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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解构主义思想与翻译理论的诸多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并且对翻译过程中理论问题的理解有着重大意义。德里达通过对“延异”、“印迹”、“撒播”等核心概念的阐述，创造性地构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本文对在解构主义观照下的翻译本质、标准和译者任务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评析。德里达的翻译观颠覆了之前的翻译思想，取得了革命性的影响。
关键词：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研究
作者简介：牟莹莹（1991-），女，壮族，广西南宁市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3
1.前言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是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著名的哲学家。作为解构主义哲学的代表人，他的思想在上世纪60年代后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欧美学术界最具争议的人物。《写作与差异》、《论文字学》、《播撒》是奠定他一生学术基础的三部著作。德里达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在文学、哲学、美学和文艺批评等领域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翻译是与上述领域密切相关的新兴学科，当然也深受影响。
解构主义思想与翻译理论的诸多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并且对翻译过程中理论问题的理解有着重大意义（Gentzler，2004：146）。德里达自己也认为解构主义思想和翻译是紧密相连的。德里达的所有写作，都持续围绕着与翻译可译性或不可译性相关的问题。对于德里达，所有哲学都以翻译概念为中心：“翻译或可译性问题即哲学的起源”（Derrida，1985b：120）。传统的翻译思想向往一个统一的原本，将原文和原作者看做高高在上的权威。德里达通过对“延异”、“印迹”、“撒播”等核心概念的阐述，化解了二元对立的暴力等级关系，也创造性地构建了一种新的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德里达的翻译观颠覆了之前的翻译思想，取得了革命性的影响。本文将主要阐述德里达的解构翻译思想，并加以评述，以及分析其现实意义。
2.理论溯源——对结构主义的挑战
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ction）概念衍生于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解构）概念。该词在德文中具有从本质上、结构上进行毁灭、摧毁、捣毁之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解构本体论的任务”，试图利用Destruktion来克服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尼采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可是，虽然海德格尔提出了“解构”的概念，但只是触及了对传统本体论进行解析过着批判的可能性。受尼采、胡塞尔、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思想的启迪，德里达成为一个反叛传统，解构旧解构，创造新体系的思想家。
德里达认为，西方人学科长期被“逻各斯中心论”、“声音中心论”、“在场的形而上学”所主宰。解构的基础是结构。索绪尔在其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强调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各成分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构成语言的结构。有序的结构主义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是主流。解构主义在与结构主义的抗争中，试图以解构消解结构，以书写抵抗语言，以缺席代替在场，以互文性代替模式，以差异代替同一，以无中心反中心，以游戏攻击缜密系统，显出自己的特性。这样，以前许多对立的概念，如概念与感知、直觉与理智、必然与偶然、内容与形式、现实与虚构、中心与边缘等就都被颠覆了。解构主义对立的差异和概念的不确定性回到本源，革命性地指出结构存在不稳定性、不对应性和假定性，打破了从康德到索绪尔以来的“概念的牢笼”。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语音中心主义的体现，即表音文字的形而上学（Derrida， 2005：3）。传统的观点认为，声音先在与文字，因为听到声音时人是在场的，而阅读文字的时候，作者并不在我们身边，即不在场。声音是优于文字的，文字是位于第二级的附庸。