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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在河北省香河县工作。县城不大，喜欢文学创作的人不少。每次活动总有这样一位重残者参加：上身蜷屈，佝偻成个球，头几近挨地，显得两腿格外修长。先是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不足0．1，后来也完全丧失了视力。他是省民研会会员，临时寄居于一间教育部门为他特建的矮屋。他孑然一人，家徒四壁。夏天，爬山虎与野青藤爬满一墙又一窗，大有吞没之势。冬天，他这孤零兀立的小屋，倔强地承受着风雪的肆虐。
他叫陈金城，原是一名民办教师。19岁时厄运降临，患了中枢性风湿关节炎，他弓着腰扶着墙，又干了十年。28岁时噙着泪水离开了心爱的讲台。他瘦成了一把骨头，顽强的精神支柱支撑着他开始在文字之路上踽踽独行。
他经常吃不到菜，蒸了米饭，倒点酱油，就瓣蒜下肚。有时我随手给他带点青菜来，给他把埋在地下半截的水缸担满水。我白天去时，他或趴在小桌上写作，或倚在墙上收听曲艺段子。阳光透过斑驳的树木花草，照着他佝偻枯萎的身体和苍白的脸孔。过年时节，我有时带点酒菜陪他，以减少他于鞭炮声中的孤独。
这样的人需要照顾。我常常为帮助他做一点事而高兴，又常常为不能有更多的时间为他做更多的事情而内疚。
天命之年，返回故里。随后的几年间，我们书信、电话往来互通音讯。看他双目失明后摸着格子写的信，依旧不减当年的清新、隽永，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情透纸背，力透纸背。
这几年来，老陈有了变化。廊坊有个好心小伙心甘情愿伺候他。那小伙后来娶妻生了后代。一家三口过得挺美满。只是没有住房，租了五次房，搬了六次家。甭管多么困难，与陈老师相依为命。县里的父母官感动了，亲自出面为他们解决了房基地问题。又组织赞助，盖起了新房。这一家上了电视，登了大报。我在异地，真为陈老师的变化而高兴。听说近来他又有两部书稿付梓，我从心里祝贺他!
在故里，时时在街头见到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残疾青年。那驼着的背简直就像一座山峰，同样显得两腿修长。只是三十出头的模样。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一见到这位青年，我蓦地想起了我的香河老友。
“小伙子，你好!”
“您修车么?”
“不，我们聊聊天”。
那青年腼腆地笑了，给我扔过一个高腿马扎。
我说：“我为你的勤劳、俭朴感动。”
他说：“老师傅，谢谢您的夸奖，我们这营生，不跟要饭的差不多么?”
“不能这样说。你通过自己的雙手方便了群众，按劳取酬，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给他讲了香河老陈的故事。他惊异地瞪亮了眼睛，使劲挺了挺再也直不起来的腰脊。
我说：“你平时看书么?”
“不看。只想赚钱。”
“应该看点书。不图将来像陈老师那样写书，只求精神充实。再弄个半导体，没事放放。喜欢流行歌曲么?”
“喜欢。什么‘纤绳荡悠悠’啦，‘妹妹找哥泪花流’啦，都喜欢。家里电视机、录音机都有。不过，有时回家死狗一样，抽不出时间来!”
每次路过，他只要看到我，打老远站起来，似举手似敬礼地喊：“老师，老师，您快呆会儿来。”
我见他活儿不太紧时，便坐在给我拿过的高马扎上。
有时，风雨骤来，或收摊将晚，我见他忙得团团转，就帮他收拾，帮他推车拉车。
我时常跟他说：“你还年轻，要树立自己的尊严。头发要常洗，衣服要常换，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那多带劲!”
“您看这活儿，净是油泥，守马路边儿，暴土扬场，干净不了。谁瞧得起呀?
“咱自己首先得瞧得起自己。一是外观得尽量干干净净，二是不欺骗顾客。叫别人信任咱们，尊重咱们。”
他凑过身来，跟我小声说：“前两天，有个骑摩托的小伙子，走到我这儿，正好出了故障，我给他好歹对付上了。嘻，弄了两张票。”
我跟他声明：“我跟你好，不是为的修车方便。我找你修车，只能多要，不能少要，否则不让你修。”
“您到底有文化。我只盼您抽闲空到我这坐坐就行了。说实话，您瞧得起我，我爱听您说话。”他的脸上显出狡黠而质朴的笑容。
县残联有位盲人，五十出头，头发如墨，脸孔白皙端庄，看上去颇有风度。他可以拿只笛子或敲一只铴锣，走街串巷去赚钱，但是人家不走那条路。
见到他，我又时时想起陈老师。
经常看到他在街上这么昂然而从容地走。赶上傍晚，我买菜回来，总碰上他从残垣破壁的“残联”门口出来。他走路快捷，很轻松，如履平地。哪儿拐，哪儿沟沟坎坎，都胸有成竹。这一天又见他，便停下车子说：“张先生，上车吧。”
他对这一路了如指掌。随便问，都说得不差分毫。还老嘱咐我：“快到政协拐弯口了，这地方路窄车多，您靠边儿骑。”到了宾馆门口，没等我停车，便落地无声地自己跳下了车，如体操运动员那样钉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过来跟我握手，连说“谢谢，老师”。我说：“有句话相赠，这只枯萎了的竹竿，是所有盲人探索的眼睛……”
张先生怔怔地伫立我面前，夕阳映照他深陷的眼窝。他把手缓缓地伸过来：“我们残疾人需要多方面的理解与关心，您的话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我紧握他的手，说：“我们永远是朋友!”
