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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译者“隐身”现象的分析研究，以及传统与现代翻译观念的差异性对比，对当代的翻译定义与本质进行了阐述，分析研究了译者主体性地位的确定，这对于正确理解译者“隐身”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以及提高译者地位和作用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翻译;译者;隐身;主体性
【作者简介】程玉姝，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外国语系。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推动了80年代对设计风格进行探索的“解构主义”理论的产生，进而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翻译理论界将翻译不再视为在语言层面之间的转换，而是提出了要更多地结合读者、译者的主观认知性和他们所存在的客观环境去重新研究翻译的观点，进而推动了翻译界对译者“隐身”现象的重新审视和对其主体地位给予确定的研究。
一、 传统翻译观念下的译者“隐身”现象和原因分析
1. 译者“隐身”现象。劳伦斯·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是在基于解构主义理论下对翻译思想的全新阐释，一度成为国际翻译界的热门研究话题。在该书中，首次提出译者“隐身”的概念，其形象地比喻译者有如“隐身”，即“不可见性”，其所指的含义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加入自己的理解、主张，在失去译者个性化表现的基础上，一切要忠实于原文的原始风貌，让读者充分体验到原文的原汁原味，使读者感受不到是译文而是原文，且在文中丝毫看不到译者的痕迹。与“隐身”相对应的就是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 一书中提倡的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存异，提倡“异化”翻译策略，反对以译出语文化为主导的归化翻译策略。
2.译者“隐身”现象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现实合理性。上述韦努蒂指出的译者“隐身”现象，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现实合理性，主要是受到当时所处时代局限性的深刻影响，因而该阶段时期的翻译也有着特定的特点。
早期人类对作品的翻译，主要是对经文的翻译，译者在出于对经文的崇拜心理下，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字字对应，措辞力求与原文最大化接近，在内容上不敢擅自添加或删减内容。同时，以卑微的心态和身份去翻译，比如，在佛经翻译初期，译者就像匠人一般，不能在凝聚自己心血的作品上进行署名。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在翻译策略上也彰显了其不断进步的历史痕迹。如，历史上我国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就总结了删繁就简、添词扩意、改动调整、对比校正等实践经验。
近代人类对作品的翻译特点。1791年，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了翻译三大原则：传达原作思想、复制原作风格、显现原作的流暢。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中，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理念，傅雷的“神似”说，以及钱钟书的“化境”理念，均透露出“忠实”“客观”的原则，译者面对原文保持了绝对地服从。正如杨绛所感，“至少，这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
3.译者“隐身”的原因分析。在古代和近现代，翻译作品主流是经文和科技书籍范围。在基于“忠实”“客观”的基本准则下，译者在翻译时，均体现了地位上处于附属或“仆人”的地位，在译文中看不到译者的痕迹，同时，译者地位也处于边缘化状态。
究其原因，其一，是受到所处历史年代的局限性影响。受奴隶或封建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缺乏系统的翻译理论，翻译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译者依托的主要是实践中的相对总结，没有将翻译和其他学科诸如哲学、美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进行贯穿;其二，是受古代早期语言内容与形式的发展制约;其三，是受译者的自我定位制约，长期以来，译者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传统上一直将原著和原著作者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自我定位则处在“仆人”这个传统角色上;其四，是受当时读者需求的影响，读者通过译者和译文力求期望对原著有着原汁原味的了解，限制了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放弃个人的个性化风格、个人认识主张，从而在译文中没有显示译者任何的翻译痕迹，而是对原作的精神风貌给予了绝对化复现，进而使读者无从感知到译者的存在。
二、 传统翻译观点与现代翻译观点的差异性
随着国际社会的交流发展，新思想、新思潮的出现，以及译者翻译作品的范围已由经文、科技书籍范围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传播进入了历史发展高潮期，翻译观点及理论研究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传统的翻译观点，主要体现在仅限于在文本语言层面进行转换;译者首要忠诚对象是作者及原著，其次才是读者;译者处于“隐身”状态，译文中不存在译者的主观色彩，不表现自己的个性，没有译者介入的丝毫痕迹;译者处于边缘化地位。与此相对应的现代翻译观点认为，翻译过程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简单转换的一个过程，而是一种社会行为，其涉及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和伦理等领域;翻译是一种创作行为，译者不是被动接受原著，而是主观、能动地参与，充分融入译者的创造成分，诸如译者的价值观、审美观、人生观以及生活体验等;基于译者的知识结构不同，不同的译者对同一篇原著会产生不同的解释或认识，因而也就会产生不同的译本，从这个角度看，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因素，其在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作用，而不是“隐身”且边缘化的角色。
