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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指家庭的风气、风貌，是家庭中的长辈通过日常言谈举止，影响家庭成员思想感情、人格品德、生活态度、行为规范而形成并可传之后代的精神力量。作为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家庭的家风，其好与不好不仅是他们一家的事，而且关系到民风、国风、党风和社会风气。
中国共产党是在近代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中国工人阶级伴随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被俄国十月革命唤醒的时代大背景下诞生的。组织这个党和较早加入这个党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胸怀国家与民族兴亡，以解救天下劳苦大众为己任，并且信仰马克思主义、愿为中国独立和人民幸福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人。因此，当他们在组建家庭、有了子女后，往往会很自然地用自己的崇高追求和人格、情操去感染家庭的成员，从而形成革命的家风;当革命胜利、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他们成为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后，也不会像往日的农民起义军那样一旦建立政权便忘乎所以、腐化堕落，而会自觉、慎重地看待手中的权力，并通过言传身教和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影响自己的家庭成员，使他们也能做到谦虚朴实、平等待人、公私分明、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助人为乐，从而保持革命的家风，为普通人家树立榜样。在所有这样的家风中，陈云的家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典范。
俗话说，“言教不如身教”。陈云的家庭之所以能有一个好家风，说到底，首先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好作风，凡要求别人做的都是自己已经做到的。他虽然出身贫寒，幼年父母早逝，由舅父母抚养，但从小就很有志气。14岁那年，因无力继续上学，经人介绍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学徒，并由于勤快能干，提前一年升为店员。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刚满20岁，因平时克勤克俭、追求上进，在工友中享有很高威信，被推举为罢工委员会的领袖。斗争中，他表现英勇机智，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入党的动机，他在后来的自传中说，是大革命的影响和通过看马克思主义书籍，“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全人类”。他写道：“做店员的人，有家庭负担的人，常常在每个重要关头，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冲突时，要不止一次的在脑筋中思想上发生矛盾，必须赖于革命理论与思想去克服个人利益的思想。”后来的无数紧要关头都证明，他的确是抱着这种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入党的，革命意志的确是经受住了任何一种考验。在革命的征途上，他通过各种斗争的锤炼，思想越来越成熟，经验越来越丰富，领导艺术越来越高超，终于成长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30年25岁时，他便进入了党中央委员会，以后又被指定为临时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在1934年临时中央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苏区中央局合并后，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又称书记处书记）。从那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九大，他一直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粉碎“四人帮”后，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从此回到中央领导集体，直至党的十四大时离职休养。在70年的革命生涯里，无论处于地下斗争还是战争环境，身居要职还是遭受政治“冷遇”，他都能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积极的人生态度、旺盛的斗争精神、负责的工作态度、低调的处事风格，并能始终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他们“读好书，做好人，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不搞特殊化”。正因为如此，他的家庭才形成了一个既有老一辈革命家家风共性又有自身特点的良好家风。
陈云要求自己的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做人做事既要谦虚谨慎又要敢于坚持原则，就是说，既不要马马虎虎、松松垮垮、不负责任，也不要唯唯诺诺、胆小怕事、跟着风跑。只要注意观察就会发现，他的一生正是这么做的。我担任他的秘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即将离开他那里到基层工作时，他同我做了一次谈话，主要内容就是关于这一点。他说：“我有在中央根据地失败的经验，因此，1945年到东北后，兢兢业业工作。解放后，我到上海开会，抓‘二白一黑’，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有人提出把工厂搬出上海，我考虑不行，只能从外地调大米、棉花。结果，到1953年，经济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那时，我算出全国只要每年有2780亿斤粮食，就不会出大问题。毛主席很奇怪，不知我是怎么算出来的。但我也有硬的一面。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的界限。后来，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判江青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总之，我是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
说到陈云对待工作之小心谨慎，考虑问题之周全细致，我是深有体会的。长期以来，他的讲话、发言都是由他亲自动笔，从不让人代劳。在我当他的秘书时，由于他已是80岁左右的老人，因此，有些讲话、发言就由我事先按他的意思起个草稿，然后送他审定。每当稿子写好送给他审，他都看得十分认真仔细。1982年底，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要派代表来看望他，他交代我先拟一个谈话稿，并要求在里面说一下搞活经济与计划指导的关系。于是我按照此前他听取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宋平等同志汇报时的谈话纪要，以及他在讨论提交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精神，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他看过后，亲笔在“‘笼子’大小要适当”后面加了“该多大就多大”6个字，在“也可以跨省跨地区”后面加了“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16个字。虽然只增加了二十几个字，却使“鸟”与“笼子”这个形象的比喻得到了更加完整而准确的表述，被赋予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至于说陈云坚持原则、敢于碰硬的故事，那就更多了。新中国成立后在财经战线特别是计划、财政、金融、物资、粮食、劳动等综合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几乎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叫作“原则问题，该顶必顶，现在不顶，以后检讨”。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许多地方、部门为了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都千方百计争项目、争资金，一些领导同志也往往出面说情、批条子，使得综合部门左右为难，压力很大。不同意吧，要得罪人，甚至遭到批判;同意吧，国家的财力、物力就那么多，如果这个也批准，那个也通过，搞“冒”了，今后肯定又要调整、要“下马”，最终国家要受损失，点头的部门也免不了做检讨。所以，陈云提倡在综合部门工作的同志“头皮要硬”，要顶得住。他自己就是因为“顶”，结果在反“反冒进”中遭到了严厉批判。当然，历史已经证明，那时正确的是他。