但德里达认为，说话者的在场并不能保证言语意义的稳定性，而文字书写着的不在场恰恰给文本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声音与文字的地位应该颠倒。德里达看来，逻各斯中心论作为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认为的假设，不存在的。结构主义属于核桃式，外层是桃，中间有核；解构主义属于葱头式，层次打开，无核无心，或由一层层葱皮组成（刘军平，2009：2）。简言之，解构主义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运用现代主义的语汇，却颠倒、重构各种既有语汇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新的意义，用分解的观念，强调打碎，重组，叠加，重视个体，部件本身，反对总体统一而创造出支离破碎和不确定感。
3.德里达对意义观的解构
3.1延异（différance）
延异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切入点。它是德里达自造的一个新词，指示不在场的东西（语言），借此质疑任何基于在场（presence）来决定存在（Being）的本体方法论。法语词Différance衍生于拉丁动词differre，既可表示时间意义上的推迟、拖延，也可表示空间意义上的差异。然而德里达故意将其遵循语法规则衍生的名词形式différence写成différance，改变一个字母，但法语发音仍然相同。意味着不同形却同音的两个词的区别在言语中无法体现，只有书写出来才能显现其差别，意示语音和修辞表面一致下的形式和理论的混乱、脱节，意味着无声的信息或意义的丢失。这暗示了言语优先权的消失，并给予了书写相当重要的地位。
德里达提醒道，Différance不是一个概念，甚至不能算通常意义的一个词，我们不能将它定义为什么，因为它是确定意义的条件，它的运动或游戏的结果便是意义。延异代表着延宕（deferring）和差异（differing），一个没有尽头，无确切指称或特定功能的游戏。这不是一种有限的差异，是一种无限的差异，是差异的游戏（play of difference）。德里达用“游戏”一词表示一个能指最终可表达任何事物，即有无数种意义的可能。Play并不仅表示意义是顽皮的，还表示这过程是种运动和语言表达的过程。所有语言，都通过该系统的运动（或差异的游戏）而产生。因为意义必诞生于延异之后，正如巴别塔的故事警示的那样，意义不可能诞生于纯净的，完全统一的源头中（Davis，2004：15）。语言持有差异，差异保持语言。文本和语言的意义因差异而存在。延异否定了意义的普遍性，文本的恒定意义让位于流动的意义，由此翻译是一个修改、置换、推迟原文意义和命名的过程。德里达认为，词语的多义性证明翻译是一种延异运动，翻译本身就是实践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彰显和揭露这种差异就是翻译。不能翻译出来的语义就是差异，语义的本质只有在具体语言之间的差异中才能把握，翻译就是呈现这些被隐藏的差异。 3.2印迹（Trace）
与延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另一重要概念便是印迹。任何“呈现”的意义元素都必与除了自身外的其他事物相联系，因此自身意义中都带有与过去相联系的痕迹，且也将被有关未来元素的踪迹所削弱。这些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常被称为“保留特性”和“未来特性”。而印迹就是意义元素与其他事物的这种保留/未来关系（retentive/protentive relationship）留下踪迹的地方（Derrida，1967a/1974：47，转引自Davis，2004：15）。德里达认为所指只是一个符号，主张把所指与意义分开，其意义要在上下文中确立，没有一成不变的意义。所指或意义所表示的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物，而是一种“印迹”，它既存在，又不存在，像幽灵一样，既显现，又隐藏。这里所说的印迹是永恒变化的意义中一个相对静止的“位置”，它并非绝对的空间上的在场，且与它相联系的其他元素往往是缺席的。如：汉语“江南”蕴含着多种意境，读者对它的理解取决于对它在不同语境的体验，如江南如画的风景、美人或烟雨蒙蒙那种伤感的气氛，这些关联元素都是不在场的。将其译成“Jiangnan”或The South和South of China，这些都只能作为原文的暂时印迹。Jiangnan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南方，但又不是“江南”的在场，翻译也未能全部将其蕴意传达出来，这就体现了一种差异的意义，它暴露了意义的踪迹。德里达试图借助印迹概念，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印迹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语义差异的出现即印迹的出现，它保留过去和现在。由于印迹随着上下文变动不居，意味着翻译的意义也由上下文来决定。译者追寻意义并不是要发现原来就隐藏在那的东西，而是通过永无止境的差异的游戏来不断地追寻意义。
3.3播撒（dissemination）