传统翻译观点已被当代翻译学研究证明其玻璃般、透明式的翻译是理想化的目标，是无法成为现实的。
三、 现代翻译观念下的翻译定义和译者的主体性定位
随着翻译学研究的逐步深化和与时俱进，学者们发现传统的翻译定义远远不能涵盖目前的翻译实践;也认识到，翻译作为一种非机器活动，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一直处于被忽视、被边缘化的地位。
1.翻译的定义和诠释。谢天振在《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中对翻译重新进行了定义，“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也不是一个机械的解码和编码过程，而是涉及原语和译入语两种文化，尤其是涉及译者等译入语文化语境中诸多因素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交往行为”。图里指出：“从社会文化的维度来看，翻译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屈从于不同类型、不同程度制约力的译者主体行为。” 由此看出，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原著及作者、读者、出版方、译出语和译入语文化等五个方面，同时，也强调了翻译是译者的主体行为。
2. 译者的角色定位。在现代翻译理论中，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分别扮演着读者、作者、创造者三个不同角色。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要扮演好读者的角色。对原著的观点或意图要有充分、深刻的认知，在不改变原著观点或意图的前提下，对原著观点给予客观、全面的翻译，不能主观改变原著作者的观点或意图;其次，是扮演好作者的角色，基于对原著和原著作者负责、尊重的态度，译者应充当原著作者的语言表述代言人，在原著和译作之间，既要忠实地表达原著作者的思想和风格，又要考虑读者的理解和阅读的顺畅性，也就是说，不能采取彻底的归化策略或者异化策略，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最后，译者要有自己的创造性，亦如前述中在必要时采取归化策略时，在语言结构和风格上以译出语为标准，并在文化方面保持必要的一致性。再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译者在阅读原著的同时也是一个认识和接受过程，最终通过再表达的方式完成翻译，可以说，再表达即翻译的本质也是一个创造过程。
3. 译者从“隐身”到主体性定位的转变。通过上述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描述，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明确给予了其主体性定位的确认，彻底改变了译者“隐身”状态。具体来说：
首先，在谢天振和图里的翻译定义中，很明确地将译者及其翻译行为纳入了翻译研究范围内，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
其次，译者翻译是以读者为核心的，其通过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服务于读者、忠实于读者，尽显其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以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为例，正是葛浩文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在一些细节方面根据译入语的环境和读者的接受感，以读者为核心，而不是惟原著马首是瞻，修改了部分细节，从而促成了该作品能够得以在英语世界得到广泛传播，进而很大程度上推动该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试想，如果该作品仅仅局限于华语圈，没有得到普遍传播和拥有广泛的影响，那么是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再者，译者主体性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以独立的个体形式存在的，因其与原著作者所处时代不同或者生活环境、生活体验、社会背景等方面不同或存在差异，对原著存在的社会现实与背景会有差异性的理解，导致在翻译时受习惯或认知理解的不同将自身的认识和理解带入到译文中，这是一种客观、不可避免的主体意识。因而，译者主体性及其支配下的行为是作为客观现实存在的，并且译者的这种主体性和行为会贯穿在翻译的全部过程中。对此，韦努蒂的看法是“作品的意义是多元的。一个译本只是临时固定了作品的一种意义，而且，这种意义的固定（亦即翻译）是在不同的文化假设和解释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受到特定的社会形势和不同的历史时代的制约。意义是一种多元、不定的关系，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翻译不能用数学概念那种意义对等或一对一的对应来衡量。而所谓确切翻译的规范，所谓‘忠实’和‘自由’的概念，都是由历史决定的范畴。”从韦努蒂的作品的意义是多元的这一论断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将会调用自身已有的知识结构，再结合自身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将原著作者的空缺点进行具体化和形象化描述。
综上，消除译者边缘化的“隐身”地位和树立主体性地位，需要人们改变传统的翻译观念，需要对翻译的定义和本质有正确的认识，也需要人们摒弃对翻译工作及译者的歧視和偏见。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译者的创造性并不是随意性的发挥，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翻译的研究仍需与时俱进、持续跟进。
参考文献：
[1]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金圣华，黄国彬.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M].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
