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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110年办学历史的河南大学，设置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已经100年了。在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设置100年之际，魏清源教授受文学院委托，爬梳众多资料，历经千辛万苦，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编辑写作了《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史》（以下简称《学科史》，作者注）一书，为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设置100年献上一份厚礼。《学科史》完成后，清源师命我为书作序。我初甚惶恐，以为有翔实可读的《学科史》在，序文反成画蛇添足、佛头着粪之举。但转而思忖：我自恢复高考制度后到河南大学求学，迄今已经40余年。40余年间，读书于斯，教书于斯，个体生命中的春夏秋冬在此迁延，个人情感中的喜怒哀乐在此维系。青春中的最好年华得与文学院共度，学术上的些许收获得与文学院分享。河南大学的中文学科100年，我与其共同走过将近半数的历程。作为百年学科的受教者、获益者，我还是有话要说、有话想说的，故而不揣谫陋、拉杂书之，向百岁生日的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献上一炷心香。
学运关乎国运
中国现代大学，发轫于20世纪初年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轫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特殊年代。在这个年代，保学、保校、保国、保族问题纠缠在一起。国家、民族的命运左右学科、学校的命运，学人、学科的命运紧紧维系于学校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辛亥革命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发展，多半在颠沛动荡、山雨欲来的紧张匆促的节奏之中，学科、学校发展所最需要的闲庭信步、谈玄论道的环境氛围，反成为中国大学的梦想与奢求。这是我读《学科史》最为强烈的感受。在国家民族存亡与现代化的背景下，勉力发展学术，培养人才，书写学科与大学的艰难与辉煌，这是河南大学与国内大学的相同之处。而河南大学地处中国中部，地处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中部劣势与中部艰难，河南办学人决策的观念与能力，又使这所中原地区的名校，走向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过程，充满着独有的曲折与艰辛。在中国，河南是最具中国底色的省区，河南大学就生长在最具中国底色的省区，其艰难挣扎、命运多舛，自然成为中国大学成长的一个缩影和代表。
河南大学是中国新旧教育交替嬗递的一个标杆。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是河南大学的根，也是河南数所名校的根。明伦校区所在的夷山，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在此建立的河南大学注定成为有故事的大学。明伦校区的第一个故事是：这里的方寸之间浓缩了开封两千年的建城史。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清代河南贡院旧址上建成。清代河南贡院北依宋代开宝寺塔，东靠明代古城墙。东靠的明代城墙曾经历多次黄河水患，目睹过李自成借黄河水灌淹开封惨剧的上演。北依的开宝寺塔俗称铁塔，是鼎盛北宋重要的文化遗存，见证过一千年前世界最大都市的兴盛繁华。宋代铁塔建在战国魏都城夷门山。夷门是信陵君窃符救赵故事的发生地，是开封八朝古都故事的序曲。因此，称明伦校区是开封历史的风暴眼，并不过分。明伦校区的第二个故事是：它是中国科举考试的终结地，又是河南现代高等教育的萌生地。1900年，庚子事变，北京贡院被毁。1901年，光绪、慈禧回銮北京，路经开封，看到新修的河南贡院，决定把1903、1904年的全国会试放在河南贡院进行。1905年废除科举，河南贡院便成为中国上千年科举考试的终结地。废除科举7年后，一所名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新式学堂在河南贡院的旧址上建立。这所新式学堂1923年更名为中州大学，1930年更名为河南大学。从河南贡院到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是一个新旧转移、进化蝶变的历史过程。河南大学是从上千年传统抡才制度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一棵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大树。
河南贡院到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新旧教育蝶变的完美，让在铁塔下、古城边读书的河大学子过分迷恋。因此，一代代河南大学的校史编写者，谈河南大学的创建，总是从河南贡院说起，却很少谈起河南大学与河南大学堂的关系。河南大学堂创建于1902年，是“清末新政”的成果。校址选在前营游击署，年招生200人。1903年改为河南高等学堂，1912年停办。河南大学堂办学旧址在现在的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内，河南大学堂毕业生秉志、傅铜、李敬斋、张鸿烈、王毅斋成为河南大学的重要办学人。河南高等学堂停办后，其剩余办学经费用于另在禹王台举办一所农业专科学校。这所农业专科学校于1927年合并到中州大学，成为河南大学的农学院。以上三条理由的支撑，仍不能让校史编写者把河南大学的办学起始点从河南大学堂算起。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河南贡院的旧址上办学，新旧蝶变的浪漫与魅力，远远大于将办学起始点提早10年的诱惑。河南大学人的学统认同与“轴”的性格，在办学起点的自我选择中体现得十分充分。如此，一直是1912年，而不是1902年，被认为是河南大学的建校元年。
河南大学110年的办学历史有几个重要节点：一是从1912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破土而出，1923年省立中州大学成立，初设文理两科。1927年到1930年国立第五中山大学筹建、河南大学成立。1942年在抗戰的烽火中国立河南大学命名。这个过程中，河南大学在总体上是走上坡路。二是1948年中原大学从河南大学中横空逸出，1952年、1956年两次院系调整，校史上称为“折枝成林”，这是一个离析多于聚合的时期。河南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元气大伤，走了一段下坡路。三是自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经过30余年的爬坡过坎，2008年、2017年进入省部共建和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这是一段不忘初心、聚集元气、再振名校雄风、重返国家队的过程。在国运与校运桴鼓相应的历史律动中，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兴衰起伏的节拍。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运行10年，硕果累累。1921年起，河南有识之士又萌生在预校的基础上，筹建大学的想法。恰在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在北京召开。辛亥革命后做过教育部长、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会上提出《国立大学与省立大学分别设立议》，议案提出：中国大学分为国立与省立两种。“国立大学为全国高深学术之总枢，全设文、理、农、工、医、商，法，美术、音乐各科，并设大学院及观象台，动植物园、历史、美术、科学诸博物院等”“省立或区立大学，采法国大学区制，以大学为本省或本区各种教育事业之总机关。于特设高等学术机关外，凡本省或本区各种教育事业之计划、布置、监督，均担任之，即以代现有之教育厅”。按蔡元培议案的规划：国立大学设五所，除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粗具规模、更求完备外，更于广东设西南大学、成都设西部大学、武汉设中部大学。国立大学的设置如此布局与高格，河南的当务之急只能是积极申报省立大学。为创造申报条件，第一次督豫的冯玉祥，查抄河南督军赵倜家产，充作办学之资。北洋政府在批准河南办学方案时，要求贯以“中州”二字，以示省别。于是，河南第一所大学便以“中州大学”为名，原计划合入政法、农业专科学校，因时间匆促，未及实现。中州大学是继北京大学、南洋大学、北洋大学以后，与武汉大学、兰州大学、清华大学一起，相继走入中国第二批合并改制的大学阵营的高校。河南的大学兴办，醒得早、跟得紧，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1923年成立的中州大学，完全依靠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班底。北洋政府规定：改大学者，必须至少有两个科（学院）。中州大学便首先设置了文科、理科。据《学科史》记载，文科1923年成立时设国文、哲学两系，冯友兰担任首届文科主任。1924年设教育学系，1925年设历史学系。冯友兰是河南南阳唐河县人，1918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1919年5月考取河南官费留学生，1920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学习，1923年获博士学位，被中州大学校长张鸿烈聘为文科主任。据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所引冯氏自述：
这时候，河南的教育界也起了变化。原先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升级了，改为河南的省立大学，定名为中州大学。师资缺乏，要靠我们这一批留学生回来补充。我们在回国之前，中州大学都已经同我们取得联系。我被内定为文科主任（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长），回到开封以后，就走马到任。
冯友兰走马上任后，对办大学颇有研究，也甚有心得。1925年5月，冯友兰在《现代评论》发表题为《怎样办现在中国的大学》一文。文章认为：中国现在欲谋求学术上的独立，必须做好输入新学术、整理旧学术的工作。输入与整理学术，需要有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有好的本科大学、好的教员。本科教员的培养途径，一是办研究部，引导教员研究学术;二是办编辑部，编译西洋学术，提升自我学术能力。冯友兰办好现代大学的思想，因为有国内的北京大学、西方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成功做法为根据，在20年代的中国，极具针对性。中州大学、河南大学的发展，也基本循此方向。可惜的是，冯友兰发表此文不久，就离开了中州大学，到广东大学、燕京大学任教。冯友兰之后的文学院，至1935年的10年间换了八位院长，其中在学术界较有影响的是杨亮功、李廉方、傅铜、萧一山。
杨亮功是安徽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28年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到中州大学任文科主任，后任安徽大学校长、台湾考试院副院长。李廉方是湖北人，留日学生，在张之洞创办的两湖师范学堂任历史教习，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到河南后，任教育厅长，1930年任省立河南大學文学院首任院长兼教育系主任。1933年傅铜接任。傅铜是河南大学堂学生，公费留学英国、日本，在北大、西北大学任教，出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后，转任安徽大学校长，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学科一级教授。萧一山是江苏人，清史专家，1935年出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38年离任。
院长更换频繁，与校长更换频繁有关。校长更换频繁，与学校的设置和更名频繁有关。1927年，冯玉祥再次督军河南，借筹备国立第五中山大学的机会，将河南政法专科学校、河南农业专科学校合并至省立中州大学，设置为中州大学法学院、农学院。1928年筹建成立医学院。至1930年省立河南大学的校名启用时，已经是拥有五大学院的大学，远超教育部规定的“三院九系”的大学设置条件。1930年前后，也是国内知名学者来河南大学执教数量最多的时期。
1935年萧一山出任文学院院长后，国文系与历史学系合并为文史学系。萧一山1938年离任后，嵇文甫继任文学院院长。嵇文甫，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与冯友兰同届同门。北京大学哲学门1918届毕业生18人中，有两位河南籍学生，两位均入选学部委员，都在河南大学发展中写下浓重的一笔。而嵇文甫在河南大学的时间更长，带给河南大学的影响更深远、更长久。
各省省立大学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家1922年通过的设立国立大学的计划，也在发生变化，即开始考虑大学教育的布局与地区均衡发展。具体的做法就是创造条件，每省设一所国立大学。地方设立国立大学较早的是浙江（1928年），其次是云南（1938年），再次是贵州与河南（1942年），稍后是安徽（1945年）。至此，中国基本上实现每省一所国立大学的布局。国立河南大学是河南大学办学历史上的顶峰，它标志着河南大学进入高等教育的国家队行列。
获得国立河南大学称号时，河南大学在流亡办学的途中。1930年省立河南大学成立，五大学院阵容整齐，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之时，抗日战争爆发。1936年夏天，以张学良为主要办学人的东北大学流亡内地，借河南大学校舍办学半年，然后西迁。1937年12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河南大学也步武东北大学，踏上了豫南豫西流亡办学之路。在极其困难的流亡条件下，图书设备受损，师资学生散落，但大学还在，弦歌不辍。晋升国立大学的喜讯，使流亡途中疲于奔命的河南大学，看到了希望与曙光。在国内所有抗日流亡的大学中，河南大学是少数与日本军队正面遭遇的学校：1944年在日军围剿潭头的惨案中，河南大学师生死伤20余人。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寻找一张安静书桌，也需要付出血与生命的代价。
强调“国立”对于河南大学的意义，不仅是强调其办学水平，更重要的是强调其办学境界。在八年贫瘠山区粗茶淡饭供养、铁蹄践踏血雨腥风来袭的生存环境下，河南大学咬紧牙关，昂首挺胸走入国立的行列，创造了办学的辉煌。其不屈的意志、不死的精神，已经化为河南大学百折不挠的精神底色。嵇文甫作词的河南大学校歌诞生在1940年，它写出了师生的心声：“嵩岳苍苍，河水泱泱，中原文化悠且长。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继往开来扬辉光。四郊多垒，国仇难忘，三民是式，四维允张，猗欤吾校永无疆。”以中原、中华文化继承者自任的“济济多士”，既满怀“国仇难忘”的愤恨，又秉持“继往开来”的志向。“曾经沧海难为水”，既然战争的血腥屠杀不能把大学毁灭，此后所面临的艰难险阻，更可以坦然面对。“猗欤吾校永无疆”，是一种心愿与祝福，也是一种意志与底气。