印迹的游戏将永远不会在场，因为正如它的本质，若谁试图终止它的运动并想要抓住它，它就会播撒，分离，并继续运动，跨越到别的地方去。印迹把文本的意义导向了不确定性，撒播则把意义带向了四面八方。撒播揭示了文本运动方式的杂乱无序，意义按照不同的方向、速度、大小、能量在播撒，犹如在土地上自由播撒种子一样。文本的各个部分在播撒，离散，以致文本意义完全被延宕，所指在印迹中徜徉，中心消解后，解构支离破碎，没有了语境，意义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播撒瓦解了语义学，因为它产生了无限多样的语义效果，以碎片的形式呈现，打撒了文本的整体意义链，无法形成任何意义的中心地带。因此，解构主义认为，进入语境，重建和重组语境，如同寻找家园，是文本翻译的关键所在。
经过以上讨论，可以总结出解构主义的文本观认为“文本之外无他物”，这可以说是德里达最著名的一句名言了，后来扩展为“语境之外别无他物”。表明意义无法存在于也无法提取于特定语境之前或之外，文本是语境的产物。文本是敞开的，其所指充满了多义、非对应性，意义是流动的、延宕的，等待发现。文本的翻译是一种转换。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意义观为翻译提供了全新的思考和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对传统的翻译观也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4.德里达解构主义下翻译问题
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研究成果自然为翻译研究所青睐，亦或者通过研究翻译来探讨解构主义。德里达将翻译置于相当高的地位，对于他，所有哲学都以翻译概念为中心：“翻译或可译性问题即哲学的起源”（Derrida，1985b：120）。这也是为什么德里达在他的演讲、采访、著作中经常探讨翻译问题的原因。
4.1翻译本质的解构
上文讨论的“延异”、“印迹”和“播撒”事实上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基本思想。在他的解构主义文本观和意义观的基础上，德里达质询了作为移植、复制、重现或传达原文意义等翻译定义。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语永不停歇地在对原文进行修改，延迟和重置任何可能表达的意义。翻译犹如一条引领到某个地方的路，从门口到一个花园，或到一个城市，是一种无限扩展和延伸的状态。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翻译就是一项在不停地掩盖在场并阻碍一切可能意义的活动。有趣的是，对意义呈现欲望的阻碍又是意义呈现的必要条件。总之，翻译可被视为一场生动的延异的运作，一个重塑原文意义同时又揭示促进且阻碍双语交流的文本网络的必要过程。为此，德里达更倾向于将翻译称作“有调节的转换（regulated transformation）”，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将一个语言纯粹的所指（即意义）转移到另一个语言中去：
不存在纯粹的差异，翻译亦然。我们应该用转换的概念来替代：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之间有调节的转换。我们将不会，实际上也从未在两种语言或同种语言中传递过纯粹的所指，所指的手段只留下未触摸的处女地（Derrida，1981：4，转引自Gentzler，2004：166）。
翻译是发现文本中潜在的意义，人们应更加注意其边缘意义、隐藏意义。因此，翻译不仅仅是意义的传达，更主要是转换和调节。由于翻译意义的多义性，在不停地分解和播撒，而翻译正是为播撒提供的场所。翻译不仅要推翻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还要建立一种被忽略了的链接，拓展所指的范围。
德里达以前，翻译的定义属于稳定的二元对立：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作者是主人，译者是奴仆；原文是中心，译文是附属。翻译的标准建立在后者对前者的忠实上，即所谓的等值。德里达的调节和转换不仅发生在语际翻译，也发生在语内翻译，这意味的原语本身也是一种翻译。这种翻译定义推翻了人们对等值的看法，创立了一种新的翻译理论模式。
4.2译者的任务
译者的任务，德里达认为，就是保持语言的生命力。译者转换原文实质是在赋予其生命，让原文得以存“活”下去，独立于作者“活”下去，且“活”的更长久更好。原本通过改变、转换而得以生存，从而也在逐渐成长和成熟。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原文本，连语言也得到了新生。德里达将译作翻译比喻为“孩子”，而非复制的“产品”。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原文作为一种静态文本，只有翻译的参与，调节和转换原文，原文才可能投胎转世，推陈出新，在新的语境中成长、发育成熟和再生（刘军平，2009：4）。因此，翻译对于解构主义来说，是个不断孕育新生命，使语言成长的活动，是极其重要的。译文甚至比原文更富有生命力，超越原作者的范围。 由此，译者的角色从模仿复制原文，提升到了确保和延续原文生命力的重要角色。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原文的指意方式通过译者传递到译文中，促使其与目标语中不同的指意方式相互碰撞，在这种碰撞中，语言的新苗也在慢慢地生根、发芽。译者要体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抹杀这种差异。只有语言间存在差异，各种语言才会相互吸收，各自成长，得到生命的延续。由此，译者的创造性和主体性获得了充足的发挥空间，译者的地位也得到相当高的认可和很大提升。