[3]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5]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关键词】翻译;译者;隐身;主体性
【作者简介】程玉姝，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外国语系。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推动了80年代对设计风格进行探索的“解构主义”理论的产生，进而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翻译理论界将翻译不再视为在语言层面之间的转换，而是提出了要更多地结合读者、译者的主观认知性和他们所存在的客观环境去重新研究翻译的观点，进而推动了翻译界对译者“隐身”现象的重新审视和对其主体地位给予确定的研究。
一、 传统翻译观念下的译者“隐身”现象和原因分析
1. 译者“隐身”现象。劳伦斯·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是在基于解构主义理论下对翻译思想的全新阐释，一度成为国际翻译界的热门研究话题。在该书中，首次提出译者“隐身”的概念，其形象地比喻译者有如“隐身”，即“不可见性”，其所指的含义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加入自己的理解、主张，在失去译者个性化表现的基础上，一切要忠实于原文的原始风貌，让读者充分体验到原文的原汁原味，使读者感受不到是译文而是原文，且在文中丝毫看不到译者的痕迹。与“隐身”相对应的就是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 一书中提倡的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存异，提倡“异化”翻译策略，反对以译出语文化为主导的归化翻译策略。
2.译者“隐身”现象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现实合理性。上述韦努蒂指出的译者“隐身”现象，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现实合理性，主要是受到当时所处时代局限性的深刻影响，因而该阶段时期的翻译也有着特定的特点。
早期人类对作品的翻译，主要是对经文的翻译，译者在出于对经文的崇拜心理下，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字字对应，措辞力求与原文最大化接近，在内容上不敢擅自添加或删减内容。同时，以卑微的心态和身份去翻译，比如，在佛经翻译初期，译者就像匠人一般，不能在凝聚自己心血的作品上进行署名。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在翻译策略上也彰显了其不断进步的历史痕迹。如，历史上我国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就总结了删繁就简、添词扩意、改动调整、对比校正等实践经验。
近代人类对作品的翻译特点。1791年，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了翻译三大原则：传达原作思想、复制原作风格、显现原作的流暢。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中，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理念，傅雷的“神似”说，以及钱钟书的“化境”理念，均透露出“忠实”“客观”的原则，译者面对原文保持了绝对地服从。正如杨绛所感，“至少，这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
3.译者“隐身”的原因分析。在古代和近现代，翻译作品主流是经文和科技书籍范围。在基于“忠实”“客观”的基本准则下，译者在翻译时，均体现了地位上处于附属或“仆人”的地位，在译文中看不到译者的痕迹，同时，译者地位也处于边缘化状态。
究其原因，其一，是受到所处历史年代的局限性影响。受奴隶或封建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缺乏系统的翻译理论，翻译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译者依托的主要是实践中的相对总结，没有将翻译和其他学科诸如哲学、美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进行贯穿;其二，是受古代早期语言内容与形式的发展制约;其三，是受译者的自我定位制约，长期以来，译者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传统上一直将原著和原著作者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自我定位则处在“仆人”这个传统角色上;其四，是受当时读者需求的影响，读者通过译者和译文力求期望对原著有着原汁原味的了解，限制了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放弃个人的个性化风格、个人认识主张，从而在译文中没有显示译者任何的翻译痕迹，而是对原作的精神风貌给予了绝对化复现，进而使读者无从感知到译者的存在。
二、 传统翻译观点与现代翻译观点的差异性
随着国际社会的交流发展，新思想、新思潮的出现，以及译者翻译作品的范围已由经文、科技书籍范围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传播进入了历史发展高潮期，翻译观点及理论研究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传统的翻译观点，主要体现在仅限于在文本语言层面进行转换;译者首要忠诚对象是作者及原著，其次才是读者;译者处于“隐身”状态，译文中不存在译者的主观色彩，不表现自己的个性，没有译者介入的丝毫痕迹;译者处于边缘化地位。与此相对应的现代翻译观点认为，翻译过程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简单转换的一个过程，而是一种社会行为，其涉及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和伦理等领域;翻译是一种创作行为，译者不是被动接受原著，而是主观、能动地参与，充分融入译者的创造成分，诸如译者的价值观、审美观、人生观以及生活体验等;基于译者的知识结构不同，不同的译者对同一篇原著会产生不同的解释或认识，因而也就会产生不同的译本，从这个角度看，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因素，其在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作用，而不是“隐身”且边缘化的角色。