国立河南大学的命名，使河南大学进入教育的国家队行列。之所以看重“国家队”，是因为国立河南大学的桂冠，只保留了十年——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河南大学失去了这一桂冠。直到2017年进入国家双一流大学建设，才获得重返国家队的机会。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成为描述百年河大光荣与梦想的关键词。
1942年进入国立行列的河南大学，在接下来的20年里，经历了三次伤筋动骨的拆分，三次拆分的结果是拥有六大学院的国立大学，成为一个只剩下文科院系的开封师范学院。 第一次拆分發生在1948年的解放战争中。1948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然后撤离。在开封的河南大学师生受国民政府指令迁往苏州的同时，嵇文甫、王毅斋带领河南大学、开封高中部分师生，随解放军到了中共中原局的驻地宝丰县，办起了中原大学。10月下旬，开封第二次解放，中原大学随后迁回开封河南大学校区。1949年8月，中原大学随中原局迁往武汉，在苏州的河南大学被省政府接回开封明伦校区。这次危机，使原有的河南大学的师资队伍有了一次深度的分裂与瓦解，其流向分别是台湾、江南和武汉。
第二次拆分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现代化建设人才，大学工程与专业型人才培养数量不足。国家借鉴苏联模式，在每大区保留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前提下，调整组合若干所单科性学校。在中南区确定保留武汉大学为综合大学之后，拥有六大学院的河南大学，面临的是若干专业学院的拆分独立。在医学院、农学院、行政学院分别独立，经济、财政、建筑等专业调整至中南各校后，河南大学仅剩的文、理学科与撤销的平原师范学院合并，易名为河南师范学院，开封、新乡两地办学。开封为河南师范学院一院，新乡为河南师范学院二院。校史上把这一分崩离析的调整过程称为“折枝为林”，河南大学成为河南若干所大学的根。
第三次拆分是1956年开始、1962年完成的河南师范学院的调整。如果1948年河南大学的危机是因为战争与政权认同带来的，1952年河南大学的危机是国家高校设置政策调整引发的，1956年开始的河南师范学院内部的专业调整则是河南教育工作者缺乏远见卓识的瞎折腾行为。1956年河南师范学院内部开始的调整重点是文理分院：文科专业调到开封，称开封师院;理科专业调往新乡，称新乡师院。方案出台后，教师反对以开封、新乡冠校名，反对文、理科合并调整专业。据闻，当时主持分校事宜的院长是一位学术上很有造诣的学者，为了劝说老师接受分校而治的结果，“循循善诱”：“大学何必在乎冠名？清华大学以清华园得名，不也照样成为名校？”此类大言，在调整后的开封、新乡两师院渐入颓境后，被讥为欺世笑谈。1960年前后，河南艺术学院、河南体育学院、开封师专并入开封师院。开封师院师范教育的特色愈趋显著。
中文学科在三次危机中有惊无险。在与新乡师院中文专业的合并中，有20余位老师加入开封师院中文系，其中包括华锺彦、于安澜、钱天起等名师。
恢复河南大学校名是在1984年完成的。2014年是恢复河南大学校名30年，我当年曾写过一篇文章，评价恢复河南大学校名的意义：
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在河南大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改革开放大潮刚刚涌动的年代，校名的恢复，对积蓄力量、渴望发展的河南大学来说，是久旱而逢甘霖。恢复校名之后的河南大学，如同千回百转的长江冲出夔门，一路无可阻挡地奔腾向海。当年为恢复河南大学校名而做出努力和贡献的前辈先贤，他们的名字应该和创办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林伯襄一样留在河南大学的校史上。
30年间，河南大学把敬畏与低调植入心底，把骨气与自信融入生命，把迎接挑战、逾越难关、奋力前行作为常态，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不懈努力，化小胜为大胜，由量变到质变，赢得了河南大学又一个最为珍贵的黄金发展时期。
化小胜为大胜，由量变到质变的河南大学，需要国家的支持，需要发展的名分。但教育部门一省一校的懒汉思维，使河南大学总是没有走出河南的机会。2012年是河南大学百年校庆的年头，国家启动综合能力提升工程，河南大学是有机会进入其中的。河北、山西两省审时度势，在其本省的211工程学校之外，另辟蹊径，给以省名命名的高校一次冲击国家队的机会。而河南的教育官员，在重大机遇面前，又一次表现出缺乏眼界胸怀、不愿积极作为的态度，坚持重复申报河南的211建设高校，将河南大学得天时、行地利的机会付之东流。记得我们当时与教育官员据理为河南大学力争时，这位官员脱口而出：“我们现在的申报也没错。”天底下的人都知道“没错”和“更好”是两种有云泥之别的做事境界。以“无错”作底线，只能是错失良机。我们深知：只要这类不明大势与事理的人还在，只要这种鼠目寸光的思维还在，中科大不能落地河南、河南师范学院分割为开封师院和新乡师院的怪剧就会继续在河南上演。在这种背景与心情下，我在纪念河南大学恢复校名30年的文章中有以下表述：
河南大学与中华民族共同经历20世纪的风风雨雨，并在艰难曲折中形成了卓越的品格和成熟的心态。她以人才培养、学术发展、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贡献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中原。她根植中原大地，香飘五湖四海，是一所赢得尊敬、值得敬仰的中国名校。不必抱怨河南大学有名气而无名分，河南大学的名分在中华复兴、在中原崛起的伟大事业中。中华复兴不能没有中原复兴，中华崛起不能没有中原崛起。中原复兴、中原崛起不可能没有河南大学的参与。这就是河南大学的价值所在，也正是河南大学的底气所在。不犹豫彷徨，不左顾右盼，脚踏实地，力戒空谈，耕耘今天，收获未来，这才是河南大学发展的康庄大道。
写作这篇文字的2014年，我们希望进入国家一流的建设行列，但不知道机会何在。我们相信天道轮回，机会只会给有准备的人。我们相信坚持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河大精神，终会有成。2017年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建设圆了我们重返国家队的梦。有了重返的机会，我们的责任是将河南大学的学科，包括中文学科做得更好。这也是我们回顾历史，纪念中文学科创办100年的重要目的。
学术系于学人
学科的基础是学术，而学术的发展，又系于学人。中州大学首任文科主任冯友兰1925年提出的依靠教授、发展学术、办好大学的设想，被近百年的办学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与路径，并一直为河南大学中文系、文学院所遵循。
河南大学文学院第一代师资，大致是在1900年以前出生，接受国内外新式大学教育后来校任教的。他们是冯友兰（1895—1990）、郭绍虞（1893—1984）、董作宾（1895—1963）、嵇文甫（1895—1963）、段凌辰（1900—1948）等。 郭绍虞1923年应聘到河南中州大学任教，1934年再次来到河南大学任教，并担任国文学系主任。董作宾1923年经北大教授徐旭生推荐，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学习，1925年在中州大学任教。冯友兰、嵇文甫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冯、嵇回到开封后，出版《心声》杂志，这是“五四”前夕在河南发行的唯一新型刊物，开启河南新刊物的先河。冯1925年离开中州大学。嵇最初在开封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1924年入职中州大学国文系，1927年到苏联学习，1933年重新就职于河南大学。
1926年以后就聘中州大学、省立河南大学的知名学者还有江绍原（1898—1983）、刘盼遂（1896—1966）、罗根泽（1900—1960）、胡山源（1897—1988）等。这是一个今天看来近于奢华的国文阵营。一代民国知名学者，因为种种机缘，来到河南大学，或惊鸿一瞥，或长期坚守，他们均凭借自己的学术造诣与学术影响，让河南大学文学院显现一时的辉煌。
冯友兰初任中州大学文科主任时刚刚28岁，月薪二百元——这是一份与北京大学教授相差无几的收入。冯友兰除教授“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课程外，关心国内正在进行的“人生观”论战。1924年，冯友兰把他在曹县中学演讲两周的稿子整理为《一种人生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以自己的学理，回答了对人生目的、人生价值的思考，参与了张君劢、丁文江的文化论战。冯友兰后又以此题目在中州大学演讲，将国内最前沿学术的信息与思想的种子带进了中原大地。冯友兰中州大学期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由此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4月，中州大学文艺研究会创刊《文艺》杂志，冯友兰撰写发刊词，宣言“文艺研究会以研究国故及文学为宗旨”，并以“芝生”之名发表译作《赫拉颉利图斯残句》。冯友兰以自己的行为履行了以研究、翻译为手段，提高教师学术水平、扩大学生视野、培育大学风气的主张。
郭绍虞1924年到中州大学，缘于顾颉刚的推荐。郭绍虞初到中州大学为副教授，一年后为教授，在中州大学约两年半的时间。郭绍虞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写作很多新诗。进入中州大学前，曾在福建协和大学任教三年。在中州大学期间，郭绍虞写作的兴趣开始向学术研究方向转移。他在中州大学办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晚周古籀考》《中国文学演化概论》《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等论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在“小说月报社丛刊”中出版《谚语的研究》单行本。郭绍虞1927年离开中州大学到武汉中山大学短期任职，很快又被在燕京大学任职的冯友兰推荐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郭在燕京大学确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向。1934年，郭绍虞借燕京大学休假之暇，再次任教河南大学，一度代系主任。这一年，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出版，并列为教育部“大学丛书”。
“五四”之后的中国大学，在西风东渐与再造文明的学术背景下，学科分类与构建过程进展迅速。因为大学教学工作的需要，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自然成为国文系教授的学术目标。郭绍虞从创作，转向文学史研究，再独辟蹊径进入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经历，显示着“五四”之后学术分类研究的细化、专业化过程。学术畛域的划分与思想的种子，在大学传播速度极快。1928年入职河南大学的刘盼遂与次年入职的罗根泽，曾先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最初确立的方向是随梁启超研究诸子学。后为获得津贴，罗根泽兼入燕京大学研究院，与冯友兰、郭绍虞有交集。罗根泽在河南大学讲授“诸子概论”“中国文学史”课程。有《战国策作始蒯通考》《邓析子之真伪及年代考》《五言诗起源说评录》在《中州大学周刊》《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发表。晚年任职南京大学，与郭绍虞同以文学批评史家名世。刘盼遂到中州大学后，教授“说文”“尔雅”等课程。任职期间，《跋王贯山〈说文〉部首表》发表于河南中山大学《励学》杂志，《〈文选〉篇题考误》《〈天问〉校笺》发表于清华《国学论丛》。1929年秋到北京，任教于北师大、清华，1934年重回河南大学任教约半年。其间，有《文字音韵学论丛》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晚年就职于北师大，参与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工作，与嵇文甫同在哲学组。刘、罗在河南大学任职的时间都不长，但他们的学术成就以及学术路径，对河南大学文学院学术风气的形成，还是具有积极的影响。他们的学术方向的选择与任职去留的选择，都比较随意和有着较大自由空间，这与民国较为松散的大学制度有关，也与自我发展与养家糊口的生存需要有关。
董作宾参与发掘殷墟、研究甲骨文的学术活动，对河南大学的学科建设影响更大。1926年董作宾被聘为中州大学讲师，教授语言学和史学课程，时约一年半。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董作宾凭着学术敏感，建议史语所主持发掘安阳殷墟，并代表史语所，主持数次小屯发掘工作。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董作宾在史语所的身份由通讯员，变为编辑员，1932年为研究员。董作宾1933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主张将殷墟所藏200余年卜辞，依照十个标准，分为五个时期。甲骨文断代学说，大大提高了甲骨文作为历史与语言资料的价值，也奠定了董在甲骨学界的地位。第三次挖掘后，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博物馆在发掘权上有争议，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停止一年。时任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来河南调停。调停的结果是河南大学史学与国文系教授及学生可以参与有关考古工作。此后，教授马非百、张邃青，学生尹达、石璋如等参与了考古发掘的过程。殷墟的发掘，使河南大学师生有机会在家门口参与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事件，培养出数位考古与甲骨文研究人才，大大夯实了学校文史研究的基础与传统。
段凌辰，河南卫辉人，毕业于武昌高师，1926年就聘于中州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专攻《文选》《文心雕龙》与魏晋六朝诗文。有《中国文学概论》等著述，黄侃作序并给予极高评价。段先生随河南大学经历流亡全过程。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河南大学所在的石羊庙，在师生的歡庆会上，段先生吟诵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为大家助兴。 河南大学文学院第一代师资显现辉煌之际，第二代师资已经奔走在学术的途中。第二代师资约在1905年前后出生，在1930年以后省立河南大学时期入职。其中刘节（1901—1977）、姜亮夫（1902—1995）、高亨（1900—1986）、朱芳圃（1895—1973）均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前三届的毕业生，分别于1930年—1934年之间来河南大学任教。清华研究院的一代新秀翘楚集中来河南大学任教，使省立河南大学中文学科一时呈现出人才荟萃的局面。
刘节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陆侃如、王力、姜亮夫同届。毕业论文为《中国古代哲学之起源》。毕业后到南开大学任讲师，1930年8月到河南大学任文学院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31年秋到北京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曾为《古史辨》第五册写序。解放后执教中山大学，是历史系四大学者之一。有《刘节文集》传世。“文化大革命”中，他替老师陈寅恪挨斗的故事，留下一段人間温情。
高亨因东北沦陷，于1933年入职河南大学。在开封期间开始《古今通假会典》的写作，出版《庄子今笺》，撰成《墨子新笺》，启动了终其一生的子学研究。朱芳圃第二次到河南大学任教，即是高亨推荐。高亨1938年8月，受聘于武汉大学。1953年后任山东大学教授。