改革开放后，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党风党纪工作。他要求各级纪委要做“铁纪委”，不当“老太婆纪委”，并指出：对于钻改革开放空子以权谋私的人和事，必须以除恶务尽的精神与之斗争，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处理，违反法律的还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他这样要求别人，自己首先以身作则。1982年初，在他和邓小平推动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有些同志担心大张旗鼓地打击经济犯罪会影响改革开放，他针对这种顾虑说：“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他对我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他要我转告他的子女，出门时要注意安全，还交代我也要小心。当我转身走到门口时，他又把我叫回来补了一句：“让你的爱人也要注意。”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对待反腐败斗争的。
陈云这种既小心谨慎又敢于碰硬的精神，使他的家人受到很大熏陶。他的二女儿陈伟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远郊区当了一名小学教员。每当周末回到城里休息，周日晚上一定要乘坐长途汽车赶回学校。有一次，由于返校时遇上大雪，长途汽车停驶，为了按时给学生上课，她硬是踏着雪步行了几十里路。因为工作勤勤恳恳、热心公益事业，她被县教育局评为了优秀教师，还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云得知她入党的消息，非常高兴，嘱咐她一定要做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陈云的夫人于若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湖南衡东中国科学院的“五七”干校。她对江青的奢侈有所了解，尤其看不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嚣张表现，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便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用真名真姓贴出了两张揭发批判江青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大字报，遂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隔离审查。可以想象，这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没有敢于斗争的勇气是做不到的。幸亏后来陈云亲自给毛主席写信，总算保住了她的党籍。
不占公家便宜，不搞特殊化，是陈云家风的一大特色。全国解放初期，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本来完全可以搭乘他的汽车上下班。但于若木从来是自己骑自行车去机关，没有搭过他一次便车。以后，于若木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单位在香山，平时住单位，周六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才能到家。改革开放后，有人就这件事采访她，她的回答很简单：“我们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的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他家有三个孩子都在住宿制学校上学，学费、伙食费要从工资中扣，一下子交不出来。为了省钱，于若木只好把他们转到附近的普通小学走读，在家吃住。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棉布实行定量供应，为了省布票，于若木就把大人的衣服拆了，改给小孩穿;又把大孩子的衣服拆了，改给更小一点的孩子穿。那时，孩子的衣服和书包都是她用缝纫机缝，就连陈云的衬衣、睡衣也都是她做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被下放到江西南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陈云的大女儿陈伟力向单位请假去照顾他。他对陈伟力说：“你来照顾我这段时间，不能拿工资，要把工资退还给公家。”后来，陈伟力果真按照父亲的要求，把那段时间的工资退给了单位，单位的财务部门还因此给她开了一张收据。
上海刚解放时，陈云给家乡一位老战友的孩子回信，叮嘱他和自己在家乡的表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为”;要求他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信中还说：“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第一次与你们通信，就写了这一大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有责任告诫你们。”可见，他不仅对自己的家人严格要求，对所有沾亲带故的人也都是这样要求的。
陈云要求家人、亲属公私分明，自己分得更清楚，更严格。他是江浙人，从小喜欢听评弹，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养病和休息，把听评弹录音当成自己的主要业余爱好。50年代时，他一直使用苏联送给我们中央领导人的那种笨重的磁带录音机，用久了，经常坏。改革开放后，工作人员拿来一个台式录音机让他用，他一问，是从机关拿来的，立即让拿回去。后来，陈元用工资给他买了一台，这才留下，一直用到去世。有一年，上海评弹团在进京演出前，让我请示可不可以到他家里演出一次。我去问他，他说：“见见他们可以，但不必听演出。我每天听录音不是很好吗？在这种事上（指设专场——笔者注），还是要严肃一些。”还有一次，他要我请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同志帮助录一段评弹，说完从桌上拿出两盒没有开封的空白磁带交给我。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不知给我那两盒磁带是做什么用的。他看出我的疑惑，解释说：“这是让他们录音的。”我这才明白。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说明陈云在公私问题上分得之清楚之细微。那是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送来三枚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纪念币，每枚面值一元。他把我叫去说：“要给他们钱，否则我不要。”我当然只能照办，弄得对方都不知道该怎么下账。
陈云对属于公家的东西秋毫不犯，对于自己私人范围的事，要求也十分严格，有时几近苛刻。他平日粗茶淡饭，生活极其俭朴，出门轻车简从，而且从不吃请、不收礼。他吃饭非常简单，中午两菜一汤，菜谱每周一轮，都是一些家常菜，每餐必吃光喝净，不剩一粒米一口汤。有一年春节我值班，到他吃饭的小房间，见仍然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便对他说：“过节了，加个菜吧。”他笑着说：“不用加，我天天过节。”意思是说，现在的伙食和过去艰苦年代比，就和过节一样。有一次他到外地，接待的宾馆不知道他的规矩，第一顿饭为他摆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就不高兴，无论如何不肯就座。人家没办法，只好按他的习惯重新做两菜一汤。虽然耽误了吃饭时间，但看到把宴席撤掉了，他兴致却很高，和我坐在餐厅边等饭菜边聊天，足足聊了一个小时。 陈云每到外地休养，对当地领导一律有个“八字原则”，叫做“不迎不送，不请不到”。他认为自己不是为工作去的，不应再给当地领导添麻烦。有一次在杭州，一位省领导因为知道他的“原则”，所以没打招呼便过来看他。人已经到住地门口，我立即去报告。陈云说：“我这里没事，要他回去做工作。”我只好如实回答，并陪着那位领导在客厅聊了一会儿。我心想，人家是不扰民，陈云是连“官”也不扰啊。
