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正当中国人民饱受日军铁蹄蹂躏的时候,印度医生柯棣华随印度援华医疗队,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他救治八路军伤病员和当地患病群众,培养医疗骨干,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受到边区军民的爱戴。他还刻苦学习中文,不仅能用流利的汉语和伤员沟通,还能用汉语为卫校学员讲课,甚至用中文编写了几十万字的《外科总论》,作为卫生学校教材。
　　柯棣华在印度时除本民族语言马拉提语和印度语之外,还精通英语,并掌握了德语。他深知,要到中国援助抗日战争,必须要懂得中国的语言,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服务中国。
　　1938年9月1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启程前往中国。在来华的客轮上,柯棣华就开始去学习和了解中国的情况。一有时间,他就阅读同行的爱德华大夫从西班牙前线带回来的《西行漫记》。红军、长征、革命根据地深深吸引着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光辉的名字铭记在他的心头。在客轮上,医疗队员们认识了两位从海外回国的中国人。一位姓王,是桥梁工程师,另一位是冀博士。好学的柯棣华便天天缠住他们,向他们学习汉语,询问中国的各种情况。他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放在衣兜里,学中文时先写汉字,再写上印文注释,并写上词组和例句。援华医疗队成员之一的巴苏华在日记中就记载了柯棣华学中文的情景:“……他拿着笔记本和铅笔不给王先生一点休息的时间,让他教汉语!”柯棣华除了向中国朋友学习汉语,还学唱中国歌曲。甲板上,船舱里,人们常常听到他和中国朋友们一起,在海浪的伴奏下,放声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客轮上度过的17天里,柯棣华顾不得欣赏沿途的风光美景,每天拿着小本子和铅笔认真学习者。
　　当轮船到达广州的时候,柯棣华自编的印汉单词对照已经写了厚厚的一小本,他已能勉强说一些简单的汉语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广州的第二天,柯棣华、巴苏华、木克华一起到饭店吃饭。他们想吃烧鸡,但不知怎样和女服务员说。柯棣华翻阅了他的笔记本也不管用。木克华只好在纸上想把要吃的烧鸡画出来,偏偏画得不像,结果端上餐桌的竟然是炸田鸡!这件事使柯棣华更加坚定了学好中文的决心。
　　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后,在广州、武汉、重庆等国民党统治区稍作停留,即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挠和刁难,启程前往延安。1939年2月,医疗队到达了延安。在延安,他们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这更激发了柯棣华刻苦学中文,为中国抗日根据地军民服务的热情。他抓住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参观卫校时,向卫校的教员学习;访问抗大时,向抗大学员学习;走村串巷时,向当地的老乡学习;甚至还向自己的小勤务员学习……
　　1939年12月,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3位大夫来到晋东南抗日前线。在八路军总司令部,早年曾留德的朱德总司令热情地欢迎远道而来的异国友人。在和朱德接触的过程中,柯棣华发现朱德的口袋里经常装着一本汉德袖珍字典,在同德国大夫米勒谈话的时候,时常拿出来翻看。原来,朱德是想借助这本字典的帮助,找出他忘掉的德文词汇。
　　一次,朱德和3位印度医生谈起了学习外国语言的话题。“你们打算学习中文吗?”朱德问道。“太难了!”3位医生几乎同时回答。于是,朱德谈起当初他在德国学习德语时,也遇到过很大的困难。一位德国女教师鼓励他说,学德文并不难,关键就是看有没有决心和毅力。后来,他就不停地读、背,有时候彻夜不眠。朱德鼓励他们:“在中国工作,还是要努力学学中国语言才好,否则,光靠翻译,就像一个人离不开拐棍一样。”柯棣华信心百倍地表示:“我要下决心丢掉拐棍。”
　　对学习中文,柯棣华有着卓越的才能和坚强的毅力。刚到卫生学校时,他虽然可以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意思,但还不熟练,也不利索。有一次,他给同学们讲完了话,说了声:“同学们,我没讲完话。”大家便聚精会神地等他讲下去。他又重复了一遍,大家还是一动不动。他很纳闷,打了个散会的手势,同学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意思是“我的话讲完了”。然而,不到半年时间,柯棣华讲起汉语来就顺畅多了,甚至还能比较流畅地说一些复杂的、具有深刻含义的语句了。
　　柯棣华学中文不仅刻苦、有毅力,而且还有一套好的学习方法。那就是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学,向群众和同事学,结合实际学。他谦虚认真,不耻下问。平时碰到什么就问什么、学什么。在手术室就问医疗器械的中文名称;喝茶时,就认识了“茶碗”二字;过年时,见老百姓门上的春联,他就仔细琢磨。他学汉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活学活用,学了什么马上想办法把它用上。例如,他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时碰到“马马虎虎”、“粗枝大叶”等词以后,在医务室和护士谈话时就用上了,叮嘱护士平时工作时不要“马马虎虎”、“粗枝大叶”。
　　为了提高口语能力,柯棣华还认真学说一些绕口令。有一次,他一遍遍说着:“中国红枣外红里白,印度红枣里白外红。”乍一听,好像中国红枣和印度红枣有区别,仔细一想不是一样吗?大家听了都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后来才明白这是他在锻炼口语能力。
　　1941年1月,柯棣华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以后,对学习抓得更紧了。平时,他总是比别人早到医院。当护士们做手术准备工作的间隙,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放在膝盖上学习。在他的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记录着中、英、印文对照的术语和单词。即使在紧张艰苦的反“扫荡”期间,柯棣华也把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和厚厚的字典带在背包中。在晋察冀白求恩卫生学校举行的军医班一、二、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柯棣华用中文为军医班第三期毕业学员雪影题词“抗战必胜”。
　　柯棣华刻苦学习中文,不仅使他在中国能够独立工作、生活,直接阅读中文的政治、医务书籍,而且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百团大战期间,他带领医疗队在前线救治伤员,为800多名伤员进行治疗,并为其中558名伤员做了手术。因为他能说汉语,不用通过翻译询问病情,为抢救伤员节约了大量的时间。他用汉语给卫生学校学生讲课,大大节约了授课时间。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中文,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边区抗日军民,更好地支援中国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