姜亮夫1934年1月到河南大学教授“文学史论”，成书一册，七八万言。完成《楚辞校笺》，开始着手对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增补之事。所作《古声考》刊于《河南大学学报》，《甲骨吉金篆籀文字统编》一书，由河南大学石印40部。姜亮夫1980年代所写的《自传》中回忆道：“在开封三年。此时我想仿裴松之《三国志注》之例注《宋史》，大量读唐、宋、五代人文集，录了名人生卒，后来又通考唐以前、宋以后名人，成《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交商务印行。”《自传》对开封的读书生活一往情深。姜亮夫1935年底离开河南大学到法国学习。1937年应聘在开封办学的东北大学，不久随东北大学西迁西安。
朱芳圃是这一时段清华研究院毕业生中在河南大学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学者。朱先生是湖南人，1926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依当时学制，1927年6月1日毕业。为进一步深造，朱芳圃与刘盼遂、吴其昌、刘节申请留校继续研究一年。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众弟子参与治丧。朱芳圃有《述先师王静安先生治学之方法及国学上之贡献》在1927年的《东方杂志》发表。1931年夏，由刘节介绍，到河南大学国文系、历史系任教，开设“文字学”“训诂学”“国学概论”等课程，并与张邃青、马非百等教授参与殷墟考古发掘和甲骨文研究工作，在文学院开设“甲骨学”课程，对文学院学生尹达、石璋如的学术发展有重要影响。1933年出版《甲骨学文字编》，1934年出版《甲骨学商史编》。其间，也曾在湖南大学、东北大学任教，1939年在河南大学流亡办学期间，重回河南大学任教。1951年创办《新史学通讯》（《史学月刊》前身）并题写刊名。1973年病故于湖南株洲。
1930年代省立河南大学时期在文学院任教的知名教授还有缪钺（1904—1978）、卢前（1905—1951）、邵瑞彭（1887—1937）。
缪钺1930年到河南大学任职前，只有北京大学预科的学历和保定私立中学国文教员的任职经历。经人介绍，河南大学校长张广與破格聘其为文学院教授，讲授“六朝文”“六朝诗”“杜诗”“词选”等课程，利用图书馆，编写讲义，有《鲍明远年谱》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上刊载。1931年夏，缪钺从文学院离职。
卢前是南京人，毕业于东南大学国文系，受老师吴梅的影响，研究曲学。1931年到河南大学任教的当年，其《霜厓曲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开封的三年中，与陈绂卿、邵瑞彭关系最好。陈绂卿是林纾小说翻译的合作者，邵瑞彭通朴学与词章。任职期间，有《散曲选》《清文选》《明清戏曲史》出版。
邵瑞彭，字次公，浙江淳安人。曾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23年因揭露曹锟贿选而名扬天下。1927年受聘北京大学任教授，1931年受聘于河南大学国文系，任系主任。1933年2月，《河南图书馆馆刊》出版，邵题写刊名，自己有文章发表，并约卢前等人撰稿。主编《国学》周刊，编选学生习作《夷门乐府》及辑录之《元明曲萃》。倡组金梁吟社，词集《山禽余响》在开封出版。1937年，年仅50岁的邵瑞彭卒于开封火神庙后街寓所。
1930年以后的省立河南大学时期，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群体的学术路径偏于国故整理、国学研究。缪钺、卢前、邵瑞彭的所长，则在诗词曲赋研究、欣赏、吟诵、习作方面。师资招聘不拘一格，使之各擅其长，形成了河南大学文学院名师云集的局面。文学院1931年毕业学生于安澜1989年回忆邵瑞彭对他《汉魏六朝韵谱》补佚工作的指点帮助时写道：
余毕业后任教之下学期，因事返校。知交尹达告余曰：“本期新到有邵次公教授，诗词名家，学识渊博，曷往进谒？”即于晚饭后至邵寓，并袖出篇章就正。邵阅毕，鼓励备至，并纵谈当时名家。既而为言师范校课忙碌（时余在信阳师范任教），阅读之暇无多，明年拟北上报考研究生，致力考据，题目尚在考虑中。先生当即提出汉魏六朝时期韵书散佚，应行补之，余深韪其言。
知名教授与向学者的学术传承，可能就是从一节课、一席谈话开始的。而大学所提供的，就是传承的环境和条件。如果说尹达的甲骨文研究、历史研究的学术目标是在参与殷墟发掘过程中形成的，于安澜的汉魏六朝音韵研究计划，就是在邵瑞彭这样的知名教授的耳提面命中，臻于成熟的。尹达、于安澜进入学术研究的过程，标志着河南大学文学院第三代师资力量在形成与发展之中。
河南大学文学院第三代师资大约出生在1910年前后。进入学校任教分别在国立河南大学时期、1949年新河南大学时期、1956年新乡师院中文系并入开封时期。国立时期进入河南大学任教的知名教授有于庚虞（1902—1963）、张长弓（1905—1954）、任访秋（1909—2000）、李嘉言（1911—1967）。新河南大学时期入职的有高文（1908—2000）、李白凤（1914—1978）、万曼（1903—1971），1956年由新乡师院并入的有于安澜（1902—1999）、华锺彦（1906—1988）、刘纪泽（1901—1960）、钱天起（1906—1968）。 第三代师资中，有数位读研究院的时间在20世纪30年代初。2020年上半年读《钱玄同日记》，我吃惊地发现《日记》中与河南大学学人有关联的记述甚多。这些关联可以从一个切面看出河南大学学人的学术活跃程度。嵇文甫1928年从苏联归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钱玄同日记》1930年11月11日记：“访颉刚，晤嵇文甫（初遇）。”1931年4月21日记：“车中适遇嵇文甫，大谈其今古文及两汉问题（因钱玄同、胡适、顾颉刚与钱穆为今古文问题又龃龉也）。”《钱玄同日记》1931年6月14日记在河南大学任国文系主任的刘节事：“午后回孔德，晤建功及颉刚。颉刚说，颇有意于再兴末次之今古文论战，刘节必加入，适之将成敌党。”刘节此后不久到北京图书馆任职，成为钱玄同的侄孙女婿。任访秋先生1929年到北师大读本科，后又到北京大学读研究院。钱玄同此时是北师大国文系主任，北大研究院教授。《钱玄同日記》1934年到1937年七次记“任访秋来访”的信息。于安澜1932年到燕京大学读研究院，继续《汉魏六朝韵谱》的研究，请益于音韵大师。《钱玄同日记》关于于安澜来访有六次记载，《日记》中最初称于海晏（安澜），后直称于安澜，也可知于老以字为名的变化当在此时。钱玄同与董作宾、罗根泽、郭绍虞的来往多见于日记。1933年7月某日记购白寿彝新编成《朱熹辨伪书语》，1934年5月、1936年4月，分别记购朱芳圃之《甲骨学文字编》《甲骨学商史编》之事，并称《商史编》“采集众说而成，似尚简明”。钱玄同30年代在北京的学术地位较高，在音韵文字学研究及国语运动推广方面形成了学术“死党”。音韵文字学方面的两位死党，一是赵荫棠、一是孙海波，其人生故事，因为种种原因，与河南大学有所交集。赵荫棠为河南巩义人，1924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中原音韵，甚得钱玄同赏识，《日记》中称赵为“赵老铁”。据钱《日记》记载，赵1934年想到河南大学工作，后因校长更换，取消计划。另一位北漂学者敖士英知道赵荫棠不去河南大学后，希望赵能推荐自己去。最终敖士英因傅铜在安徽大学做校长，去了安徽大学。而傅铜是从河南大学堂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走出的学者。《钱玄同日记》在记载此事时，附带说明了赵、敖愿意到外地大学求职的一个重要原因：“北平所入太少，仅有120元。”赵荫棠解放后任职于河北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1969年回原籍，1970年病死于巩义。孙海波（1911—1972）是河南光山人，1934年毕业于北师大研究院，抗战时期曾任北师大秘书长，古文字专家。1955年在辗转数校后，到开封师范学院任职，两年后被划为右派，1972年于开封去世。我们以上故事的穿插讲述，重在通过《钱玄同日记》的阅读，说明河南大学学人在快速成长，河南大学的学术影响力在不断增大。
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读书后来成为河南大学文学院知名教授的还有李嘉言、张长弓。李、张原籍河南。李嘉言1930年考入清华文学院国文系，1934年留校任教，经历了西南联大办学的过程，跟从闻一多研究唐诗，有《贾岛年谱》等著述。1947年，第一次受聘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因不愿随学校南迁回到家乡武陟，后到北京。1949年新河南大学成立后，被河南大学校长请回，1951年起，担任中文系主任多年。有《古诗初探》《岑诗系年》《长江集新校》等多部著作传世。张长弓1929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随郭绍虞做中国文学史研究。后在包括燕京大学的若干所学校教书，1942年入河南大学文学院任副教授，1945年晋升教授。张长弓早年从事文学创作，入研究院后，治学以中国文学史和河南鼓子曲、坠子书为主攻方向，有《中国文学史新编》《鼓子曲言》等著作。因文学史家段凌辰先生前两年去世，1950年，李嘉言领衔编写新河南大学《中国文学史讲授提纲》，与张长弓、任访秋合作完成。其分工是：张长弓先秦两汉，李嘉言魏晋至唐，任访秋宋元明清及总结。
于庚虞先生是新月派的重要诗人，在北京创办过《绿波周报》多种刊物。1935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研究欧洲文学史，1937年任河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后到西北师大任教，1945年重返河南大学。1963年病逝于开封家中。
高文先生1926年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1934年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为胡小石先生的弟子。曾在西北大学等校任教，1951年到河南大学。早年从事汉碑研究，有《汉碑集释》著作。晚年继李嘉言之后，引领河南大学《全唐诗》编纂工作。
李白凤先生与于赓虞先生经历近似，是诗人、书法家和文字学家。与柳亚子、田汉交往甚多，有多种诗集问世。1954年到河南大学任教，继续发表诗作，有《李白凤印谱》《东夷杂考》出版。1978年在开封家中去世。
万曼先生早年与于赓虞同为绿波社成员。1953年入职河南大学，主讲“现代文选”等课程。曾任中文系副主任。有《唐集叙录》《汉唐风物杂考》《白居易传》出版。1971年病逝于开封。
于安澜先生1931年向邵瑞彭请益、1934年送钱玄同审看的《汉魏六朝韵谱》于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先生再接再厉，又接着完成《画论丛刊》的出版。这两部书成为他学术的奠基之作。后又出版《画史丛书》《画品丛书》，成为美术专业的必读书。
华锺彦先生1929年入东北大学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转学至北京大学，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早年在河北、北京及东北各校任教，后到平原师范学院，1955年并入开封师院。华锺彦先生的学术研究从《花间集注》起步，有《戏曲丛谭》《中国历代文选》等著作，晚年倾心于先秦文学研究。喜作诗，善吟诵。有旧体诗作品2000余首。2009年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华锺彦文集》。
刘纪泽先生是江苏盐城人。东南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暨南大学、安徽大学任教，是我国著名的“目录学”家，著有《目录学概论》《世说新语校注》等著作。1954年到平原师院任教，后到开封师院。1960年去世。
钱天起先生是浙江瑞安人。1927年毕业于武昌中山大学国文系，在上海、山东等地工作，解放后，任平原师院中文系主任。到开封师院后，任院长助理，兼中文系主任、开封师院副院长。编写有《学生国文类书》等著作。钱先生去世于1968年。 余生也晚。我到河南大学文学院学习已经是1978年。20世纪80年代，上述列入第三代的知名教授健在的还有于安澜、任访秋、高文、华锺彦四老。华老1988年离世，其他三位老人都在2000年前后离世。1978年前后，任老做系主任，华老、高老做副主任。再以后，在中文系管理岗位的主要是1956年的毕业生陈信春、何法周、刘增杰教授，他们成为李嘉言、任访秋先生之后的文学院掌门人，为文学院80年代以后承前启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河南大学文学院开办以来，未曾举办过研究院。1978年中文系开始招收研究生，应该相当于设置研究院，有了研究性人员培养的层次。至第一届、第二届毕业研究生张家顺、赵福生、蒋连杰、王立群、康保成、张宝胜、李一平及77、78级本科毕业生留校任教，师资得到很大补充。按照10年一代的师资年轮，20世纪80年代初，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师资更替，应该是在第6代第7代之间了。
进入开封师院时期，学校成为地方性院校，学生招生趋于地方化。国家人事、户籍制度的管理，及布票、粮票按户口所在地发放，使高校教师队伍的流动变得困难，流动的趋势趋于减缓。以优秀学生留校补充师资来源，成为师资队伍建设的主要方式。在一个来来往往的流动群体中，区分出师生代际，划分出前浪后浪，也变得十分困难。
好在进入开封师院之前，河南大学文学院办学的“初心”已经形成，围绕办学初心而生的道统、学统也隐然而在。后来者、继踵者，无不审时度势，跟着走，接着讲，行天时、地利、人和之大道。虽然前路漫漫，行走艰难，但意志坚定，阵法不乱。河南大学文学院因此而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继续成为国内高校中文教育的重镇。河南大学中文学科100年的奋斗历程中，在这里辛勤工作过的每一个人都值得回忆，每一个人都值得尊敬。有了每一个人的努力、每一个人的坚守、每一个人的贡献，我们才有值得骄傲的昨天，才有花团锦簇的今天，才有星光灿烂的明天。
学科强盛之道
回顾河南大学文学院100年的办学历史，深感学科强盛之道有三：曰学术引领，曰均衡发展，曰保持优势。
所谓学术引领，就是继承良好的学术研究的传统，提倡思想自由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营造鼓励学术研究的氛围，形成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制度。大学是知识传播的地方，更是知识生产的地方。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追求是睁眼看世界，走出国门，拥抱西方，寻求融合中西;中州大学的传统是学术独立，输入新知，整理旧学，力图通贯古今。对天文地理、古今中外问题的探究，成为这所大学的学术传统。在学校、学院任教的大师，无不以研究学术、探究学术为生命的第一需求。冯友兰任河南大学文科主任时所写的《怎样办现在中国的大学》中谈到如何解决“像样大学的教员”问题，设置了两个基本条件：“（一）所请之人，要有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兴趣与能力，（二）大学要给他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机会。”100年过去了，冯友兰所说的培养“像样大学的教员”的条件，依然可以成为我们办院的遵循。1982年9月，87岁的冯友兰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母校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用英语写作了一篇答辞，由女儿钟璞代为宣读。答辞概括了自己从哥伦比亚大学走出60年的治学与思想经历：第一阶段是“五四”以后来到美国，最先用东西方的地理区域解释文化差别。第二阶段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以古代与近代的历史时代解释文化差别。进入20世纪40年代，则以社会类型的不同解释文化差别：