4.3确当翻译（relevant translation）
对于翻译的标准问题，德里达提出确当翻译，即译文与原文实现最确当的对等（relevant equivalent），译文所使用的语言是最正确，最贴切的，最中肯的，最适当的，最恰到好处的，最明确的，最地道的，等等（Derrida，1999/2001：177，转引自Davis，2004：99）。交流资源被最优化，也就是语言达到最大可能的确当。实现最佳确当性意味着对原文的解读要以最少话语就能够产生适当的语篇效果。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德里达指出要遵循经济原则，需要同时实现翻译的质和量，但这两个要求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质”要求用尽量贴切的语言和最恰当的表达，最适宜的意思将原文信息转换到译文中。这样，翻译才有可能全然地、彻底地解释原文的一切意义、内涵和外延等。然而这样就违背了“量”的要求。“量”要求译文和原文实现等量对等，包括所有的转述、解释、阐述、分析等。“质”和“量”往往很难两全。如要对原文中的某一晦涩难懂的文化术语加以注释分析，以填补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该翻译实现了确当表示意义，但违背了同等数量的要求。因此，译者只能尽量在注意“质”的同时，尽量控制篇幅字数。
他和其他一些后现代理论家一样，不相信绝对准确的翻译，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相对于另一些事物的，正如上文所讨论的，任何译者都不可能穷尽原文的所指。所以，在他开来，绝对“确当的”翻译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如果尽了最大努力，相对“确当的”的翻译还是有可能的。不难看出，德里达并不反对标准，他所规定的上述翻译标准显然是一种很高的甚至是理想化的标准。按照解构理论的原则，真理是不可穷尽的，你尽可以说你已经接近了真理，但却不可说你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毫无疑问，这种真理的相对性也为译文的不断修改和更新铺平了道路，为文学名著的重译提供了理论依据（王宁，2005：46）。
5.结语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跨越语言和文化疆界，质疑了意义不变的神话，我们用解构的方式阅读文本和翻译文本，文本的意义就会打开，里面的东西不断溢出，外面的东西不断加入，意义相互交织，原文获得新生，语言也增添了活力。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冲击了传统的翻译研究，促使人们对包括解构理论在内的既定理论模式持有一种批判和质疑的态度，最终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建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在建构方面明显不足。在意识到了意义的多义性和不确定后，对原文进行解构之后，德里达并没有给出具体实际的翻译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他的解构翻译理论也是高度的抽象化，虽然让人们有了新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原文和译文，重新理解和对待翻译问题，但其理论，如“延异”，“印迹”等概念还是建立在一个相对理想化理论化的状态，他带领我们发现了翻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却又没有给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和方法。
因此，无论是什么样的翻译理论或者是别的什么学说，都很有必要以批判的态度对他们加以分析，而不应该毫无怀疑地加以接受，使自己成为传声筒。翻译理论的建设还是应该立足于我们自身的文化起点，才会出现成长的希望（蔡新乐，2001：61）。在翻译界，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的价值和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意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需要被充分消化和吸收。
参考文献：
[1]Davis，K. 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SFLEP， 2004.
[2]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Shanghai： SFLEP， 2004.
[3]蔡新乐. 从德里达的翻译思想看理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建构[J]. 中国翻译.2001（4）：61.
[4][法]雅克·德里达著，汪堂家译.论文字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刘平军. 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六个维度及其特点[J]. 法国研究. 2009（3）：2-5.
