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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信息技术教育的40年，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40年。改革开放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鼓舞和指导我在信息技术教育的科研和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敢于担当。
1978年我在北京景山学校负责综合理科教改试验，率先将计算机的相关知识编入综合理科（小学五年级）课程，并编写了基于二进制的“猜数游戏”教案——《神秘的传心术》（《小学时代》1984年第8、9期发表）。1982年，编写了《微电脑学习手册》（我国中小学出现的最早的计算机教材），先是中国科协青少部出资油印了几百本，供其举办的计算机培训班使用，此后，景山学校印刷厂将《微电脑学习手册》铅印成单行本并向其他学校和社会批量发行。
在我编写的《微电脑学习手册》《和微电脑交朋友》等早期教材中，即率先明确提出以“黑箱”方法为理论基础的“任务驱动教学法”，并依据便于实施任务驱动教学法的需求，安排教材的结构和教学内容的呈现顺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被聘为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主持和参与制订《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课程指导纲要》，担任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材的主编。
应聘担任全国教育软件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和第三、四届评审委员会语文组组长，参与制定《教育软件评审标准》，多次主持和参与教育软件的研制和评审工作。曾任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网络科技时代》杂志（后更名《中國信息技术教育》）主编。
2002年至2008年，我分别以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兼机器人学组负责人、全国中小学生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竞赛委员会副主任和全国青少年迎奥运机器人竞赛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多次策划和主持全国中小学程序设计与机器人教学研讨会和相关赛事。
40年来，无论担任何种职务，我从未脱离信息技术教育一线的具体工作，并始终以有利于我国IT产业发展的需求和培养适应数字化生存的公民为目标，从事信息技术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我在担任杂志主编、讲学和发表的论文中坚持以求真务实的理念，抵制“假大空”言论，戳穿某些所谓专家既无实践经验，又学养缺失的本来面目，力图避免他们“忽悠”一线教师，受到了同行和有识之士的赞赏。
在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会用就行”，即所谓“工具论”；一种是“不仅会用，而且要适度学习原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信息素质，训练和提高思维能力，培养适应数字化生存的公民，同时为培养IT人才打基础”——这被有些人称之为“文化论”（按：我认为用“文化论”概括这些教学目标不严谨，所以不用它指称我们的主张）。
我始终是第二种观点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我参与（执笔）制定的《中小学计算机课程指导纲要》、主编的多套信息技术（计算机）教材，以及任职的北京景山学校的相关课程，从未放弃以程序设计为重点和突破口，以实现上述的教育目标。
有专家认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计算机教育家们认识到计算机文化的概念不一定要学习程序设计语言，因为信息社会要求大多数人能利用计算机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要求大多数人能编程序，只要求一小部分计算机用户能编程序。因此，工具模式可能更适合于大多数学生（陈琦，王本中. 中学计算机教育的回顾与展望[N].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3）。
1995年上半年，联合国开发署（UNDP）的首席技术顾问Dwight W.Allen博士到我国部分地区进行了有关中小学计算机教育情况的短期考察。不久，他写出了两篇题目分别为《重新考察中国中小学的计算机课程—警告》和《中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的未来》的考察报告。
Allen博士认为，“现在计算机已成为教育的工具而不是教育的目标”，中小学计算机课程讲授算法和程序设计是错误的甚至是“一场灾难”。
Allen博士的访华报告影响了国内一些专业人士的观点。由此，“工具论”成为较长一段时期内的“主流”观点，并导致以“课程整合”取代信息技术课程的趋势和政策导向。由于“工具论”的主张取得了支配地位，全国多数学校都砍掉了以程序设计教学为重点和突破口的旨在培养学生信息素质和思维能力的教学内容。
值得庆幸的是包括景山学校在内的北京市的一些学校和其他省市的部分教师，顶住各种压力，继续开设程序设计课程并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
针对“工具论”的错误论调，我在讲学和多篇文章中呼吁：“电脑是精英（按：有时用“天才”）的设计，傻瓜的应用”，我们不能允许“精英的设计”属于外国，“傻瓜的应用”属于我们自己的现象永远存在。参见：课程整合是否还要开设《信息技术》课——郭善渡先生答记者问（《网络科技时代》2001年第10期 ）。
1995年，我发表《计算机学科教学中的十种关系》（《课程 教材 教法》1995年第8期），重点阐述了我对信息技术（计算机）课程中诸种关系的理解与主张。
“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促进着人类智力的解放和发展，而人类智力的发展也必将促进计算机科学取得更长足的进步。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存在着需要全体公民了解或掌握的基本原理、概念、法则及相关的知识与技能。这些构成了计算机文化的内涵或部分内涵，同时也成为我们制订基础教育阶段计算机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主要考虑的对象。
