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魏征死后，唐朝太宗皇帝的感慨之悟，早已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唐皇李世民的镜子理论帮助他辅佐李渊灭隋建唐，继而开创贞观之治的宏图伟业。而当这一切成为历史，李氏父子亦成为照耀后世的一面镜子。不过，对历史这面镜子的观照，并不像端坐在铜镜前整理仪容那样简单，因为历史的确有可能像一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被人涂抹修饰一番。
　　读《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起居注》），我们至少可以别具一眼，得窥李氏父子之一面，特别是与后世所修新、旧《唐书》中不同的一面。
　　首先，关于起兵反隋。《新唐书·高祖本纪》：
　　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耶？”
　　这一条材料，给我们展现了李渊与次子李世民截然不同的形象。李世民深谋远虑，甚至未卜先知，“知隋必亡”，暗地里展开了一系列的造反准备工作，“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为说服父亲又策划断其后路，将之“逼上梁山”。反观李渊，在起兵这件事上，不惟被动，毫无头脑，步步为李世民牵引，自己的心腹（裴寂）与儿子已经暗地准备造反，自己也毫无所知。当阴谋变为阳谋，李世民“入白其事”，他竟愚蠢到要“执世民送官”，难道他认为大隋的法律对他这位唐国公、造反头目的父亲会网开一面么？幸亏史官写这一笔的时候，在“不许”前嵌入一“阳”字，稍稍为我们的高祖皇帝挽回了些许面子。
　　《资治通鉴》记述李氏父子起兵这件事与两《唐书》大致不差，主谋是李世民，李渊只是在最后时刻感慨一声“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从之耳”。而《起居注》所记起兵一事与两唐书、《资治通鉴》颇有出入。《起居注》卷一：
　　炀帝后十三年，敕帝为太原留守……帝遂私窃喜甚，而谓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后突厥……数侵马邑……（马邑郡守王）仁恭等违帝指踪，遂为突厥所败……隋主……遣司直驰驿，系帝而斩仁恭。……时皇太子在河东，独有秦王侍侧耳。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在《起居注》的记载中，李渊才是起兵事件的主谋和总指挥官，建成和世民只是配角。李渊起兵不惟是时局大势之趋，亦带有时事偶然的性质。倘若没有兵败突厥，隋炀帝没有加罪于李渊与王仁恭，李渊即使早有反意，也可能需要一个更为恰当的时机。因此，从情理上揆度，《起居注》所记起兵事宜更近当然，而后世所修史书皆有拔高美化李世民之嫌疑。
　　其次，关于李渊的才干。
　　李渊之文韬武略，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皆轻描淡写，不甚措意。很多时候，只是将李渊作为秦王李世民的陪衬而已。如义兵起后，入关之后，夺取霍邑是关键一战。《旧唐书·高祖本纪》：
　　隋武（虎）牙郎将宋老生屯霍邑以拒义师。会霖雨积匀，馈运不给，高祖命旋师，太宗切谏乃止。
　　《太宗本纪》：
　　高祖与裴寂议，且还太原，以图后举。太宗曰：“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将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此为贼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纳，促令引发。太宗遂号泣于外，声闻帐中，高祖召问其故，对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
　　《资治通鉴》的记述更为细致，但着意突出世民而贬低李渊则毫无二致。《旧唐书》只不过说“高祖乃悟而止”，《资治通鉴》则称引李渊之语云“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李渊完全成了傀儡。但是我们翻开《起居注》，情形完全不一样了。《起居注》卷二：
　　壬戌，霖雨甚，顿营于贾胡堡……西京留宋代王遣骁将兽（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拒守，又遣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将辽东兵及骁果等数万人据河江，与老生相影响……帝闻而笑曰：“亿兆离心，此何为也？老生乳臭，未知师老之谋，屈突胆薄，尝无曲突之虑，自防轻敌，二子有之，阃外相时，俱非其事……我若缓以持之，彼必以吾为怯，出其不意，不过一两月间，并当擒之，吾无忧也。”于时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帝乃命府佐沈叔安、崔善为等间遣羸兵往太原，更运一月粮，以待开霁。
　　从《起居注》的这则材料可以看出，李渊对霍邑之战在战略上的认识是清醒的，对敌将也颇有了解。只是此时天公不甚作美，“秋霖未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役的进程而已，而接下来的事件则更显示出李渊作为军事统帅的才能。《起居注》卷二：
　　刘文静之使蕃也，来迟，而突厥兵马未至，时有流言者云：“突厥欲与武周南入，乘虚掩袭太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谓之曰：“……诸公意谓何？”议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遥，李密谲诳，奸谋难测。突厥，见利则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会，义兵家属在焉。愚夫所虑，伏听教旨”。帝顾谓大郎、二郎等曰：“尔辈如何？”对曰：“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必未同谋……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李密恋于仓米，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帝喜曰：“尔谋得之，吾其决矣。”