陈云拒绝宴请和送礼是出了名的。他说过，只有毛主席和周总理送的礼他才收，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事要求他办。有一天，他要外出开会，让我帮他从办公桌连体柜里找个公文包。我看到里面有好几个包，不知他要哪一个，便都拿了出来。他指着其中一个皮包说：“其他都是会上发的，只有这个包是荣毅仁送的。他在公私合营时代表资本家同我们谈股息，他送的东西我不能不收。”这个话说的是20世纪50年代，我们党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但资方固定资产如何折旧，国家按多少利率付股息，还需要政府同资方具体算账。政府方面主管这项工作的是陈云，资方出面的是荣毅仁等。荣赠送皮包，是为了表示对陈云的敬重，如果不收，不仅失礼，也会影响工作气氛。所以，陈云说，他只收过荣毅仁的礼。但对于党内同志送礼，他就没那么“客气”了，不仅铁面无情，而且在旁人看来有时甚至有些“不近人情”。我就遇到过一次这样的事。一位同陈云非常熟悉的部队老同志知道他肠胃不好，医生要他每天吃香蕉，所以特意从广州带回一箱香蕉，派人送来，已到了中南海大门口，给我打电话。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知道陈云的规矩，凡是有人来送礼，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所以我只能请示。陈云回答得很干脆：“我这里有香蕉，让他拿回去，自己吃。”我不好意思回电话，便骑自行车到中南海大门口，向人家当面答谢和解释，眼看着来人扛着那箱香蕉怏怏而去。
对于陈云这种克勤克俭、严于律己的精神，于若木和子女都很了解，也都很支持。因此，他们从不为自己的事去麻烦陈云，相反，陈云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则会欣然照办。在陈云80大寿时，有人提出召集一些老同志和他在一起吃顿便饭，庆祝一下。他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于是于若木及子女们经过同他协商，决定全家照张合影，用这种再简单不过的形式，为他过了80岁的生日。1984年，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师范学校招生难，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重视。他要我转告有关领导，教师质量不高对下一代影响很大，应当使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比同等学历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在那次谈话中，他还提到陈伟华，说她过去是小学教师，以后上了师范大学，但毕业分配到国家机关，对此他是不赞成的，今后应当“归队”。我把陈云的这个意思告诉了陈伟华，她很痛快地表示，她正好也在考虑离开机关重新干老本行的事，父亲的话促使她下了决心。不久，她回到自己的母校，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陈云晚年为了锻炼身体，开始练写大字。他写得最多的条幅之一是：“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这两句话可以说是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向全党同志发出的告诫，是向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提醒，也可以看成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他对名利一向看得很淡，总是见到工作朝前站，遇到名誉往后靠，凡是宣传他的东西，只要送他审查，一概被他“枪毙”。有人说他谦虚，他说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20世纪60年代初，青年出版社编辑丛书《红旗飘飘》，组织人撰写当时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青少年时代的革命故事，把关于他的那篇送他审阅，他坚决不同意发表，说他和毛、刘、周、朱（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笔者注）不能一个规格。他给自己立下的这条杠杠，还用在了许多其他事情上。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以斯大林名义送给当时党中央五位书记一人一辆吉斯牌轿车，他同样以这个理由没有要，而是仍旧坐原来那辆吉姆车。我在他那里当秘书时，有一次谈到定工资级别的事，他对我说：“在这种事上要自知之明，自己不要争。”当年供给制改工资制时，有关部门把党中央五位书记定成最高级别一级，他知道后，给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打电话，说对他要和对毛、刘、周、朱有所区别，他们是“第一排”的，他属于“第二排”，他只能定二级。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问为什么给陈云同志定二级。有关部门如实答复，毛主席听后大为赞赏。
改革开放后，陈云和邓小平的威望最高，尽管在正式排名上他们并不在最前面，但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他们两位无疑是处在最前面的。不过，陈云总是强调，邓小平是全党的核心，对他的宣传要和对邓小平的宣传有所区别。1983年，他听说《陈云文选》第一卷在发行宣传规格上和《邓小平文选》发行时一样，便让我转告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说他的书在宣传规格上要比邓小平的书略低一些，邓小平应当比他高一些。1982年初，为了配合当时党的思想作风的整顿，中央决定发表陈云在党的七大上的发言，并冠以《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标题。文章发表后，报纸上刊发了几篇学习体会。他一看到便对我说：“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发表我那篇讲话就行了嘛，为什么还要登学习体会！这样搞不好，告诉他们，不要再登这些东西了，明天就刹车。这种事我要说话，自己不说话，别人不好说。”
我经历的还有几件事，也很能说明陈云这种淡泊名利的风格。一件是党的十二大之前，中央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给我打电话，说现在许多老同志在填写十二大代表简历时，都将学历一栏按现有文化程度做了修改，有的填“相当高中”，有的填“相当大专”;他们考虑将陈云原来填写的“高小毕业”，也改为“相当大专”，让我请示陈云。我说，这一栏是填学历，不是填水平，陈云上学只上到高小毕业，但论水平，恐怕博士毕业也比不了，不信让一个博士来领导中国经济试试，所以我建议还是不改为好。那位负责人坚持要我请示陈云，我于是向陈云报告。他听后说：“不要改。简历中要填写的是指接受正规教育的情况，不是指实际水平。我只上过小学，只能写高小毕业。至于说实际水平，大家都清楚嘛。”后来，陈云简历上的学历一栏，仍然写的是“高小毕业”，没再改过。在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有人反映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改学历也是一种不正之风。这个简报送给陈云，他在上面批示：“工作成就与学历是两回事。”另一件事，也是在党的十二大之前，当他审阅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的报告稿，看到里面写到他“在党的八大上早就提出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正确主张，可惜后来没有照着去做”时，让我告诉起草组的同志，要把他的名字从报告中删掉。 党的十二大之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向我提出，他们那里有其他中央领导平日工作、休息的镜头，唯独缺陈云的，希望能来拍一些，留做资料。我考虑这件事在他工作时间做肯定不行，便让他们等年初去南方休养时试试看。到了杭州，我向陈云报告了这件事。他起初勉强答应了，但拍了一两次便烦了，不让再拍，并对我说，他历来不主张搞这种宣传个人的东西，没有电影镜头没有关系，他现在还死不了，等将来死了，有一张照片就行了。话说到这份上，事情只好作罢。后来，遵义会议纪念馆来信，说为了恢复当年中央领导同志住过的旧址，希望他回忆一下是否住过遵义会议的那栋楼，还说打算把当年他担任政委、刘伯承担任司令员的遵义卫戍司令部旧址内的单位迁出，辟为纪念地。陈云要我回信，说他没有在遵义会议会址里住过，也不要恢复遵义卫戍司令部的旧址，只要在会址说明词中写上他参加过会议、当时住在哪里就行了。他还要我告诉他们，他历来不赞成搞这种东西，以前有人提出要把他老家的房子搞成纪念室，他就没有同意，说以后也不能搞。
