气恼：美国总统的大新闻却不是美国人先发的。
周恩来又马上赶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亲自安排见面时的细节，这一次又让唐龙彬对总理的细致周到有了深刻认识：“总理提前几分钟到会场布置，连主席吐痰的痰盂放哪边他都非常在意，他非常了解主席的习惯。”
20世纪70年代初期，北京街面上车辆稀少，马路宽阔，从钓鱼台国宾馆到中南海游泳池，匀速行驶只需十几分钟。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来到中南海。陪同尼克松的基辛格十分詳细地描述了他到达的神秘之地：“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观平庸的院墙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出有特殊的安全措施。” 尼克松等人随王海容先是走入一间小会客室，再穿过一间乒乓球室—— 基辛格将其称为“过道”。他还记住了摆在那里的一张乒乓球桌，至少在两次来访时都看到过它。球室空荡荡的，球桌久未使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推开乒乓球室的门，对面就是毛泽东的书房。
尼克松、基辛格曾把斯诺的文章作为访华人员的必读材料，他们自己也都读过。因此，对于“毛酷爱读书”这一点并不陌生。尽管如此，走近毛泽东的书房时，基辛格还是发出了感慨：“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
周恩来陪同客人进入书房，坐在沙发上等候的毛泽东被搀扶着站了起来。“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
这次中美最高级会见，毛泽东别出心裁地选择了尼克松抵华前曾谈起的“准备和毛、周谈哲学”一事作为开场白。显然，作为哲学家，他认为中美双方应该从战略的高度出发考虑问题，“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
以下是这次会见的部分记录 （为行文方便，分别称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为毛、周、尼、基）：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众笑）
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中方笑）
毛：（指基辛格） 他是博士。
尼：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指基辛格） 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博士。
尼：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毛：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随后，毛泽东又提到了自己刚刚看到的蒋介石致辞，巧妙地把台湾问题引入中美最高级会见——
毛：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
周：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上。
尼：蒋介石把主席叫做‘共匪’，主席把他叫做什么呢？
周：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面有时也叫匪。
毛：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从1924年开始。
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和尼克松谈了这样几段话：
毛：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table tennis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你和我们认识。我们这方面也不那么高兴那位约翰逊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毛：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周笑）无非是“全世界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尼：（微笑） 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 （指基辛格） 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笑） 就没有靶子了……
毛：所以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
尼：他的死很令人悲伤的。
毛：人们会说话的。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这时，会见即将结束。尼克松再次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泽东的回答是： “我就不送你了。”
至此，原定15分钟的会见已延长到1个小时之久。据吴旭君回忆，送走美国客人后，毛泽东已很疲惫，在沙发上坐了30分钟才去休息。尼克松在当天的日记中也写道：“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我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
这次会见的详情已经被各种史料完整而详尽地记载下来。冀朝铸并没有参与到这一次历史性的会谈，是唐闻生做的翻译。“我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时，我一张口，吓了主席一跳，他说：‘嗓门这么大哟！’唐闻生是女同志，声音温柔，他就点名要唐闻生了”，冀朝铸笑着回忆。唐闻生是冀朝铸从北外挑选出来的“徒弟”，唐家与冀家也是世交，“我的爸爸 （冀贡泉） 与她的爸爸 （唐明照） 一起在美国办了张报纸 （《美洲华侨日报》），我大哥（冀朝鼎） 与她大哥也很熟”，这对师徒又有趣地成为中美解冻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冀朝铸回忆，毛泽东去世前的三次接见—— 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都是由他翻译的。那时候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每次都是张玉凤先把毛主席想说的话告诉我，我再来翻译”。
冀朝铸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错过了毛泽东在晚年时间最长的一次接见。老人家显然谈兴很浓，原本15分钟的会谈一直持续了一个小时。周恩来三次抬手看表—— 这对一向注重礼数的周恩来来说，显然是有意為之。尼克松告辞出来时，一直等候在外的唐龙彬注意到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和美国人告别。虽然毛泽东的身体已是掩饰不住的虚弱，但这位老人仍在精神层面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以至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回忆录里都毫不避讳地承认他们所感受到的那种震撼。（未完，待续）
（选自《中美建交亲历记》/李菁 著/黄山书社/ 2015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