我总爱傍晚买菜，买菜时又总要绕着弯路过“残联”，又常常碰到我的朋友张先生。我们走一路，说一路，心贴得很近，话说得很亲。我发现他的内心很深邃，很澄澈，很美好，就像陈老师那样……
责编：陈林
他叫陈金城，原是一名民办教师。19岁时厄运降临，患了中枢性风湿关节炎，他弓着腰扶着墙，又干了十年。28岁时噙着泪水离开了心爱的讲台。他瘦成了一把骨头，顽强的精神支柱支撑着他开始在文字之路上踽踽独行。
他经常吃不到菜，蒸了米饭，倒点酱油，就瓣蒜下肚。有时我随手给他带点青菜来，给他把埋在地下半截的水缸担满水。我白天去时，他或趴在小桌上写作，或倚在墙上收听曲艺段子。阳光透过斑驳的树木花草，照着他佝偻枯萎的身体和苍白的脸孔。过年时节，我有时带点酒菜陪他，以减少他于鞭炮声中的孤独。
这样的人需要照顾。我常常为帮助他做一点事而高兴，又常常为不能有更多的时间为他做更多的事情而内疚。
天命之年，返回故里。随后的几年间，我们书信、电话往来互通音讯。看他双目失明后摸着格子写的信，依旧不减当年的清新、隽永，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情透纸背，力透纸背。
这几年来，老陈有了变化。廊坊有个好心小伙心甘情愿伺候他。那小伙后来娶妻生了后代。一家三口过得挺美满。只是没有住房，租了五次房，搬了六次家。甭管多么困难，与陈老师相依为命。县里的父母官感动了，亲自出面为他们解决了房基地问题。又组织赞助，盖起了新房。这一家上了电视，登了大报。我在异地，真为陈老师的变化而高兴。听说近来他又有两部书稿付梓，我从心里祝贺他!
在故里，时时在街头见到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残疾青年。那驼着的背简直就像一座山峰，同样显得两腿修长。只是三十出头的模样。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一见到这位青年，我蓦地想起了我的香河老友。
“小伙子，你好!”
“您修车么?”
“不，我们聊聊天”。
那青年腼腆地笑了，给我扔过一个高腿马扎。
我说：“我为你的勤劳、俭朴感动。”
他说：“老师傅，谢谢您的夸奖，我们这营生，不跟要饭的差不多么?”
“不能这样说。你通过自己的雙手方便了群众，按劳取酬，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给他讲了香河老陈的故事。他惊异地瞪亮了眼睛，使劲挺了挺再也直不起来的腰脊。
我说：“你平时看书么?”
“不看。只想赚钱。”
“应该看点书。不图将来像陈老师那样写书，只求精神充实。再弄个半导体，没事放放。喜欢流行歌曲么?”
“喜欢。什么‘纤绳荡悠悠’啦，‘妹妹找哥泪花流’啦，都喜欢。家里电视机、录音机都有。不过，有时回家死狗一样，抽不出时间来!”
每次路过，他只要看到我，打老远站起来，似举手似敬礼地喊：“老师，老师，您快呆会儿来。”
我见他活儿不太紧时，便坐在给我拿过的高马扎上。
有时，风雨骤来，或收摊将晚，我见他忙得团团转，就帮他收拾，帮他推车拉车。
我时常跟他说：“你还年轻，要树立自己的尊严。头发要常洗，衣服要常换，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那多带劲!”
“您看这活儿，净是油泥，守马路边儿，暴土扬场，干净不了。谁瞧得起呀?
“咱自己首先得瞧得起自己。一是外观得尽量干干净净，二是不欺骗顾客。叫别人信任咱们，尊重咱们。”
他凑过身来，跟我小声说：“前两天，有个骑摩托的小伙子，走到我这儿，正好出了故障，我给他好歹对付上了。嘻，弄了两张票。”
我跟他声明：“我跟你好，不是为的修车方便。我找你修车，只能多要，不能少要，否则不让你修。”
“您到底有文化。我只盼您抽闲空到我这坐坐就行了。说实话，您瞧得起我，我爱听您说话。”他的脸上显出狡黠而质朴的笑容。
县残联有位盲人，五十出头，头发如墨，脸孔白皙端庄，看上去颇有风度。他可以拿只笛子或敲一只铴锣，走街串巷去赚钱，但是人家不走那条路。
见到他，我又时时想起陈老师。
经常看到他在街上这么昂然而从容地走。赶上傍晚，我买菜回来，总碰上他从残垣破壁的“残联”门口出来。他走路快捷，很轻松，如履平地。哪儿拐，哪儿沟沟坎坎，都胸有成竹。这一天又见他，便停下车子说：“张先生，上车吧。”
他对这一路了如指掌。随便问，都说得不差分毫。还老嘱咐我：“快到政协拐弯口了，这地方路窄车多，您靠边儿骑。”到了宾馆门口，没等我停车，便落地无声地自己跳下了车，如体操运动员那样钉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过来跟我握手，连说“谢谢，老师”。我说：“有句话相赠，这只枯萎了的竹竿，是所有盲人探索的眼睛……”
张先生怔怔地伫立我面前，夕阳映照他深陷的眼窝。他把手缓缓地伸过来：“我们残疾人需要多方面的理解与关心，您的话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我紧握他的手，说：“我们永远是朋友!”
我总爱傍晚买菜，买菜时又总要绕着弯路过“残联”，又常常碰到我的朋友张先生。我们走一路，说一路，心贴得很近，话说得很亲。我发现他的内心很深邃，很澄澈，很美好，就像陈老师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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