陈云所以淡泊名利，缘于他对自己既不是功臣更不是“大官”的定位。1949年陈云从东北到北京工作后，他的长女陈伟力进入一所住宿制小学，一次周日回家，陈云把她叫去，提醒她和同学们相处不可有任何优越感，到什么地方都要守规矩，不可以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什么大官，自己就怎么样了。他说：“我自己实际上是个工人出身的人，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你长大了也要这样为人民服务。”他的三女儿陈伟兰调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后，把她叫去谈话，问：“如果你工作中有了一点别人认为做得不错的地方怎么办？”陈伟兰说：“我就谦虚谨慎啊。”他又问：“怎么才能谦虚谨慎？”陈伟兰说：“在思想上保持警惕。”他听后对陈伟兰说：“最重要的一条是摆正自己的位置。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不能把成绩算到自己的账上，要算到组织和群众的账上。”正是在他的反复提醒、谆谆教诲下，于若木及子女们在外面都很注意，从不张扬，不主动显露自己的家庭出身，这种家风也传给了第三代。有一年陈云过生日，于若木和孩子们都到他的办公室来祝贺，由我用照相机给他们照全家福。相照过后，陈云听说陈伟力的女儿一直在练习大字，便让她写几个毛笔字给他看。我抓住这个机会，照了一张陈云观看孙女练习写大字的照片。后来，陈云要我向有关部门转达他关于中小学应当重视书法课的意见，《中国少儿报》知道后希望陈云为此题个词，他于是写了“从小练习毛笔字”七个大字。为推动这件事，我把陈云观看孙女写大字的那张照片一并送给报社发表。直到这时，陈云那位孙女所在班级的老师和同学们才知道她的外公原来是陈云。
陈云对个人名利看得很淡，对学习却看得很重。他虽然只上过小学，但一生酷爱学习，勤奋学习，善于学习，特别是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早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他在部内就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重点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前后坚持了五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战备紧急疏散，被下放到南昌郊区，走时只带了五个箱子，其中三箱子是马恩列斯、毛泽东、鲁迅的著作。到了住地，他每天上午去附近工厂“蹲点”，其余时间便用来看书。当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集》《毛泽东选集》通读了一遍后，又开始一篇一篇地精读《列宁全集》中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的各卷。每当有孩子们来看他，他便同他们谈自己的读书体会。
陈云自己热爱学习，也要求和帮助家人学习，而且在他带动下，全家老少都对学习感兴趣。他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时，接连用三个晚上给她讲党史，被传为“洞房上党课”的佳话。“文化大革命”中，于若木被隔离审查，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即使这样，她仍拿出五元订阅《人民日报》。陈云的大儿子陈元上初中时，便阅读了《马克思传》，读高中和大学时又自学哲学，通读了《资本论》。陈伟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给远在江西的父亲写信，表示自己也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希望给予指导。陈云及时给她回信，教给她学习的方法，要她先看《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并且自己订一份《参考消息》，以便了解国内外大势;再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以便了解历史背景知识;然后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中选几篇重点书目读，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还告诉她从家中哪个地方能找到这几本书。后来，她果真按照陈云的指点，订阅了《参考消息》，阅读了那几篇马列的著作。陈云的小儿子陈方到江西去看望父亲，陈云和他谈的最多的是学习，还教给他看报纸的方法，要他通过看报纸提高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
1973年，陈云由江西回到北京，由于中央只是安排他协助周总理调研外贸问题，工作不是太忙，所以，他决定再拿出两年时间，有计划地精读一遍毛泽东著作和《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并吸收于若木和几位在京工作的女儿、女婿，以及于若木的妹妹组成一个家庭学习小组，一起学习。学习方法仍然是每人按规定书目分头阅读，然后利用每个周日上午集中讨论，先从《实践论》学起。老一辈革命家有良好家风的并不少，但像陈云这样组织家属集体学习哲学的实在不多见。由于陈云重视子女的学习，加上于若木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总让他们看书、练大字、做针线活，结果弄得他们都没有学会打扑克。没有打扑克之风而有读书学习之风，这或许是陈云家风中最大的特色了。
陈云不仅带动家属学哲学，也要求和指导身边工作人员学。我就亲身接受过他在这方面的教诲，并从中获益良多。那是1983年的一天，他把我叫去，郑重地对我说：“今天和你不谈别的事，就谈学哲学的事。我主张你今后也要抽时间学一下哲学，每天晚上看几十页书，并找几个同志一起学，每星期讨论一次，为期两年;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要订一个计划。哲学是最核心的东西。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经过改造，结合到了一起。有了这个东西，才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又说，在延安那些年学习哲学，使他受益匪浅。过去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过哲学后，讲话和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针对我感到任务比较重，怕学习影响工作、耽误大事的顾虑，他说：“耽误一点事情不要紧，文件漏掉一点也不要紧，以后还可以补嘛。有所失才能有所得，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必须学好哲学。”
那次谈话后，我按照陈云的要求，拟了一个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书目在内的学习计划，并邀请几位同志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规定大家先按计划分头读书，每两周拿出一个晚上讨论一次。当我把这个情况向他汇报后，他很高兴，说：“学哲学很重要，你早晚要独立工作，那时就会用上了。”后来，他还主动问过我几次学习的情况。在他的指导下，这个读书小组终于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学习计划。计划中的那几本著作，我在大学期间和工作后虽然也读过，但那时由于社会实践少，不是看不大懂，就是理解不深。这次回过头读，因为有了十多年工作经历，加上可以耳闻目睹陈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的鲜活事例，所以，收获自然比过去大得多。1984年，《陈云文选（1949-1956）》出版，我一面学习，一面以“用比较法作决策”为题，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心得，被《红旗》杂志分成两期发表。这是我那两年业余学哲学取得的一点收获，也是我向陈云交出的一份学哲学的汇报。
陈云曾经深刻指出：对整顿党风这件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做出榜样。”他提出：“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个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可见，在陈云看来，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尤其高级干部的作风和家风，也是党风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抓党风好转，首先要从领导干部的作风、家风抓起。事实告诉我们，群众看我们的党和党风，往往就从领导干部的作风和家风中看。因此，领导干部的作风和家风好与不好，不仅关系党的形象，也关系党的作风和社会风气的好坏。古人讲：“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话很有道理。只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家风是好的，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何愁好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何愁树立不起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何愁不能实现。（编辑 王世英）