在四十年代，我开始不满足于做一个哲学史家，而要做一个哲学家。 哲学史家讲的是别人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哲学家讲的则是他自己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在我的《中国哲学史》里，我说过，近代中国哲学正在创造之中。到四十年代，我就努力使自己成为近代中国哲学的创作者之一。我开始认为，要解释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无论是用地理区域还是用历史时代都不如用社会类型来得令人满意，因为前两种解释不能指出解决的道路 而后一种解释正好指出了道路，即产业革命。
在西方大学讲坛和个人学术出发地，袒露自己的学术与情感历程，为中国道路的选择大胆辩言，冯友兰的学术真诚是值得敬佩的。在哥大期间，冯友兰还有一首诗：
一别贞江六十春，
问江可认再来人？
智山慧海传真火，
愿随前薪作后薪。
读过这首诗的人很多，但读过作者对此诗亲自诠解的人不多。作者在《三松堂自序》中自我解说道：
《庄子·养生主》说：火的燃烧靠燃料。前边的燃料着完了，后边的燃料要赶紧续上去。这样火就可以继续传下去，不会熄灭，“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真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我感觉到，历来的哲学家、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都是用他们的生命作为燃料以传这团真火。唐朝的诗人李贺年轻的时候做诗很苦。他的母亲说：“是儿将呕出心肝来。”其实何止李贺？历来的著作家，凡是有传世著作的，都是嘔出心肝，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的。照我的经验，做一点带有创作性的东西，最容易觉得累。无论是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幅字，都要集中全部精神才能做得出来。这些东西，可能无关宏旨，但都需要用全副的生命去做，至于传世之作那就更不用说了。李商隐有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蚕是用它的生命来吐丝的，蜡是用它的生命来发光的。
冯友兰用呕心沥血、以生命写作之类的词语，描述创新知识之难。创新知识固难，传播知识也不易，它同样需要教师站在学科的前沿，对需要传授的知识，追根寻源，抽茧剥丝，条分缕析，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能胜任传播的责任。现代知识的传播，同样需要研究能力、治学能力作为基础。因此，学术研究的能力，是一个“像样大学”教师的基本能力。大学的每一个成员都应以发展学术、传播学术作为自己的职责。一所大学，一个学院，其教师的学术能力越高，其学科的水平越高。
冯友兰办“像样大学”的第二个条件是“大学要给他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机会”。第二个条件的创造，与国运国力、校运校力有关，与学院的经济支撑条件与价值导向有关。让教师生活得更好、更富足、更有尊严，同样是重要的。夷门有“养士”的传统，把旧时夷门“养士”的传统与现代学术创新的精神结合，也是我们创建一流学科不能回避的话题。 所谓均衡发展，对“像样一点”的高水平大学来说，就是中文专业所设置的七个二级学科，均保持较高的教学与科研水平。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是现代大学的科系与课程设置。在书院转大学过程中，中国语言文学虽然由原来的一枝独秀变而为一干众枝的一枝，但却一直是现代综合性大学的主要科目。只要汉语还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就必然成为融合中西、沟通古今的重要工具，成为承继传统、实施国民教育的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创建世界一流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离世界一流学科距离最近的学科。
中文学科的骨骼是中国语言与文学。“五四”是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分水岭。“五四”文学革命推动文学与语言两个领域的现代化过程，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方针，包含着对两者关系的描述。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导言》中，分两条线索追溯文学革命的背景：一条是曾国藩、梁启超、严复文学变革的线索，一条是王照、劳乃宣拼音文字改革的线索。在文学革命未发生前，它们始终没有合拢。“五四”文学革命的努力方向，就是促成这二者的合流。
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现代汉语取代古代汉语之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设置，就更加必不可少。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与训练，至少需要达到三个目标：一是兼知中外。了解中国语言与文学的发展历史及理论，并从比较的角度了解外国语言与文学发展历史及理论。二是贯通古今。获取阅读古文字、文言文，使用古典文献、整理古代典籍的知识和能力。三是出类拔萃。综合提高汉语应用与文学写作的水平，使汉语的使用更加纯正规范，应用写作更加准确得体，文学写作更加优雅富有张力。
河南大学文学院自成立起，其学科建设就呈现出文学与语言兼重、文献整理与现代研究双臻、学术写作与文学写作并行、书案研究与田野考察结合的局面。许多知名教授往往是多领域发展，多途径治学。教授中以文史研究见长的学者居多。文人加学者类型的抑或不少。以1931年入职文学院的邵次公教授为例，早年参加包括南社、新南社在内的多个诗社词社，有多种诗词集印行。受聘河南大学后，主编《国学》周刊，组织学生诗社，编选学生习作《夷门乐府》刻印发行，是一位游走于写作与研究之间的教授。华锺彦教授在东北大学、北京大学受到的教育也大同小异。华先生个人传记回忆北大毕业时“文字声韵、经传诸子、诗歌词曲”已“初步会通”，至于“如何取舍，要看从事工作需要决定”。华先生在高校教授古典文学之余，不忘诗词写作。晚年在河南大学为高年级本科生开设“古典诗歌韵律及其作法”专题课，指导旧体诗的写作与吟诵。张长弓教授早年从事小说创作。考取燕京大学后，专攻文学史与河南曲艺研究。到河南大学任职后，到相国寺及南关茶棚与坠子艺人长处深谈，采录坠子唱段及乐曲，写成《鼓子曲言》《河南坠子书》两种著作。以学者的眼光和立场，研究民间艺术，其开拓精神，让人感佩。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设置百年有余（2020年北大中文系庆祝设立110年），其二级学科之间具有越来越紧密的学理联接。一个“像样的中文系”需要七个二级学科（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院校有限）的全面建设与发展。在均衡发展的大盘子中，七个二级学科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河南大学文学院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多年，师资的补充又是五湖四海式的招聘，保持各学科点较高水平的均衡发展并非十分困难的事情。
所谓保持优势，就是在学科均衡发展的前提下，形成学术与研究优势。在每个国立综合性大学都有中文系的情况下，我们进入第一方阵是困难的，但作为“像样的大学与像样的学院”，最好的办法是尽量接近第一方阵。做到尽量接近，就必须形成为学术界认可的学术与研究优势。所形成的优势点越多，接近第一方阵的相对面积就越大。
河南大学文学院在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优势。让我们先从唐诗的整理说起。李嘉言先生1956年在《光明日报》发表《改编全唐诗草案》，得到学术界的支持。1962年，中文系组建了校订全唐诗工作组，李嘉言、于安澜等七位教师及十几位学生参与其中。1964年工作组完成《全唐诗首句索引》《全唐诗重出作品综合索引》，交中华书局。1967年，李嘉言先生去世之后，全唐诗工作由高文先生主持，完成《全唐诗诗句索引》800余万字。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索引》是由100多位学生和老师手抄完成的，其艰难可知。20世纪80年代高文先生主编了《唐文选》与《全唐诗简编》，在全国古籍整理学界获得广泛好评。1995年之后，佟培基先生逐渐接手主持河南大学的《全唐诗》编写，国内学术界情况风云突变。变化的结果是河南大学由第一主编的位置退至第五主编的位置，原来定于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改由某省级出版社出版。学术领域的丛林法则，在河南大学已进行20余年的《全唐诗》的学术工程中上演。担任河南大学承担任务的主编期间，佟培基先生以多病之身强撑危局。至2015年《新编全唐诗》初、盛唐部分出版时，与李嘉言先生倡导时的格局，已不可同日而语。李嘉言先生1964年交中华书局的《全唐诗首句索引》一直未能出版。中华书局总编徐俊2020年写文章，回忆在文学编辑室成长的过程时，有以下一段话：“那个时候没有好的检索工具，还好我们文学编辑室当时存留了河南大学李嘉言先生主持唐诗研究室的时候手抄的一套《全唐诗首句索引》，这又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X老师的《补编》，我每一首都用這个索引查过，核查是否佚诗。”读到此段话时，我心中在流泪。先辈的学术心血，我们未能尽到守护的责任，先辈传下来的学术工程，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其中的教训，何其惨痛！唐诗的整理与研究，仍然是文学院的学科优势，如何将这种优势巩固下来、发扬开去，需要新的一代有远大的学术理想与本领，在唐诗的整理与研究的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文选》研究也是文学院的研究优势领域。《文选》是南朝萧梁时期昭明太子编纂的一部文学总集，梁代之前的文学精华几乎悉数收入。20世纪中文教育中，《文选》是绕不过的重要典籍。河南大学的《文选》研究大家，最早可以追溯到1926年入职的段凌辰教授。学界评段氏“选学”是“戛然独造，文笔斐然，有闻于时”。改革开放以来，《文选》的研究不断升温深入，逐渐成为国际性的学术话题。王立群教授数十年来从事《文选》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文选》在流传的历史过程中，版本繁多，注家纷纭。围绕《文选》研究所形成的学术问题混乱复杂，莫衷一是。王立群教授以他所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文选〉汇校汇注》为中心，组成了一支中青年专家为主体的优秀团队，致力于《文选》版本搜集、注释、整理、研究工作。《〈文选〉汇校汇注》在继承传统校雠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图文结合的全新形式汇校汇注，预计成果1000万字。完成后，将极大有利于国内国际《文选》研究的推进。 中国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研究的结合也是文学院前辈富有学术眼光的布局。任访秋先生1940年到河南大学，先治古典文学，后治现代文学。1964年可以重新发表论文后，研究龚自珍。李嘉言先生看到任先生的研究成果后，建议任先生专攻近代文学，打通古代与现代。任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后遂将研究重点移到近代。任先生1981年在全国率先招收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生，1982年中国近代文学学术会议在开封召开。国内高校的学科建构中，近代文学大部分与古代文学学科结合较紧密，河南大学近代文学则植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任访秋先生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带头人是刘增杰、刘思谦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刘增杰教授与王文金和赵明教授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研究、刘思谦教授的当代小说研究，90年代刘增杰教授的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研究、刘思谦教授的女性文学研究，使河南大学文学院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现当代文学研究力量的携手合作，形成了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学科特色。
明清文学、语言与文字学的研究，也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与传承。明清小说研究、戏曲研究、音韵学研究、甲骨文研究、《说文解字》研究、近代汉语研究都曾经是我们的优势，今后还应该成为我们的优势。现代语言学、方言调查与研究、文艺学、比较文学学科，目前都聚集了一批学养深厚的学者。只要齐心聚力，方向明确，方法得当，抓住学科、人才、项目、成果集聚的龙头，都应该成为河南大学文学院的优势学科。七个二级学科的争芳斗艳，才是文学院期待的春天。
历数河南大学的学科优势时，我脑海中还有两个“劳模”式的人物，一个是张振犁教授，一个是梁工教授。张振犁教授早年在北师大读书，随民俗与民间文学大师钟敬文先生治民间文学。到河南大学工作后，把田野调查与案头工作结合，用一生的精力从事中原神话体系建构与研究。在20世纪《中原神话研究》《中原神话论》完成的基础上，2017年，又以93岁的高龄，完成近200万字的《中原神话通鉴》，被学术界称为“中原神话的开拓者”。梁工教授本科毕业于北师大，后随南开大学朱维之教授读研究生，专攻《圣经》文学研究。入职以来，心无旁骛，出版10余部著作，发表近200篇学术论文，主办《圣经文学研究》刊物10余年，均与《圣经》文学研究有关。张振犁教授、梁工教授这样甘坐冷板凳，做“窄而深”的研究，事一学而终身的“劳模”，和上述立身学术前沿、擅长以学术优势攻城略地的作战“团队”，在文学院的学科建设中，都是值得尊敬和提倡的。
地方院校在国家教育部的建设与评价体系中是少有发言权的。李伟昉教授在担任文学院院长多年后，跻身教育部中文专业指导委员会，实属不易。这与河南大学文学院中文专业的地位有关，也与他个人出色的学术表现有关。李伟昉教授在四川大学的博士论文《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获得国家2007年度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他本人2018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2020年，河南大学为他成立“莎士比亚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相信他领导的比较文学团队会取得更出色的成绩。
在讨论均衡发展时，我们强调七个二级学科的齐头并进;在讨论继续形成学科优势时，我们提倡七个二级学科之间，以及与相关学科间的跨界融合。目前国家正在实施“新文科”建设工程，有人预测新文科建设的中心是弱化学科壁垒，突出问题意识;有人宣布新文科将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学术转型，重建学科体系，提升文化实力。新文科建设，可能为我们提供一次知识整合、革故鼎新的机会。我们应该有所准备，应该有所作为。我们衷心祝愿文学院在新的学术大潮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978年的3月，在十号楼一楼大堂走廊的板报栏里，有一首手抄的小诗发表：
在这里什么最动听？
——塔铃伴书声;
在这里什么受推崇？
——无畏地攀登！