“基础教育中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不能片面地和机械地执行‘学以致用’的原则，而是必须具有文化的和素质养成的意义。正是由于计算机不仅是工具，而且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和意义，所以，它才有可能和有必要成为中小学生的学习对象，并将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学的一门基础课程。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主张应侧重于从文化的角度选取计算机科学中的部分基础知识与技能做为中小学计算机课程的教学内容”。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学以致用。实际上，越是基础的越具有普遍适用性。无论学生今后从事何种职业，他们在中小学学到的知识和能力都应该是有意义的。中小学的教学应使所有学生终生受益。我们不敢苟同的是那种试图把现在的教学内容同若干年后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时的实际需要简单地和直接地一一对应起来的主张”。
“工具论”者无视飞速发展的信息科技已经给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伦理乃至人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深刻的影响，也没有真正理解人工智能和网络不仅是重要的信息工具，而且蕴涵着和代表着某种新的文化。他们没有从人文的角度，从学生“素质养成”和“培养适应数字化生存的公民”的角度看待信息技术课程。他们主张的信息技术课程只讲一个“用”字——仅只是教学生学会使用电脑和网络，以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些信息技术课程的教材几乎就是微软几个应用软件的使用说明书，信息技术课成了微软应用软件的培训班。
一些专家和决策者对信息技术的发展前景及其对国计民生的重大影响缺乏前瞻性和足够的重视，以至于Allen等外国专家的如下一些“意见”也被认可，并得到实施或部分实施。
“Allen建议把我国中小学计算机课程的目标划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类。长期目标：通过辅助教学软件把计算机结合到现有中小学各学科的课程中去，而不是专门讲授计算机的工作原理或计算机的程序设计。短期目标：开发一种基于应用软件的课程。
“真正需要在中小学计算机课程中讲授的常用软件只有文字处理软件（包括中、英文的文字处理），这是计算机教育课程中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应着重介绍的内容，直至有足够的软件来支持各学科的辅助教学为止。”
Allen提出三种可供选择的软件开发策略，其中第一种是“我们最希望的”——“第一，中国可以获得翻译许可证，将其他国家开发的程序翻译成中文。如果双方能协商出一种“国家级许可”，中国就可以翻译这些软件并在所有学校中使用而不受限制。一方面，外国公司对软件开发所付出的代价因这些软件的使用而得到补偿；另一方面，中国则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这些软件。因此，这种做法是我们最希望的。合理的许可使用价格大约是由中国自己独立开发所需成本的25%左右。”
请看：不用自己开发，买外国的，其成本“是由中国自己独立开发所需成本的25%”。便宜吗？
须知：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发展核心技术，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结合当今发生的一些事件，重读Allen博士的访华报告，我们必须再次呼吁：“电脑是精英的设计，傻瓜的应用”，我们不能允许“精英的设计”属于外国，“傻瓜的应用”属于我们自己的现象继续存在！
1978年我在北京景山学校负责综合理科教改试验，率先将计算机的相关知识编入综合理科（小学五年级）课程，并编写了基于二进制的“猜数游戏”教案——《神秘的传心术》（《小学时代》1984年第8、9期发表）。1982年，编写了《微电脑学习手册》（我国中小学出现的最早的计算机教材），先是中国科协青少部出资油印了几百本，供其举办的计算机培训班使用，此后，景山学校印刷厂将《微电脑学习手册》铅印成单行本并向其他学校和社会批量发行。
在我编写的《微电脑学习手册》《和微电脑交朋友》等早期教材中，即率先明确提出以“黑箱”方法为理论基础的“任务驱动教学法”，并依据便于实施任务驱动教学法的需求，安排教材的结构和教学内容的呈现顺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被聘为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主持和参与制订《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课程指导纲要》，担任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材的主编。
应聘担任全国教育软件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和第三、四届评审委员会语文组组长，参与制定《教育软件评审标准》，多次主持和参与教育软件的研制和评审工作。曾任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网络科技时代》杂志（后更名《中國信息技术教育》）主编。
2002年至2008年，我分别以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兼机器人学组负责人、全国中小学生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竞赛委员会副主任和全国青少年迎奥运机器人竞赛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多次策划和主持全国中小学程序设计与机器人教学研讨会和相关赛事。
40年来，无论担任何种职务，我从未脱离信息技术教育一线的具体工作，并始终以有利于我国IT产业发展的需求和培养适应数字化生存的公民为目标，从事信息技术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我在担任杂志主编、讲学和发表的论文中坚持以求真务实的理念，抵制“假大空”言论，戳穿某些所谓专家既无实践经验，又学养缺失的本来面目，力图避免他们“忽悠”一线教师，受到了同行和有识之士的赞赏。
在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会用就行”，即所谓“工具论”；一种是“不仅会用，而且要适度学习原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信息素质，训练和提高思维能力，培养适应数字化生存的公民，同时为培养IT人才打基础”——这被有些人称之为“文化论”（按：我认为用“文化论”概括这些教学目标不严谨，所以不用它指称我们的主张）。
