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又一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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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藏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已硕果累累。本文所评述的王华著《西藏热巴音乐文化研究》①,是近年来藏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之一。它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深入、系统地对西藏热巴艺术活动进行的专题性研究。综观该著有如下特点:
  一、运用历史文献学与口述文本,对热巴的历史源流与形成问题给予深度梳理与考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逐步深入,有的学者主张要用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理念开展研究,即“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尤其强调注重文献与田野考察的互通研究。也就是说,在民族音乐学个案研究中,要注重当下与历史的“接通”。如项阳认为,民族音乐学研究应该接通历史,应该在历史人类学理念指导下进行田野调查、回到历史现场,从区域社会中把握历史脉络的实践展开辨析研讨。②在本书“热巴的历史源流”研究中,作者针对“热巴与寺庙、米拉日巴的关系”问题,结合历史文献学与口述文本(如在考察桑耶寺与热巴的关系问题上,作者借助于民间传说的口述文本进行相关的考据,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由于文献的不足给研究带来的障碍),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考察与梳理,得出“热巴歌舞中的主要元素链体(或称雏形)早已在吐蕃时期出现”(第31—32页)的结论。由此看出,在热巴艺术的历史构成问题上,作者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与口述文本,给予了历时性的观照与审视,并在热巴艺术源流的研究中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我们知道,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对于缺少历史文献的研究对象,只有借助于对当下健在的民间艺人的采访,运用其口述文本获取一些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线索资料。这种方法尤其是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则更具有可操作性。由于传统音乐传承特点以及其他历史原因,致使其历史文献保存得很少,因此,运用口述文本挖掘研究对象背后隐藏的历史文献至关重要。所以,该著中运用对口述文本的挖掘,对热巴的历史源流与形成问题给承深度梳理与考究的研究方法,对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对热巴的音声特征给予了创新性的
  音乐学分析
  民族音乐学研究常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带有明显的“远音乐”、“近文化”的研究,或称纯人类学性质的音乐文化研究。也就是说,在学科的研究中,学者们过分关注文化的描述与阐释,对音乐本体的分析却视而不见,以至于远离了音乐学科的研究主旨。然而,此书作者耗费大量笔墨,运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音乐分析方法,对热巴音乐的节奏特质(如对热巴的鼓铃舞音乐以及弦子歌舞音乐的节奏对位关系问题的探讨)给予了细致、缜密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其音乐分析部分是全书的“华彩乐章”。尤其是在热巴的节奏分析方面有着独特的理论创新。作者借鉴西方艺术音乐中的复调“对位”概念,对热巴中的鼓铃舞与弦子歌舞的节奏特质进行了纵横两维的分析与描述。作者认为,在铃鼓舞部分,多数情况下,男性以身体技能舞为主,女性以鼓舞为主,男性舞的节奏与女性鼓的节奏形成“对位”关系。在弦子歌舞部分,男以]奏器乐为主、舞蹈和歌唱为辅,女艺人则以舞蹈和歌唱为主,进而得出结论:“在热巴歌舞中,男女分工不同对节奏的“对位”关系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第110页)可以看出,作者在音乐分析方面并未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而是在观察到与“对位”相似的现象后,根据热巴歌舞本身的特点,注意并剖析其纵向结构关系。这确是课题研究的创新之处。周青青教授在给本书的“序”中认为:“将热巴歌舞艺术中的鼓点、吟诵吟唱、弦子、歌唱、踏节分别做横向与纵向的分析,视角关注到节奏诸元素的内在关系,鼓点节奏的动力与韵律,松紧、快慢与情绪变化,从中探求热巴艺术节奏组合的规律和特点,这样的分析角度和分析深度,是长期观察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序二”第4页)总之,该著的整个音乐本体分析部分,不是照搬西方音乐形态学的分析理论,而是建立在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分析基础上的技术理论创新,尤其是对热巴鼓铃舞与弦子歌舞节奏特性的分析,做到了精细、深入和独到。笔者认为,该著的音乐分析方法,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有关节奏特质的分析模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
  三、对藏族传统音乐的一次拓荒性的研究
  有关藏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专题研究,成果斐然。如博士论文有觉噶《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研究》③、嘉雍群培《藏传佛教密宗“死亡修行”仪式音乐研究》④、格桑曲杰《西藏藏传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⑤,在专著方面有多杰仁宗等撰写的《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⑥,上述研究多数集中于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的研究。目前对于热巴音乐歌舞的研究关注不够,虽有部分成果,但多是一些分散的、零星的概述性小文,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考察研究。王华的这部专著正是弥补了上述研究的缺憾,是对西藏昌都地区热巴艺术活动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性的民族音乐学专题研究。作者以敏锐的研究视角选取西藏昌都地区的热巴艺术为个案,将其置于西藏传统音乐发展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审视与考察,对热巴的“历史源流”、“音声形态的特质”、“热巴文化系统宗教模式分析”等相关问题给予了深入探讨与考究。特别是作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与分析,对热巴源流问题的大胆推论,实属一个理论创新。所以,该著对热巴音乐文化的考察研究,在藏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整体性研究中具有拓荒的学术内涵。正如田联韬教授认为:“这项研究工
  作,具有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填补民族艺术研究空白领域的
  重要意义。”(“序一”第4—5页)
  四、该著是作者五年来潜心磨砺的结果
  民族音乐学研究,田野考察是工作的第一步。只有真正深入到田野中,才能获取更加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才能为后期的资料分析与文本写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作者曾三次进藏,分别到昌都、那曲等地区的十多个县进行田野调查,获取了很多有关热巴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藏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给田野工作带来很多的困难,考察者的身心状况面临极大考验。其次,由于表]热巴的流浪艺人居无定所,致使其分布较为分散,这也为考察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再次,作为一位汉族学者,在考察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从前期田野考察到后期的案头分析,作者历经五年的艰辛磨砺,在导师田联韬先生的精心指导下,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这篇博士论文。该文于中央音乐学院2008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中获专
  家委员的全票通过,并获得“第一档”的好成绩。
  结 语
  笔者认为,该著研究思路清晰、框架富有条理化,且行文风格简洁、流畅。在文献资料的梳理、音乐本体分析以及文化阐释方面,可以看出作者着实下了一番功夫。然而,褒奖之余,该著的有些问题也值得商榷。如对热巴个案活动过程的描述缺乏精细的音乐民族志“深描”过程,没有针对其研究个案的在场表]文本给予精细的、全息性的描述。因为,只有通过对热巴艺术活动的当下表]文本给予详细的“深描”,才能使读者感受到热巴艺人建构其音乐舞蹈文本之过程。同时可以使读者感受到热巴艺人在当下社会语境中台前幕后的一些真实的生活状况。克利福德·格尔兹认为,通过“深描”,可以将任何一种人类行为和文化现象的本义尽可能地还原,进而揭示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和“文化语法”。⑦然而,瑕不掩瑜,该著仍不愧为一篇学术含量较高的,对藏族传统音乐文化进行专
  题性研究的学术力作。
  ①王华《西藏热巴音乐文化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②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音乐艺术》2011年第1期,第9页。
  ③觉噶《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④嘉雍群培《藏传佛教密宗“死亡修行”仪式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格桑曲杰《西藏藏传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多杰仁宗等《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⑦[美]卢克·拉斯特《人类学的邀请》,王媛、徐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文海良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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