小诗的作者是中文系一位知名的教授。刚刚入学的我，被这朴素的诗句所打动。40余年间，文学院勤奋向学的氛围，大师们耳提面命的教诲，催我努力。但细细想来，心中的力量，又何尝不是源于这首朴素的小诗？这首发表在壁报上的小诗，读者有限，不如冯友兰“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的诗句流传广远。但细品两首诗的思想逻辑和内在情感，又何尝不是旁通曲畅？文学院一百年生生不息的密码，也许就蕴藏在两首诗中。
传播知识创新知识，永远是大学的使命所在;
传承学术发展学术，永远是文学院的精神追求。
以此为序，與文学院同道共勉！
作者简介：关爱和，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曾任河南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
学运关乎国运
中国现代大学，发轫于20世纪初年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轫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特殊年代。在这个年代，保学、保校、保国、保族问题纠缠在一起。国家、民族的命运左右学科、学校的命运，学人、学科的命运紧紧维系于学校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辛亥革命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发展，多半在颠沛动荡、山雨欲来的紧张匆促的节奏之中，学科、学校发展所最需要的闲庭信步、谈玄论道的环境氛围，反成为中国大学的梦想与奢求。这是我读《学科史》最为强烈的感受。在国家民族存亡与现代化的背景下，勉力发展学术，培养人才，书写学科与大学的艰难与辉煌，这是河南大学与国内大学的相同之处。而河南大学地处中国中部，地处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中部劣势与中部艰难，河南办学人决策的观念与能力，又使这所中原地区的名校，走向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过程，充满着独有的曲折与艰辛。在中国，河南是最具中国底色的省区，河南大学就生长在最具中国底色的省区，其艰难挣扎、命运多舛，自然成为中国大学成长的一个缩影和代表。
河南大学是中国新旧教育交替嬗递的一个标杆。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是河南大学的根，也是河南数所名校的根。明伦校区所在的夷山，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在此建立的河南大学注定成为有故事的大学。明伦校区的第一个故事是：这里的方寸之间浓缩了开封两千年的建城史。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清代河南贡院旧址上建成。清代河南贡院北依宋代开宝寺塔，东靠明代古城墙。东靠的明代城墙曾经历多次黄河水患，目睹过李自成借黄河水灌淹开封惨剧的上演。北依的开宝寺塔俗称铁塔，是鼎盛北宋重要的文化遗存，见证过一千年前世界最大都市的兴盛繁华。宋代铁塔建在战国魏都城夷门山。夷门是信陵君窃符救赵故事的发生地，是开封八朝古都故事的序曲。因此，称明伦校区是开封历史的风暴眼，并不过分。明伦校区的第二个故事是：它是中国科举考试的终结地，又是河南现代高等教育的萌生地。1900年，庚子事变，北京贡院被毁。1901年，光绪、慈禧回銮北京，路经开封，看到新修的河南贡院，决定把1903、1904年的全国会试放在河南贡院进行。1905年废除科举，河南贡院便成为中国上千年科举考试的终结地。废除科举7年后，一所名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新式学堂在河南贡院的旧址上建立。这所新式学堂1923年更名为中州大学，1930年更名为河南大学。从河南贡院到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是一个新旧转移、进化蝶变的历史过程。河南大学是从上千年传统抡才制度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一棵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大树。
河南贡院到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新旧教育蝶变的完美，让在铁塔下、古城边读书的河大学子过分迷恋。因此，一代代河南大学的校史编写者，谈河南大学的创建，总是从河南贡院说起，却很少谈起河南大学与河南大学堂的关系。河南大学堂创建于1902年，是“清末新政”的成果。校址选在前营游击署，年招生200人。1903年改为河南高等学堂，1912年停办。河南大学堂办学旧址在现在的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内，河南大学堂毕业生秉志、傅铜、李敬斋、张鸿烈、王毅斋成为河南大学的重要办学人。河南高等学堂停办后，其剩余办学经费用于另在禹王台举办一所农业专科学校。这所农业专科学校于1927年合并到中州大学，成为河南大学的农学院。以上三条理由的支撑，仍不能让校史编写者把河南大学的办学起始点从河南大学堂算起。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河南贡院的旧址上办学，新旧蝶变的浪漫与魅力，远远大于将办学起始点提早10年的诱惑。河南大学人的学统认同与“轴”的性格，在办学起点的自我选择中体现得十分充分。如此，一直是1912年，而不是1902年，被认为是河南大学的建校元年。
河南大学110年的办学历史有几个重要节点：一是从1912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破土而出，1923年省立中州大学成立，初设文理两科。1927年到1930年国立第五中山大学筹建、河南大学成立。1942年在抗戰的烽火中国立河南大学命名。这个过程中，河南大学在总体上是走上坡路。二是1948年中原大学从河南大学中横空逸出，1952年、1956年两次院系调整，校史上称为“折枝成林”，这是一个离析多于聚合的时期。河南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元气大伤，走了一段下坡路。三是自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经过30余年的爬坡过坎，2008年、2017年进入省部共建和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这是一段不忘初心、聚集元气、再振名校雄风、重返国家队的过程。在国运与校运桴鼓相应的历史律动中，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兴衰起伏的节拍。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运行10年，硕果累累。1921年起，河南有识之士又萌生在预校的基础上，筹建大学的想法。恰在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在北京召开。辛亥革命后做过教育部长、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会上提出《国立大学与省立大学分别设立议》，议案提出：中国大学分为国立与省立两种。“国立大学为全国高深学术之总枢，全设文、理、农、工、医、商，法，美术、音乐各科，并设大学院及观象台，动植物园、历史、美术、科学诸博物院等”“省立或区立大学，采法国大学区制，以大学为本省或本区各种教育事业之总机关。于特设高等学术机关外，凡本省或本区各种教育事业之计划、布置、监督，均担任之，即以代现有之教育厅”。按蔡元培议案的规划：国立大学设五所，除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粗具规模、更求完备外，更于广东设西南大学、成都设西部大学、武汉设中部大学。国立大学的设置如此布局与高格，河南的当务之急只能是积极申报省立大学。为创造申报条件，第一次督豫的冯玉祥，查抄河南督军赵倜家产，充作办学之资。北洋政府在批准河南办学方案时，要求贯以“中州”二字，以示省别。于是，河南第一所大学便以“中州大学”为名，原计划合入政法、农业专科学校，因时间匆促，未及实现。中州大学是继北京大学、南洋大学、北洋大学以后，与武汉大学、兰州大学、清华大学一起，相继走入中国第二批合并改制的大学阵营的高校。河南的大学兴办，醒得早、跟得紧，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1923年成立的中州大学，完全依靠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班底。北洋政府规定：改大学者，必须至少有两个科（学院）。中州大学便首先设置了文科、理科。据《学科史》记载，文科1923年成立时设国文、哲学两系，冯友兰担任首届文科主任。1924年设教育学系，1925年设历史学系。冯友兰是河南南阳唐河县人，1918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1919年5月考取河南官费留学生，1920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学习，1923年获博士学位，被中州大学校长张鸿烈聘为文科主任。据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所引冯氏自述：
这时候，河南的教育界也起了变化。原先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升级了，改为河南的省立大学，定名为中州大学。师资缺乏，要靠我们这一批留学生回来补充。我们在回国之前，中州大学都已经同我们取得联系。我被内定为文科主任（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长），回到开封以后，就走马到任。
冯友兰走马上任后，对办大学颇有研究，也甚有心得。1925年5月，冯友兰在《现代评论》发表题为《怎样办现在中国的大学》一文。文章认为：中国现在欲谋求学术上的独立，必须做好输入新学术、整理旧学术的工作。输入与整理学术，需要有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有好的本科大学、好的教员。本科教员的培养途径，一是办研究部，引导教员研究学术;二是办编辑部，编译西洋学术，提升自我学术能力。冯友兰办好现代大学的思想，因为有国内的北京大学、西方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成功做法为根据，在20年代的中国，极具针对性。中州大学、河南大学的发展，也基本循此方向。可惜的是，冯友兰发表此文不久，就离开了中州大学，到广东大学、燕京大学任教。冯友兰之后的文学院，至1935年的10年间换了八位院长，其中在学术界较有影响的是杨亮功、李廉方、傅铜、萧一山。
杨亮功是安徽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28年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到中州大学任文科主任，后任安徽大学校长、台湾考试院副院长。李廉方是湖北人，留日学生，在张之洞创办的两湖师范学堂任历史教习，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到河南后，任教育厅长，1930年任省立河南大學文学院首任院长兼教育系主任。1933年傅铜接任。傅铜是河南大学堂学生，公费留学英国、日本，在北大、西北大学任教，出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后，转任安徽大学校长，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学科一级教授。萧一山是江苏人，清史专家，1935年出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38年离任。
院长更换频繁，与校长更换频繁有关。校长更换频繁，与学校的设置和更名频繁有关。1927年，冯玉祥再次督军河南，借筹备国立第五中山大学的机会，将河南政法专科学校、河南农业专科学校合并至省立中州大学，设置为中州大学法学院、农学院。1928年筹建成立医学院。至1930年省立河南大学的校名启用时，已经是拥有五大学院的大学，远超教育部规定的“三院九系”的大学设置条件。1930年前后，也是国内知名学者来河南大学执教数量最多的时期。
1935年萧一山出任文学院院长后，国文系与历史学系合并为文史学系。萧一山1938年离任后，嵇文甫继任文学院院长。嵇文甫，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与冯友兰同届同门。北京大学哲学门1918届毕业生18人中，有两位河南籍学生，两位均入选学部委员，都在河南大学发展中写下浓重的一笔。而嵇文甫在河南大学的时间更长，带给河南大学的影响更深远、更长久。
各省省立大学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家1922年通过的设立国立大学的计划，也在发生变化，即开始考虑大学教育的布局与地区均衡发展。具体的做法就是创造条件，每省设一所国立大学。地方设立国立大学较早的是浙江（1928年），其次是云南（1938年），再次是贵州与河南（1942年），稍后是安徽（1945年）。至此，中国基本上实现每省一所国立大学的布局。国立河南大学是河南大学办学历史上的顶峰，它标志着河南大学进入高等教育的国家队行列。
获得国立河南大学称号时，河南大学在流亡办学的途中。1930年省立河南大学成立，五大学院阵容整齐，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之时，抗日战争爆发。1936年夏天，以张学良为主要办学人的东北大学流亡内地，借河南大学校舍办学半年，然后西迁。1937年12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河南大学也步武东北大学，踏上了豫南豫西流亡办学之路。在极其困难的流亡条件下，图书设备受损，师资学生散落，但大学还在，弦歌不辍。晋升国立大学的喜讯，使流亡途中疲于奔命的河南大学，看到了希望与曙光。在国内所有抗日流亡的大学中，河南大学是少数与日本军队正面遭遇的学校：1944年在日军围剿潭头的惨案中，河南大学师生死伤20余人。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寻找一张安静书桌，也需要付出血与生命的代价。
强调“国立”对于河南大学的意义，不仅是强调其办学水平，更重要的是强调其办学境界。在八年贫瘠山区粗茶淡饭供养、铁蹄践踏血雨腥风来袭的生存环境下，河南大学咬紧牙关，昂首挺胸走入国立的行列，创造了办学的辉煌。其不屈的意志、不死的精神，已经化为河南大学百折不挠的精神底色。嵇文甫作词的河南大学校歌诞生在1940年，它写出了师生的心声：“嵩岳苍苍，河水泱泱，中原文化悠且长。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继往开来扬辉光。四郊多垒，国仇难忘，三民是式，四维允张，猗欤吾校永无疆。”以中原、中华文化继承者自任的“济济多士”，既满怀“国仇难忘”的愤恨，又秉持“继往开来”的志向。“曾经沧海难为水”，既然战争的血腥屠杀不能把大学毁灭，此后所面临的艰难险阻，更可以坦然面对。“猗欤吾校永无疆”，是一种心愿与祝福，也是一种意志与底气。
国立河南大学的命名，使河南大学进入教育的国家队行列。之所以看重“国家队”，是因为国立河南大学的桂冠，只保留了十年——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河南大学失去了这一桂冠。直到2017年进入国家双一流大学建设，才获得重返国家队的机会。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成为描述百年河大光荣与梦想的关键词。
1942年进入国立行列的河南大学，在接下来的20年里，经历了三次伤筋动骨的拆分，三次拆分的结果是拥有六大学院的国立大学，成为一个只剩下文科院系的开封师范学院。 第一次拆分發生在1948年的解放战争中。1948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然后撤离。在开封的河南大学师生受国民政府指令迁往苏州的同时，嵇文甫、王毅斋带领河南大学、开封高中部分师生，随解放军到了中共中原局的驻地宝丰县，办起了中原大学。10月下旬，开封第二次解放，中原大学随后迁回开封河南大学校区。1949年8月，中原大学随中原局迁往武汉，在苏州的河南大学被省政府接回开封明伦校区。这次危机，使原有的河南大学的师资队伍有了一次深度的分裂与瓦解，其流向分别是台湾、江南和武汉。