我始终是第二种观点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我参与（执笔）制定的《中小学计算机课程指导纲要》、主编的多套信息技术（计算机）教材，以及任职的北京景山学校的相关课程，从未放弃以程序设计为重点和突破口，以实现上述的教育目标。
有专家认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计算机教育家们认识到计算机文化的概念不一定要学习程序设计语言，因为信息社会要求大多数人能利用计算机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要求大多数人能编程序，只要求一小部分计算机用户能编程序。因此，工具模式可能更适合于大多数学生（陈琦，王本中. 中学计算机教育的回顾与展望[N].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3）。
1995年上半年，联合国开发署（UNDP）的首席技术顾问Dwight W.Allen博士到我国部分地区进行了有关中小学计算机教育情况的短期考察。不久，他写出了两篇题目分别为《重新考察中国中小学的计算机课程—警告》和《中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的未来》的考察报告。
Allen博士认为，“现在计算机已成为教育的工具而不是教育的目标”，中小学计算机课程讲授算法和程序设计是错误的甚至是“一场灾难”。
Allen博士的访华报告影响了国内一些专业人士的观点。由此，“工具论”成为较长一段时期内的“主流”观点，并导致以“课程整合”取代信息技术课程的趋势和政策导向。由于“工具论”的主张取得了支配地位，全国多数学校都砍掉了以程序设计教学为重点和突破口的旨在培养学生信息素质和思维能力的教学内容。
值得庆幸的是包括景山学校在内的北京市的一些学校和其他省市的部分教师，顶住各种压力，继续开设程序设计课程并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
针对“工具论”的错误论调，我在讲学和多篇文章中呼吁：“电脑是精英（按：有时用“天才”）的设计，傻瓜的应用”，我们不能允许“精英的设计”属于外国，“傻瓜的应用”属于我们自己的现象永远存在。参见：课程整合是否还要开设《信息技术》课——郭善渡先生答记者问（《网络科技时代》2001年第10期 ）。
1995年，我发表《计算机学科教学中的十种关系》（《课程 教材 教法》1995年第8期），重点阐述了我对信息技术（计算机）课程中诸种关系的理解与主张。
“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促进着人类智力的解放和发展，而人类智力的发展也必将促进计算机科学取得更长足的进步。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存在着需要全体公民了解或掌握的基本原理、概念、法则及相关的知识与技能。这些构成了计算机文化的内涵或部分内涵，同时也成为我们制订基础教育阶段计算机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主要考虑的对象。
“基础教育中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不能片面地和机械地执行‘学以致用’的原则，而是必须具有文化的和素质养成的意义。正是由于计算机不仅是工具，而且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和意义，所以，它才有可能和有必要成为中小学生的学习对象，并将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学的一门基础课程。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主张应侧重于从文化的角度选取计算机科学中的部分基础知识与技能做为中小学计算机课程的教学内容”。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学以致用。实际上，越是基础的越具有普遍适用性。无论学生今后从事何种职业，他们在中小学学到的知识和能力都应该是有意义的。中小学的教学应使所有学生终生受益。我们不敢苟同的是那种试图把现在的教学内容同若干年后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时的实际需要简单地和直接地一一对应起来的主张”。
“工具论”者无视飞速发展的信息科技已经给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伦理乃至人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深刻的影响，也没有真正理解人工智能和网络不仅是重要的信息工具，而且蕴涵着和代表着某种新的文化。他们没有从人文的角度，从学生“素质养成”和“培养适应数字化生存的公民”的角度看待信息技术课程。他们主张的信息技术课程只讲一个“用”字——仅只是教学生学会使用电脑和网络，以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些信息技术课程的教材几乎就是微软几个应用软件的使用说明书，信息技术课成了微软应用软件的培训班。
一些专家和决策者对信息技术的发展前景及其对国计民生的重大影响缺乏前瞻性和足够的重视，以至于Allen等外国专家的如下一些“意见”也被认可，并得到实施或部分实施。
“Allen建议把我国中小学计算机课程的目标划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类。长期目标：通过辅助教学软件把计算机结合到现有中小学各学科的课程中去，而不是专门讲授计算机的工作原理或计算机的程序设计。短期目标：开发一种基于应用软件的课程。
“真正需要在中小学计算机课程中讲授的常用软件只有文字处理软件（包括中、英文的文字处理），这是计算机教育课程中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应着重介绍的内容，直至有足够的软件来支持各学科的辅助教学为止。”
Allen提出三种可供选择的软件开发策略，其中第一种是“我们最希望的”——“第一，中国可以获得翻译许可证，将其他国家开发的程序翻译成中文。如果双方能协商出一种“国家级许可”，中国就可以翻译这些软件并在所有学校中使用而不受限制。一方面，外国公司对软件开发所付出的代价因这些软件的使用而得到补偿；另一方面，中国则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这些软件。因此，这种做法是我们最希望的。合理的许可使用价格大约是由中国自己独立开发所需成本的25%左右。”
请看：不用自己开发，买外国的，其成本“是由中国自己独立开发所需成本的25%”。便宜吗？
须知：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发展核心技术，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结合当今发生的一些事件，重读Allen博士的访华报告，我们必须再次呼吁：“电脑是精英的设计，傻瓜的应用”，我们不能允许“精英的设计”属于外国，“傻瓜的应用”属于我们自己的现象继续存在！