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林语堂服膺钱玄同的意见,认为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进入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对国民性的看法有了较大的转变,虽然仍然采取批评的态度,但锋芒已不毕露,且多有赞赏。更重要的是,他对“国民性”认识的思维方式有了很大变化,即不是以“一元论”而是以辩证的态度进行理解。晚年,林语堂对于中国文化及其人格的欣赏往往大于批评,肯定往往大于否定,表现出复归的倾向。林语堂对“国民性”的认识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化乃至于人类文化的建设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第一,“和平”、“容忍”与“和谐”等内涵有助于世界“和平与对话”的主调。第二,“知足常乐”与“诗化人生”的人生观,对于冲破物质主义和金钱至上的迷雾,十分必要。第三,理想与梦幻、奇思与妙想、放逸与优雅,这些灵心对于克服当下过于现实的人生困境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