传统翻译观点已被当代翻译学研究证明其玻璃般、透明式的翻译是理想化的目标，是无法成为现实的。
三、 现代翻译观念下的翻译定义和译者的主体性定位
随着翻译学研究的逐步深化和与时俱进，学者们发现传统的翻译定义远远不能涵盖目前的翻译实践;也认识到，翻译作为一种非机器活动，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一直处于被忽视、被边缘化的地位。
1.翻译的定义和诠释。谢天振在《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中对翻译重新进行了定义，“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也不是一个机械的解码和编码过程，而是涉及原语和译入语两种文化，尤其是涉及译者等译入语文化语境中诸多因素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交往行为”。图里指出：“从社会文化的维度来看，翻译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屈从于不同类型、不同程度制约力的译者主体行为。” 由此看出，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原著及作者、读者、出版方、译出语和译入语文化等五个方面，同时，也强调了翻译是译者的主体行为。
2. 译者的角色定位。在现代翻译理论中，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分别扮演着读者、作者、创造者三个不同角色。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要扮演好读者的角色。对原著的观点或意图要有充分、深刻的认知，在不改变原著观点或意图的前提下，对原著观点给予客观、全面的翻译，不能主观改变原著作者的观点或意图;其次，是扮演好作者的角色，基于对原著和原著作者负责、尊重的态度，译者应充当原著作者的语言表述代言人，在原著和译作之间，既要忠实地表达原著作者的思想和风格，又要考虑读者的理解和阅读的顺畅性，也就是说，不能采取彻底的归化策略或者异化策略，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最后，译者要有自己的创造性，亦如前述中在必要时采取归化策略时，在语言结构和风格上以译出语为标准，并在文化方面保持必要的一致性。再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译者在阅读原著的同时也是一个认识和接受过程，最终通过再表达的方式完成翻译，可以说，再表达即翻译的本质也是一个创造过程。
3. 译者从“隐身”到主体性定位的转变。通过上述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描述，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明确给予了其主体性定位的确认，彻底改变了译者“隐身”状态。具体来说：
首先，在谢天振和图里的翻译定义中，很明确地将译者及其翻译行为纳入了翻译研究范围内，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
其次，译者翻译是以读者为核心的，其通过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服务于读者、忠实于读者，尽显其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以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为例，正是葛浩文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在一些细节方面根据译入语的环境和读者的接受感，以读者为核心，而不是惟原著马首是瞻，修改了部分细节，从而促成了该作品能够得以在英语世界得到广泛传播，进而很大程度上推动该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试想，如果该作品仅仅局限于华语圈，没有得到普遍传播和拥有广泛的影响，那么是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再者，译者主体性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以独立的个体形式存在的，因其与原著作者所处时代不同或者生活环境、生活体验、社会背景等方面不同或存在差异，对原著存在的社会现实与背景会有差异性的理解，导致在翻译时受习惯或认知理解的不同将自身的认识和理解带入到译文中，这是一种客观、不可避免的主体意识。因而，译者主体性及其支配下的行为是作为客观现实存在的，并且译者的这种主体性和行为会贯穿在翻译的全部过程中。对此，韦努蒂的看法是“作品的意义是多元的。一个译本只是临时固定了作品的一种意义，而且，这种意义的固定（亦即翻译）是在不同的文化假设和解释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受到特定的社会形势和不同的历史时代的制约。意义是一种多元、不定的关系，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翻译不能用数学概念那种意义对等或一对一的对应来衡量。而所谓确切翻译的规范，所谓‘忠实’和‘自由’的概念，都是由历史决定的范畴。”从韦努蒂的作品的意义是多元的这一论断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将会调用自身已有的知识结构，再结合自身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将原著作者的空缺点进行具体化和形象化描述。
综上，消除译者边缘化的“隐身”地位和树立主体性地位，需要人们改变传统的翻译观念，需要对翻译的定义和本质有正确的认识，也需要人们摒弃对翻译工作及译者的歧視和偏见。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译者的创造性并不是随意性的发挥，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翻译的研究仍需与时俱进、持续跟进。
参考文献：
[1]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金圣华，黄国彬.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M].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
[3]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5]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