第二次拆分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现代化建设人才，大学工程与专业型人才培养数量不足。国家借鉴苏联模式，在每大区保留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前提下，调整组合若干所单科性学校。在中南区确定保留武汉大学为综合大学之后，拥有六大学院的河南大学，面临的是若干专业学院的拆分独立。在医学院、农学院、行政学院分别独立，经济、财政、建筑等专业调整至中南各校后，河南大学仅剩的文、理学科与撤销的平原师范学院合并，易名为河南师范学院，开封、新乡两地办学。开封为河南师范学院一院，新乡为河南师范学院二院。校史上把这一分崩离析的调整过程称为“折枝为林”，河南大学成为河南若干所大学的根。
第三次拆分是1956年开始、1962年完成的河南师范学院的调整。如果1948年河南大学的危机是因为战争与政权认同带来的，1952年河南大学的危机是国家高校设置政策调整引发的，1956年开始的河南师范学院内部的专业调整则是河南教育工作者缺乏远见卓识的瞎折腾行为。1956年河南师范学院内部开始的调整重点是文理分院：文科专业调到开封，称开封师院;理科专业调往新乡，称新乡师院。方案出台后，教师反对以开封、新乡冠校名，反对文、理科合并调整专业。据闻，当时主持分校事宜的院长是一位学术上很有造诣的学者，为了劝说老师接受分校而治的结果，“循循善诱”：“大学何必在乎冠名？清华大学以清华园得名，不也照样成为名校？”此类大言，在调整后的开封、新乡两师院渐入颓境后，被讥为欺世笑谈。1960年前后，河南艺术学院、河南体育学院、开封师专并入开封师院。开封师院师范教育的特色愈趋显著。
中文学科在三次危机中有惊无险。在与新乡师院中文专业的合并中，有20余位老师加入开封师院中文系，其中包括华锺彦、于安澜、钱天起等名师。
恢复河南大学校名是在1984年完成的。2014年是恢复河南大学校名30年，我当年曾写过一篇文章，评价恢复河南大学校名的意义：
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在河南大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改革开放大潮刚刚涌动的年代，校名的恢复，对积蓄力量、渴望发展的河南大学来说，是久旱而逢甘霖。恢复校名之后的河南大学，如同千回百转的长江冲出夔门，一路无可阻挡地奔腾向海。当年为恢复河南大学校名而做出努力和贡献的前辈先贤，他们的名字应该和创办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林伯襄一样留在河南大学的校史上。
30年间，河南大学把敬畏与低调植入心底，把骨气与自信融入生命，把迎接挑战、逾越难关、奋力前行作为常态，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不懈努力，化小胜为大胜，由量变到质变，赢得了河南大学又一个最为珍贵的黄金发展时期。
化小胜为大胜，由量变到质变的河南大学，需要国家的支持，需要发展的名分。但教育部门一省一校的懒汉思维，使河南大学总是没有走出河南的机会。2012年是河南大学百年校庆的年头，国家启动综合能力提升工程，河南大学是有机会进入其中的。河北、山西两省审时度势，在其本省的211工程学校之外，另辟蹊径，给以省名命名的高校一次冲击国家队的机会。而河南的教育官员，在重大机遇面前，又一次表现出缺乏眼界胸怀、不愿积极作为的态度，坚持重复申报河南的211建设高校，将河南大学得天时、行地利的机会付之东流。记得我们当时与教育官员据理为河南大学力争时，这位官员脱口而出：“我们现在的申报也没错。”天底下的人都知道“没错”和“更好”是两种有云泥之别的做事境界。以“无错”作底线，只能是错失良机。我们深知：只要这类不明大势与事理的人还在，只要这种鼠目寸光的思维还在，中科大不能落地河南、河南师范学院分割为开封师院和新乡师院的怪剧就会继续在河南上演。在这种背景与心情下，我在纪念河南大学恢复校名30年的文章中有以下表述：
河南大学与中华民族共同经历20世纪的风风雨雨，并在艰难曲折中形成了卓越的品格和成熟的心态。她以人才培养、学术发展、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贡献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中原。她根植中原大地，香飘五湖四海，是一所赢得尊敬、值得敬仰的中国名校。不必抱怨河南大学有名气而无名分，河南大学的名分在中华复兴、在中原崛起的伟大事业中。中华复兴不能没有中原复兴，中华崛起不能没有中原崛起。中原复兴、中原崛起不可能没有河南大学的参与。这就是河南大学的价值所在，也正是河南大学的底气所在。不犹豫彷徨，不左顾右盼，脚踏实地，力戒空谈，耕耘今天，收获未来，这才是河南大学发展的康庄大道。
写作这篇文字的2014年，我们希望进入国家一流的建设行列，但不知道机会何在。我们相信天道轮回，机会只会给有准备的人。我们相信坚持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河大精神，终会有成。2017年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建设圆了我们重返国家队的梦。有了重返的机会，我们的责任是将河南大学的学科，包括中文学科做得更好。这也是我们回顾历史，纪念中文学科创办100年的重要目的。
学术系于学人
学科的基础是学术，而学术的发展，又系于学人。中州大学首任文科主任冯友兰1925年提出的依靠教授、发展学术、办好大学的设想，被近百年的办学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与路径，并一直为河南大学中文系、文学院所遵循。
河南大学文学院第一代师资，大致是在1900年以前出生，接受国内外新式大学教育后来校任教的。他们是冯友兰（1895—1990）、郭绍虞（1893—1984）、董作宾（1895—1963）、嵇文甫（1895—1963）、段凌辰（1900—1948）等。 郭绍虞1923年应聘到河南中州大学任教，1934年再次来到河南大学任教，并担任国文学系主任。董作宾1923年经北大教授徐旭生推荐，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学习，1925年在中州大学任教。冯友兰、嵇文甫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冯、嵇回到开封后，出版《心声》杂志，这是“五四”前夕在河南发行的唯一新型刊物，开启河南新刊物的先河。冯1925年离开中州大学。嵇最初在开封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1924年入职中州大学国文系，1927年到苏联学习，1933年重新就职于河南大学。
1926年以后就聘中州大学、省立河南大学的知名学者还有江绍原（1898—1983）、刘盼遂（1896—1966）、罗根泽（1900—1960）、胡山源（1897—1988）等。这是一个今天看来近于奢华的国文阵营。一代民国知名学者，因为种种机缘，来到河南大学，或惊鸿一瞥，或长期坚守，他们均凭借自己的学术造诣与学术影响，让河南大学文学院显现一时的辉煌。
冯友兰初任中州大学文科主任时刚刚28岁，月薪二百元——这是一份与北京大学教授相差无几的收入。冯友兰除教授“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课程外，关心国内正在进行的“人生观”论战。1924年，冯友兰把他在曹县中学演讲两周的稿子整理为《一种人生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以自己的学理，回答了对人生目的、人生价值的思考，参与了张君劢、丁文江的文化论战。冯友兰后又以此题目在中州大学演讲，将国内最前沿学术的信息与思想的种子带进了中原大地。冯友兰中州大学期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由此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4月，中州大学文艺研究会创刊《文艺》杂志，冯友兰撰写发刊词，宣言“文艺研究会以研究国故及文学为宗旨”，并以“芝生”之名发表译作《赫拉颉利图斯残句》。冯友兰以自己的行为履行了以研究、翻译为手段，提高教师学术水平、扩大学生视野、培育大学风气的主张。
郭绍虞1924年到中州大学，缘于顾颉刚的推荐。郭绍虞初到中州大学为副教授，一年后为教授，在中州大学约两年半的时间。郭绍虞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写作很多新诗。进入中州大学前，曾在福建协和大学任教三年。在中州大学期间，郭绍虞写作的兴趣开始向学术研究方向转移。他在中州大学办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晚周古籀考》《中国文学演化概论》《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等论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在“小说月报社丛刊”中出版《谚语的研究》单行本。郭绍虞1927年离开中州大学到武汉中山大学短期任职，很快又被在燕京大学任职的冯友兰推荐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郭在燕京大学确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向。1934年，郭绍虞借燕京大学休假之暇，再次任教河南大学，一度代系主任。这一年，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出版，并列为教育部“大学丛书”。
“五四”之后的中国大学，在西风东渐与再造文明的学术背景下，学科分类与构建过程进展迅速。因为大学教学工作的需要，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自然成为国文系教授的学术目标。郭绍虞从创作，转向文学史研究，再独辟蹊径进入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经历，显示着“五四”之后学术分类研究的细化、专业化过程。学术畛域的划分与思想的种子，在大学传播速度极快。1928年入职河南大学的刘盼遂与次年入职的罗根泽，曾先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最初确立的方向是随梁启超研究诸子学。后为获得津贴，罗根泽兼入燕京大学研究院，与冯友兰、郭绍虞有交集。罗根泽在河南大学讲授“诸子概论”“中国文学史”课程。有《战国策作始蒯通考》《邓析子之真伪及年代考》《五言诗起源说评录》在《中州大学周刊》《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发表。晚年任职南京大学，与郭绍虞同以文学批评史家名世。刘盼遂到中州大学后，教授“说文”“尔雅”等课程。任职期间，《跋王贯山〈说文〉部首表》发表于河南中山大学《励学》杂志，《〈文选〉篇题考误》《〈天问〉校笺》发表于清华《国学论丛》。1929年秋到北京，任教于北师大、清华，1934年重回河南大学任教约半年。其间，有《文字音韵学论丛》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晚年就职于北师大，参与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工作，与嵇文甫同在哲学组。刘、罗在河南大学任职的时间都不长，但他们的学术成就以及学术路径，对河南大学文学院学术风气的形成，还是具有积极的影响。他们的学术方向的选择与任职去留的选择，都比较随意和有着较大自由空间，这与民国较为松散的大学制度有关，也与自我发展与养家糊口的生存需要有关。
董作宾参与发掘殷墟、研究甲骨文的学术活动，对河南大学的学科建设影响更大。1926年董作宾被聘为中州大学讲师，教授语言学和史学课程，时约一年半。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董作宾凭着学术敏感，建议史语所主持发掘安阳殷墟，并代表史语所，主持数次小屯发掘工作。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董作宾在史语所的身份由通讯员，变为编辑员，1932年为研究员。董作宾1933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主张将殷墟所藏200余年卜辞，依照十个标准，分为五个时期。甲骨文断代学说，大大提高了甲骨文作为历史与语言资料的价值，也奠定了董在甲骨学界的地位。第三次挖掘后，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博物馆在发掘权上有争议，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停止一年。时任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来河南调停。调停的结果是河南大学史学与国文系教授及学生可以参与有关考古工作。此后，教授马非百、张邃青，学生尹达、石璋如等参与了考古发掘的过程。殷墟的发掘，使河南大学师生有机会在家门口参与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事件，培养出数位考古与甲骨文研究人才，大大夯实了学校文史研究的基础与传统。
段凌辰，河南卫辉人，毕业于武昌高师，1926年就聘于中州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专攻《文选》《文心雕龙》与魏晋六朝诗文。有《中国文学概论》等著述，黄侃作序并给予极高评价。段先生随河南大学经历流亡全过程。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河南大学所在的石羊庙，在师生的歡庆会上，段先生吟诵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为大家助兴。 河南大学文学院第一代师资显现辉煌之际，第二代师资已经奔走在学术的途中。第二代师资约在1905年前后出生，在1930年以后省立河南大学时期入职。其中刘节（1901—1977）、姜亮夫（1902—1995）、高亨（1900—1986）、朱芳圃（1895—1973）均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前三届的毕业生，分别于1930年—1934年之间来河南大学任教。清华研究院的一代新秀翘楚集中来河南大学任教，使省立河南大学中文学科一时呈现出人才荟萃的局面。
刘节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陆侃如、王力、姜亮夫同届。毕业论文为《中国古代哲学之起源》。毕业后到南开大学任讲师，1930年8月到河南大学任文学院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31年秋到北京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曾为《古史辨》第五册写序。解放后执教中山大学，是历史系四大学者之一。有《刘节文集》传世。“文化大革命”中，他替老师陈寅恪挨斗的故事，留下一段人間温情。
高亨因东北沦陷，于1933年入职河南大学。在开封期间开始《古今通假会典》的写作，出版《庄子今笺》，撰成《墨子新笺》，启动了终其一生的子学研究。朱芳圃第二次到河南大学任教，即是高亨推荐。高亨1938年8月，受聘于武汉大学。1953年后任山东大学教授。
姜亮夫1934年1月到河南大学教授“文学史论”，成书一册，七八万言。完成《楚辞校笺》，开始着手对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增补之事。所作《古声考》刊于《河南大学学报》，《甲骨吉金篆籀文字统编》一书，由河南大学石印40部。姜亮夫1980年代所写的《自传》中回忆道：“在开封三年。此时我想仿裴松之《三国志注》之例注《宋史》，大量读唐、宋、五代人文集，录了名人生卒，后来又通考唐以前、宋以后名人，成《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交商务印行。”《自传》对开封的读书生活一往情深。姜亮夫1935年底离开河南大学到法国学习。1937年应聘在开封办学的东北大学，不久随东北大学西迁西安。