[6]王宁. 德里达与翻译理论的解构——悼念一代翻译理论宗师德里达[J]. 中国翻译.2005（1）：46-47.
关键词：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研究
作者简介：牟莹莹（1991-），女，壮族，广西南宁市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3
1.前言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是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著名的哲学家。作为解构主义哲学的代表人，他的思想在上世纪60年代后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欧美学术界最具争议的人物。《写作与差异》、《论文字学》、《播撒》是奠定他一生学术基础的三部著作。德里达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在文学、哲学、美学和文艺批评等领域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翻译是与上述领域密切相关的新兴学科，当然也深受影响。
解构主义思想与翻译理论的诸多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并且对翻译过程中理论问题的理解有着重大意义（Gentzler，2004：146）。德里达自己也认为解构主义思想和翻译是紧密相连的。德里达的所有写作，都持续围绕着与翻译可译性或不可译性相关的问题。对于德里达，所有哲学都以翻译概念为中心：“翻译或可译性问题即哲学的起源”（Derrida，1985b：120）。传统的翻译思想向往一个统一的原本，将原文和原作者看做高高在上的权威。德里达通过对“延异”、“印迹”、“撒播”等核心概念的阐述，化解了二元对立的暴力等级关系，也创造性地构建了一种新的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德里达的翻译观颠覆了之前的翻译思想，取得了革命性的影响。本文将主要阐述德里达的解构翻译思想，并加以评述，以及分析其现实意义。
2.理论溯源——对结构主义的挑战
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ction）概念衍生于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解构）概念。该词在德文中具有从本质上、结构上进行毁灭、摧毁、捣毁之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解构本体论的任务”，试图利用Destruktion来克服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尼采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可是，虽然海德格尔提出了“解构”的概念，但只是触及了对传统本体论进行解析过着批判的可能性。受尼采、胡塞尔、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思想的启迪，德里达成为一个反叛传统，解构旧解构，创造新体系的思想家。
德里达认为，西方人学科长期被“逻各斯中心论”、“声音中心论”、“在场的形而上学”所主宰。解构的基础是结构。索绪尔在其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强调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各成分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构成语言的结构。有序的结构主义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是主流。解构主义在与结构主义的抗争中，试图以解构消解结构，以书写抵抗语言，以缺席代替在场，以互文性代替模式，以差异代替同一，以无中心反中心，以游戏攻击缜密系统，显出自己的特性。这样，以前许多对立的概念，如概念与感知、直觉与理智、必然与偶然、内容与形式、现实与虚构、中心与边缘等就都被颠覆了。解构主义对立的差异和概念的不确定性回到本源，革命性地指出结构存在不稳定性、不对应性和假定性，打破了从康德到索绪尔以来的“概念的牢笼”。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语音中心主义的体现，即表音文字的形而上学（Derrida， 2005：3）。传统的观点认为，声音先在与文字，因为听到声音时人是在场的，而阅读文字的时候，作者并不在我们身边，即不在场。声音是优于文字的，文字是位于第二级的附庸。但德里达认为，说话者的在场并不能保证言语意义的稳定性，而文字书写着的不在场恰恰给文本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声音与文字的地位应该颠倒。德里达看来，逻各斯中心论作为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认为的假设，不存在的。结构主义属于核桃式，外层是桃，中间有核；解构主义属于葱头式，层次打开，无核无心，或由一层层葱皮组成（刘军平，2009：2）。简言之，解构主义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运用现代主义的语汇，却颠倒、重构各种既有语汇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新的意义，用分解的观念，强调打碎，重组，叠加，重视个体，部件本身，反对总体统一而创造出支离破碎和不确定感。