（作者曾任陈云秘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
中国共产党是在近代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中国工人阶级伴随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被俄国十月革命唤醒的时代大背景下诞生的。组织这个党和较早加入这个党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胸怀国家与民族兴亡，以解救天下劳苦大众为己任，并且信仰马克思主义、愿为中国独立和人民幸福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人。因此，当他们在组建家庭、有了子女后，往往会很自然地用自己的崇高追求和人格、情操去感染家庭的成员，从而形成革命的家风;当革命胜利、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他们成为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后，也不会像往日的农民起义军那样一旦建立政权便忘乎所以、腐化堕落，而会自觉、慎重地看待手中的权力，并通过言传身教和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影响自己的家庭成员，使他们也能做到谦虚朴实、平等待人、公私分明、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助人为乐，从而保持革命的家风，为普通人家树立榜样。在所有这样的家风中，陈云的家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典范。
俗话说，“言教不如身教”。陈云的家庭之所以能有一个好家风，说到底，首先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好作风，凡要求别人做的都是自己已经做到的。他虽然出身贫寒，幼年父母早逝，由舅父母抚养，但从小就很有志气。14岁那年，因无力继续上学，经人介绍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学徒，并由于勤快能干，提前一年升为店员。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刚满20岁，因平时克勤克俭、追求上进，在工友中享有很高威信，被推举为罢工委员会的领袖。斗争中，他表现英勇机智，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入党的动机，他在后来的自传中说，是大革命的影响和通过看马克思主义书籍，“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全人类”。他写道：“做店员的人，有家庭负担的人，常常在每个重要关头，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冲突时，要不止一次的在脑筋中思想上发生矛盾，必须赖于革命理论与思想去克服个人利益的思想。”后来的无数紧要关头都证明，他的确是抱着这种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入党的，革命意志的确是经受住了任何一种考验。在革命的征途上，他通过各种斗争的锤炼，思想越来越成熟，经验越来越丰富，领导艺术越来越高超，终于成长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30年25岁时，他便进入了党中央委员会，以后又被指定为临时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在1934年临时中央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苏区中央局合并后，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又称书记处书记）。从那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九大，他一直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粉碎“四人帮”后，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从此回到中央领导集体，直至党的十四大时离职休养。在70年的革命生涯里，无论处于地下斗争还是战争环境，身居要职还是遭受政治“冷遇”，他都能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积极的人生态度、旺盛的斗争精神、负责的工作态度、低调的处事风格，并能始终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他们“读好书，做好人，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不搞特殊化”。正因为如此，他的家庭才形成了一个既有老一辈革命家家风共性又有自身特点的良好家风。
既小心谨慎又坚持原则
陈云要求自己的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做人做事既要谦虚谨慎又要敢于坚持原则，就是说，既不要马马虎虎、松松垮垮、不负责任，也不要唯唯诺诺、胆小怕事、跟着风跑。只要注意观察就会发现，他的一生正是这么做的。我担任他的秘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即将离开他那里到基层工作时，他同我做了一次谈话，主要内容就是关于这一点。他说：“我有在中央根据地失败的经验，因此，1945年到东北后，兢兢业业工作。解放后，我到上海开会，抓‘二白一黑’，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有人提出把工厂搬出上海，我考虑不行，只能从外地调大米、棉花。结果，到1953年，经济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那时，我算出全国只要每年有2780亿斤粮食，就不会出大问题。毛主席很奇怪，不知我是怎么算出来的。但我也有硬的一面。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的界限。后来，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判江青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总之，我是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
说到陈云对待工作之小心谨慎，考虑问题之周全细致，我是深有体会的。长期以来，他的讲话、发言都是由他亲自动笔，从不让人代劳。在我当他的秘书时，由于他已是80岁左右的老人，因此，有些讲话、发言就由我事先按他的意思起个草稿，然后送他审定。每当稿子写好送给他审，他都看得十分认真仔细。1982年底，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要派代表来看望他，他交代我先拟一个谈话稿，并要求在里面说一下搞活经济与计划指导的关系。于是我按照此前他听取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宋平等同志汇报时的谈话纪要，以及他在讨论提交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精神，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他看过后，亲笔在“‘笼子’大小要适当”后面加了“该多大就多大”6个字，在“也可以跨省跨地区”后面加了“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16个字。虽然只增加了二十几个字，却使“鸟”与“笼子”这个形象的比喻得到了更加完整而准确的表述，被赋予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至于说陈云坚持原则、敢于碰硬的故事，那就更多了。新中国成立后在财经战线特别是计划、财政、金融、物资、粮食、劳动等综合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几乎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叫作“原则问题，该顶必顶，现在不顶，以后检讨”。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许多地方、部门为了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都千方百计争项目、争资金，一些领导同志也往往出面说情、批条子，使得综合部门左右为难，压力很大。不同意吧，要得罪人，甚至遭到批判;同意吧，国家的财力、物力就那么多，如果这个也批准，那个也通过，搞“冒”了，今后肯定又要调整、要“下马”，最终国家要受损失，点头的部门也免不了做检讨。所以，陈云提倡在综合部门工作的同志“头皮要硬”，要顶得住。他自己就是因为“顶”，结果在反“反冒进”中遭到了严厉批判。当然，历史已经证明，那时正确的是他。