朱芳圃是这一时段清华研究院毕业生中在河南大学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学者。朱先生是湖南人，1926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依当时学制，1927年6月1日毕业。为进一步深造，朱芳圃与刘盼遂、吴其昌、刘节申请留校继续研究一年。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众弟子参与治丧。朱芳圃有《述先师王静安先生治学之方法及国学上之贡献》在1927年的《东方杂志》发表。1931年夏，由刘节介绍，到河南大学国文系、历史系任教，开设“文字学”“训诂学”“国学概论”等课程，并与张邃青、马非百等教授参与殷墟考古发掘和甲骨文研究工作，在文学院开设“甲骨学”课程，对文学院学生尹达、石璋如的学术发展有重要影响。1933年出版《甲骨学文字编》，1934年出版《甲骨学商史编》。其间，也曾在湖南大学、东北大学任教，1939年在河南大学流亡办学期间，重回河南大学任教。1951年创办《新史学通讯》（《史学月刊》前身）并题写刊名。1973年病故于湖南株洲。
1930年代省立河南大学时期在文学院任教的知名教授还有缪钺（1904—1978）、卢前（1905—1951）、邵瑞彭（1887—1937）。
缪钺1930年到河南大学任职前，只有北京大学预科的学历和保定私立中学国文教员的任职经历。经人介绍，河南大学校长张广與破格聘其为文学院教授，讲授“六朝文”“六朝诗”“杜诗”“词选”等课程，利用图书馆，编写讲义，有《鲍明远年谱》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上刊载。1931年夏，缪钺从文学院离职。
卢前是南京人，毕业于东南大学国文系，受老师吴梅的影响，研究曲学。1931年到河南大学任教的当年，其《霜厓曲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开封的三年中，与陈绂卿、邵瑞彭关系最好。陈绂卿是林纾小说翻译的合作者，邵瑞彭通朴学与词章。任职期间，有《散曲选》《清文选》《明清戏曲史》出版。
邵瑞彭，字次公，浙江淳安人。曾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23年因揭露曹锟贿选而名扬天下。1927年受聘北京大学任教授，1931年受聘于河南大学国文系，任系主任。1933年2月，《河南图书馆馆刊》出版，邵题写刊名，自己有文章发表，并约卢前等人撰稿。主编《国学》周刊，编选学生习作《夷门乐府》及辑录之《元明曲萃》。倡组金梁吟社，词集《山禽余响》在开封出版。1937年，年仅50岁的邵瑞彭卒于开封火神庙后街寓所。
1930年以后的省立河南大学时期，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群体的学术路径偏于国故整理、国学研究。缪钺、卢前、邵瑞彭的所长，则在诗词曲赋研究、欣赏、吟诵、习作方面。师资招聘不拘一格，使之各擅其长，形成了河南大学文学院名师云集的局面。文学院1931年毕业学生于安澜1989年回忆邵瑞彭对他《汉魏六朝韵谱》补佚工作的指点帮助时写道：
余毕业后任教之下学期，因事返校。知交尹达告余曰：“本期新到有邵次公教授，诗词名家，学识渊博，曷往进谒？”即于晚饭后至邵寓，并袖出篇章就正。邵阅毕，鼓励备至，并纵谈当时名家。既而为言师范校课忙碌（时余在信阳师范任教），阅读之暇无多，明年拟北上报考研究生，致力考据，题目尚在考虑中。先生当即提出汉魏六朝时期韵书散佚，应行补之，余深韪其言。
知名教授与向学者的学术传承，可能就是从一节课、一席谈话开始的。而大学所提供的，就是传承的环境和条件。如果说尹达的甲骨文研究、历史研究的学术目标是在参与殷墟发掘过程中形成的，于安澜的汉魏六朝音韵研究计划，就是在邵瑞彭这样的知名教授的耳提面命中，臻于成熟的。尹达、于安澜进入学术研究的过程，标志着河南大学文学院第三代师资力量在形成与发展之中。
河南大学文学院第三代师资大约出生在1910年前后。进入学校任教分别在国立河南大学时期、1949年新河南大学时期、1956年新乡师院中文系并入开封时期。国立时期进入河南大学任教的知名教授有于庚虞（1902—1963）、张长弓（1905—1954）、任访秋（1909—2000）、李嘉言（1911—1967）。新河南大学时期入职的有高文（1908—2000）、李白凤（1914—1978）、万曼（1903—1971），1956年由新乡师院并入的有于安澜（1902—1999）、华锺彦（1906—1988）、刘纪泽（1901—1960）、钱天起（1906—1968）。 第三代师资中，有数位读研究院的时间在20世纪30年代初。2020年上半年读《钱玄同日记》，我吃惊地发现《日记》中与河南大学学人有关联的记述甚多。这些关联可以从一个切面看出河南大学学人的学术活跃程度。嵇文甫1928年从苏联归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钱玄同日记》1930年11月11日记：“访颉刚，晤嵇文甫（初遇）。”1931年4月21日记：“车中适遇嵇文甫，大谈其今古文及两汉问题（因钱玄同、胡适、顾颉刚与钱穆为今古文问题又龃龉也）。”《钱玄同日记》1931年6月14日记在河南大学任国文系主任的刘节事：“午后回孔德，晤建功及颉刚。颉刚说，颇有意于再兴末次之今古文论战，刘节必加入，适之将成敌党。”刘节此后不久到北京图书馆任职，成为钱玄同的侄孙女婿。任访秋先生1929年到北师大读本科，后又到北京大学读研究院。钱玄同此时是北师大国文系主任，北大研究院教授。《钱玄同日記》1934年到1937年七次记“任访秋来访”的信息。于安澜1932年到燕京大学读研究院，继续《汉魏六朝韵谱》的研究，请益于音韵大师。《钱玄同日记》关于于安澜来访有六次记载，《日记》中最初称于海晏（安澜），后直称于安澜，也可知于老以字为名的变化当在此时。钱玄同与董作宾、罗根泽、郭绍虞的来往多见于日记。1933年7月某日记购白寿彝新编成《朱熹辨伪书语》，1934年5月、1936年4月，分别记购朱芳圃之《甲骨学文字编》《甲骨学商史编》之事，并称《商史编》“采集众说而成，似尚简明”。钱玄同30年代在北京的学术地位较高，在音韵文字学研究及国语运动推广方面形成了学术“死党”。音韵文字学方面的两位死党，一是赵荫棠、一是孙海波，其人生故事，因为种种原因，与河南大学有所交集。赵荫棠为河南巩义人，1924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中原音韵，甚得钱玄同赏识，《日记》中称赵为“赵老铁”。据钱《日记》记载，赵1934年想到河南大学工作，后因校长更换，取消计划。另一位北漂学者敖士英知道赵荫棠不去河南大学后，希望赵能推荐自己去。最终敖士英因傅铜在安徽大学做校长，去了安徽大学。而傅铜是从河南大学堂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走出的学者。《钱玄同日记》在记载此事时，附带说明了赵、敖愿意到外地大学求职的一个重要原因：“北平所入太少，仅有120元。”赵荫棠解放后任职于河北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1969年回原籍，1970年病死于巩义。孙海波（1911—1972）是河南光山人，1934年毕业于北师大研究院，抗战时期曾任北师大秘书长，古文字专家。1955年在辗转数校后，到开封师范学院任职，两年后被划为右派，1972年于开封去世。我们以上故事的穿插讲述，重在通过《钱玄同日记》的阅读，说明河南大学学人在快速成长，河南大学的学术影响力在不断增大。
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读书后来成为河南大学文学院知名教授的还有李嘉言、张长弓。李、张原籍河南。李嘉言1930年考入清华文学院国文系，1934年留校任教，经历了西南联大办学的过程，跟从闻一多研究唐诗，有《贾岛年谱》等著述。1947年，第一次受聘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因不愿随学校南迁回到家乡武陟，后到北京。1949年新河南大学成立后，被河南大学校长请回，1951年起，担任中文系主任多年。有《古诗初探》《岑诗系年》《长江集新校》等多部著作传世。张长弓1929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随郭绍虞做中国文学史研究。后在包括燕京大学的若干所学校教书，1942年入河南大学文学院任副教授，1945年晋升教授。张长弓早年从事文学创作，入研究院后，治学以中国文学史和河南鼓子曲、坠子书为主攻方向，有《中国文学史新编》《鼓子曲言》等著作。因文学史家段凌辰先生前两年去世，1950年，李嘉言领衔编写新河南大学《中国文学史讲授提纲》，与张长弓、任访秋合作完成。其分工是：张长弓先秦两汉，李嘉言魏晋至唐，任访秋宋元明清及总结。
于庚虞先生是新月派的重要诗人，在北京创办过《绿波周报》多种刊物。1935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研究欧洲文学史，1937年任河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后到西北师大任教，1945年重返河南大学。1963年病逝于开封家中。
高文先生1926年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1934年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为胡小石先生的弟子。曾在西北大学等校任教，1951年到河南大学。早年从事汉碑研究，有《汉碑集释》著作。晚年继李嘉言之后，引领河南大学《全唐诗》编纂工作。
李白凤先生与于赓虞先生经历近似，是诗人、书法家和文字学家。与柳亚子、田汉交往甚多，有多种诗集问世。1954年到河南大学任教，继续发表诗作，有《李白凤印谱》《东夷杂考》出版。1978年在开封家中去世。
万曼先生早年与于赓虞同为绿波社成员。1953年入职河南大学，主讲“现代文选”等课程。曾任中文系副主任。有《唐集叙录》《汉唐风物杂考》《白居易传》出版。1971年病逝于开封。
于安澜先生1931年向邵瑞彭请益、1934年送钱玄同审看的《汉魏六朝韵谱》于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先生再接再厉，又接着完成《画论丛刊》的出版。这两部书成为他学术的奠基之作。后又出版《画史丛书》《画品丛书》，成为美术专业的必读书。
华锺彦先生1929年入东北大学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转学至北京大学，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早年在河北、北京及东北各校任教，后到平原师范学院，1955年并入开封师院。华锺彦先生的学术研究从《花间集注》起步，有《戏曲丛谭》《中国历代文选》等著作，晚年倾心于先秦文学研究。喜作诗，善吟诵。有旧体诗作品2000余首。2009年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华锺彦文集》。
刘纪泽先生是江苏盐城人。东南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暨南大学、安徽大学任教，是我国著名的“目录学”家，著有《目录学概论》《世说新语校注》等著作。1954年到平原师院任教，后到开封师院。1960年去世。
钱天起先生是浙江瑞安人。1927年毕业于武昌中山大学国文系，在上海、山东等地工作，解放后，任平原师院中文系主任。到开封师院后，任院长助理，兼中文系主任、开封师院副院长。编写有《学生国文类书》等著作。钱先生去世于1968年。 余生也晚。我到河南大学文学院学习已经是1978年。20世纪80年代，上述列入第三代的知名教授健在的还有于安澜、任访秋、高文、华锺彦四老。华老1988年离世，其他三位老人都在2000年前后离世。1978年前后，任老做系主任，华老、高老做副主任。再以后，在中文系管理岗位的主要是1956年的毕业生陈信春、何法周、刘增杰教授，他们成为李嘉言、任访秋先生之后的文学院掌门人，为文学院80年代以后承前启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河南大学文学院开办以来，未曾举办过研究院。1978年中文系开始招收研究生，应该相当于设置研究院，有了研究性人员培养的层次。至第一届、第二届毕业研究生张家顺、赵福生、蒋连杰、王立群、康保成、张宝胜、李一平及77、78级本科毕业生留校任教，师资得到很大补充。按照10年一代的师资年轮，20世纪80年代初，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师资更替，应该是在第6代第7代之间了。
进入开封师院时期，学校成为地方性院校，学生招生趋于地方化。国家人事、户籍制度的管理，及布票、粮票按户口所在地发放，使高校教师队伍的流动变得困难，流动的趋势趋于减缓。以优秀学生留校补充师资来源，成为师资队伍建设的主要方式。在一个来来往往的流动群体中，区分出师生代际，划分出前浪后浪，也变得十分困难。
好在进入开封师院之前，河南大学文学院办学的“初心”已经形成，围绕办学初心而生的道统、学统也隐然而在。后来者、继踵者，无不审时度势，跟着走，接着讲，行天时、地利、人和之大道。虽然前路漫漫，行走艰难，但意志坚定，阵法不乱。河南大学文学院因此而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继续成为国内高校中文教育的重镇。河南大学中文学科100年的奋斗历程中，在这里辛勤工作过的每一个人都值得回忆，每一个人都值得尊敬。有了每一个人的努力、每一个人的坚守、每一个人的贡献，我们才有值得骄傲的昨天，才有花团锦簇的今天，才有星光灿烂的明天。
学科强盛之道
回顾河南大学文学院100年的办学历史，深感学科强盛之道有三：曰学术引领，曰均衡发展，曰保持优势。
所谓学术引领，就是继承良好的学术研究的传统，提倡思想自由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营造鼓励学术研究的氛围，形成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制度。大学是知识传播的地方，更是知识生产的地方。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追求是睁眼看世界，走出国门，拥抱西方，寻求融合中西;中州大学的传统是学术独立，输入新知，整理旧学，力图通贯古今。对天文地理、古今中外问题的探究，成为这所大学的学术传统。在学校、学院任教的大师，无不以研究学术、探究学术为生命的第一需求。冯友兰任河南大学文科主任时所写的《怎样办现在中国的大学》中谈到如何解决“像样大学的教员”问题，设置了两个基本条件：“（一）所请之人，要有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兴趣与能力，（二）大学要给他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机会。”100年过去了，冯友兰所说的培养“像样大学的教员”的条件，依然可以成为我们办院的遵循。1982年9月，87岁的冯友兰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母校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用英语写作了一篇答辞，由女儿钟璞代为宣读。答辞概括了自己从哥伦比亚大学走出60年的治学与思想经历：第一阶段是“五四”以后来到美国，最先用东西方的地理区域解释文化差别。第二阶段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以古代与近代的历史时代解释文化差别。进入20世纪40年代，则以社会类型的不同解释文化差别：
在四十年代，我开始不满足于做一个哲学史家，而要做一个哲学家。 哲学史家讲的是别人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哲学家讲的则是他自己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在我的《中国哲学史》里，我说过，近代中国哲学正在创造之中。到四十年代，我就努力使自己成为近代中国哲学的创作者之一。我开始认为，要解释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无论是用地理区域还是用历史时代都不如用社会类型来得令人满意，因为前两种解释不能指出解决的道路 而后一种解释正好指出了道路，即产业革命。
在西方大学讲坛和个人学术出发地，袒露自己的学术与情感历程，为中国道路的选择大胆辩言，冯友兰的学术真诚是值得敬佩的。在哥大期间，冯友兰还有一首诗：