3.德里达对意义观的解构
3.1延异（différance）
延异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切入点。它是德里达自造的一个新词，指示不在场的东西（语言），借此质疑任何基于在场（presence）来决定存在（Being）的本体方法论。法语词Différance衍生于拉丁动词differre，既可表示时间意义上的推迟、拖延，也可表示空间意义上的差异。然而德里达故意将其遵循语法规则衍生的名词形式différence写成différance，改变一个字母，但法语发音仍然相同。意味着不同形却同音的两个词的区别在言语中无法体现，只有书写出来才能显现其差别，意示语音和修辞表面一致下的形式和理论的混乱、脱节，意味着无声的信息或意义的丢失。这暗示了言语优先权的消失，并给予了书写相当重要的地位。
德里达提醒道，Différance不是一个概念，甚至不能算通常意义的一个词，我们不能将它定义为什么，因为它是确定意义的条件，它的运动或游戏的结果便是意义。延异代表着延宕（deferring）和差异（differing），一个没有尽头，无确切指称或特定功能的游戏。这不是一种有限的差异，是一种无限的差异，是差异的游戏（play of difference）。德里达用“游戏”一词表示一个能指最终可表达任何事物，即有无数种意义的可能。Play并不仅表示意义是顽皮的，还表示这过程是种运动和语言表达的过程。所有语言，都通过该系统的运动（或差异的游戏）而产生。因为意义必诞生于延异之后，正如巴别塔的故事警示的那样，意义不可能诞生于纯净的，完全统一的源头中（Davis，2004：15）。语言持有差异，差异保持语言。文本和语言的意义因差异而存在。延异否定了意义的普遍性，文本的恒定意义让位于流动的意义，由此翻译是一个修改、置换、推迟原文意义和命名的过程。德里达认为，词语的多义性证明翻译是一种延异运动，翻译本身就是实践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彰显和揭露这种差异就是翻译。不能翻译出来的语义就是差异，语义的本质只有在具体语言之间的差异中才能把握，翻译就是呈现这些被隐藏的差异。 3.2印迹（Trace）
与延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另一重要概念便是印迹。任何“呈现”的意义元素都必与除了自身外的其他事物相联系，因此自身意义中都带有与过去相联系的痕迹，且也将被有关未来元素的踪迹所削弱。这些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常被称为“保留特性”和“未来特性”。而印迹就是意义元素与其他事物的这种保留/未来关系（retentive/protentive relationship）留下踪迹的地方（Derrida，1967a/1974：47，转引自Davis，2004：15）。德里达认为所指只是一个符号，主张把所指与意义分开，其意义要在上下文中确立，没有一成不变的意义。所指或意义所表示的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物，而是一种“印迹”，它既存在，又不存在，像幽灵一样，既显现，又隐藏。这里所说的印迹是永恒变化的意义中一个相对静止的“位置”，它并非绝对的空间上的在场，且与它相联系的其他元素往往是缺席的。如：汉语“江南”蕴含着多种意境，读者对它的理解取决于对它在不同语境的体验，如江南如画的风景、美人或烟雨蒙蒙那种伤感的气氛，这些关联元素都是不在场的。将其译成“Jiangnan”或The South和South of China，这些都只能作为原文的暂时印迹。Jiangnan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南方，但又不是“江南”的在场，翻译也未能全部将其蕴意传达出来，这就体现了一种差异的意义，它暴露了意义的踪迹。德里达试图借助印迹概念，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印迹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语义差异的出现即印迹的出现，它保留过去和现在。由于印迹随着上下文变动不居，意味着翻译的意义也由上下文来决定。译者追寻意义并不是要发现原来就隐藏在那的东西，而是通过永无止境的差异的游戏来不断地追寻意义。
3.3播撒（dissemination）
印迹的游戏将永远不会在场，因为正如它的本质，若谁试图终止它的运动并想要抓住它，它就会播撒，分离，并继续运动，跨越到别的地方去。印迹把文本的意义导向了不确定性，撒播则把意义带向了四面八方。撒播揭示了文本运动方式的杂乱无序，意义按照不同的方向、速度、大小、能量在播撒，犹如在土地上自由播撒种子一样。文本的各个部分在播撒，离散，以致文本意义完全被延宕，所指在印迹中徜徉，中心消解后，解构支离破碎，没有了语境，意义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播撒瓦解了语义学，因为它产生了无限多样的语义效果，以碎片的形式呈现，打撒了文本的整体意义链，无法形成任何意义的中心地带。因此，解构主义认为，进入语境，重建和重组语境，如同寻找家园，是文本翻译的关键所在。