改革开放后，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党风党纪工作。他要求各级纪委要做“铁纪委”，不当“老太婆纪委”，并指出：对于钻改革开放空子以权谋私的人和事，必须以除恶务尽的精神与之斗争，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处理，违反法律的还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他这样要求别人，自己首先以身作则。1982年初，在他和邓小平推动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有些同志担心大张旗鼓地打击经济犯罪会影响改革开放，他针对这种顾虑说：“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他对我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他要我转告他的子女，出门时要注意安全，还交代我也要小心。当我转身走到门口时，他又把我叫回来补了一句：“让你的爱人也要注意。”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对待反腐败斗争的。
陈云这种既小心谨慎又敢于碰硬的精神，使他的家人受到很大熏陶。他的二女儿陈伟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远郊区当了一名小学教员。每当周末回到城里休息，周日晚上一定要乘坐长途汽车赶回学校。有一次，由于返校时遇上大雪，长途汽车停驶，为了按时给学生上课，她硬是踏着雪步行了几十里路。因为工作勤勤恳恳、热心公益事业，她被县教育局评为了优秀教师，还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云得知她入党的消息，非常高兴，嘱咐她一定要做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陈云的夫人于若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湖南衡东中国科学院的“五七”干校。她对江青的奢侈有所了解，尤其看不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嚣张表现，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便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用真名真姓贴出了两张揭发批判江青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大字报，遂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隔离审查。可以想象，这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没有敢于斗争的勇气是做不到的。幸亏后来陈云亲自给毛主席写信，总算保住了她的党籍。
既公私分明又勤俭持家
不占公家便宜，不搞特殊化，是陈云家风的一大特色。全国解放初期，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本来完全可以搭乘他的汽车上下班。但于若木从来是自己骑自行车去机关，没有搭过他一次便车。以后，于若木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单位在香山，平时住单位，周六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才能到家。改革开放后，有人就这件事采访她，她的回答很简单：“我们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的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他家有三个孩子都在住宿制学校上学，学费、伙食费要从工资中扣，一下子交不出来。为了省钱，于若木只好把他们转到附近的普通小学走读，在家吃住。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棉布实行定量供应，为了省布票，于若木就把大人的衣服拆了，改给小孩穿;又把大孩子的衣服拆了，改给更小一点的孩子穿。那时，孩子的衣服和书包都是她用缝纫机缝，就连陈云的衬衣、睡衣也都是她做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被下放到江西南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陈云的大女儿陈伟力向单位请假去照顾他。他对陈伟力说：“你来照顾我这段时间，不能拿工资，要把工资退还给公家。”后来，陈伟力果真按照父亲的要求，把那段时间的工资退给了单位，单位的财务部门还因此给她开了一张收据。
上海刚解放时，陈云给家乡一位老战友的孩子回信，叮嘱他和自己在家乡的表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为”;要求他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信中还说：“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第一次与你们通信，就写了这一大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有责任告诫你们。”可见，他不仅对自己的家人严格要求，对所有沾亲带故的人也都是这样要求的。
陈云要求家人、亲属公私分明，自己分得更清楚，更严格。他是江浙人，从小喜欢听评弹，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养病和休息，把听评弹录音当成自己的主要业余爱好。50年代时，他一直使用苏联送给我们中央领导人的那种笨重的磁带录音机，用久了，经常坏。改革开放后，工作人员拿来一个台式录音机让他用，他一问，是从机关拿来的，立即让拿回去。后来，陈元用工资给他买了一台，这才留下，一直用到去世。有一年，上海评弹团在进京演出前，让我请示可不可以到他家里演出一次。我去问他，他说：“见见他们可以，但不必听演出。我每天听录音不是很好吗？在这种事上（指设专场——笔者注），还是要严肃一些。”还有一次，他要我请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同志帮助录一段评弹，说完从桌上拿出两盒没有开封的空白磁带交给我。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不知给我那两盒磁带是做什么用的。他看出我的疑惑，解释说：“这是让他们录音的。”我这才明白。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说明陈云在公私问题上分得之清楚之细微。那是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送来三枚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纪念币，每枚面值一元。他把我叫去说：“要给他们钱，否则我不要。”我当然只能照办，弄得对方都不知道该怎么下账。
陈云对属于公家的东西秋毫不犯，对于自己私人范围的事，要求也十分严格，有时几近苛刻。他平日粗茶淡饭，生活极其俭朴，出门轻车简从，而且从不吃请、不收礼。他吃饭非常简单，中午两菜一汤，菜谱每周一轮，都是一些家常菜，每餐必吃光喝净，不剩一粒米一口汤。有一年春节我值班，到他吃饭的小房间，见仍然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便对他说：“过节了，加个菜吧。”他笑着说：“不用加，我天天过节。”意思是说，现在的伙食和过去艰苦年代比，就和过节一样。有一次他到外地，接待的宾馆不知道他的规矩，第一顿饭为他摆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就不高兴，无论如何不肯就座。人家没办法，只好按他的习惯重新做两菜一汤。虽然耽误了吃饭时间，但看到把宴席撤掉了，他兴致却很高，和我坐在餐厅边等饭菜边聊天，足足聊了一个小时。 陈云每到外地休养，对当地领导一律有个“八字原则”，叫做“不迎不送，不请不到”。他认为自己不是为工作去的，不应再给当地领导添麻烦。有一次在杭州，一位省领导因为知道他的“原则”，所以没打招呼便过来看他。人已经到住地门口，我立即去报告。陈云说：“我这里没事，要他回去做工作。”我只好如实回答，并陪着那位领导在客厅聊了一会儿。我心想，人家是不扰民，陈云是连“官”也不扰啊。