　　刘文静使蕃，是奉李渊之命向突厥示好称臣，以取得突厥的军事援助。当突厥的兵马迟迟未见时，流言四起，说突厥与刘武周要联合南下攻袭太原。恰又逢秋雨连绵，不利进攻，李渊于是召开军事会议，集思广益，最后采纳了李世民等人的建议，暂且搁置太原之忧，先取霍邑，最后取得了成功。《起居注》虽然也写到了此次战役中，李世民等人建议的重要，但毕竟拿定主意的是总指挥李渊。 　　进攻霍邑之前，李渊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遣使与突厥通好，向瓦岗军首领李密示弱，并派人去管理嵇胡、离石、龙泉、文成等与霍邑相邻之郡，又亲自前往还不太顺从的西河郡，《起居注》记其“引见庶民等，礼敬耆老，哀抚茕独，赈贷穷困，擢任贤能，平章狱讼”。可以说，李渊为夺取霍邑，做好了战略战术上的一切准备，不大可能轻易放弃。
　　最后，关于李建成。
　　在两《唐书》及《资治通鉴》中，李建成不仅于灭隋建唐毫无建树，反而是一个昏庸之才、凶虐之徒。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引《高祖实录》曰：“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常与博徒游……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迩。今上以为耻，尝流涕谏之，建成惭而成憾。”引《太宗实录》曰：“隐太子始则流宕河曲，逸游是好，素无才略，不预经纶，于后虽统左军，非众所附。既升储两，坐构猜嫌。太宗虽备礼竭诚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旧唐书》史臣说：“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建成在后世史书中的形象看来的确不大好，直至现代，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还称建成为“纨绔无赖子”和“凶险之徒”。
　　由于《起居注》所记的下限是李渊称帝，因此不涉及争夺储位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能比较考察《起居注》中所记建成在建唐过程中的作用与后世史书的不同。
　　前文论及起兵反隋主谋的时候提到，两唐书与《资治通鉴》皆认为李世民是主谋，而根据《起居注》则是李渊无疑。而且在李渊的心目中，大郎、二郎的分量同样重要。李渊虽早有反心，但迟迟未动，曾是缘于“尔兄弟未集耳”，而到了六月己卯，建成、元吉回到太原，李渊不仅“欢甚”，而且立即兴兵举事。可见，李渊起兵造反，非但主谋不是李世民，李渊所倚重的力量也并非仅是世民一边。
　　在《起居注》中，大郎、二郎总是并肩作战，不分彼此。如霍邑之战的具体经过，《起居注》卷二：
　　是日未时，帝将麾下左右轻骑数百，先到霍邑城东，去五六里，以待步兵至。方欲下营，且遣大郎、二郎各将数十骑逼共城，行视战地。帝分所将人为十数队，巡其城东南而向西南，往往指麾，似若安营而攻城者。仍遣殷开山仇追马步等后军。老生在城上，遥见后军欲来，真谓逼其城置营。乃从南门、东门两道引兵而出，众将三万许人。帝虑其背城不肯远斗，乃部勒所将骑兵马左右军，大郎领左军，拟屯其东门，二郎将右军，拟断其南门之路。仍命小缩，伪若避之。既而老生见帝兵却，谓之畏己，果引兵更前，去城里余而阵。殷开山等所追步兵，前军统列方阵，以当老生，中军、后军相续而至。未及战，帝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驰而向门。义兵齐呼而前，红尘暗合，鼓未及动，锋刃已交，响若山崩，城楼皆振。帝乃传言已斩宋老生，所部众闻而大乱，舍仗而走，争奔所出之门，门已大郎、二郎先所屯守，悬门不发。老生取入不得，城上人下绳引之，老生攀绳欲上，去地丈余，军头卢君谔所部人等，跳跃及而斩之，传首诣帝……遂平霍邑。
　　《旧唐书·太宗本纪》的记载与《起居注》差异颇大，其曰：
　　太宗恐老生不出战，乃将数骑先诣其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者，以激怒之。老生果怒，开门出兵，背城而阵。高祖与建成合阵于城东，太宗及柴绍阵于城南。老生麾兵急进，先薄高祖，而建成坠马，老生乘之，高祖与建成军咸却。太宗自南原率二骑驰下峻坂，冲断其军，引兵奋击。贼众大败，各舍仗而走，悬门发，老生引绳欲上，遂斩之，平霍邑。
　　据此条材料，攻取霍邑的总指挥似乎由李渊变成了李世民，李渊与建成在此役中毫无贡献，被敌军打得“咸却”，建成在战斗中还狼狈“坠马”，幸得太宗相救才免得一难。
　　《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作者温大雅，记录的是自隋朝末年李渊起兵至攻占长安，正式建唐称帝为止共三百五十七天的历史。由于此书写作时间较早，世民、建民的帝位之争尚未萌蘖，因此，书中涉及二人的记述应该相对公正和可靠一些。而后世所修史书的材料来源大都在贞观之后问世，不能不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太宗对于史臣之影响，见于《唐会要》卷六十三：
　　（贞观）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君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太宗谓房玄龄曰：“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遂删略国史。表上，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过隐。宜即改削，直书其事。”至七月八日，又谓遂良曰：“尔知起居，记何事善恶。朕今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书吾恶。一则远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鹰犬平生所好，今亦罢之。虽有顺时冬狩，不踰旬而返。亦不曾绝域访奇异，远方求珍馐。比日已来，馔无兼味。自非膏雨有年，师行克捷，未尝与公等举杯酒，奏管弦。朕虽每日兢惧，终藉公等匡翊，各宜勉之。”
　　李世民对于玄武门之变杀建成而夺帝位之事颇有心虚，所以他十分关心史臣的记录。后世再修史书，往往以这些经过太宗授意修改撰著的实录、国史为依据，所以，出现了与武德年间成书的《起居注》的显著差异。尽管《起居注》也未必尽是客观之言，其对李渊的美化我们也能从情理上猜得几分，但毕竟少了许多对李世民的拔高和对李建成的贬损。所以，我们读初唐史，了解李渊父子，《大唐创业起居注》是一面不能缺少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