经过以上讨论，可以总结出解构主义的文本观认为“文本之外无他物”，这可以说是德里达最著名的一句名言了，后来扩展为“语境之外别无他物”。表明意义无法存在于也无法提取于特定语境之前或之外，文本是语境的产物。文本是敞开的，其所指充满了多义、非对应性，意义是流动的、延宕的，等待发现。文本的翻译是一种转换。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意义观为翻译提供了全新的思考和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对传统的翻译观也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4.德里达解构主义下翻译问题
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研究成果自然为翻译研究所青睐，亦或者通过研究翻译来探讨解构主义。德里达将翻译置于相当高的地位，对于他，所有哲学都以翻译概念为中心：“翻译或可译性问题即哲学的起源”（Derrida，1985b：120）。这也是为什么德里达在他的演讲、采访、著作中经常探讨翻译问题的原因。
4.1翻译本质的解构
上文讨论的“延异”、“印迹”和“播撒”事实上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基本思想。在他的解构主义文本观和意义观的基础上，德里达质询了作为移植、复制、重现或传达原文意义等翻译定义。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语永不停歇地在对原文进行修改，延迟和重置任何可能表达的意义。翻译犹如一条引领到某个地方的路，从门口到一个花园，或到一个城市，是一种无限扩展和延伸的状态。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翻译就是一项在不停地掩盖在场并阻碍一切可能意义的活动。有趣的是，对意义呈现欲望的阻碍又是意义呈现的必要条件。总之，翻译可被视为一场生动的延异的运作，一个重塑原文意义同时又揭示促进且阻碍双语交流的文本网络的必要过程。为此，德里达更倾向于将翻译称作“有调节的转换（regulated transformation）”，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将一个语言纯粹的所指（即意义）转移到另一个语言中去：
不存在纯粹的差异，翻译亦然。我们应该用转换的概念来替代：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之间有调节的转换。我们将不会，实际上也从未在两种语言或同种语言中传递过纯粹的所指，所指的手段只留下未触摸的处女地（Derrida，1981：4，转引自Gentzler，2004：166）。
翻译是发现文本中潜在的意义，人们应更加注意其边缘意义、隐藏意义。因此，翻译不仅仅是意义的传达，更主要是转换和调节。由于翻译意义的多义性，在不停地分解和播撒，而翻译正是为播撒提供的场所。翻译不仅要推翻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还要建立一种被忽略了的链接，拓展所指的范围。
德里达以前，翻译的定义属于稳定的二元对立：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作者是主人，译者是奴仆；原文是中心，译文是附属。翻译的标准建立在后者对前者的忠实上，即所谓的等值。德里达的调节和转换不仅发生在语际翻译，也发生在语内翻译，这意味的原语本身也是一种翻译。这种翻译定义推翻了人们对等值的看法，创立了一种新的翻译理论模式。
4.2译者的任务
译者的任务，德里达认为，就是保持语言的生命力。译者转换原文实质是在赋予其生命，让原文得以存“活”下去，独立于作者“活”下去，且“活”的更长久更好。原本通过改变、转换而得以生存，从而也在逐渐成长和成熟。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原文本，连语言也得到了新生。德里达将译作翻译比喻为“孩子”，而非复制的“产品”。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原文作为一种静态文本，只有翻译的参与，调节和转换原文，原文才可能投胎转世，推陈出新，在新的语境中成长、发育成熟和再生（刘军平，2009：4）。因此，翻译对于解构主义来说，是个不断孕育新生命，使语言成长的活动，是极其重要的。译文甚至比原文更富有生命力，超越原作者的范围。 由此，译者的角色从模仿复制原文，提升到了确保和延续原文生命力的重要角色。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原文的指意方式通过译者传递到译文中，促使其与目标语中不同的指意方式相互碰撞，在这种碰撞中，语言的新苗也在慢慢地生根、发芽。译者要体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抹杀这种差异。只有语言间存在差异，各种语言才会相互吸收，各自成长，得到生命的延续。由此，译者的创造性和主体性获得了充足的发挥空间，译者的地位也得到相当高的认可和很大提升。
4.3确当翻译（relevant translation）