陈云拒绝宴请和送礼是出了名的。他说过，只有毛主席和周总理送的礼他才收，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事要求他办。有一天，他要外出开会，让我帮他从办公桌连体柜里找个公文包。我看到里面有好几个包，不知他要哪一个，便都拿了出来。他指着其中一个皮包说：“其他都是会上发的，只有这个包是荣毅仁送的。他在公私合营时代表资本家同我们谈股息，他送的东西我不能不收。”这个话说的是20世纪50年代，我们党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但资方固定资产如何折旧，国家按多少利率付股息，还需要政府同资方具体算账。政府方面主管这项工作的是陈云，资方出面的是荣毅仁等。荣赠送皮包，是为了表示对陈云的敬重，如果不收，不仅失礼，也会影响工作气氛。所以，陈云说，他只收过荣毅仁的礼。但对于党内同志送礼，他就没那么“客气”了，不仅铁面无情，而且在旁人看来有时甚至有些“不近人情”。我就遇到过一次这样的事。一位同陈云非常熟悉的部队老同志知道他肠胃不好，医生要他每天吃香蕉，所以特意从广州带回一箱香蕉，派人送来，已到了中南海大门口，给我打电话。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知道陈云的规矩，凡是有人来送礼，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所以我只能请示。陈云回答得很干脆：“我这里有香蕉，让他拿回去，自己吃。”我不好意思回电话，便骑自行车到中南海大门口，向人家当面答谢和解释，眼看着来人扛着那箱香蕉怏怏而去。
对于陈云这种克勤克俭、严于律己的精神，于若木和子女都很了解，也都很支持。因此，他们从不为自己的事去麻烦陈云，相反，陈云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则会欣然照办。在陈云80大寿时，有人提出召集一些老同志和他在一起吃顿便饭，庆祝一下。他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于是于若木及子女们经过同他协商，决定全家照张合影，用这种再简单不过的形式，为他过了80岁的生日。1984年，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师范学校招生难，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重视。他要我转告有关领导，教师质量不高对下一代影响很大，应当使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比同等学历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在那次谈话中，他还提到陈伟华，说她过去是小学教师，以后上了师范大学，但毕业分配到国家机关，对此他是不赞成的，今后应当“归队”。我把陈云的这个意思告诉了陈伟华，她很痛快地表示，她正好也在考虑离开机关重新干老本行的事，父亲的话促使她下了决心。不久，她回到自己的母校，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既淡泊名利又酷爱学习
陈云晚年为了锻炼身体，开始练写大字。他写得最多的条幅之一是：“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这两句话可以说是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向全党同志发出的告诫，是向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提醒，也可以看成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他对名利一向看得很淡，总是见到工作朝前站，遇到名誉往后靠，凡是宣传他的东西，只要送他审查，一概被他“枪毙”。有人说他谦虚，他说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20世纪60年代初，青年出版社编辑丛书《红旗飘飘》，组织人撰写当时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青少年时代的革命故事，把关于他的那篇送他审阅，他坚决不同意发表，说他和毛、刘、周、朱（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笔者注）不能一个规格。他给自己立下的这条杠杠，还用在了许多其他事情上。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以斯大林名义送给当时党中央五位书记一人一辆吉斯牌轿车，他同样以这个理由没有要，而是仍旧坐原来那辆吉姆车。我在他那里当秘书时，有一次谈到定工资级别的事，他对我说：“在这种事上要自知之明，自己不要争。”当年供给制改工资制时，有关部门把党中央五位书记定成最高级别一级，他知道后，给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打电话，说对他要和对毛、刘、周、朱有所区别，他们是“第一排”的，他属于“第二排”，他只能定二级。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问为什么给陈云同志定二级。有关部门如实答复，毛主席听后大为赞赏。
改革开放后，陈云和邓小平的威望最高，尽管在正式排名上他们并不在最前面，但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他们两位无疑是处在最前面的。不过，陈云总是强调，邓小平是全党的核心，对他的宣传要和对邓小平的宣传有所区别。1983年，他听说《陈云文选》第一卷在发行宣传规格上和《邓小平文选》发行时一样，便让我转告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说他的书在宣传规格上要比邓小平的书略低一些，邓小平应当比他高一些。1982年初，为了配合当时党的思想作风的整顿，中央决定发表陈云在党的七大上的发言，并冠以《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标题。文章发表后，报纸上刊发了几篇学习体会。他一看到便对我说：“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发表我那篇讲话就行了嘛，为什么还要登学习体会！这样搞不好，告诉他们，不要再登这些东西了，明天就刹车。这种事我要说话，自己不说话，别人不好说。”
我经历的还有几件事，也很能说明陈云这种淡泊名利的风格。一件是党的十二大之前，中央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给我打电话，说现在许多老同志在填写十二大代表简历时，都将学历一栏按现有文化程度做了修改，有的填“相当高中”，有的填“相当大专”;他们考虑将陈云原来填写的“高小毕业”，也改为“相当大专”，让我请示陈云。我说，这一栏是填学历，不是填水平，陈云上学只上到高小毕业，但论水平，恐怕博士毕业也比不了，不信让一个博士来领导中国经济试试，所以我建议还是不改为好。那位负责人坚持要我请示陈云，我于是向陈云报告。他听后说：“不要改。简历中要填写的是指接受正规教育的情况，不是指实际水平。我只上过小学，只能写高小毕业。至于说实际水平，大家都清楚嘛。”后来，陈云简历上的学历一栏，仍然写的是“高小毕业”，没再改过。在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有人反映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改学历也是一种不正之风。这个简报送给陈云，他在上面批示：“工作成就与学历是两回事。”另一件事，也是在党的十二大之前，当他审阅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的报告稿，看到里面写到他“在党的八大上早就提出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正确主张，可惜后来没有照着去做”时，让我告诉起草组的同志，要把他的名字从报告中删掉。 党的十二大之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向我提出，他们那里有其他中央领导平日工作、休息的镜头，唯独缺陈云的，希望能来拍一些，留做资料。我考虑这件事在他工作时间做肯定不行，便让他们等年初去南方休养时试试看。到了杭州，我向陈云报告了这件事。他起初勉强答应了，但拍了一两次便烦了，不让再拍，并对我说，他历来不主张搞这种宣传个人的东西，没有电影镜头没有关系，他现在还死不了，等将来死了，有一张照片就行了。话说到这份上，事情只好作罢。后来，遵义会议纪念馆来信，说为了恢复当年中央领导同志住过的旧址，希望他回忆一下是否住过遵义会议的那栋楼，还说打算把当年他担任政委、刘伯承担任司令员的遵义卫戍司令部旧址内的单位迁出，辟为纪念地。陈云要我回信，说他没有在遵义会议会址里住过，也不要恢复遵义卫戍司令部的旧址，只要在会址说明词中写上他参加过会议、当时住在哪里就行了。他还要我告诉他们，他历来不赞成搞这种东西，以前有人提出要把他老家的房子搞成纪念室，他就没有同意，说以后也不能搞。