一别贞江六十春，
问江可认再来人？
智山慧海传真火，
愿随前薪作后薪。
读过这首诗的人很多，但读过作者对此诗亲自诠解的人不多。作者在《三松堂自序》中自我解说道：
《庄子·养生主》说：火的燃烧靠燃料。前边的燃料着完了，后边的燃料要赶紧续上去。这样火就可以继续传下去，不会熄灭，“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真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我感觉到，历来的哲学家、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都是用他们的生命作为燃料以传这团真火。唐朝的诗人李贺年轻的时候做诗很苦。他的母亲说：“是儿将呕出心肝来。”其实何止李贺？历来的著作家，凡是有传世著作的，都是嘔出心肝，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的。照我的经验，做一点带有创作性的东西，最容易觉得累。无论是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幅字，都要集中全部精神才能做得出来。这些东西，可能无关宏旨，但都需要用全副的生命去做，至于传世之作那就更不用说了。李商隐有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蚕是用它的生命来吐丝的，蜡是用它的生命来发光的。
冯友兰用呕心沥血、以生命写作之类的词语，描述创新知识之难。创新知识固难，传播知识也不易，它同样需要教师站在学科的前沿，对需要传授的知识，追根寻源，抽茧剥丝，条分缕析，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能胜任传播的责任。现代知识的传播，同样需要研究能力、治学能力作为基础。因此，学术研究的能力，是一个“像样大学”教师的基本能力。大学的每一个成员都应以发展学术、传播学术作为自己的职责。一所大学，一个学院，其教师的学术能力越高，其学科的水平越高。
冯友兰办“像样大学”的第二个条件是“大学要给他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机会”。第二个条件的创造，与国运国力、校运校力有关，与学院的经济支撑条件与价值导向有关。让教师生活得更好、更富足、更有尊严，同样是重要的。夷门有“养士”的传统，把旧时夷门“养士”的传统与现代学术创新的精神结合，也是我们创建一流学科不能回避的话题。 所谓均衡发展，对“像样一点”的高水平大学来说，就是中文专业所设置的七个二级学科，均保持较高的教学与科研水平。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是现代大学的科系与课程设置。在书院转大学过程中，中国语言文学虽然由原来的一枝独秀变而为一干众枝的一枝，但却一直是现代综合性大学的主要科目。只要汉语还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就必然成为融合中西、沟通古今的重要工具，成为承继传统、实施国民教育的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创建世界一流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离世界一流学科距离最近的学科。
中文学科的骨骼是中国语言与文学。“五四”是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分水岭。“五四”文学革命推动文学与语言两个领域的现代化过程，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方针，包含着对两者关系的描述。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导言》中，分两条线索追溯文学革命的背景：一条是曾国藩、梁启超、严复文学变革的线索，一条是王照、劳乃宣拼音文字改革的线索。在文学革命未发生前，它们始终没有合拢。“五四”文学革命的努力方向，就是促成这二者的合流。
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现代汉语取代古代汉语之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设置，就更加必不可少。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与训练，至少需要达到三个目标：一是兼知中外。了解中国语言与文学的发展历史及理论，并从比较的角度了解外国语言与文学发展历史及理论。二是贯通古今。获取阅读古文字、文言文，使用古典文献、整理古代典籍的知识和能力。三是出类拔萃。综合提高汉语应用与文学写作的水平，使汉语的使用更加纯正规范，应用写作更加准确得体，文学写作更加优雅富有张力。
河南大学文学院自成立起，其学科建设就呈现出文学与语言兼重、文献整理与现代研究双臻、学术写作与文学写作并行、书案研究与田野考察结合的局面。许多知名教授往往是多领域发展，多途径治学。教授中以文史研究见长的学者居多。文人加学者类型的抑或不少。以1931年入职文学院的邵次公教授为例，早年参加包括南社、新南社在内的多个诗社词社，有多种诗词集印行。受聘河南大学后，主编《国学》周刊，组织学生诗社，编选学生习作《夷门乐府》刻印发行，是一位游走于写作与研究之间的教授。华锺彦教授在东北大学、北京大学受到的教育也大同小异。华先生个人传记回忆北大毕业时“文字声韵、经传诸子、诗歌词曲”已“初步会通”，至于“如何取舍，要看从事工作需要决定”。华先生在高校教授古典文学之余，不忘诗词写作。晚年在河南大学为高年级本科生开设“古典诗歌韵律及其作法”专题课，指导旧体诗的写作与吟诵。张长弓教授早年从事小说创作。考取燕京大学后，专攻文学史与河南曲艺研究。到河南大学任职后，到相国寺及南关茶棚与坠子艺人长处深谈，采录坠子唱段及乐曲，写成《鼓子曲言》《河南坠子书》两种著作。以学者的眼光和立场，研究民间艺术，其开拓精神，让人感佩。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设置百年有余（2020年北大中文系庆祝设立110年），其二级学科之间具有越来越紧密的学理联接。一个“像样的中文系”需要七个二级学科（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院校有限）的全面建设与发展。在均衡发展的大盘子中，七个二级学科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河南大学文学院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多年，师资的补充又是五湖四海式的招聘，保持各学科点较高水平的均衡发展并非十分困难的事情。
所谓保持优势，就是在学科均衡发展的前提下，形成学术与研究优势。在每个国立综合性大学都有中文系的情况下，我们进入第一方阵是困难的，但作为“像样的大学与像样的学院”，最好的办法是尽量接近第一方阵。做到尽量接近，就必须形成为学术界认可的学术与研究优势。所形成的优势点越多，接近第一方阵的相对面积就越大。
河南大学文学院在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优势。让我们先从唐诗的整理说起。李嘉言先生1956年在《光明日报》发表《改编全唐诗草案》，得到学术界的支持。1962年，中文系组建了校订全唐诗工作组，李嘉言、于安澜等七位教师及十几位学生参与其中。1964年工作组完成《全唐诗首句索引》《全唐诗重出作品综合索引》，交中华书局。1967年，李嘉言先生去世之后，全唐诗工作由高文先生主持，完成《全唐诗诗句索引》800余万字。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索引》是由100多位学生和老师手抄完成的，其艰难可知。20世纪80年代高文先生主编了《唐文选》与《全唐诗简编》，在全国古籍整理学界获得广泛好评。1995年之后，佟培基先生逐渐接手主持河南大学的《全唐诗》编写，国内学术界情况风云突变。变化的结果是河南大学由第一主编的位置退至第五主编的位置，原来定于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改由某省级出版社出版。学术领域的丛林法则，在河南大学已进行20余年的《全唐诗》的学术工程中上演。担任河南大学承担任务的主编期间，佟培基先生以多病之身强撑危局。至2015年《新编全唐诗》初、盛唐部分出版时，与李嘉言先生倡导时的格局，已不可同日而语。李嘉言先生1964年交中华书局的《全唐诗首句索引》一直未能出版。中华书局总编徐俊2020年写文章，回忆在文学编辑室成长的过程时，有以下一段话：“那个时候没有好的检索工具，还好我们文学编辑室当时存留了河南大学李嘉言先生主持唐诗研究室的时候手抄的一套《全唐诗首句索引》，这又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X老师的《补编》，我每一首都用這个索引查过，核查是否佚诗。”读到此段话时，我心中在流泪。先辈的学术心血，我们未能尽到守护的责任，先辈传下来的学术工程，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其中的教训，何其惨痛！唐诗的整理与研究，仍然是文学院的学科优势，如何将这种优势巩固下来、发扬开去，需要新的一代有远大的学术理想与本领，在唐诗的整理与研究的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文选》研究也是文学院的研究优势领域。《文选》是南朝萧梁时期昭明太子编纂的一部文学总集，梁代之前的文学精华几乎悉数收入。20世纪中文教育中，《文选》是绕不过的重要典籍。河南大学的《文选》研究大家，最早可以追溯到1926年入职的段凌辰教授。学界评段氏“选学”是“戛然独造，文笔斐然，有闻于时”。改革开放以来，《文选》的研究不断升温深入，逐渐成为国际性的学术话题。王立群教授数十年来从事《文选》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文选》在流传的历史过程中，版本繁多，注家纷纭。围绕《文选》研究所形成的学术问题混乱复杂，莫衷一是。王立群教授以他所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文选〉汇校汇注》为中心，组成了一支中青年专家为主体的优秀团队，致力于《文选》版本搜集、注释、整理、研究工作。《〈文选〉汇校汇注》在继承传统校雠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图文结合的全新形式汇校汇注，预计成果1000万字。完成后，将极大有利于国内国际《文选》研究的推进。 中国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研究的结合也是文学院前辈富有学术眼光的布局。任访秋先生1940年到河南大学，先治古典文学，后治现代文学。1964年可以重新发表论文后，研究龚自珍。李嘉言先生看到任先生的研究成果后，建议任先生专攻近代文学，打通古代与现代。任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后遂将研究重点移到近代。任先生1981年在全国率先招收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生，1982年中国近代文学学术会议在开封召开。国内高校的学科建构中，近代文学大部分与古代文学学科结合较紧密，河南大学近代文学则植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任访秋先生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带头人是刘增杰、刘思谦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刘增杰教授与王文金和赵明教授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研究、刘思谦教授的当代小说研究，90年代刘增杰教授的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研究、刘思谦教授的女性文学研究，使河南大学文学院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现当代文学研究力量的携手合作，形成了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学科特色。
明清文学、语言与文字学的研究，也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与传承。明清小说研究、戏曲研究、音韵学研究、甲骨文研究、《说文解字》研究、近代汉语研究都曾经是我们的优势，今后还应该成为我们的优势。现代语言学、方言调查与研究、文艺学、比较文学学科，目前都聚集了一批学养深厚的学者。只要齐心聚力，方向明确，方法得当，抓住学科、人才、项目、成果集聚的龙头，都应该成为河南大学文学院的优势学科。七个二级学科的争芳斗艳，才是文学院期待的春天。
历数河南大学的学科优势时，我脑海中还有两个“劳模”式的人物，一个是张振犁教授，一个是梁工教授。张振犁教授早年在北师大读书，随民俗与民间文学大师钟敬文先生治民间文学。到河南大学工作后，把田野调查与案头工作结合，用一生的精力从事中原神话体系建构与研究。在20世纪《中原神话研究》《中原神话论》完成的基础上，2017年，又以93岁的高龄，完成近200万字的《中原神话通鉴》，被学术界称为“中原神话的开拓者”。梁工教授本科毕业于北师大，后随南开大学朱维之教授读研究生，专攻《圣经》文学研究。入职以来，心无旁骛，出版10余部著作，发表近200篇学术论文，主办《圣经文学研究》刊物10余年，均与《圣经》文学研究有关。张振犁教授、梁工教授这样甘坐冷板凳，做“窄而深”的研究，事一学而终身的“劳模”，和上述立身学术前沿、擅长以学术优势攻城略地的作战“团队”，在文学院的学科建设中，都是值得尊敬和提倡的。
地方院校在国家教育部的建设与评价体系中是少有发言权的。李伟昉教授在担任文学院院长多年后，跻身教育部中文专业指导委员会，实属不易。这与河南大学文学院中文专业的地位有关，也与他个人出色的学术表现有关。李伟昉教授在四川大学的博士论文《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获得国家2007年度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他本人2018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2020年，河南大学为他成立“莎士比亚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相信他领导的比较文学团队会取得更出色的成绩。
在讨论均衡发展时，我们强调七个二级学科的齐头并进;在讨论继续形成学科优势时，我们提倡七个二级学科之间，以及与相关学科间的跨界融合。目前国家正在实施“新文科”建设工程，有人预测新文科建设的中心是弱化学科壁垒，突出问题意识;有人宣布新文科将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学术转型，重建学科体系，提升文化实力。新文科建设，可能为我们提供一次知识整合、革故鼎新的机会。我们应该有所准备，应该有所作为。我们衷心祝愿文学院在新的学术大潮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978年的3月，在十号楼一楼大堂走廊的板报栏里，有一首手抄的小诗发表：
在这里什么最动听？
——塔铃伴书声;
在这里什么受推崇？
——无畏地攀登！
小诗的作者是中文系一位知名的教授。刚刚入学的我，被这朴素的诗句所打动。40余年间，文学院勤奋向学的氛围，大师们耳提面命的教诲，催我努力。但细细想来，心中的力量，又何尝不是源于这首朴素的小诗？这首发表在壁报上的小诗，读者有限，不如冯友兰“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的诗句流传广远。但细品两首诗的思想逻辑和内在情感，又何尝不是旁通曲畅？文学院一百年生生不息的密码，也许就蕴藏在两首诗中。
传播知识创新知识，永远是大学的使命所在;
传承学术发展学术，永远是文学院的精神追求。
以此为序，與文学院同道共勉！
作者简介：关爱和，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曾任河南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