对于翻译的标准问题，德里达提出确当翻译，即译文与原文实现最确当的对等（relevant equivalent），译文所使用的语言是最正确，最贴切的，最中肯的，最适当的，最恰到好处的，最明确的，最地道的，等等（Derrida，1999/2001：177，转引自Davis，2004：99）。交流资源被最优化，也就是语言达到最大可能的确当。实现最佳确当性意味着对原文的解读要以最少话语就能够产生适当的语篇效果。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德里达指出要遵循经济原则，需要同时实现翻译的质和量，但这两个要求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质”要求用尽量贴切的语言和最恰当的表达，最适宜的意思将原文信息转换到译文中。这样，翻译才有可能全然地、彻底地解释原文的一切意义、内涵和外延等。然而这样就违背了“量”的要求。“量”要求译文和原文实现等量对等，包括所有的转述、解释、阐述、分析等。“质”和“量”往往很难两全。如要对原文中的某一晦涩难懂的文化术语加以注释分析，以填补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该翻译实现了确当表示意义，但违背了同等数量的要求。因此，译者只能尽量在注意“质”的同时，尽量控制篇幅字数。
他和其他一些后现代理论家一样，不相信绝对准确的翻译，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相对于另一些事物的，正如上文所讨论的，任何译者都不可能穷尽原文的所指。所以，在他开来，绝对“确当的”翻译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如果尽了最大努力，相对“确当的”的翻译还是有可能的。不难看出，德里达并不反对标准，他所规定的上述翻译标准显然是一种很高的甚至是理想化的标准。按照解构理论的原则，真理是不可穷尽的，你尽可以说你已经接近了真理，但却不可说你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毫无疑问，这种真理的相对性也为译文的不断修改和更新铺平了道路，为文学名著的重译提供了理论依据（王宁，2005：46）。
5.结语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跨越语言和文化疆界，质疑了意义不变的神话，我们用解构的方式阅读文本和翻译文本，文本的意义就会打开，里面的东西不断溢出，外面的东西不断加入，意义相互交织，原文获得新生，语言也增添了活力。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冲击了传统的翻译研究，促使人们对包括解构理论在内的既定理论模式持有一种批判和质疑的态度，最终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建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在建构方面明显不足。在意识到了意义的多义性和不确定后，对原文进行解构之后，德里达并没有给出具体实际的翻译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他的解构翻译理论也是高度的抽象化，虽然让人们有了新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原文和译文，重新理解和对待翻译问题，但其理论，如“延异”，“印迹”等概念还是建立在一个相对理想化理论化的状态，他带领我们发现了翻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却又没有给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和方法。
因此，无论是什么样的翻译理论或者是别的什么学说，都很有必要以批判的态度对他们加以分析，而不应该毫无怀疑地加以接受，使自己成为传声筒。翻译理论的建设还是应该立足于我们自身的文化起点，才会出现成长的希望（蔡新乐，2001：61）。在翻译界，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的价值和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意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需要被充分消化和吸收。
参考文献：
[1]Davis，K. 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SFLEP， 2004.
[2]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Shanghai： SFLEP， 2004.
[3]蔡新乐. 从德里达的翻译思想看理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建构[J]. 中国翻译.2001（4）：61.
[4][法]雅克·德里达著，汪堂家译.论文字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刘平军. 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六个维度及其特点[J]. 法国研究. 2009（3）：2-5.
[6]王宁. 德里达与翻译理论的解构——悼念一代翻译理论宗师德里达[J]. 中国翻译.2005（1）：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