陈云所以淡泊名利，缘于他对自己既不是功臣更不是“大官”的定位。1949年陈云从东北到北京工作后，他的长女陈伟力进入一所住宿制小学，一次周日回家，陈云把她叫去，提醒她和同学们相处不可有任何优越感，到什么地方都要守规矩，不可以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什么大官，自己就怎么样了。他说：“我自己实际上是个工人出身的人，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你长大了也要这样为人民服务。”他的三女儿陈伟兰调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后，把她叫去谈话，问：“如果你工作中有了一点别人认为做得不错的地方怎么办？”陈伟兰说：“我就谦虚谨慎啊。”他又问：“怎么才能谦虚谨慎？”陈伟兰说：“在思想上保持警惕。”他听后对陈伟兰说：“最重要的一条是摆正自己的位置。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不能把成绩算到自己的账上，要算到组织和群众的账上。”正是在他的反复提醒、谆谆教诲下，于若木及子女们在外面都很注意，从不张扬，不主动显露自己的家庭出身，这种家风也传给了第三代。有一年陈云过生日，于若木和孩子们都到他的办公室来祝贺，由我用照相机给他们照全家福。相照过后，陈云听说陈伟力的女儿一直在练习大字，便让她写几个毛笔字给他看。我抓住这个机会，照了一张陈云观看孙女练习写大字的照片。后来，陈云要我向有关部门转达他关于中小学应当重视书法课的意见，《中国少儿报》知道后希望陈云为此题个词，他于是写了“从小练习毛笔字”七个大字。为推动这件事，我把陈云观看孙女写大字的那张照片一并送给报社发表。直到这时，陈云那位孙女所在班级的老师和同学们才知道她的外公原来是陈云。
陈云对个人名利看得很淡，对学习却看得很重。他虽然只上过小学，但一生酷爱学习，勤奋学习，善于学习，特别是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早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他在部内就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重点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前后坚持了五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战备紧急疏散，被下放到南昌郊区，走时只带了五个箱子，其中三箱子是马恩列斯、毛泽东、鲁迅的著作。到了住地，他每天上午去附近工厂“蹲点”，其余时间便用来看书。当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集》《毛泽东选集》通读了一遍后，又开始一篇一篇地精读《列宁全集》中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的各卷。每当有孩子们来看他，他便同他们谈自己的读书体会。
陈云自己热爱学习，也要求和帮助家人学习，而且在他带动下，全家老少都对学习感兴趣。他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时，接连用三个晚上给她讲党史，被传为“洞房上党课”的佳话。“文化大革命”中，于若木被隔离审查，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即使这样，她仍拿出五元订阅《人民日报》。陈云的大儿子陈元上初中时，便阅读了《马克思传》，读高中和大学时又自学哲学，通读了《资本论》。陈伟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给远在江西的父亲写信，表示自己也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希望给予指导。陈云及时给她回信，教给她学习的方法，要她先看《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并且自己订一份《参考消息》，以便了解国内外大势;再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以便了解历史背景知识;然后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中选几篇重点书目读，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还告诉她从家中哪个地方能找到这几本书。后来，她果真按照陈云的指点，订阅了《参考消息》，阅读了那几篇马列的著作。陈云的小儿子陈方到江西去看望父亲，陈云和他谈的最多的是学习，还教给他看报纸的方法，要他通过看报纸提高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
1973年，陈云由江西回到北京，由于中央只是安排他协助周总理调研外贸问题，工作不是太忙，所以，他决定再拿出两年时间，有计划地精读一遍毛泽东著作和《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并吸收于若木和几位在京工作的女儿、女婿，以及于若木的妹妹组成一个家庭学习小组，一起学习。学习方法仍然是每人按规定书目分头阅读，然后利用每个周日上午集中讨论，先从《实践论》学起。老一辈革命家有良好家风的并不少，但像陈云这样组织家属集体学习哲学的实在不多见。由于陈云重视子女的学习，加上于若木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总让他们看书、练大字、做针线活，结果弄得他们都没有学会打扑克。没有打扑克之风而有读书学习之风，这或许是陈云家风中最大的特色了。
陈云不仅带动家属学哲学，也要求和指导身边工作人员学。我就亲身接受过他在这方面的教诲，并从中获益良多。那是1983年的一天，他把我叫去，郑重地对我说：“今天和你不谈别的事，就谈学哲学的事。我主张你今后也要抽时间学一下哲学，每天晚上看几十页书，并找几个同志一起学，每星期讨论一次，为期两年;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要订一个计划。哲学是最核心的东西。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经过改造，结合到了一起。有了这个东西，才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又说，在延安那些年学习哲学，使他受益匪浅。过去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过哲学后，讲话和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针对我感到任务比较重，怕学习影响工作、耽误大事的顾虑，他说：“耽误一点事情不要紧，文件漏掉一点也不要紧，以后还可以补嘛。有所失才能有所得，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必须学好哲学。”
那次谈话后，我按照陈云的要求，拟了一个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书目在内的学习计划，并邀请几位同志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规定大家先按计划分头读书，每两周拿出一个晚上讨论一次。当我把这个情况向他汇报后，他很高兴，说：“学哲学很重要，你早晚要独立工作，那时就会用上了。”后来，他还主动问过我几次学习的情况。在他的指导下，这个读书小组终于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学习计划。计划中的那几本著作，我在大学期间和工作后虽然也读过，但那时由于社会实践少，不是看不大懂，就是理解不深。这次回过头读，因为有了十多年工作经历，加上可以耳闻目睹陈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的鲜活事例，所以，收获自然比过去大得多。1984年，《陈云文选（1949-1956）》出版，我一面学习，一面以“用比较法作决策”为题，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心得，被《红旗》杂志分成两期发表。这是我那两年业余学哲学取得的一点收获，也是我向陈云交出的一份学哲学的汇报。
陈云曾经深刻指出：对整顿党风这件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做出榜样。”他提出：“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个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可见，在陈云看来，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尤其高级干部的作风和家风，也是党风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抓党风好转，首先要从领导干部的作风、家风抓起。事实告诉我们，群众看我们的党和党风，往往就从领导干部的作风和家风中看。因此，领导干部的作风和家风好与不好，不仅关系党的形象，也关系党的作风和社会风气的好坏。古人讲：“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话很有道理。只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家风是好的，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何愁好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何愁树立不起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何愁不能实现。（编辑 王世英）
（作者曾任陈云秘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